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在刑事案件的证据卷宗中，公安机关或鉴定机构出具的各类《情况说明》几乎无处不在，从“抓获经过”“到案经过”，到“取证合法性说明”“价格情况说明”，再到“物证保管说明”“未能鉴定说明”等等。《情况说明》虽非法定证据种类，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甚至被法院直接作为定案依据。然而，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第五十三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17号）中明确指出：“对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依法收集、固定，不得以《情况说明》替代。”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有必要从证据法理和辩护实践的立场，对《情况说明》的性质定位、实践争议、采信问题及其对证据体系的危害进行深入剖析，阐明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努力做到“不用”“少用”和“慎用”。
一、《情况说明》的性质：法定证据之外的“尴尬存在”
（一）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种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所谓《情况说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相关人员就刑事案件中存在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的工作说明、工作情况的统称。其内容涵盖犯罪嫌疑人抓获经过、其他涉案嫌疑人追诉及处理情况、有关事实未能查证的原因、赃物起获、无法鉴定、比对、辨认、估价的原因、有关证据调取过程中的情况等各个方面。由于《情况说明》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其证据能力和法律地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议。
（二）性质定位的多元性与模糊性
《情况说明》在实践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功能定位：
第一，程序性、辅助性、补强性材料。从应然功能来看，《情况说明》属于程序性、辅助性、补强性材料，仅可对证据链条起到补充、解释、印证的作用，不得替代讯问笔录、辨认笔录、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法定证据形式。
第二，根据内容可归入不同法定证据类型。由于《情况说明》实体性、程序性以及辅助性的多功能特点，其根据不同类型可能具备笔录证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书证的属性。例如，抓捕过程的情况说明可适用证人证言的规定，案件来源的情况说明可适用书证的规定，在犯罪现场未发现赃物的情况说明可适用现场勘验笔录的规定。
第三，部分学者主张其属于“其他证据”。新刑事诉讼法改变了旧法对证据种类封闭列举的规定，采取开放式列举形式，从“证据有下列七种”变为“证据包括”，因此有观点认为《情况说明》可在“其他证据”形式种类中获得一席之地。
第四，另有观点认为其仅为证据材料而非证据。有观点指出，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等《情况说明》在属性上难以归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
这种性质定位的模糊性，正是《情况说明》在实践中被滥用的制度根源。
二、《情况说明》的主要争议
（一）证据资格之争：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存在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况说明》仅仅是一种证据材料，而非证据。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内容上看，多数《情况说明》应属于证据，与案件具有关联性的可分别归入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等法定证据形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多数《情况说明》仅仅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能成为刑事证据的大多数应归入证人证言，少数可归入视听资料。
从辩护律师的立场出发，我们倾向于认同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的合理内核——即《情况说明》原则上不具有独立的证据资格，不能作为定案的独立依据。
（二）证明力之争：能否单独证明案件事实？
《情况说明》的证明力问题同样存在重大争议。
一方面，孤证不能定案。如果卷宗中只有一份《情况说明》证明案件事实，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其必然不具有真实性。《情况说明》从本质上讲属于言词证据，虽然刑事诉讼法只明确规定对被告人陈述需要补强和印证，但对于《情况说明》这类言词证据亦应当适用补强规则，即只有《情况说明》而无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另一方面，需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侦查人员在出具《情况说明》的同时，还应当提供能够印证其内容的其他证据，如同步录音录像、证人证言、体检报告等。仅有《情况说明》而没有其他有效证据的，法官不应认定相关事实。
（三）程序正义之争：规避直接言词原则
《情况说明》的广泛使用，实质上架空了直接言词原则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情况说明实际上是案件的侦查人员作为案件事实的直接目击者、经历者或者案件证据的收集者、制作者、保全者，对案件事实的感知所作的书面记录。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理应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接受质证。然而，实践中侦查人员普遍以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的方式替代出庭作证。这使得辩护律师无法对侦查人员进行当庭发问，更难以对其有关侦查程序合法性的陈述进行有效的质证。如果适用不当，《情况说明》反而可能不当抑制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使刑事诉讼程序偏离于“犯罪控制”一侧。
三、《情况说明》的采信问题：从辩护律师视角的审视
（一）形式要件的审查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对《情况说明》的采信应当审查以下形式要件：
第一，签名与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2条规定，对监察机关、侦查机关出具的被告人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签名、盖章。用于证明取证合法性、到案经过、自首、立功等关键事项的《情况说明》，必须由办案人员亲笔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二者缺一不可。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制作主体适格。知道案件事实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才有资格制作《情况说明》，不了解案件事实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制作资格。不应由两名或多名侦查人员在同一份《情况说明》中签名，而应单独、分别制作。
第三，内容要素完整。《情况说明》的内容须在公安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内，表述详实、具体、要素完整。内容笼统、时间地点人物缺失、与在案证据存在冲突的，不具备采信基础。
（二）实体内容的审查
第一，关联性审查。应当审查《情况说明》的证明内容与案件基本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不具有关联性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二，真实性审查。应当核对《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否客观具体，是否与物证、书证、鉴定意见等证据相互印证。对内容模糊或存在矛盾的，应要求补充核实。
第三，合法性审查。严禁以《情况说明》规避法定取证程序，凡应制作笔录而未制作的，相关说明不予采信。对无法补正或无合理解释的，应当依法排除相关证据。
（三）采信的基本规则
从辩护律师视角出发，《情况说明》的采信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是不得替代法定证据。核心事实、犯罪构成要件及关键量刑情节，必须以法定证据形式予以固定。《情况说明》不得替代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法定证据形式。
二是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用于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情况说明》，须与同步录音录像、羁押记录、体检记录等材料相互印证。只有《情况说明》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三是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情况说明》应当在法庭上公开举证、质证、认证。未经质证的《情况说明》，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是对形式要件严重缺失的应当排除。《情况说明》缺少办案人员签名或单位盖章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四、《情况说明》对证据体系的危害
（一）架空法定证据制度
《情况说明》的最大危害在于架空法定的证据种类制度和证据收集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性案例中明确指出，公安机关对作案工具去向、部分需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证明的事实未以法定证据予以证明，而是简单以《情况说明》代替，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和取证要求。
当侦查机关可以用一份《情况说明》“直接很不公平地把所有不利的证据给否了”，法定证据制度和程序正义便形同虚设。
（二）虚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情况说明》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滥用尤为严重。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情况说明》往往被侦查机关滥用，对于没有证据属性的《情况说明》也被越位当成了证据，直接导致“瑕疵证据不补正、非法证据不排除”。
《情况说明》实质上只是侦查人员的一种自我辩解——自己说自己没有非法取证。如果允许仅凭侦查人员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即可证明取证合法性，那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彻底被虚化。
（三）规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义务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但实践中通过出具《情况说明》的方式，侦查人员规避了其本应承担的出庭作证义务。警察提供证言的最佳方式应是出庭作证，但实践中普遍以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的方式替代。这不仅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也剥夺了辩护律师对侦查人员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
（四）造成证据要求的模糊化和证明的任意化
《情况说明》的随意适用，从长远来看会造成证据要求的模糊化和诉讼证明的任意化，架空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机制，也给滥权与腐败留下了操作空间。实践中，《情况说明》出具主体随意、形式随意、内容随意，采纳也任意性大，不同的法官做法不一。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
五、辩护律师的实践应对：“不用”“少用”“慎用”
（一）“不用”——严格禁止以《情况说明》替代法定证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第五十三批指导性案例中明确指出，《情况说明》不能替代法定证据作为证据使用。辩护律师在审查案件时，应当重点审查控方是否以《情况说明》替代了本应通过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法定形式固定的证据。
一旦发现此类情况，辩护律师应当明确提出：该《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请求法庭责令控方依法重新收集、固定相关证据。
（二）“少用”——严格限制《情况说明》的使用范围
即使作为辅助性、补强性材料，《情况说明》的使用也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第一，适用范围应限于程序性、辅助性事项。《情况说明》仅可对证据链条起到补充、解释、印证的作用，不得用于证明核心事实、犯罪构成要件及关键量刑情节。
第二，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任何一份《情况说明》都应当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仅有《情况说明》而无其他证据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第三，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庭质证。辩护律师应当充分利用庭审质证程序，对每一份《情况说明》的形式要件、实体内容、关联性、真实性进行全面审查和质疑。
（三）“慎用”——严格审查《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对于确实需要使用的《情况说明》，辩护律师应当以最审慎的态度进行审查：
第一，审查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有办案人员亲笔签名？是否有单位印章？二者是否齐全？是否存在使用签名章、代签、漏签等形式瑕疵？
第二，审查制作主体是否适格。制作人是否了解案件事实？是否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出具说明？
第三，审查内容是否详实具体。是否表述详实、具体、要素完整？是否时间地点人物齐全？是否存在推测性、臆断性、模糊性语言？
第四，审查是否存在矛盾。多份《情况说明》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情况说明》与其他在案证据是否存在冲突？
第五，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如果对卷宗内《情况说明》有背离案件事实的怀疑，并且经适用证据补强和证据关联性规则后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应当大胆申请侦查人员出庭。申请侦查人员出庭，是对《情况说明》最好的质证方式。
结语
《情况说明》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灰色地带”——它既非法定证据种类，却又被广泛使用；既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却又常被法院作为定案依据；本应是辅助性的补充材料，却常常越位成为替代法定证据的“万能文书”。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坚守证据法理的基本底线：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依法收集、固定，不得以《情况说明》替代。在每一个案件中，我们都应当以最审慎的态度审视每一份《情况说明》，以最严格的标准质疑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努力推动司法实践从“能用则用”走向“能不用则不用、能少用则少用、用则慎用”。这不仅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是对刑事证据制度和程序正义的守护。
文章作者：李小斌，系贵州端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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