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I参战到横向升级:伊朗冲突中的范式革命

从AI参战到横向升级:伊朗冲突中的范式革命 | 春华读书会

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伊朗发动代号“史诗怒火”的大规模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多名军政要员遇害。这场战争打破了中东短暂的平静，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着全球认知。4月6日报道，伊朗政府高级官员证实，已收到调解方巴基斯坦提出的最新停火提案，战争走向牵动全球目光。

本期春华读书会播客邀请资深中东事务观察者刘怡，与春华王威解读本次冲突背后全新的战争逻辑。

美国为何在此时军事打击伊朗？如何理解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意图？从战争研究角度，如何评价AI+精确制导的“算法战争”……播客中，两位嘉宾一一深入拆解。

刘怡指出：伊朗选择了“横向升级”而非“纵向升级”——不追求在战场上投入更多装备和兵力，而是将冲突的空间范围拉满，把周边国家全部卷进来，将经济伤害与情绪恐吓拉到极限。

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的恐慌远大于军事专家——伊朗导弹命中率并不高，但海事保险公司首先退缩，进而导致船东停运；虽然世界经济对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比上个世纪要低得多，但过去40年，全球对于油气大规模停运，几无经验，陷入懵然。

刘怡强调：“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使得任何一个细分环节的短缺，都可能引发远超比例的涨价冲击。” 在人工智能等虚拟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这些19世纪修建或天然形成的地理咽喉，正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提醒全球投资者物理硬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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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对话内容，限于篇幅，有所删减：

王威：最近大家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中东似乎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首先，中东事务错综复杂，能否请您先用几分钟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一轮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冲突的时间线？它与2023年的“阿克萨洪水”起义、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怡

您提到的两个时间节点非常关键。

此前虽然有零星的定点清除行动，但三方有一条底线：不直接对对方本土进行正面军事打击。但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开始后，局面彻底改变。

首先是以色列本土遭到哈马斯罕见的正面进攻，紧接着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北部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挽救政治生涯，开启了加沙战争。到2024年八九月份，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直接进攻，包括著名的“BB机爆炸事件”和击杀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

纳斯鲁拉被击杀后，伊朗首先越过了红线——主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空袭以色列本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也对以色列本土和红海航道发动袭扰。作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了其防空设施和地面军事目标。

随后一个重大变量加入：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对特朗普来说，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和一个巨大的意外和平他都能接受。

2025年1月，伊朗看懂了这一点，宣布愿意与美国直接围绕核问题谈判。

伊朗过去20多年一直用一个技术上远未达到武器化程度的核项目，维持一种“模糊核门槛”状态，以此获取外交筹码。它想通过与美国直接谈判，强调自己有核能力，把这个资产“变现”。

但伊朗高估了特朗普在核谈判上的耐心。2025年4月到5月，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谈了好几轮，但伊朗要价极高，每一步都要美国给出相应报价。最后特朗普烦了，接受了内塔尼亚胡的建议——用军事打击摧毁伊朗核设施。

于是2025年6月，以色列发动“十二日空袭作战”，美军“午夜之锤”空袭收场，对伊朗核项目进行了军事上的“最终解决”。但打击效果难以评估，而伊朗防空能力的薄弱已暴露无遗。随后伊朗财政经济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2025年12月底爆发了新一轮抗议示威。

过去十年，伊朗万人级以上规模的抗议示威有22次，平均每6个月一次。这说明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但政权基本盘——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力——仍有保证。但去年的抗议是军事失败直接催化的，这让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看到了促成伊朗政权更迭的机会。

伊朗的回应是把使用了23年的核项目再次抛出，宣称可以谈判。但经过2025年春天的马拉松谈判，特朗普对伊朗的诚意已无信心。

2026年1月重启谈判，美方仍认为伊朗缺乏诚意。谈判同时，美军开始向波斯湾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把全球可用海军力量的1/3、空中力量近一半部署到伊朗周边。随后就是2月28日开始的“史诗怒火”空袭作战。

王威：在您的梳理下，看似一团乱麻的中东局势有了清晰的线索。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过去十余年，什叶派的“抵抗之弧”在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似乎都取得了抗击以色列或美方代理人的胜利。但“阿克萨洪水”之后，美以直接下场攻击伊朗本土，伊朗综合国力与美以的巨大差距直接暴露，导致“抵抗之弧”呈现脆断态势，伊朗也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刘怡

可以这么理解。更深入地说，美国和以色列以一种超出伊朗战略预期的方式，打破了伊朗使用“抵抗之弧”进行前沿攻势防御的设定。

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合作可追溯到1980年代，但“抵抗之弧”真正成型是2004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

当时伊朗革命卫队的中级将领苏莱曼尼与黎巴嫩真主党参谋长穆格尼耶到伊拉克物色抵抗力量，选中了穆克塔达·萨德尔，组建“迈赫迪军”，对美军形成重要消耗。这让伊朗开始有系统地打造代理人网络。

代理人网络的巨大扩张是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的。伊朗没有主动制造混乱，但利用了每一场混乱。2012年伊朗承认在叙利亚直接出兵。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此前所有代理人只与德黑兰产生关联，2012年后它们之间产生了横向联系。比如哈马斯官员承认，建议哈马斯在加沙挖掘大量地道的，正是苏莱曼尼和真主党顾问。

这些变化导致伊朗革命卫队的财源和影响力急剧上升。

那些在海外执行代理人战争任务的将领，不仅因国家利益，也因个人从这些行动中获得经济好处，因此更不愿收缩网络。而代理人之间建立了横向联络后，不再是伊朗简单的“工具人”，有了独立决策和战略动机——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就是一个案例。

但另一方面，代理人网络给伊朗带来的战略利益相对抽象，却消耗了大量财力，而对伊朗国内的中低收入群体没有任何好处。这造成了革命卫队与普通公众之间的逐渐离心。

与此同时，2015年全球油价的十年牛市结束，伊朗财政状况恶化。2015年后万人级以上抗议越来越频繁，正是财政恶化的体现。

代理人网络一方面消耗财力，另一方面给伊朗带来的战略好处只是让本土免遭美以直接进攻。但代理人越来越独立，导致“阿克萨洪水”后伊朗处境尴尬。

王威：所以总体来看，还是伊朗国力没有支撑起它的野心。但从这次战争的具体时间点来说，一直有说法是以色列想把美国的安全承诺转化为战争行动，美国是被盟友拖下水的。这个看法您认同吗？还是美国人早就蓄谋已久，要“趁他病，要他命”？

刘怡

这要追溯到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他之所以退出奥巴马时代的伊朗核协议，是因为他认为有更好的方案解决中东安全问题——这就是2020年出台的《亚伯拉罕协议》。

特朗普认为，在以色列国的存在不可能被取消的前提下，阿拉伯国家没必要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永远与以色列对抗。他要促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他做到了吗？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阿联酋、摩洛哥、苏丹等国愿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但《亚伯拉罕协议》有两个重要弱点。

第一，没把沙特阿拉伯拉进来。2019年下半年，也门胡塞武装曾出动无人机攻击沙特加瓦尔油田和最大炼油厂，导致沙特炼油工业一度中断48小时，造成巨大财政冲击。这让沙特意识到它离伊朗及其代理人太近，能源工业非常脆弱，因此在伊朗问题上采取绥靖态度——不喜欢你，但不愿公开打起来。沙特不愿过早加入协议。

第二，《亚伯拉罕协议》没有任何安保条款。即使阿联酋也不可能接受由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也没有明确承诺为协议成员国提供安保。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直接导致了今天中东战事开始后，海湾国家能源设施遭到攻击，却没人替他们负责的局面。

对以色列来说，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协议仍不足以保证其安全，因此以色列有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的意愿。

另一个关键是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10月7日后面临的微妙处境。2023年之前，内塔尼亚胡虽强硬，但不是狂热的战争贩子，而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机会主义者。他在巴勒斯坦和伊朗问题上诉诸的都是一些没有落实为法律或打破潜规则的政策。2020年1月特朗普击杀苏莱曼尼前，曾提出直接空袭伊朗本土，被内塔尼亚胡拒绝。

但“阿克萨洪水”把他推到了微妙的处境。一方面，以色列政坛各方质问：那么多哈马斯准备进攻的警告，总理为什么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哈马斯对平民的杀伤让以色列公众群情激奋，认为一切形式的军事报复都是被允许的。这给内塔尼亚胡解了套——他发现只要发动战争并持续下去，不断宣布胜利，他的位置就非常稳。一旦战争停止，大家回过神来，就要追究他当初的责任。

2026年10月前以色列要举行大选。如果2024年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非常糟糕，因为通胀率提高，经济形势不好。但经过去年一年，以色列经济在反弹。如果能在对伊朗战争中获得额外政治好处——哪怕不是政权更迭，只是宣布伊朗核计划被无限期推迟——对选情就有利。

以色列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自己又有海上天然气，在这场战争中能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而内塔尼亚胡个人能获得的潜在政治收益足够大，足以推动特朗普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手段。

内塔尼亚胡与以色列在美国的游说集团、两党很多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包括特朗普家族，纽带都足够深厚。他40岁前有17年生活在美国，在美国读大学、当外交官、操纵游说集团。美国政坛一些人，如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多年来全力支持以色列，也为内塔尼亚胡游说特朗普提供了外部资源。

所以，可以说是内塔尼亚胡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历史评价，推动了对伊朗的直接打击，并把特朗普也拉了进来。我去年开玩笑说，内塔尼亚胡现在要是遇刺了，他就是现代以色列历史上第二伟大的人。

王威：那现在伊朗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迎来了这场战争。伊朗议会议长说，战争的停止掌握在伊朗手中。从目前的战场态势来看，伊朗真的有能力和筹码把战争继续下去吗？

刘怡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伊朗采取了非常精明的应对策略——每一步都拿出了在当时看来最精明的策略，核计划是这样，代理人网络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但每一步却又使本国受到足够大的资源和公信力消耗。作为外部观察者，对此很感慨。

伊朗在“史诗怒火”空袭中的精明策略是：不让战争纵向升级，而让它横向升级。

纵向升级就是传统战争，投入技术水平更高、杀伤力更强的武器装备和更多兵员，给对手造成足够杀伤。但伊朗不具备纵向升级的条件——战争在它的领空进行，美以没有地面入侵，伊朗与美以不接壤，技术水平和武库数量也不足以对美以构成巨大威胁。所以伊朗放弃了纵向升级，选择了横向升级。

横向升级是把冲突的空间范围和时长彻底拉满，把周边国家都卷进来，所有境内有美国军事设施的国家都卷进来，把经济伤害乃至情绪上的恐吓拉到一个极限。

这场战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远大于军事专家。从军事角度看，伊朗对周边国家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效果极差，即使在战争开始前三天攻击密度最大的时期，它对波斯湾周边国家和以色列的能源设施也没有造成实质性破坏。但金融市场没见过这种打法，更加恐慌。

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上，是海事保险公司先被吓退了。从2月28日到今天3月19日，真正在海峡遭到攻击的船只也就20艘出头，其中2/3集中在战争前三天。但金融市场在这种恐吓面前先退回去了，声明不愿承保，船东考虑到风险就不让船只硬闯了。

伊朗对波斯湾周边国家的攻击，更像是一场对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恐吓。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频率一直在直线下降，但没有人敢赌——你敢赌精炼厂不会被击中，继续开工吗？不敢。所以大家都在停工。

从军事角度看，伊朗的潜在水雷、无人机和岸舰导弹打得准吗？还具备不间断覆盖海峡周边海域的能力吗？恐怕不具备。但没有人敢赌伊朗的导弹打不准。军事专家计算伊朗的导弹武库、无人机数量，这种计算反而让金融市场更恐慌了。以色列说伊朗藏在坑道里的移动发射装置已被摧毁50%以上，剩下的也打不准，但没有人敢赌“打不准”。

这恰恰是横向升级战略的有趣影响——它针对的不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资产，也不是做出军事决策的高级将领，而是去恐吓整个金融和能源市场，试图让特朗普因为金融市场压力而让步，让周边国家因能源基础设施受攻击风险而停产，从而劝说美以让步。但这个战略又以彻底牺牲伊朗与波斯湾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代价。

这是不是足够精明的策略？我认为是。但就像伊朗之前每次都用最精明的策略拿到一个极其不利的后果一样，对伊朗来说，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也愿意战争持续下去——战争一结束，就要面临清算，它不愿面对这个结果。

王威：刘老师讲的这个局面很有意思。说到战争影响油价，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1973年阿拉伯国家发动赎罪日战争，当时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的主力恰恰是今天的波斯湾富油国，而伊朗巴列维政权当时站在西方一边。今天双方位置调换了。

您认为伊朗本次是否会对世界石油价格产生类似1973年的冲击，从而显著影响世界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乃至美国中期选举？

刘怡：

有意思的是，战争已开始三个星期，能源市场还处于非常懵的状态。

一方面，世界经济对化石燃料尤其是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肯定比1973年、1979年、2003年低得多。另一方面，2018年10月全球原油消费量第一次突破单日1亿桶后，增速显著放缓，之后7年去掉疫情，年均增速只有1%左右。

但在全球经济由化石燃料向多元化能源结构转型的时间点上，现在又是一个不太好的过渡期。过去十年，欧洲到亚洲大量国家把天然气作为过渡阶段的主要能源。欧洲在2022年俄乌战争后，进口中心转向卡塔尔，中东原油重要性下降，但天然气重要性上升。而天然气市场从未应对过1973年、2003年那样的大规模停运事件，大家都很懵。

另一个情况是，美国作为21世纪全球油气市场崛起的新供应者，对于向全世界出口页岩油气及相关精炼网络，其实没有经验。不能简单说中东少了1500万桶油，美国增产、俄罗斯和北海闲置产能就能填上缺口。因为附着在中东原油开采业基础上的东西太多了——化工、化肥、尿素、铝、石脑油、塑料原料等等。美国纸面上能提供油和气，但不能提供附着在能源开采基础上的衍生产业。

整个市场没有意识到2019年也门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空袭的严重性，没有人想过如果横向升级战略蔓延到能源基础设施该怎么办。海湾国家过去这些年试图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做了很多从国家安全角度看风险很高的布局。现在市场很懵，大家处境尴尬——一方面需要油价维持在高位，弥补其他损失，但又不能太高，否则能源转型会加快，大家直接不用中东油气了，对他们是巨大伤害。这跟1973年、1979年、2003年的冲击非常不一样。

王威：确实，用《亮剑》里的一句台词，这一段大家感觉中东“已经打成一锅粥了”。

对于中东其他国家，比如沙特的“愿景计划”，您认为是否会遭到极大冲击甚至中道崩殂？这场战争之后，3到5年内中东整体格局会有决定性改变吗？

刘怡：

首先，从波斯湾周边国家的去能源化转型来看，这些产业结构变革——阿联酋和沙特上马的新项目——现在都处于能不能推进下去的状态。

仔细想想，它们能搞能源转型、搞那么多基建项目，底层逻辑靠两个要素：第一还是靠油气。如果没有化石燃料每年提供的稳定现金收入，为什么那么多金融机构愿意到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开展业务？油气出口及周边产业创造的金融资源是基本盘。沙特搞那么多庞大基建工程，迪拜修那么多夸张的建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附着在能源产业上的铝生产足够便宜，给建筑业提供了便宜材料。它们能搞AI数据中心，也是因为电价足够便宜。

但现在，当底层石油这个托底要素因军事威胁变得不稳定后，首先受到质疑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是人。波斯湾国家的高端金融科技人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底层劳动力市场。低端蓝领和服务业大量依赖南亚和东南亚的外籍劳工，以及中东本地区国家的劳工。阿联酋常住人口中，本国居民只有1/10左右，沙特稍微好一点，也就一半左右。外籍人士中基数最大的是低端蓝领劳动力——所有建筑业、餐馆等低端服务业都靠他们。这些人也会考虑人身安全。战争爆发两个多星期，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空袭中死去的，几乎都不是本国公民，几乎都是外籍劳工。这给外籍劳工带来巨大心理阴影。

另一方面，这些波斯湾国家还面临尴尬：它们不像美国，和伊朗不接壤。美国人仗打完了大军撤走，但它们还得和伊朗共处。如果把伊朗政权打崩溃了，又没有立即产生有控制力的新政权，难民往哪儿涌？还是往周边国家涌。伊朗9200万人口，周边国家人口数量整体太少。所以一方面，它们希望美以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又非常不愿意这件事引发政治动荡和难民危机，导致自己承担最终成本。

王威：下面把目光聚焦战争的两个主角——伊朗和美国。这场战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很多人称这是伊朗和特朗普比拼谁能承受痛苦的战争。从伊朗角度看，如何解读小哈梅内伊这个角色？伊朗决策层选择他是稳定过渡还是权宜之计？美国大费周章，击杀了他的爸爸，让背负国仇家恨、没有任何和解动力的儿子继位，这不就成了一个大号的皇姑屯事件？

刘怡：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能成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恰恰说明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在顶层政策决策中有绝对话语权。去年6月“十二日战争”中，英文媒体报道说哈梅内伊曾进入地堡避难，当时最高军事指挥权由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和技术官僚团体代行。

穆杰塔巴是革命卫队和技术官僚都愿意接受的人物——他长期担任父亲的办公厅主任，负责过革命卫队海外金融网络的运转，与情报机关有长期合作关系。但他公众知名度很低，且虽是宗教法家出身，但资质存疑——没有以教法创制方式出版过个人著作，够不够阿亚图拉资格是问题。当然，这在伊朗不是特别大的事，老哈梅内伊1989年上台时宗教资质也受到怀疑。

正因革命卫队在去年“十二日战争”中已在最高领袖缺位情况下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决策，现在他们选择了一个在民间没有知名度、在教师集团内部也遭质疑的候选人，不能说他是傀儡，但整体上他是实权集团愿意接受的人物。这个实权集团除了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还包括军人出身的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刚被以色列击杀的最高安全会议秘书等，大概五六个人。

我认为他们选出穆杰塔巴，除了基于基本信任，也是在向美以传递信号：选出一个刚在以色列空袭中失去父亲、妻子、孩子的人，肯定没有很强的和解意愿，属于强硬派。这是在表态——伊朗不惧怕把战争继续下去。但过往中东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在面临具体的利害得失、生死存亡的时候，国仇家恨、个人恩怨都是可以放下的，这并不鲜见。

革命卫队将领现在的立场，是因为过去十几年他们从对抗政策和海外代理人网络中获得了足够大的好处，认为对抗有收益，包括现在对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恐吓有效果、有回报。

但他们必须考虑到：如果战争以彻底失败结束，没有任何财务保障或回馈，那和内塔尼亚胡一样，战争一结束就要开始清算。战争给伊朗造成那么大破坏，没有财力重建和安置怎么办？

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开战第一个星期对外喊话时曾提出美国要提供赔款。它要的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赔款，而是说不管是谁——周边国家也好，美国也好——你至少给我一个财务保证，或者应急贷款之类的。否则停火对我有什么好处？一方面是政权生存，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收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口号，也不是不能谈。只是谈的过程，除了确认现有掌权集团的政治地位，可能还想要点钱。

王威：您说这点很关键。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人对伊朗到底要什么战争效果、是否追求政权更迭，特朗普态度并不明确，也发生过左右横跳。有人分析，他的传统支持者MAGA群体不想被卷入莫名其妙的海外战争。这场战争对特朗普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会有什么影响？对美国战争决策会有什么影响？

刘怡：

从中期选举历史看，在任总统能维持对国会两院控制权不变的情况少之又少。我印象里小布什时代有一次，罗斯福时代有一次。除此以外，所有中期选举都以在任总统遭受重大挫败告终。在任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平均要失去1/5左右的席位。也就是说，特朗普不打这场仗，大概率也要输。这反而让他解除了心理封印。

他去年已把2024年大选提出的主要承诺兑现得差不多了，只是效果很差。既然效果差到对2026年中期选举未必能起提振作用，那不如把想干的事接着往下干。

截至对话时，战争打了三个星期，到现在还没突破特朗普一开始给自己画的那条线——不进行地面入侵。美军直接伤亡很小，所有压力由波斯湾沿岸国家和亚洲、欧洲的能源消费国承担，而这些国家本身没为这场战争投入多少资源。这恰好印证了特朗普之前的观点：美国给北约和亚洲盟友提供的军事保障承诺没有回报，等于帮别人打仗。

现在美国只瞄准伊朗，不投入地面战争，打属于自己的战争，直接冲击相对不那么严重。这让特朗普在一两个月内还有恃无恐。虽然政治目标不彻底明确，但美军在战术层面的良好表现又强化了他进一步维持武力解决的决心。

王威：我完全同意。这次战争形态一个突出特点是AI加持。很多人把这次行动与1945年广岛核爆、1991年海湾战争对世界军事界的冲击相提并论。这些特点在2022年俄乌战争和2023年以色列对阿拉伯的混战中已有体现，但这次无论规模还是参与国家都大大突破。您怎么看AI加精确制导的算法战争？

刘怡：

这可能是军事领域更宏观变化的结果。

你会发现俄乌战争开创了新模式：在拒绝总动员的情况下，维持后方日常消费、生产和投资不萎缩，同时进行高烈度局部战争。这与一战、二战为代表的总体战完全不同。所以大家都在研究怎样把科技因素对战争的加持最大化，包括降低短时期内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可以慢慢征兵，同时维持后方工业生产和经济运转，想办法不打或少打一次性投入几十万人的大规模会战。解决方案是寻找别的技术手段，比如无人机。AI加战争，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降低对人力消耗的战争的基本假设。

但这种以降低对人力依赖为目标的军事革命，往往导致战争变得更漫长。因为人力消耗速度变慢，打击精确程度提升，反而把战争拖得更长，对人力资源和平民造成的伤亡，因战争时间延长，反而比以前更多了。

王威：这是一幅让人不寒而栗的战争景象。最后一个话题，您觉得这次战争，无论短期还是中长期，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是利好还是负向冲击？

刘怡：

首先，中国过去五年利用油价处于低位时增加战略储备，这件事做对了。过去五年中国大概增加了30%的原油战略储备。

另一方面，中国保留了以煤炭为基础的一部分化工产业。高油价状态下煤转油在低油价时极不划算，但如果油价高于100美元甚至120美元的状态不是持续几个月，那对中国整个煤基化工产业可能是一个利好消息。

所以，产业结构尤其是能源产业衍生业务结构更健全的国家，在突发局部战争导致世界经济受冲击的情况下，相对更能维持自身经济和能源状态的稳定。

但必须看到，今天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安全。

比如有人说，全球炼化产业有多少集中在中国，对外依赖程度只有20%不到。你可能认为20%的缺口只会导致涨价20%。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全球围绕能源产生的产业链已变得庞大而复杂。

比如中国某些炼油厂、化工厂在某个细分环节可能还是高度依赖来自中东的油气或别的中间品和原材料。这一个环节因依赖程度高造成的涨价或短缺，往上下游延伸，最终价格要涨40%甚至更多。这是无法完全规避的情况。现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复杂程度和覆盖面太广了。

过去十几年我们可能觉得软件最重要，但俄乌战争爆发到现在四年多，你会更加意识到硬件的重要性。

硬件里有些是可以通过供应链、产业链、石油战略储备主动营造的，但有些硬件你决定不了。比如苏伊士运河是1860年代修建的，但这条以非常原始方式修建的人工运河，仍是全球海运物流极其重要的通道，你不可能控制它。霍尔木兹海峡是天然形成的地理咽喉，周边有不止一个国家，关系复杂，没有哪个国家能永久控制它。

这些地理意义上的硬件，也在制约世界经济运转的关键节点，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对全球经济运转产生影响。

王威：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