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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推断
（2026·福建莆田·一模）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明清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总结，遗存至今的古代园林以清代的为最多。明清园林所反映的成熟期中国园林的艺术风格，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重视自然美。山、水、植物是中国园林的基本构建要素，使中国园林富有自然之美。虽然有些自然的要素经过了人力的加工，但中国园林追求“有若自然”的情趣，对这些要素巧妙布置，以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建筑也是中国园林的基本构建要素，但总体来说，园林中的建筑不追求过于人工化的规整格局，而是效法郊野的路亭水榭、小桥村楼，顺应自然，与山水密切融合，建筑美与自然美相得益彰。
二、追求曲折多变。大自然本身就是变化多趣的，中国园林师法自然，必然追求多变的自由式构图。但自然虽无定式，却有定法，所以，中国园林追求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自有严格的章法，只不过非几何之法而是自然之法罢了。这种自由式构图甚至比规整式构图需要更多的才思。中国园林是在自然之法浸染下的人工再创造，是自然的典型化，因此比自然本身更概括、更典型，也更美。西方那种“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十七世纪凡尔赛花园的建造者、法国古典主义造园艺术创始人勒诺特尔语）的造园理论强调对称的格局、笔直的道路、规则的花坛和水池、像地毯图案那样的草地和剪成几何形体的树木，与中国园林的建造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
三、崇尚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家们创造一个有若自然而高于自然的美丽环境，不仅要展现形式美，而且进一步通过这显现于外的景，表达出园林内蕴之情。所以园林的创作与欣赏是一个深层的充满感情的过程。创作应以情入景，欣赏则触景生情，这情景交融的氛围，就是所谓意境。人们在园林中漫游，景物的序列变换能触发人们的审美经验，使人们对审美对象进行再创造与再评价，从而得到丰富的艺术享受。暗香盈袖，月色满庭，表达了人们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岸芷汀兰，纤桥野亭，体现了人们远离尘嚣的出世情怀；水光浮影，悬岩危峰，暗示了人们对山林隐逸、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追求。这些都是文人学士标榜的理想。至于皇家园林，在寄情山林的同时，又通过集锦手法，“移天缩地于君怀”，炫耀着统治者大一统的得意。或是朱柱碧瓦，显示皇家的富贵；或是一池三岛，展现他们对海外仙山的幻想。中国园林确实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中国园林的意境营造绝不仅仅依靠匠人掇石引水的功夫，更取决于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高，园林就会因意境充盈而含蓄；反之，园林则会因意境贫乏而浅俗。中国园林要通过总体布局和局部设计来营造意境，同时借匾额楹联，使主题得以点示，意境更加深化。
（摘编自萧默《中国建筑艺术史》）
材料二：
江南园林在明清园林中独树一帜，其占地不广，然千岩万壑，清流碧潭，皆宛然如画，正如钱泳所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因此对山水、建筑等的安排尤为关键，必使风花雪月，光景常新，不落窠臼，始为上品。
掇山既须以原有地形为据，自然之态又变化多端，无一定成法，可是自然的形成与发展，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实有其理在。我们今日能通乎此理，对自然景物加以分析，证以古人作品，评其妍媸，撷其菁华，才能构成最美丽的典型。奈何苏州所见晚期园林，什九已成“程式化”，设计者从不在整体考虑，对亭台池馆等，妄加拼凑，尤以掇山选石为甚。这些园林皆将一峰片石视为古董，而对花树的衬托、建筑物的调和等，则有所忽略。这是今日园林设计者要引以为鉴的。如怡园欲集诸园之长，但全局涣散，似未见成功。
园林之水，首在寻源，无源之水必成死水。如拙政园利用原来的池沼，环秀山庄掘地得泉，水虽涓涓，亦必清冽可爱。园林面积既小，设计者欲使之有汪洋之概，则需设计得法。其法有二：一、利用形状不规则的池面，间列岛屿，上贯以小桥，在空间上使人望去，不觉一览无余。二、留心曲岸水口的设计，故意做成许多湾头，望之仿佛有许多源流，如是则水来去无尽头，有深壑藏幽之感。至于曲岸水口之利用芦苇，杂以菰蒲，则更显得隐约迷离，这是在较大的园林应用才妙。在留园的活泼泼地[注]，水榭临流，溪至榭下则势已尽，但必流入一部分。俯视之下，榭若跨于溪上，使人不觉水之终止。
树木之于园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江南园林面积小，且都属封闭型，四周绕以高垣，故对于培花植木，必须深究地位之阴阳，土地之高卑，树木发育之迟速，耐寒抗旱之性能，姿态之古拙与华滋。更重要的是树石的安排，园林之假山与池沼，皆真山水的缩影，因此树木的配置，不能任其自由发展，所栽植者，必须体积不能过大，而姿态务求入画，虬枝傍水，盘根依阿，景物遂形苍老。在选树之时，尤须留意园林的特点与树种的适配。比如拙政园，大树用榆、枫、杨等；留园中部多银杏，西部则漫山枫树；怡园面积小，故易以桂、松及白皮松，白皮松树虽小而姿态古拙，在小园中最是珍贵。
今日苏州园林中之山巅栽树，大体有两种情况：第一类，山巅只植大树，而虚其根部，俾可欣赏其根部与山石之美，如留园与拙政园的一部分。第二类，山巅的树木皆出丛竹或灌木之上，山石并攀以藤萝，望去有深郁之感，如沧浪亭及拙政园的一部分。然两者的设计者的依据有所不同。据我们分析，这些全在于设计者所用树木各异，如前者师元代画家倪瓒的清逸作风，后者则效明代画家沈周的沉郁风格。
（摘编自陈从周《中国文人园林》）
【注】活泼泼地：留园西区的一处阁楼。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园林的设计者师法自然，但不是去复制大自然，而是从大自然中汲取智慧，将典型的自然之美集中地呈现在园林中。
B．文人园林与皇家园林表现出的意境存在差异，前者侧重表达闲适、隐逸等情怀，后者则兼具山林意趣与皇家富贵、大一统等内涵。
C．苏州园林的设计者或师从倪瓒，或师从沈周，他们在给园林中山巅植树时，会受到两位老师不同绘画风格的影响而选用不同的树木。
D．在一些江南园林中，人们在不规则的池面上建造岛屿、小桥，或在水口做出许多湾头，这些设计能使欣赏者产生观之不尽的感觉。
（2026·北京通州·一模）
2．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DNA是指从考古遗迹和古生物化石标本中获取的古生物遗传物质。通过古DNA研究，科学家能够分析古代生物的谱系、人类的起源和迁移等。几十年中，实验技术不断发展，引领了古DNA研究的三次革命。
1980年，湖南医科大学从马王堆汉墓女尸中提取出DNA，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古DNA研究。古DNA研究的真正起步是分子克隆技术的应用，即将提取出的古DNA构建到测序载体中，在宿主菌中增殖后进行测序。但分子克隆所需的古DNA量较大，而多数古生物材料数量较少且损伤严重，导致克隆效率低。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问世，给古DNA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研究人员用少量甚至单分子DNA模板，通过体外扩增的方式，获得大量的目标DNA拷贝。这一技术使微量古DNA在短时间内大量扩增，古DNA研究真正迅速开展起来。但是很多古代材料中的DNA含量太低，常常无法被检测到。为此，研究者们不断改进PCR技术，创立了乳化PCR、多重PCR等方法，使之更适用于古DNA研究。
虽然PCR技术不断进步，但是依然难以获得已灭绝生物的核基因组全序列，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应用使古DNA研究逐步迈向全基因组研究阶段。高通量测序技术把特定生态环境中的全部DNA作为对象，研究其功能和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通过序列的合成过程来测序，构建古DNA宏基因组文库，直接克隆古DNA．
2006年，科学家获得尼安德特人和猛犸象的古DNA序列；2008年，科学家进一步获得更大量古动物DNA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古DNA扩增和测序技术不断被优化。2009年，Briggs等创立引物延伸捕获法（PEC），实现了对古DNA小目标片段的高效特异性捕获；Burbano等将芯片捕获外显子的方法用于古DNA研究，实现了对较大目标片段的抓取。2010年，Pääbo领导的研究组发表第一个有关尼安德特人的全基因组测序，他们将测序结果与来自世界5个地区的现代人基因组进行比较后发现：现代人有1%-4%的DNA源自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是否有基因交流的千古谜题就此揭开。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古DNA研究在古病理学、已灭绝生物进化谱系、群体历史、动植物驯化、人类历史和迁徙等研究领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取材于王传超、李辉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古DNA研究通过直接解析古代生物遗传信息，为考古学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证据。这一研究不仅能重建不同时空范围内人群的遗传结构，还能揭示迁徙路径、族群融合与社会结构变迁，为考古学、历史学等提供新的研究维度。
群体遗传学是古DNA研究的核心方向之一。通过对古代人类遗骸的全基因组分析，研究者能够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重建人群基因结构的变化轨迹，揭示迁徙与交流的规律，为理解古代社会发展与人群互动提供直接的分子证据。近期研究表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南北方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已开始，并在距今约4800年前明显加速。这一趋势延续至青铜时代及更晚时期，显示中华文明并非由单一人群创造，而是在多群体长期互动中逐渐汇聚成整体。以黄河流域为例，考古学显示该地区在仰韶与龙山时期已是农业发展的核心区域。遗传学证据进一步揭示，黄河流域人群不仅吸纳了来自南方的遗传成分，还在青铜时代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其遗传影响可追踪至东北、西北及长江中下游。不同来源的人群在中原地区聚合、交流，再通过迁徙向外传播，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枢纽、辐射周边的网络格局。相比之下，西辽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人群遗传结构在不同时期频繁变动，反映了气候波动、农牧业转型与人群迁徙的紧密关联。西北干旱走廊及草原通道在青铜时代成为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路，推动了草原与农耕群体的融合，并在技术、生业和社会组织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墓葬材料是古DNA研究的基础对象之一。与传统考古学依赖墓葬形制、随葬品及空间分布推测亲属关系不同，古DNA研究通过亲缘关系鉴定和家族树重建使研究者得以在个体层面厘清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例如，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则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母系氏族的存在，显示出“从妻居”模式。女性血缘成为社会组织核心，舅甥葬、母女葬等遗迹印证了母系社会的稳定性。这不仅与考古学观察极其一致，也为摩尔根与恩格斯提出的“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的重要阶段”提供了东方实证。
古DNA研究作为跨学科的革命性工具，使人类历史的研究进入了可量化、可验证的新阶段。当然，古DNA研究仍面临样本保存难、参考数据库不足等问题。单一遗传学证据难以完全还原古代社会的复杂面貌。因此，未来研究需加强多学科整合，将基因组学与考古学、稳定同位素、古环境研究等成果结合，才能更全面地回答文明起源、社会变迁与人类健康等深层问题。古DNA不仅是解读过去的钥匙，也是理解当下与未来的重要窗口。
（取材于宁超的相关文章）
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随着古DNA技术的蓬勃发展，古代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谜题或许将被一一揭开。
B．研究者能够重建人群基因结构的变化轨迹，离不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
C．古DNA研究通过亲缘关系鉴定等技术填补了传统考古学缺乏直接证据这一空白。
D．现代人部分DNA源自尼安德特人，这一遗传学证据能够还原古代社会复杂面貌。
（2026·辽宁锦州·一模）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浪潮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正迎来全新机遇，数字技术与语言文化的深度融合，为这项事业注入了蓬勃生机。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相关文件明确提出，要强化数字赋能，推动语言文化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这为新时代语言文化传承指明了方向。
数字赋能为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提供了新范式。中华语言文化积淀深厚，从甲骨文、金文到古今汉语典籍，从方言俗语到民族语言，海量资源亟待系统性保护。传统保护方式受限于存储条件、传播范围，易出现损耗、流失等问题，而数字技术的应用破解了这一难题。通过规模采集、标注加工、规范存储等流程，可将各类语言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化资产，纳入语料库、资源库统一管理。目前，国家正依托数字中文建设工程，重点推进甲骨文、古今汉语等核心语料库建设，同时完善语料质量测评机制，确保资源的准确性与安全性。例如，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通过数字化手段，收录了数万件语言文化实物、典籍影像，让观众足不出户便能领略汉字演变、方言魅力，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与广泛共享。
数字赋能让语言文化传播方式实现迭代升级。传统语言文化传播多依赖书籍、讲座、节庆活动等形式，受众覆盖面有限，传播效果难以精准把控。而数字技术构建起多元化传播矩阵，打破了时空壁垒。通过短视频、微课堂、数字出版等创新形式，可将晦涩的语言文化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内容，贴合当代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接受习惯。“文质彬彬”“每日好词语”等线上宣传活动，以碎片化传播方式普及经典词语，累计触达数亿人次；“人工智能+”语言文化传承项目，借助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语言学习服务，让文化传承更具互动性与针对性。同时，数字技术还推动语言文化走出国门，通过多语种数字化课程、海外青少年研习交流等活动，让中华语言文化在全球数字空间传递中国声音。
数字赋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更需坚守文化根脉与价值底线。在推进语言文化数字化过程中，要警惕技术异化带来的问题：部分数字化产品为追求流量，过度娱乐化解读经典语言文化，消解其严肃性；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能出现语言不规范、文化内涵曲解等问题，影响传承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应用中坚持“内容为王”，始终以弘扬优秀语言文化为核心，健全技术应用规范与监测机制，引导全民特别是青少年有益、安全使用人工智能，提升话语表达力与文化鉴别力。唯有实现技术赋能与文化坚守的辩证统一，才能让中华语言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6年1月20日）
材料二：
弘扬并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筑牢民族文化认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新时代语言文化传承，需立足普及、浸润、创新三个维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承体系，让语言文化融入日常、浸润心灵、与时俱进。
普及是语言文化传承的基础工程，核心在于扩大覆盖面、提升普及率。要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抓手，完善推广传播体系，重点面向农村、民族地区及青少年群体，开展针对性推广活动。通过建设语言文字推广应用类全国示范性特色学校，将规范语言文字教育纳入日常教学，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普通话、规范汉字的习惯；深入开展“典耀中华”“中华经典润校园进万家”等主题活动，让经典语言文化走进校园、社区、乡村，形成全民参与的传承氛围。同时，要兼顾民族语言与方言的保护，科学建设中国语言文化地图，推动优质语言资源全国共享，实现通用语言普及与多元语言保护的协调发展。
浸润是语言文化传承的关键路径，注重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语言文化的传承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理念与审美情趣的熏陶。要将语言文化教育与德育、美育深度融合，挖掘汉字构字理据、经典诗文、成语典故中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引导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感受语言文化之美。在校园中，可通过经典诵读、汉字创意设计、书法展示等活动，营造浓厚的语言文化氛围；在家庭中，鼓励家长陪伴孩子阅读经典、规范表达，形成家校协同的浸润环境。此外，要注重语言文化与艺术、科技的融合，通过舞台艺术、视听媒介、数字产品等形式，让语言文化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浸润心灵，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创新是语言文化传承的动力源泉，需在坚守根脉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结合时代需求，创新内容形式与传播手段。在内容上，要挖掘语言文化与当代生活的结合点，将传统语言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文创产品、数字内容中，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在形式上，要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手段，打造数字化精品课程、精品案例，让传承更具时代感与吸引力。同时，要加强国际语言文化交流创新，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创新中华经典海外传播方式，让中华语言文化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普及、浸润与创新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普及为浸润与创新奠定基础，浸润让传承更有温度，创新为传承注入活力。唯有统筹推进三个维度的工作，才能构建起可持续的语言文化传承体系，让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摘录自郑翅《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的三维路径》，《中国教育报》2026年1月20日）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本一与文本二均围绕中华语言文化传承展开，前者侧重数字赋能，后者侧重三维发力，视角不同但核心一致。
B．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既体现了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也彰显了传播方式的创新。
C．若数字化产品过度娱乐化解读经典语言文化，便会违背数字赋能的初衷，消解语言文化的严肃性与价值。
D．只要统筹推进普及、浸润与创新工作，就能构建起可持续的语言文化传承体系，实现文化的代代相传。
（2026·广西河池·一模）
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脑科学研究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技术制高点。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启动了各有侧重的脑科学计划，推动对大脑的理解，脑疾病的治疗及脑机交互、脑机接口和类脑技术的发展。但是，由于大脑构造极其复杂，人类对大脑生理机制的理解只是沧海一粟，对脑疾病的发病机制也知之甚少，不足以支持能够有效根治脑疾病的药物或疗法的研发，脑科学仍是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重要研究领域。
旨在理解大脑功能和运行机制的脑基础研究是脑科学持续进步的基础。了解大脑认知功能，需要绘制大脑结构图谱。脑成像技术的升级换代对脑科学的发展功不可没。通过使用更高精度的神经成像技术，在分子和神经元电路层面捕获大脑大数据，从而绘制出人脑宏观神经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全景图，有助于解释大脑构造，帮助治疗疾病，并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大脑启发的技术。
脑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是未来脑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脑疾病是最大的健康挑战之一，脑科学研究对保持和恢复大脑健康，以及确保思考、行动和生活能力至关重要。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近年来持续面临的挑战，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越来越普遍，但目前仍无法根治，威胁着数千万人的生活质量，给患者和社会均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构成了重大的社会和医疗卫生问题。因此，亟须研究脑疾病早期干预措施，开发创新的诊治方法和有效的药物，更好地攻克脑疾病，造福人类。
（改编自《2025年脑科学发展报告》）
文本二：
全球脑机接口市场正处于逐步增长阶段，技术进步、政策支持和需求释放共同推动市场规模扩大。根据PrecedenceResearch发布的数据，2024年全球脑机接口市场规模约27.4亿美元。有机构预测，仅脑机接口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潜在规模就高达400亿美元，但考虑到技术瓶颈、监管审批及非医疗领域的商业化难度，我们认为未来十年内，其整体市场规模更可能落在100亿美元左右的区间。随着临床应用的逐步推广和消费电子产品的不断普及，市场将进入稳步增长阶段。
中国市场的增长势头较为明显，2024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为32亿元，年增长率为18.8%。得益于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临床应用的加速推进和消费市场的逐步兴起，根据预测，2040年中国脑机接口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200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约26%，保持在较高水平，成为全球脑机接口市场的关键增长极。分应用场景来看，医疗健康领域仍是中国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医保覆盖范围的扩大和临床应用的普及，医疗健康领域将保持稳定增长；消费电子领域是增长较快的细分市场，预计到2028年将突破60亿元，而到2030年则有望冲击200亿元的规模，呈现明显的“起飞”态势，2030年以后可能迎来“奇点”，市场规模或将呈现指数级增长，相关产品将逐步走向大众消费市场；工业与专业应用领域目前规模较小，但具有特定的发展潜力，未来有望成为市场增长的补充。
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降低了应用门槛，侵入式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逐步提升，非侵入式技术的精度和成本控制取得进展，推动技术在更多场景的应用；二是政策支持为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技术研发和临床转化，加速产品上市进程；三是医疗健康领域的需求为市场提供了稳定支撑，相关患者的康复需求较为迫切，为医疗级脑机接口产品提供了持续的市场需求；四是消费电子市场的潜力逐步释放，随着消费者对新兴科技产品的接受度提升，相关消费级产品将迎来更广泛的应用。
（改编自《当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行业研究报告》）
文本三：
12月17日，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发布在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取得的新突破。该中心赵郑拓、李雪研究团队，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及相关企业，成功完成第二例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研究团队采用高通量无线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WRS01），使一位高位截瘫患者能够通过脑电信号稳定操控智能轮椅与机器狗，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实现自主移动与物品取用。
该研究在关键技术层面实现了系列突破。团队开发的高压缩比、高保真的神经数据压缩技术，融合“尖峰频段功率”“相邻脉冲间隔”与“尖峰脉冲计数”等数据压缩方式，实现了在噪声环境下仍能高效提取有效信号，将脑控性能整体提升15%—20%；团队引入的“神经流形对齐技术”，从高维动态神经信号中提取稳定低维特征，增强了解码器的环境适应性与跨天稳定性，克服了真实环境中声、光、电磁干扰及患者生理、心理状态波动导致的信号不稳定问题；团队研发的“在线重校准技术”使系统可在患者日常使用中实时微调解码参数，无需中断操作进行专项校准，使系统性能持续保持高位。
最关键的是响应速度。该研究通过自定义通信协议，将系统从信号采集到指令执行的端到端延迟压缩至100毫秒以内，低于人体自然神经环路传导200毫秒的生理延迟水平，使患者的控制体验更为流畅自然。
基于本次试验积累的数据与经验，研究团队于12月推出性能进一步提升的系统升级版本（WRS02），通道数增至256。WRS02的首例前瞻性临床试验计划于近期开展。
（改编自《我国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取得新突破》）
根据文本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本一谈到亟须对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做早期干预和根治性疗法的研发，因为这些疾病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B．根据文本二可知，全球脑机接口市场规模逐年增长，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3年起持续增长，但2026—2027年增长率有所下降。
C．文本三指出基于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响应速度的压缩，患者操控体验感的提升等，WRS02的首例临床试验即将开展。
D．脑科学研究虽然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已经从基础研究阶段转向了临床应用与市场转化的新发展阶段。
（2026·天津东丽·一模）
5．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落实到《红楼梦》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
大观园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理想世界，是宝玉和一群女孩子的太虚幻境。第十七回开头，园内工程告竣后，贾珍请贾政也进去瞧瞧，并说贾赦已先瞧过了。这好像是说，贾赦是第一个入园子的人。其实这段话是故意误引读者入歧途的，因为后文又说：“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钟，忧戚不尽，贾母常命人带他到园中来戏耍。”这段叙事至少暗含着两层深意：一、宝玉是最早进大观园去赏玩景致的人。二、大观园既是宝玉和诸姐妹的乌托邦，则园中亭台楼阁之类，自然非要他们自己命名不可。大观园这个“未许凡人到此来”的仙境是决不能容许外人来污染的。
在贾宝玉的心中，大观园可以说是唯一有意义的世界，大观园外面的世界是等于不存在的，或即使偶然存在，也只有负面的意义。因为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只代表肮脏和堕落。
按照第十六回的叙述，大观园的现实基址主要是由两处旧园子合成的：即宁府的会芳园和贾赦住的荣府旧园。这两所旧园子里面藏着重要消息。首先，贾赦可算得是《红楼梦》里最肮脏的人物之一。第四十六回特立专章声讨，详写他要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再说东府园子，那就更是龌龊不堪了。正如柳湘莲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总而言之，贾赦住的旧园和东府的会芳园都是现实世界上最肮脏的所在，而却为后来大观园这个最清净的理想世界提供了建造原料和基址。甚至大观园中最干净的东西——水，也是从会芳园里流出来的。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大观园这片净土其实并不能真正和肮脏的现实世界脱离关系。不但不能脱离关系，这两个世界并且是永远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的。任何企图把这两个世界截然分开并对它们作个别的、孤立的了解，都无法把握到《红楼梦》的内在完整性。
（取材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材料二：
《红楼梦》中的“正反合”
《红楼梦》里很多事物和现象，都是正反对比着来的，曹雪芹永远不会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比如说爱情，曹雪芹一边在歌颂伟大的爱情，一边又毫不避讳男女之欲。他写贾宝玉的情，又写贾琏的欲；他写薛蟠的本能之欲，同时又塑造出柳湘莲的绝情之情；他写懦弱的尤二姐，却让她有一个刚烈的妹妹尤三姐；他写尤二姐、尤三姐的放荡不羁，却又写出她们的悔痛和代价。再如，曹雪芹写贾雨村出场时的洒落非凡，又写他一步一步在利禄之路上堕落到底；我们看到秦钟的翩翩气质，但也看到他在给姐姐送葬时与智能儿勾搭在一起；我们看到贾宝玉温和多情的一面，也看到他纨绔子弟人性顽劣的一面……
总之，《红楼梦》中有正一定有反，有反一定有正。
我们看到繁花似锦，就明白最终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们看到仰慕的谦卑，就会看到纨绔的骄横；我们看到专一，就会看到博爱；我们看到官运亨通，就会看到家室败落；我们看到亲人之间的欺骗倾轧，也看到了路人之间的慷慨相助；我们同情奴仆处境的卑微，可又分明看到他们弄权作势的丑恶；我们看到宝黛吵得不可开交，就会看到他们心灵的日渐相通相应；而没有了眼泪，没有了争吵，则又正如黛玉心里所想：“真真是亲极反疏了。”
正所谓亲极反疏，至冷至热，真假难辨，恶善参半，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红楼梦》写的虽然是故事，但故事的背后又是真实的人生、复杂的人情、深刻的人性。
小说中出现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正反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丰富和立体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已然定型，直到今天，它仍然如太极一般不断流动。曹雪芹的《红楼梦》像极了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在物质与精神、利欲与信仰、审美与低俗、高尚与龌龊、真情与假意中抛光上蜡，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和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阴阳变化中产生出巨大的生长空间，人物的命运和家族的运势在这个生长空间中跌宕，而这个生长空间恰恰是《红楼梦》无穷魅力的所在。
（取材于于鸿雁、白楠茁《细读〈红楼梦〉》）
根据材料一、二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大观园是宝玉和诸姐妹的乌托邦世界、太虚幻境，也是仙境，是曹雪芹专为宝玉而虚构的，小说中其实并不存在。
B．小说中出现的正反对比体现了世界的丰富性、立体性和动态性，如同流动的太极。
C．相比于东府会芳园的肮脏不堪，贾赦旧园为大观园提供了最干净的水资源，也是大观园现实基址的主体。
D．大观园是小说中唯一有意义乃至有正面意义的世界，是一片完全脱离了现实肮脏与堕落的净土。
（2026·河北唐山·一模）
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民生红利，也隐匿着价值失准、伦理失衡等风险挑战。那么，发展人工智能应该如何平衡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应遵照哪些价值原则?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的三位学者来一同探讨。
李凌：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首先需要科学把握人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智能体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性，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形成的实体仍然不是独立的主体存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仍然是主体与对象化工具之间的关系，而非对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人工智能的“从善之理”，并不是像人作为主体那样去追求善，而是人类将善的理念与价值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创新与应用过程中，使之符合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之所以要向善发展，其根源与基础仍在于人类自身要追求善、追求福祉，而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工具手段。
卢丽强：事实上，对智能向善的把握，根本价值根基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原点，并锚定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此，可以从科技逻辑和应用逻辑两个维度来分析。
一方面，在科技逻辑上，智能向善需要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入手，推进价值对齐。人们在进行人工智能研发的每一个环节都隐含价值倾向，应确保技术设计本身就嵌入善的准则。例如，利用高质量标注的数据训练大模型，避免数据投毒、数据污染，让大模型学习人类主流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在应用逻辑上，智能向善需要进行合乎伦理规范和主流价值观的应用，让人工智能的各种应用符合善的价值标准。
林嘉琳：正如卢老师所说，智能向善的关键在于价值对齐。那么，向什么样的价值对齐、如何实现对齐，是当下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智能向善在理念上突出表现为尊重人类尊严和主体性。一是推动人工智能的行为表现与人类价值观、道德规范、社会期望对齐，将伦理价值植入智能算法。二是始终确保人类的“在场”。缺乏人类“在场”的人工智能，既无法向善也难以为继。只有将人工智能的理性能力与人的多元智能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智能向善的目标。三是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构建“机优人更优”的人机协同新模式。人工智能性能越高端，对人提出的综合素养与能力要求也就越高。
主持人：人工智能治理常会面临技术创新与安全监管的矛盾，陷入既难以提前预判风险，又难在技术深度嵌入后有效管控的困境。对此，该如何破解?
卢丽强：破解这一困境，核心在于跳出“规制与创新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探索“以技术创新反哺治理创新”的协同路径。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发展成果，如实时风险监控算法、数据安全技术等，为这种协同治理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撑，这意味着我们完全有可能借助技术工具精准识别风险、灵活适配创新节奏，让治理与技术发展同频共振。
李凌：人工智能的“向善之路”充满各种未知和不确定因素，重中之重是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要实现这一“平衡”，需要在这几方面着力：一是增强敏捷性和灵活性。针对新兴技术创新，不要急于出台刚性法规，而是采取公共政策、行业标准、伦理审查、风险预警等手段，使得治理节奏与强度能够适应人工智能创新在容错、试错方面的要求。二是坚持全周期与动态性。通过事前环节对高风险应用建立准入评估机制，事中和事后环节探索分级应对机制，既要避免“一刀切”式监管，也要防止技术无序发展，同时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动态调整治理策略。三是实现分级分类与精准化。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与不同技术，实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机制，特别是对于那些与人类福祉、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要从严监管，形成针对高风险的“熔断机制”与“防火墙”。
林嘉琳：人工智能治理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就要坚持发挥人类独特的能动性，以人之主体性对抗算法日益膨胀的“自主性”。以新闻内容写作与发布的流程为例，专业媒体在智能传播时代仍要坚持编辑、审核员等人类主体作为信息把关人的重要角色，有效排除不法或低质内容；作为内容消费者的受众需要建立批判性思维，提升应对智能社会的辨别能力与情绪管理能力，以应对智能算法带来的负面效果。
专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点评：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理论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三位青年学者的讨论既是对国家顶层设计的快速响应，也是推进“人工智能+哲学社会学”的生动探索。我赞同他们从多重视角探寻“从善之理”与“向善之路”的思路，尤其认可其对人机关系的清晰界定——人工智能是人类主体性的彰显与表征，应维护人的主体地位而非替代人类。近年来，数据主义、人工智能崇拜等错误思潮抬头，这本质上颠倒了人与技术、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关系。事实上，人工智能并非价值中立物，从被创造之初就蕴含着人类追求真善美、彰显主体性等价值诉求，将这些理念融入技术全生命周期，正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根本缘由，也是技术持续造福人类的核心保障。
（摘编自《“智能向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理与路》）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一项是（）
A．李凌从三方面层层递进地阐释实现创新与安全动态平衡的方法，回答如何破解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问题。
B．卢丽强以“科技逻辑”“应用逻辑”为框架，并以数据训练大模型等为例，清晰呈现智能向善的具体实施路径。
C．林嘉琳以智能时代的新闻传播为例，强调人类主体性要适应算法的“自主性”，为智能向善提供参考。
D．陈昌凤的点评先破后立，先批驳错误思潮，再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植入真善美的价值。
（2026·江西吉安·一模）
7．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近日，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热播。该剧深度呈现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引发观众诸多共鸣。历史题材剧通常分为历史题材正剧和历史题材传奇剧。历史题材正剧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历史人物回溯历史深处，讲述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兼顾“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还原”。历史题材传奇剧以历史真实为背景，或写实或虚构历史人物，艺术想象主要情节，于历史语境中观照现实，视角更加多元，人物更加多样，在创作上更加灵活。当前历史剧创作成绩与隐忧并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在守正创新中打造标杆之作。
②第一，以正确历史观引领创作。历史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静态文本，而是在持续解读与对话中，动态生成集体认同的意义场域，要警惕有些历史剧创作导向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当前部分历史题材作品为博眼球、逐流量，肆意涂改史实、颠倒黑白，甚至出现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的叙事倾向。历史记忆是民族的根，历史剧创作应尊重敬畏历史。面对五代十国纷繁离乱的历史，《太平年》主创团队不仅做足了案头功夫，还联手权威历史专家全程参与创作、把关内容，确保剧作对历史态势、典章制度、时代精神的把握不偏离史学界基本共识，为创作奠定可信的史实基石。历史剧创作应主动承载主流价值观，从浩繁典籍与历史素材中萃取那些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思想精华，挖掘与当代社会相通的精神品格，通过气韵生动的镜头语言和情景交融的讲述，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深度思考，润物无声地引导观众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
③第二，平衡史实选择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原则。所谓“大事”，特指关涉历史走向、核心人物评价及时代本质特征的关键内容，对此必须保持敬畏与克制，其艺术加工应致力于深化历史逻辑、丰富历史内涵，而非颠覆历史事实。而“小事不拘”应严格限定于史载不详的日常情境、人物关系的合理想象及情感世界的细腻填充，其创作必须符合历史语境下的人情事理与美学风格，不能脱离历史背景肆意虚构。《太平年》在深入研究历史本质基础上，塑造了钱弘俶、赵匡胤等鲜活人物形象，实现了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应恪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对历史事件的缝隙和历史人物的成长进行既符合历史逻辑性、人物合理性，又不偏离历史走向的艺术加工，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故事细节丰富感人、引发共鸣，绝不搞那种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新编”“戏说”。
④第三，避免机械化生产与套路化创作。历史剧创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经过长期的史料积累与研究，才能把握历史的精神气质。当速成逻辑与套路化创作侵袭历史题材创作领域，流水线式的量产只会制造同质化的文化快餐，无法孕育跨越时间的经典作品，其深层次根源在于工匠精神的缺失——部分创作者急于求成，忽视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对剧本的打磨、对制作的精益求精，最终导致作品缺乏文化质感与精神内涵。秉持“一群人、一条心，一件事、一辈子”的创作初心，《太平年》剧组拒绝机械复制、坚守工匠精神，前置研究与剧本打磨的“慢时间”投入，将精品意识贯穿创作全程。历史剧创作应注重制作环节的“在地化”匠心打磨，对服饰、场景、方言等制作细节精益求精，这不仅是视觉奇观的呈现，更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地域特色，是传递历史质感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当前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可用于史料检索、视觉预览、效率提升等辅助性工作，但绝不能替代创作者的核心创造。唯有将技术纳入人的创作意志之下，以“十年磨一剑”的沉潜之心，将思想、情感、技艺熔铸于作品之中，才能让历史题材作品从喧嚣的流量池中脱颖而出，成为可流传的文化碑石。
⑤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剧为媒，可以传文脉。历史剧作为回望历史、启迪当下的重要文化载体，在传承历史文化、增进民族记忆、展示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应始终观照时代发展，坚守正确历史观、秉持工匠精神、创新传播方式，坚持“内容为王、质量为上”，创作推出更多兼具历史厚度、时代温度与艺术高度的精品力作，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贡献力量。
（摘编自董涛《从〈太平年〉看历史剧创作生产》）
材料二：
①在当下创作环境中，历史正剧的振兴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市场对快节奏、强刺激内容的偏好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历史正剧的创作成本高、周期长、风险高，对投资方与创作团队都提出更高要求。值得欣慰的是，观众对历史正剧的期待并未消失。《太平年》播出后，不少年轻观众惊喜地发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等传世名句，竟能在剧中与历史原型鲜活对接。这种古今交汇的触动，说明历史题材作品完全有能力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与当代观众建立情感连接。
②《太平年》的热播，或许只是历史正剧振兴的一个起点。正如剧中所呈现的那样，太平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努力。历史题材创作亦是如此，唯有坚持精品创作的方向，在敬畏历史与艺术创新之间找到平衡，方能在时代变迁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摘编自牛梦笛、陶语嫣《电视剧如何讲好历史故事》）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将历史视为“动态生成集体认同的意义场域”，这一看法凸显了历史解读的当代性与互动性，为历史剧需承载主流价值观提供了理论依据。
B．材料一批评部分作品为追求流量而涂改史实，这种倾向若蔓延，将可能侵蚀严肃的历史记忆，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观产生误导作用。
C．尽管人工智能可辅助历史剧创作，但材料一认为其无法替代人的核心创造，这强调了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情感的主体性，警惕了技术的僭越。
D．材料二认为《太平年》成功连接了古今，这表明历史正剧的振兴，关键在于找到能让年轻观众感到“惊喜”的流行化、网络化的表达方式。
（2026·海南儋州·一模）
8．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20世纪初，科学家难以解释一系列关于光和原子的实验结果，整个物理学界都为之震动。所有久经考验的观点和经典物理图像都宣告失效，物理学就此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
1925年，维尔纳·海森堡，这位来自德国哥廷根、年仅23岁的物理系学生投稿一篇论文。海森堡论证道，任何试图用我们熟悉、直观的方式描述微观粒子奇异行为的尝试，都注定会误入歧途。他认为，应抛开一切成见，只相信那些客观独立的测量数据，无论它们看起来有多令人费解。为此，物理学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数学形式体系。海森堡在论文中勾勒出了这套新理论的计算规则。在此基础上，一个行之有效、普适的量子理论终于得以建立，整个原子物理学也随之被彻底改写。
2025年6月初，一批世界顶尖学者齐聚黑尔戈兰岛，共同探讨现代量子物理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庆祝量子力学诞生一百周年。岛上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1925年6月，23岁的维尔纳·海森堡于此地，在量子力学的创建上取得了突破。作为原子领域自然规律的基础理论，量子力学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思想，其意义远超物理学范畴。”
然而，当我们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再度审视，却发现情况远非石碑所刻的那般清晰。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就已清楚地意识到，现有的物理学定律存在严重问题。揭示这一点的并非什么奇异的现象，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看似经典的物理问题——一个炽热的物体究竟会发出怎样的辐射？当一块金属被加热时，它先是发出暗红色的光，随着温度升高，依次变为橙色、黄色，最终发出耀眼的白光。然而，当时已有的物理学公式却无法描述这一过程。
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原子发射辐射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每一份都有一个最小的单位。今天，我们称之为“量子”。普朗克为了计算这个假设中最小的能量单位，引入了一个常数h，这个常数h一经引入，从此再也无法从物理学公式中消除。一门全新的物理学，就从这一常数的基础上生根发芽。正因如此，许多机构，如德国物理学会，早在2000年就庆祝了量子物理学诞生一百周年。
此后，值得纪念的年份接踵而至。1905年，爱因斯坦解释了神秘的“光电效应”。实验表明，光照射到金属表面能击出电子，但能否击出电子，并不取决于光的强度，而是取决于其频率。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爱因斯坦提出，一个世纪以来被公认为波的光，也具有粒子性。它的能量并非连续传递，而是一份一份地以“光量子”的形式传递。
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同样在努力解释奇怪的实验结果。实验表明，原子中的负电荷并非像面包里的葡萄干那样均匀分布，而是正电荷集中在中心形成原子核，电子则以某种方式围绕其运动。根据经典物理学定律，旋转的电子会辐射能量，并迅速坠入原子核。但现实是，原子非常稳定。玻尔用一个全新的原子模型给出了答案：电子只在特定的轨道上稳定运行，不会损耗能量，而轨道之间是禁区。它们只能通过吸收或释放特定份的能量，以“量子跃迁”的方式在轨道间跳跃。
从1900年到1925年，类似这样打破传统、推动量子物理学发展并赢得诺贝尔奖的创见还有很多。那么，海森堡的贡献又为何如此与众不同呢？
到1925年为止，物理学界虽然有了许多解释个别现象的模型，但始终缺乏一个统一、自洽的数学理论。它们都试图用经典世界的图像来让微观过程变得可以理解。在海森堡看来，这正是错误的根源。他决定只承认两样东西：一是无可争议、能够被实验测量的物理量；二是用以联系这些物理量的数学运算。因此，量子力学的伟大革命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发展出了原子和辐射如何运作的新图像。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首先彻底抛弃所有这类图像。
在当时看来，海森堡的理论框架有一个“缺陷”。可正是这一“缺陷”，后来被证明是新量子力学的基石：他的计算不满足乘法交换律（即非对易性）。这意味着，测量物理量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实验结果。先测粒子的速度再测其位置，与先测位置再测速度，得到的结果竟有所不同。在经典力学的视角中，这简直不可思议。海森堡自己起初也无法完全理解这种奇特的非对易性，在他的论文中，他简略地将其称为一个“困难”，并一带而过。
更重要的是，海森堡的计算过程显得相当笨拙。当他把手稿交给他在哥廷根的导师马克斯·玻恩时，玻恩敏锐地意识到，一种特定的数学工具——矩阵——可以极大地简化整个理论。矩阵是一种特殊的表格，其乘法运算恰好也不满足交换律。在此之前，矩阵被认为是纯数学的抽象工具，在物理学中鲜有应用。玻恩联合自己的学生帕斯库尔·约当，用矩阵语言系统地发展了海森堡的思想。随后，他们和海森堡联名发表了著名的“三人论文”，共同创立了成熟的“矩阵力学”，为全新的量子力学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
如今我们回看海森堡的初步计算，会发现其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恰恰是那个曾被视为“困难”的非对易性。它深刻地揭示了：位置和动量这两个物理量，在量子世界中无法用经典的方式来描述。因此，微观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所谓清晰明确的轨道。
因此，将1925年定为量子力学的诞生之年，似乎并无不妥。
（摘编自迈克·蔡茨《量子，究竟是什么》）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德国物理学会2000年庆祝量子物理学诞生一百周年，表明该机构认为量子物理学的诞生是以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设为标志。
B．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理论，打破了“光仅为波”的传统认知，证明光兼具粒子性与波动性，这与普朗克的设想相吻合。
C．玻尔提出的原子模型解释了原子的稳定性，其核心是电子只在特定轨道稳定运行，它们通过“量子跃迁”在轨道间移动。
D．在矩阵力学创立之前，矩阵仅作为纯数学抽象工具存在，从未应用于物理学领域，是海森堡的导师玻恩首次将其引入物理研究。
（2026·山东滨州·二模）
9．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种评论认为，《太平年》做了很多历史的虚构和史实的挪移，比如赵匡胤、钱弘俶的年龄问题，比如赵匡胤、钱弘俶、郭荣不可能同台，等等。您作为历史学者，如何看待这种处理？
胡耀飞：我是一位历史学者，我们的职业目标是揭示历史事实，找寻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等等。但就影视剧的观看来说，我也是普罗大众的一份子，并不反对虚构和挪移历史。很多历史学者的兴趣来源，其实都是小时候看过的历史小说、影视剧，听过的历史评书、历史故事。
历史本身可能并没有太多趣味性，但经过改编和加工的历史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却更有吸引力。想要将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制作成电视剧也不现实，一方面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或隐或显，许多内容无法用影视的形式呈现，另一方面则是涉及的历史人物纷繁复杂，难以全面展演。事实上，目前《太平年》的虚构尚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之内，电视剧所展现的时间是五代十国后半段，从后晋灭亡到吴越国纳土归宋也就三十年左右，为了剧情的顺利推进，进行合理的改编是无关宏旨的。
《太平年》是涉及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等核心历史理念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因此，在历史主调确定的前提下，对于一些“小事”，适当的历史虚构是可以的。
澎湃新闻：那应该如何平衡虚构和史实？
胡耀飞：如何来平衡虚构和史实，我觉得主要是坚持历史整体走向不得改变。
《太平年》的主旨是展现吴越国纳土归宋，那么具体到公元978年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能改变的。其他一些关键节点的历史事件，比如契丹主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等，也应该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发生，不可能转移时间和地点。在此基础上，一些小的历史事件，则可以适当调整时间和地点，以更好地推展剧情。比如契丹主进入开封时，晋末帝石重贵并无行牵羊礼之举，但为了凸显亡国之耻，编剧进行了嫁接。主要历史人物的主要行为不得偏离太远。《太平年》的主人公是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及其王妃孙太真，他们在当时的身份就是国王和王后，他们的事迹则是治理国家，维护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乃至最后纳土归宋。因此，可以在历史记载缺失的阶段，比如钱弘俶即位前的时间段，进行适当的虚构，以丰满人物成长过程。但即使是这类成长过程的丰富，其内容和目的也是指向他即位后的各种保境安民的举措，所以钱弘俶在忠献王钱弘佐即位期间前往中原这一经历，便是以促进其成长为目的的。
（摘编自《<太平年>改编遭质疑，历史顾问胡耀飞回应》）
材料二：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主创人员基本上都会认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上充分尊重历史原貌，在小事上则适度增加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而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不管选择何种创作类型，面对“小事”，主创人员在细节上主动加强严谨意识，有着如同考古学家一般的严谨。2026年的现象级电视剧《太平年》，该剧的服装道具，人物的妆容动作，明显参考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使得很多镜头中的人物姿态，恍惚间好似博物馆玻璃展柜中的陶俑复活一般。观众在观看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时，仿佛真的触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杯盏丝绢。在细节上钻牛角尖带来逼真效果，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前观众口碑极佳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相比，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引入微观史学的叙事视角。近年历史题材作品放弃了对庙堂之上权力斗争的关注和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转而聚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进程中，普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日常生活和命运遭际，呈现出典型的微观史学特色。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电视剧《梦华录》。它将叙事视角从帝王将相、鸿儒硕学身上移开，落到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等出身底层的女性身上，通过表现她们共同经营茶坊的故事，呈现出北宋京师汴梁城中的市井生活。微观史学强调以小见大，通过聚焦小人物，深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显影出时代精神和切实可感的历史。那些表现小人物的电视剧，让观众发现，哪怕在千载之上，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要面对由柴米油盐构成的日常琐事，感受平凡生活中不断泛起的微末悲欣，并承受着时代巨变带给他们的冲击。
另外，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大众在创作全流程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伴随着电脑特效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剧制作领域的广泛应用，制作具有逼真效果的视觉形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正是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主创人员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和成本，在细节上下功夫，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设计服化道和动作姿态，制作出具有历史质感的作品。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众在当代社会不再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全方位渗透到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大众的情感认同与现实关切，大众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的偏好，都促使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更关注观众的情感共鸣。以小人物视角讲述普通人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命运，对观众来说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很容易将他们的现实关切带入观剧体验中，这也是这类作品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太平年》对乱世民众渴望太平的重点刻画，设置钱弘俶纳土归宋、和平统一的主题，都不断让观众联想起当代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自然会产生心有戚戚之感。
（摘编自李松睿《从“大事不虚”到“小事较真”，新传播格局下如何写好历史题材剧》）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以访谈形式展开，胡耀飞针对《太平年》改编遭质疑的问题，从虚构的原因、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回应。
B．材料二将新旧历史剧进行比较，突出了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引入“微观史学叙述视角”的新变化。
C．材料二两处以《太平年》为例，第一处强调严谨细节带来的逼真效果，第二处凸显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情感共鸣。
D．两则材料文体不同，语言各有特点，材料一平实严谨，温和辩证；材料二正式规范，兼具专业性与感染力。
（2026·重庆·三模）
10．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情感是人类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是态度在生理上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评价和体验，具体表现为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对情感的分析与预测，有助于了解人们对外界刺激或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态度，从而提升沟通与交流的能力，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正因为其重要性，研究人员从很早就开始关注情感分析的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情感分析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融合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前沿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已成为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门研究分支，被称为情感计算。
人的情感可以通过语言、声音、表情、行为、动作、脑电、步态等多种不同形式进行表达，因此，情感分析研究是复杂的，甚至是极其困难的。有的情感表达，如指桑骂槐、明褒暗贬，即便是人类自己都难以分辨与理解，更何况采用机器进行识别与分析。一般认为，以情感的构成粒度而言，情感分析研究可分为粗粒度情感分析和细粒度情感分析。粗粒度情感又称情绪，通常包含正面情绪、负面情绪和中性情绪三类。根据实际需要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又可以继续分成若干个等级。细粒度情感分析则是更加明确具体的情感表现，如愤怒、厌恶、恐惧、快乐、悲伤和惊讶等。以情感特征构成而言，情感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单模态情感分析和多模态情感分析。模态是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单模态指通过单一独立感官输入/输出通道获取的信息形式，而多模态指通过多个感官输入/输出通道获取的信息形式。通常，单模态情感分析包括基于文本的情感分析、基于语音的情感分析和基于表情图像的情感分析；多模态情感分析则指同时应用两种以上的模态数据进行情感分析，这些模态数据包括文本、语音、图像等多种不同形式。
（摘编自彭俊杰《面向机器智能的情感分析》）
根据材料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情感分析很重要，有助于提升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因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了情感分析研究。
B．人的情感表达有多种不同形式，难以分辨与理解，人工智能对诸如指桑骂槐、明褒暗贬的情感难以精准分析。
C．粗粒度情感分析对应的是单模态情感分析，细粒度情感分析对应的是多模态情感分析，是不同角度的分析方法。
D．机器智能可以执行许多情感分析和计算，但从目前看，机器智能的情感分析和计算未必有人类分析来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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