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J 2026 · 论文工厂文本筛查 · 预警不等于定罪

一台只读标题和摘要的机器,扫过 1999-2024 年间 2647471 篇癌症论文,给其中 261245 篇亮了红灯:9.87%。数字很适合做成“癌症论文塌房近一成”的标题,可这篇 BMJ 真正说的是“文字像已撤回的疑似论文工厂文章”,不是“实验已经被查实造假”。少看这半句话,安检门立刻就会被写成审判席。
模型叫 BERT。研究者用 2202 篇被 Retraction Watch 标注为论文工厂、且已经撤回的癌症论文训练它,再拿独立的研究诚信专家数据做外部验证。它没看原始数据、蛋白条带、患者记录或实验试剂,只在题目和摘要里找反复出现的语言模式。说白了,它闻的是“模板味”,不是给实验真伪验 DNA。
最让震惊的是时间趋势。2000 年代初,被标记论文约占每年癌症研究的 1%;到 2020 年代早期已经超过 15%,2022 年单年达到 26457 / 171656。此后两年略降,作者没急着庆功:可能是期刊开始反击,可能是论文工厂换了模板,也可能只是 PubMed 收录滞后。连这条下降线,都还不能放心地叫“好消息”。

图 1:蓝柱是年度标记篇数,2022 年达到 26457 篇。上涨代表模型红灯变多,不能直接改写成已证实造假变多。
但安检门不是法庭
这台安检机也不算随便抓阄:内部验证准确率 91%,外部验证准确率 93%;两套验证的敏感性都是 87%,特异性分别为 96% 和 99%。这说明它确实能从既有样本中捞出相似文本,也会放过一部分已知问题论文。表格很漂亮,但漂亮的验证分数不能自动解决真实世界里“问题论文到底占多少”的难题。

表 2:模型在两套验证集上表现稳定;这里验证的是分类能力,标签本身仍来自撤稿记录、诚信专家清单和代理对照。
作者做了一个很关键的换算:假设癌症研究中真正的论文工厂产品占 10%,按这套模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被标记论文的阳性预测值约为 0.7,也就是红灯里大约三成可能是误报。真实比例如果不是 10%,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变。于是 9.87% 最稳妥的读法只能是“值得复核的文本信号比例”,不能偷换成论文工厂的实锤流行率。
最危险的一张图,是国家分布
按第一作者机构所在国家统计,中国论文有 177907 / 497672 篇被标记,比例 36%;伊朗为 20%。美国只有 2%,但绝对数仍有 10511 篇。这里最省事也最糟糕的写法,是把 36% 直接翻译成“中国 36% 的癌症论文造假”。图里没有实验核查,也没有作者意图,更没有国家层面的造假率;它只有一个受训练数据、语言和研究主题共同影响的文本分类结果。

图 2:按第一作者机构国家计算的文本标记比例。高标记率不等于该国论文造假率,也不能用于给单篇论文定性。
研究团队并非没看到偏差风险。他们在对照组中加入了 101 篇中国机构发表于四本高影响力期刊的论文,以及 600 篇台湾高被引论文;其余对照大量来自北欧机构和少数顶刊。作者也承认,这些只是“高质量代理”,不是随机抽到、逐篇证实为真实的全球对照。中国机构作者又占已知问题论文假阴性的 90%,高于验证集中的 47%;这削弱了“模型只会把中国论文判红”的简单指控,却仍不能替代按国家、语言背景分别核算假阳性率。
大门牌也没有自带消毒灯
出版商分布同样刺眼:Verduci Editore 旗下相关癌症期刊约 67% 被标记,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约 45%,E-Century 约 44%,Spandidos 约 38%。Springer Nature、Elsevier 和 Wiley 的比例约在 10% 左右,却因为盘子大,分别贡献约 40293、39753 和 28330 篇标记论文。这不是出版商“犯罪榜”,更像一张告诉编辑部该先翻哪几摞稿件的报警热区图。

图 3:展示标记篇数最多的 25 家出版商,再比较各自比例。比例与绝对数量是两回事,这也不是对出版商的事实裁决。
癌种和研究方向也有“重灾区”:胃癌 22%,骨癌 21%,肝癌 20%;肿瘤生物学、基础研究、治疗开发和诊断预后都超过 10%,生存照护、流行病学和卫生政策则低于 2%。这可能映出论文工厂爱挑容易复制的机制故事,也可能混入中国的疾病负担、研究投入、误认细胞系和主题词分布。看到集中,应该追问原因,不该顺手给整个癌种贴“水”的标签。
别把高影响因子当免检牌。2022 年,影响因子排在当年前 10% 的癌症期刊里,也有 3383 / 28991 篇被标记,超过 10%。名刊能提高曝光和引用,不能给每张图、每组数据和每条试剂序列装上防伪芯片。

图 6:蓝线是前 10% 期刊中的标记比例,黄线是进入前 10% 的影响因子门槛。两条线同时上升,不代表二者互为因果。
这项研究真正推进的,是把“论文工厂可能很大”变成了一个可用于编辑分诊的量化信号。模型已经接入一家大型出版商的 3 本期刊,但论文明确说,稿件不会只因红灯被拒,最后要靠人工、图像、数据、统计和试剂等多种核查。它证明了文本筛查能把可疑稿件先挑出来;它没有证明 261245 篇都来自论文工厂,更没有证明某个作者、国家或期刊有罪。好工具的价值,是让复核更快,不是让定罪更省事。
评论区补上的一根刺
论文发表后的 BMJ Rapid Responses 不是同行评议结论,但它们把语言偏差的问题追得更紧。2026 年 1 月 31 日,Vihaan Sahu 质疑这套“疑似论文工厂文本对精英期刊英文”的训练对比,可能把偏离精英学术英语的写法一起判红;2 月 26 日,Yao Wang 用国家层面数据与英语熟练度指数做了事后相关分析,报告 Pearson r=-0.77、Spearman ρ=-0.87。这个生态相关不能证明模型存在语言歧视,却足以提醒:国家比较不能只看总准确率,必须补做分地区、分语言背景的盲法人工核验和假阳性率。
所以,36% 可以是审计的起点,不能是舆论的终点。把文本模型与图像重复、核酸序列、细胞系、原始数据和统计核查叠在一起,它会是一把好筛子;把它单独拿来画国家黑名单,它就会从反论文工厂工具,变成另一台批量制造误伤的机器。
原文:BMJ 2026;392:e087581,DOI 10.1136/bmj-2025-087581。延伸评论:Vihaan Sahu,BMJ Rapid Response,2026-01-31(bmj.com/content/392/bmj-2025-087581/rr);Yao Wang,2026-02-26(bmj.com/content/392/bmj-2025-087581/rr-11)。Rapid Responses 为读者评论,并非同行评议研究。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