一张51.79亿元罚单，和一个普通用户的选择

城市热力学

·  2026年7月25日  ·  正文1923字

五年前，我打开公司的差旅系统订票，忽然发现，它认识的不只是公司里的我。

具体在哪个环节发生了关联，我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我勾选过某个选项，也许某份协议里写过授权。我无法据此判断它是否违法。

但我记得当时的感觉：我被它盯上了。

它当然很方便。让我在商务出行的同时可以兼顾私人出行，但正是这种“不需要我做什么，平台就已经替我安排好”的方便，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信息不知何时跨过了一道边界。

五年后，一张51.79亿元的罚单

五年后的今天，“携程”又跳回到我的手机屏幕上——一张51.79亿元的反垄断罚单。

2026年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2020年以来，携程要求部分酒店不得与竞争平台合作；还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给予携程“全网最低价”，并允许平台直接调低价格。酒店如果不配合，可能面临限流、摘牌或被扣除订单储备金。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罚款35.21亿元，合计罚没51.79亿元，并要求其退还1.22亿元订单储备金。

这笔钱是什么概念？

它相当于携程2025年净利润的15.6%；若以营业利润计算，则接近三分之一。它还约等于华住一年的净利润、3.2个亚朵或5.6个锦江酒店的年度利润。

统计口径虽然不同，但尺度已经足够清楚：平台规则里一次看似普通的调价、限流或扣款，背后是不对等的市场力量。

你看到的“最低价”，可能是平台安排的答案

买一部手机可以比较三天；订明早的机票或今晚的酒店，十分钟后库存、价格和退改条件就可能全变。出行预订是一种必须即时决策、事后又很难回头验证的消费。

所以“全网最低价”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便宜，而是让人停止比较：不用再找，现在下单就对了。

消费者把比较过程交给平台，平台就掌握了做决定的那几分钟。哪些酒店能被看见、谁排在前面、什么被标记为最低，都由平台排列。我们以为面对的是整个市场，其实只是平台安排后的市场。

如果低价来自降低佣金、提高效率，那是正常竞争；如果平台要求酒店不能在别处卖得更便宜，再用调价、限流和摘牌维持“最低”，低价承诺就变成了低价控制。

短期看，消费者也许得到一间便宜的房；长期看，酒店失去自主定价权，其他平台也无法用低佣金换来低房价。价格差消失了，竞争也随之减弱。

这就是51.79亿元和普通人的关系：在一笔无法回头比较的交易里，我们相信的“最低价”，未必只是竞争的结果，也可能是流量和规则共同塑造的答案。

平台应该赚什么钱

平台经济依靠规模盈利。交易平台要提高撮合效率、摊薄成本，往往需要在某个领域形成较大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大不是原罪，平台当然也应该赚钱。

问题出在平台把市场份额变成控制力，开始赚那些不该赚的钱：利用信息差“两头吃”，打击“不合群”的商户，制造稀缺感催促消费者下单，或者强制商户让利，换取平台自己的价格优势。

这时，平台赚的就不再是创造价值的钱，而是消费者无法验证、商户不敢拒绝的钱。

恶不一定从恶意开始，也可能从提高转化率、扩大订单量这些“合理目标”开始。当每一步都在扩大控制力，方便就可能成为越界的理由，效率也可能成为控制的工具。

一个好平台，应当用规模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提高商户的服从成本；应当凭创造的价值赚钱，而不是凭别人“不得不接受”赚钱。

为什么是现在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列为重点任务，并提出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

统一大市场要拆除的，不只是地区之间看得见的门槛。如果酒店不能自由选择平台，不能根据佣金和服务自主定价，一个个App就会变成拥有自己规则、奖惩和收费体系的“小市场”。

这些案件的性质不同，却指向同一条边界：平台可以成为大市场的一部分，却不能利用规则把大市场切成自己的“小王国”。

我大概不会再下载携程了

我大概不会再下载携程了。不是赌气，只是已经没有必要。

飞猪旅行、华住会、南航App、航旅纵横、12306、美团和滴滴出行，已经能够满足我对机票、高铁、租车、酒店、讲解、旅行团和旅居的各种需求。

把需求交给不同的服务商，也是把选择权留在自己手里。

相信这张罚单也会成为携程同行们的警示录：平台可以变大，但不能大到替市场作主；用户可以依赖平台，也永远有权离开。

“平台可以变大，但不能大到替市场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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