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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盾 张 军|宋代音乐研究的典籍资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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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盾 张 军|宋代音乐研究的典籍资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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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

《中国音乐》

2020年第3期

宋代音乐研究的典籍资源(上)
文｜王小盾 张 军

一

宋代乐书及其存佚

一般来说，宋代是起始于公元960年、结束于1279年的中原王朝。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其跨度宜向前向后有所延伸。故本文所说的“宋代音乐典籍”，指的是在宋朝为官以及生活在辽、金两朝的人所编著的乐书。从作者角度看，包括若干生于五代或作为宋遗民存于宋亡以后的人物；从典籍角度看，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乐书，也包括史书、类书中具有独立性的音乐章节——比如《文献通考·乐考》和《玉海·音乐》——这些书的功能与结构显然不同于单篇文章。

(一)宋代书目所见宋代音乐典籍

宋代音乐典籍大多见载于宋代书目，主要著录于宋代书目的“经部·乐类”。例如《崇文总目》(1041年成书)，其“经部·乐类”载书“共四十八部计一百八十一卷”，钱东垣注云：“《玉海》引《崇文目》一百作二百，云自《历代乐仪》至《阮咸曲谱》。今核计实四十九部，三百二卷。”[1]《崇文总目》是宋初的官方藏书目，主要收录先宋典籍。其中可确定为宋代音乐典籍的则有聂冠卿《景祐大乐图》、宋祁《大乐图义》和无名氏作品《三乐谱》一卷。[2]作品虽然不多，但为宋代乐书著录开了先河。
在《崇文总目》以后，中国目录学高速发展。较重要的著述有以下三种：(1)《四库阙书目》，据徐松辑本，其“经部·乐类”著录音乐典籍13部，共28卷；其中可定为宋代典籍的有《景祐乐髓新经》等四种。(2)《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北宋政和年间成书。据叶德辉辑本，其“经部·乐类”著录音乐典籍63部，共324卷；《经部礼类》著录《景佑广乐记》《别乐图》等音乐典籍4部，共86卷。其中可定为宋代典籍的有李上交《乐议》等39种，共250卷。(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私家书目，1151年成书。其《经部乐类》著录典籍15种，共153卷;其中可定为宋代典籍的有胡瑗《皇佑乐记》等7种119卷。另外其《读书附志·天文卜算类》著录宋蔡元定所撰《律吕本原》一卷，《读书附志·总集类》著录刘次庄《乐府集》十卷、《乐府序解》一卷。
以上是北宋公私藏书目的代表。到南宋，出现了郑樵《通志·艺文略》这部重要的史家目录。此书编成于1161年，其“经部·乐类”将音乐典籍分为11小类，著录图书181种1004卷。其中“曲簿”“钟磬”“管弦”“谶纬”等4小类无宋代书籍，而“乐书”有聂冠卿《新纂乐书》等24种259卷，“歌辞”有裴煜《和乐府古辞》等3种17卷，“舞”有《歌舞式》等4种6卷，“琴”有《雅乐均声格》等15种21卷；另外，“解题”有刘次庄《乐府题解》10卷，“声调”有《明堂教习音律》，“鼓吹”有《衙鼓吹格》。
编成于南宋的书目还有以下四种:(1)《中兴馆阁书目》，1177年成书，近人赵士炜新辑。其书“经部·乐类”著录音乐典籍52种418卷，其中宋代音乐典籍有仁宗《乐髓新经》等26种227卷。(2)尤袤《遂初堂书目》，1190年成书。其书“经部·乐类”收录音乐典籍28种，《子部·杂艺类》收录音乐典籍2种，《集部·总集类》收录音乐典籍2种。其中可定为宋代音乐典籍的有《乐髓新经》《乐本书》等18种。(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南宋后期成书。此书以“前志相承，迺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不亦悖乎”[3]为由，将音乐书籍编入“子部音乐类”和“集部总集类”，共著录28种375卷。其中宋代音乐典籍有陈旸《乐书》等16种361卷，总集书有郭茂倩《乐府诗集》等2种111卷。(4)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采录《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书，编成于宋元之际。其书“经部·乐类”著录典籍82种，包括聂冠卿《景祐大乐图》等宋代音乐典籍27种，超过322卷。
从音乐史研究的角度看，以上书目中的《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有较高价值，因为它们有提要或考释。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文献通考·经籍考》——它不仅有提要，而且在各小类中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典籍，颇便考据。

(二)其他书目所见宋代音乐典籍

辽国与金国的存续时期大致对应于北宋和南宋，其所出音乐典籍可视为宋代音乐文献的组成部分。比如《金史·艺文略》著录“苗彦实《琴辨》”一书，云“本朝乐曲”[4]，今以此书属宋代。类似的情况又有宋遗民程时登之《律吕新书赘述》，为《补辽金元艺文志》所著录。[5]
关于宋代音乐典籍，元明清书目所记很多，颇可作为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书于1345年的《宋史·艺文志》。其书“经部·乐类”著录典籍116种1043卷，其中宋代音乐典籍有宋仁宗《景祐乐髓新经》等55种691卷。另外的元明清书目有:(1)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太古遗音》二卷”，云“臞仙编纪琴书琴诀修辑，田芝翁旧纂也，分定四十三则”。[6](2)明祁承《澹生堂书目》，著录僧居月《琴书类集》一卷、虞汝明《古琴疏》一卷。(3)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宋末琴学家徐于“《徐门琴谱》十卷”。[7](4)明清之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僧居月《琴书类集》一卷、杨公缵《紫霞洞琴谱》十三卷。[8](5)明清之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著录宋理宗时人徐理《琴统》一书。(6)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亦著录宋理宗时人徐理《琴统》一书，并有考订。[9]
就音乐古籍的著录而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书谱志》[10]是比较重要的一份目录。此书收录范围较广，不仅著录了含有《乐志》《律志》《乐考》的史书、含有“乐部”的类书，而且著录了欧阳修等所撰的《太常因革礼》与陈祥道所撰的《礼书》。

(三)相关类书、史书所见宋代音乐典籍

宋代音乐典籍，不仅为历代书目所著录，而且见于类书及其他典籍。比如《玉海》卷七记杨杰所著《平律书》《律吕图》《大乐十二均图》三书[11]，即未见于历代书目。另外，《玉海》卷二八记载宋仁宗所著音乐典籍《乐府要略》二卷[12]。此书曾被张方平《请郊祀用新乐事奏》一文提起[13]，却未见载于历代书目。
类似的情况还有:(1)宜春欧阳之秀所著《律通》，江陵府学教授彭应龙所著《钟律辨疑》，见于《宋史》。[14](2)朱长文所著《琴谱》，见于《渑水燕谈录》《事类备要》《宋朝事实类苑》等书[15]，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称之为“朱伯原《浙操琴谱》一册”[16]。(3)姜夔所著《乐书》三卷，见于《玉海》，因成书于庆元元年(1195年)，故又称《庆元乐书》。[17](4)苏齐《应天旋宫昭庆集》，安宋《乐本图》，何文广《古今乐纂》《乐纂造律》《乐府秘诀》《乐府杂录》，丁涛《新术律管筭草》，见于《宋会要辑稿》。[18]《玉海》亦有记载云：“景佑二年二月庚申，直史馆宋祁上《大乐图》二卷。四月庚午，诏博访知音，有洞晓古今雅乐制作及音律得失灰琯测候之法，所在荐闻，将校试之。何文广上《古今乐纂》六卷、《乐纂造律》一卷、《乐府秘诀》一卷、《乐府杂录》一卷，安宋上《乐本图》并《奏议》一卷。七月，郑向言阮逸撰《琴准律管》十三，著论十二篇、《律吕说》一篇。庚子召逸。八月己巳，命集贤校理李昭同修乐书。三年九月丁亥，学士丁度等言:奉诏详定邓保信、阮逸、胡瑗所造黍尺、律管、权量、钟磬及安宋、何文广所进《乐本图》《乐纂》《录》《秘诀》(于钟律制度别无可采)。随州言进士苏齐有旧藏乐书《应天旋宫昭庆集》十二卷并乐图。”[19]
除史书、类书和目录书外，著录宋代音乐典籍的还有丛书和笔记。比如宋代丛书《琴苑要录》著录11种琴学书，其中《则全和尚节奏指法》《碧落子斫琴法》《斫匠秘诀》、崔遵度《琴笺》可定为宋人作品。又如《说郛》一百载有17种音乐典籍，其中宋代乐书有释居月《琴曲谱录》、陈旸《琴声经纬》、虞汝明《古琴疏》、乐史《柘枝谱》、佚名《鼓吹格》。[20]再如在王尧臣笔记《王氏谈录》中，记录王洙《古今乐律通谱》云：“究今乐之与古乐所由变，而总诸器之同归，以籍于谱……今胡部乐，乃古之清商遗音。其论甚详。”[21]另外，王得臣笔记《麈史》记录了令狐揆所著《琴谱》一书。[22]
最后要提及的就是道乐性质的典籍，载见《道藏》者有九部，即《云笈七签》《金箓斋三洞赞咏仪》《玉音法事》《道门通教必用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上清灵宝大法》《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灵宝玉鉴》《太极祭炼内法》。其中《云笈七签》曾被《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著录，《金箓斋三洞赞咏仪》曾被《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等书著录，《玉音法事》曾被《绛云楼书目》《述古堂藏书目录》著录。

(四)宋代音乐典籍的存佚情况

据统计，今可知的宋代音乐典籍共175种。从存世方式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今存其书的典籍，有陈旸《乐书》、阮逸《皇祐新乐图记》、朱长文《琴史》、张君房《云笈七签》等45种。这类典籍内容较完整，价值也比较高。比如朱长文《琴史》，最早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后世书目中常编入“经部·乐类”；但《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子部艺术类”。此书除记载相关琴学理论之外，多记琴人事迹，可补史书之阙(钱谦益即曾用此书来补《唐史》之误)。
2.今存散页的典籍，即散佚乐书，约19种。大致分为两类:(1)存序文之书，例如宋祁《大乐图义》，其序文保存在《景文集》卷四五;杨杰《平律书》，其序文保存在《无为集》卷八。(2)内容残存之书，例如宋仁宗《景祐乐髓新经》、刘昺《大晟乐书》、欧阳之秀《律通》等，其片段存于《玉海》《文献通考》《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大书之中。
3.今存其名的典籍，据不完全统计，有111种。详见本文下编所列宋代音乐典籍目录。

二

“榷酤”制度与“设法卖酒”

关于宋代音乐典籍的研究
关于宋代音乐文献的全面研究，较早见于赵如兰《宋代音乐文献及其诠释》一书。[23]此书讨论到《皇佑新乐图记》《乐书》《律吕新书》《琴史》《碧鸡漫志》《玉海》《文献通考》等宋代音乐文献。这些书基本上属于“今存其书的典籍”。后来研究者所关注的宋代音乐文献，也主要是这一类，特别是以下11种典籍。
1.《琴笺》，最早著录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北宋初期音乐家崔遵度著。成书于1020年以前，今有《琴书大全》本、《琴苑要录》本。崔遵度结合《周易》理论，提出天地自然中有十三声音，徵并不代表月份的观点，并阐发了“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古琴美学思想，影响到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相关研究有修海林《古代音乐美学文论:宋明》，此文关注到范仲淹《与唐处士书》对于《琴笺》内容的阐释。又有陈应时《宋代琴律理论中的“自然之节论”》，桑坤《崔遵度二十三徽“自然之节”新解》，此二文讨论了《琴笺》所创的“自然之节”理论。
2.《则全和尚节奏指法》，琴学书，宁波保国寺则全和尚编纂。成书于1045年以前，今有《琴苑要录》本传世。全书分三部分:其一序文，论述奏琴次序和方法;其二正文，论述左右手指法数十种，并附手势图谱;其三为琴曲演奏理论。2011年，司冰琳发表《古琴文献⟨则全和尚节奏指法⟩考》一文，对此书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认为它是“当时最好的传谱”。[24]
3.《皇祐新乐图记》，雅乐书，阮逸、胡瑗编纂。作为仁宗朝定乐的成果，成书于皇佑二年(1050年)。全书并图共三卷，上卷论乐律制度，包括总叙诏旨、皇佑律吕图、皇佑黍尺图、皇佑四量图、皇佑权衡图等篇章;中卷论乐器，包括皇佑镈钟图、皇佑特磬图、皇佑编钟图、皇佑编磬图等篇章;下卷论祭器，包括晋鼓图、三牲鼎图、鸾刀图等篇章。其书最早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中国音乐书谱志》一书详记其现存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有评论云:“是书上卷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皆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于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则精核可取云。”[25]关于此书的研究，今有黄敏学所著《一部颇具特色的乐书文献:⟨皇佑新乐图记⟩》(2003年)和何雯霞硕士学位论文《⟨皇佑新乐图记⟩研究》(2017年)。
4.《碧落子斫琴法》，又名《碧落子断琴法》《碧落子琴断》，琴学书，石汝砺编纂。作者字介夫，号碧落子，英德(今广东英德)人。曾与苏轼交往，其书应当成于英宗之时(1063-1067年)。此书论述古琴形制，包括琴长、定材尺寸、琴身尺寸、削面法、调声法、较古琴大小法、琴色样法等篇。全书见载于明人所编《琴苑要录》，而最早著录于郑樵《通志·艺文略》。2010年，隋郁硕士学位论文《⟨琴苑要录⟩斫琴文献探赜》对此书作了研究。
5.《琴史》，中国第一部以“史”为名的琴学著作，朱长文编定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书共六卷，前五卷记载从上古至宋代约一百六十位琴人及其事迹;末卷为琴学理论，包含莹律、释弦、论音、审调、声歌、叙史等十一篇。最早著录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后列入诸书目之“经部·乐类”或“子部·艺术类”。此书最重要的价值是详述琴人事迹，可补史书之阙。《四库全书总目》说:“钱曾《读书敏求记》但录其载太宗九弦琴条，以为异闻，其实可资博识者不止是也。”[26]《琴史》研究在近三十年来蔚为大观。许健《朱长文》(1987年)、郑锦扬《朱长文⟨琴史⟩初探》(1993年)、张斌《宋代的古琴文化与文学》(2006年)、韩伟《朱长文⟨琴史⟩综论》(2017年)等文均从中国琴学史角度，较全面地讨论了朱长文的生平与此书的价值。而关于《琴史》的专题研究，则有邓小南《朱长文家世、事历考》(1997年)，重点考察朱长文的生平事迹;有崔伟《宋朱长文⟨琴史⟩古琴理论初探》(2015年)，重点讨论《琴史》关于雅器象征君子之德的学说;有袁秋子《象数与艺理:象数学影响下的朱长文艺术思想》(2017年)，重点讨论《琴史》中的象征性思维。
6.《乐书》，综合性雅乐书，陈旸编纂。成书于元符三年(1100年)，进呈于崇宁二年(1103年)。据原书自序，乃受作者兄长陈祥道《礼书》的影响而编成。[27]全书共二百卷，前半是《经书训义》，先列经书原文，再附解释;后半是《乐图论》，依次为总论、十二律论、五声八音论以及关于歌、乐舞、俗部乐、五礼等音乐的记录，包括大量乐器图样。
对陈旸《乐书》的研究早见于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其后1992年，苗建华对《乐书》的成书年代和史料价值做出了考证和说明。21世纪初，郑长铃先后完成以陈旸《乐书》为对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重点考察陈旸生平和《乐书》的著述方式；其后又指导研究生单蕾调查研究了《乐书》的早期版本。这项工作受到许在扬的关注，给予较尖锐的批评。2008年，许在扬重新讨论了陈旸的生卒年、《乐书》性质与《乐书》“俗部”内容等问题。[28]此后较突出的《乐书》研究成果是陆晓彤的博士学位论文《⟨乐书·八音⟩与⟨文献通考·八音⟩比较研究》(2016年)。此文考察了《乐书》八音部分的篇章结构、编纂特点、音乐内容和文献价值，并讨论到《乐书》在乐律学观念、乐器学认识等方面的若干偏差。
7.《乐府诗集》，音乐文学集大成之书，郭茂倩编纂。成书于北宋末年，绍兴初年(约1131年)付印。全书一百卷，辑录汉以来乐府歌辞及模拟乐府辞体的作品五千余首，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12部类。各类有序，每题有题解，汇聚了汉代到北宋关于音乐文学的主要资料。《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29]
从20世纪20年代起，《乐府诗集》就受到文学研究者关注，产生了黄节《汉魏乐府诗风笺》、陆侃如《乐府古辞考》、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王易《乐府通论》、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等著作。1950年前后，王运熙著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等书，围绕汉魏六朝乐府文学深入考察了若干事物的关系。2000年前后，在扬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先后产生了一批以《乐府诗集》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例如喻意志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尚丽新著《⟨乐府诗集⟩的刊刻和流传》、许继起著《秦汉乐府制度研究》、崔炼农著《汉魏六朝乐府辞乐关系研究》、孙尚勇著《乐府史研究》等。目前，《乐府诗集》研究得到政府各项基金的支持，研究者的目光已涉及此书的诸种细节。
8.《碧鸡漫志》，笔记体音乐史著作，王灼编纂。有一卷本、五卷本两个版本系统。绍兴十五年(1145年)在成都碧鸡坊完成初稿，绍兴十九年(1149年)在家乡四川遂宁定稿。全书“详述曲调源流，前七条为总论，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凡二十八条，一一溯得名之缘起与其渐变”。[30]最早著录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后或列入子部杂家类(《读书敏求记》)，或列入集部词曲类(《四库全书总目》)。今有刘安遇、胡传淮《王灼集校辑》(1996年)本，以及岳珍《碧鸡漫志校正》(2000年)本。
《碧鸡漫志》研究早见于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而盛于20世纪80年代以还。关于作者生平与著述，有李孝中《王灼生平爵里考辨》、谢桃坊《王灼事迹考》、刘安遇和胡传淮《王灼事迹补考》、钱建状《王灼生年新证》、丁霞《王灼⟨碧鸡漫志⟩的编撰研究》、岳珍《王灼行年考》《⟨碧鸡漫志⟩作者王灼生卒年补考》等文。关于《碧鸡漫志》一书的音乐史内容，则有王德埙《⟨碧鸡漫志⟩:南宋乐曲考古的发轫之作》、翟冬倩《王灼⟨碧鸡漫志⟩的歌曲史研究》、张自横《王灼⟨碧鸡漫志⟩音乐观研究》等文。
9.《律吕新书》，乐律学著作，蔡元定著。成书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书分两卷:上卷为律吕本原，含“黄钟”“黄钟生十一律”“律生五声图”“八十四声图”等十二篇;下卷为律吕证辨，含“律长短围径之数”“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度量权衡”等十篇。明清时期多有批注本，如明代白良辅所著《律吕新释义》、清代吕夏音《律吕新书衍义》等。此书是硕果仅存的宋代乐律学典籍，对于东亚乐律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现代学者对本书的研究，往往与蔡元定研究相关联。例如郑荣达《蔡元定乐律理论研究(之一)：兼论宋俗调犯乐说》(1995年)、杨慕震《参与创建朱子学的主将：理学家、乐律学家蔡元定》(1997年)、沈冬《蔡元定十八律理论新探》(2003年)，都关注到作者和《律吕新书》中的“十八律理论”。近年来又产生了若干相关学位论文，例如龙周青《蔡元定⟨律吕新书⟩点注与分析》(2007年)和郑俊晖《朱熹音乐著述及思想研究》(2007年)的部分篇章。另外，山寺三知的《⟨律吕新书⟩校点札记(之一)：选择底本，兼论版本系统》，对《律吕新书》的收录本、注释本、单行本等作了系统考察;潘大龙的《蔡元定⟨律吕新书⟩在明代的传播与接收》，据《律吕新书》的注解本，总结了明代不同时期人对于此书的不同接受态度。
10.《白石道人歌曲》，又名《白石词》《白石先生词》，词曲作品集，姜夔(约1155-1221)晚年手定。全书收载歌词八十多首，其中28首旁缀曲谱，包括祀神曲《越九歌》10首旁缀律吕字谱，词调曲17首旁缀工尺谱，琴曲《古怨》1首旁缀减字谱。诸书目多著录于“集部词曲类”，即视之为文学书；但《内阁藏书目录》著录为“乐律部”书。《四库全书总目》记其内容云：“卷一宋铙歌十四首，越九歌十首，琴曲一首。卷二词三十三首，总题曰令。卷三词二十首，总题曰慢。卷四词十三首，皆题曰自制曲。别集词十八首，不复标列总名，疑后人所掇拾也。其《九歌》皆注律吕于字旁，琴曲亦注指法于字旁，皆尚可解。惟自制曲一卷，及二卷《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三卷之《霓裳中序》第一，皆记拍于字旁。”[31]作为仅存曲谱的宋代词学著作，此书颇受学界关注，据丘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统计，至少存5种宋本、3种元本、3种明本—共38种刊本。
研究《白石道人歌曲》的成果很丰富。较专门的著作，除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兰《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杨荫浏和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而外，有丘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顾一樵《宋词歌曲四十五调》、陈应时《宋代俗字谱研究》、张红梅《三种南宋传世乐谱的宫调研究》、赵玉卿《姜白石俗字谱歌曲研究》。另外，许多论文关注到《白石道人歌曲》的具体问题，例如姜夔自度曲中序、歌词、曲调、词曲的搭配，姜夔所著《大乐议》《琴瑟考古图》等其他音乐著作，《白石道人歌曲》所记宫调同唐代《乐府杂录》等书的关联，以及清代方成培、戴长庚、陈澧、张文虎等人的《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和译谱方法。
11.《词源》，又名《乐府指迷》，词学著作，张炎著。成书于作者晚年(约1315年)。书分两卷，上卷为音乐之卷，十四目，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等事;下卷为文学之卷，十六目，论作词之法，包括“音谱”“拍眼”“制曲”等项目。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评论说：“上卷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诸事，厘析精允，间系以图，与姜白石歌词九歌、琴曲所记用字纪声之法，大略相同；下卷历论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五要十四篇，并足以考见宋代乐府之制。”[32]关于此书的评论，另见宋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以及元代陆文珪、钱良佑和清代江藩、秦恩复、词隐老人、伍崇曜、许增等人所作的序跋。
《词源》一书对清代词学影响很大，所以清代以来有很多批注本，较晚近的有郑文焯《词源斠律》、钱侗《词源校正》、蔡祯《词源疏证》、郑孟津《词源解笺》。对于《词源》的研究则可分三类：历史文献学研究、文学研究和音乐学研究。第一类成果有冯沅君、吴则虞、黄畲、杨海明、孙虹等人对于张炎生卒年的考证，刘崇德、徐超杰等人对于《词源》版本的考证；音乐学研究成果则有：赵尊岳《玉田生⟨讴歌要旨⟩八首解笺》、饶宗颐《玉田讴歌八首字诂》[33]、洛地《“闰为角调”与“勾”：张炎⟨词源⟩读后笔记》、孙颖《张炎⟨词源⟩宫调研究》、李玫《⟨词源⟩中的音乐学雏形》和伍三土博士学位论文《宋代音乐专题研究》(2013年)。李玫考察了《词源》中的俗字谱、七阶名、五音宫调配属、律吕四犯、结声正讹等事项，认为此书记载了从中唐形成的二十八调理论在南宋末的运用情况和通行的技术术语，对已经开始形成的统一记写符号进行规范整理，使民间口诀上升为理论规则。[34]
关于宋代音乐典籍，另外还有三类成果：一是对道乐典籍的研究，二是对史书、类书中的音乐专部的研究，三是对宋代乐书佚文的研究。
对于宋代道乐典籍整体，有两部论著给予了关注。其一是蒲亨强《道乐通论》[35]，此书论述到《道门通教必用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灵宝玉鉴》《上清灵宝大法》《太极祭炼内法》等宋代道书。其二是王小盾、王皓所著《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一文[36]，讨论到《云笈七签》《金箓斋三洞赞咏仪》《玉音法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道门通教必用集》《上清灵宝大法》《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宋代道乐典籍。但对宋代道乐典籍的研究，主要对象是《玉音法事》《道门通教必用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上清灵宝大法》等单部图书。关于《玉音法事》的论文较重视书中曲线谱，有蒲亨强、蒲亨建《⟨玉音法事⟩曲线谱源流初探》，孙晓辉《⟨玉音法事⟩谱面结构试析》，赵光强《宋代⟨玉音法事⟩曲线谱新论》，蒲亨强《⟨玉音法事⟩名实辨》和《⟨玉音法事⟩所载音乐史料研究》等。关于《道门通教必用集》，较重视书中有关道士培训的内容，相关论文有:蒲亨强《南宋⟨道门通教必用集⟩所载音乐史料研究》，陈文安《道教音乐教育初探以⟨道门通教必用集⟩为中心》。关于另外两部道乐书，较重视书中所记音乐仪式，相关论文有蒲亨强《南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音乐资料研究》《南宋⟨上清灵宝大法⟩音乐资料研究》。
宋代史书、类书中的音乐专部，最重要的是《玉海·音乐》《文献通考·乐考》和《宋史·乐志》。对于《玉海》音乐部，研究者较关注其中的音乐史料，例如连雨《⟨玉海⟩音乐史料研究》、胡元洋《⟨玉海·音乐⟩所载宋代音乐史料考校》、王猛《⟨玉海⟩中的音乐文献资料研究》、胡元洋和余作胜《⟨玉海⟩所载宋代乐书辑考》。对于《宋史·乐志》和《文献通考·乐考》，研究者多采用资料比较的方法，例如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关注正史乐志的编纂体例和史学传统，重点考察《宋史·乐志》的编纂过程、史料来源和历史性质;又如陆晓彤《马端临⟨文献通考·乐器考⟩史料及史风初探》，重点考察《文献通考》乐器部分对于陈旸《乐书》的增删。关于《宋史·乐志》的相关论文另外有:张春义《⟨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石艺《⟨宋史乐志⟩“仙吕双”辨》。关于《文献通考·乐考》的论文另外有:胡士萃《⟨文献通考·乐考⟩引书及按语研究》、闫运利《⟨文献通考⟩“考”之重新界说：以⟨乐考⟩为例》、王福利《⟨文献通考·乐考⟩刊误一则》、丁赟《⟨文献通考·乐考⟩史料价值研究》、尚红《⟨文献通考·乐考⟩述评》、黄敏学《从⟨文献通考·乐考⟩的编撰看马端临的音乐美学思想》。
近年来的学术发展有逐渐细化的趋向。表现在宋代音乐文献研究中，是散佚乐书研究。其对象主要有宋仁宗《乐髓新经》和刘昺《大晟乐书》等。《乐髓新经》成书于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佚文见存于《宋史·律历志》等书，较早著录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胡劲茵有《宋仁宗⟨景佑乐髓新经⟩考论》一文，讨论此书对于景佑乐制改革的影响。至于《大晟乐书》，则是一部二十卷的大书，成书于大观三年(1109年)，佚文见存于《宋史·乐志》等书，较早著录于《通志·艺文略》。张春义撰有《刘昺及⟨大晟乐书⟩辑考》一文，讨论刘昺生平和《大晟乐书》的编纂。这些研究工作，扩大了宋代音乐文献研究的视野。

三

关于宋代音乐典籍的生存和流传
宋代音乐研究之所以成为中国音乐史的重镇，有一个重要原因:其典籍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其他朝代相比都毫不逊色。这和宋代政治有关。出于建立政治秩序的需要，北宋历朝统治者一直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宋太祖立国之初，即任用窦俨等人制定乐舞、乐章和乐曲，又令和岘等人重建礼乐制度。北宋皇帝大多有音乐才能，往往参预音乐典籍的编纂。例如宋太宗撰《九弦琴谱》和《五弦阮谱》；宋仁宗撰《明堂新曲谱》《景佑乐髓新经》《审乐要记》和《乐府要略》[37];宋徽宗撰《大晟乐记》和《黄钟徵角调》。
在推动音乐典籍编纂方面，宋代皇帝有许多积极举措。包括:一、鼓励乐书编纂。例如《宋史》记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赵挺之上札请依照《礼书》旧例，拨笔札誊写陈旸《乐书》。[38]二、积极访求知音人士，例如《宋大诏令集》载有宋仁宗“访晓雅乐人诏”“访乐诏”。[39]三、褒奖参预礼乐建设的人员。例如宋朝六次定律，凡相关官员大多在事成之后获得官职升迁及其他奖励。这样一来，音乐成为宋代才识之人进入仕途的捷径。例如在北宋初期，朱文济因善鼓琴而待诏太宗;吴良辅因善鼓琴而担任协律郎;胡瑗曾与何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被范仲淹推荐主持“阮逸乐”，后任大理寺丞、太常博士等职。南宋时期，尽管乐器和乐人因战乱而散失，礼乐建设大受损伤，但文人仍然热心定律和献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姜夔的《庆元乐书》《琴瑟考古图》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由于以上原因，宋代人的音乐学著述有很好的文化氛围。在战乱频繁的形势下，朝野上下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文学艺术创作的社会风气。比如词，虽然是体制之外的文体(不用于科举)，但却在宋代达到极盛；而词创作又促进了音律之学。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王灼《碧鸡漫志》、沈义府《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都是在发展词学的名义下产生的。另一方面，良好的文化氛围表现为言论宽松，学人与学人之间的相互争辩，典籍与典籍之间的批评责难，屡见不鲜。北宋六次定律，便是六次大讨论。例如《宋史·杨杰传》记元丰议乐说:“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杰同议。杰言大乐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杰议，自制。乐成，诏褒之。”[40]这段话所说“大乐七失”，分别指的是1“.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2“.八音不谐”；3“.金石夺伦”；4“.舞不象成”；5“.乐失节奏”；6“.祭祀、飨无分乐之序”；7“.郑声乱雅”。这段话说到两个情况：1.以范镇观点为主的制乐原则，是通过对以上七大问题的争论形成的；2.即使形成了范镇之乐，杨杰仍不放弃批评，而写成《元祐奏议》《元丰新修大乐记》等文。正是这种争论，构成宋代音乐著述活动的一道风景。
宋代音乐典籍得以繁荣的条件，其实不光在于著述，同时也在于传播。从技术上说，宋代出现了印刷术大发展、藏书业大发展这两个重要因素。宋仁宗年间(1022-1063)，毕昇发明胶泥活字，节省雕版费用，缩短出书时间，大大增加了普通人接触到图书的机会。官方藏书与私人藏书遂也达到空前规模。杜甫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唐代是自傲之语，而在宋代却成了平常之事。这种情况促使研究者编写了一大批资料汇编型的音乐典籍。比如朱长文编《琴史》、陈旸编《乐书》，便是以书籍之便利为条件的。
以上说的是宋代音乐典籍的生存背景。而关于其流传，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北宋时期音乐典籍，合存佚两方面看，其数量远远多于南宋时期。这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北宋重视礼乐建设，二是参预礼乐制作的人多为儒臣。宋朝六次改制雅乐，均发生于北宋时期，由儒臣主持，相关音乐典籍也出自这些人之手。例如太祖朝“和岘乐”，由和岘主持，有《乐说》；仁宗朝“李照乐”，由李照主持，有《景祐广乐记》；仁宗朝“阮逸乐”，由阮逸、胡瑗等主持，有《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神宗朝“刘几乐”，由刘几主持，有杨杰《元丰新修大乐记》；哲宗朝“范镇乐”，由范镇主持，有《新定乐法》；徽宗朝“魏汉津乐”，由魏汉津主持，有《大晟乐书》。
所谓“儒臣”，也就是具有进士身份的人。生产宋代乐书的主要力量就是这种人，比如窦俨、宋祁、沈括、冯元、聂冠卿、房庶、蔡攸(赐进士出身)、范镇、崔遵度、李宗谔、陈旸、杨杰、刘昺、令狐揆、吴仁杰。这些人的著述成就不仅体现在音乐学上，而且体现在文史方面。例如宋祁，除了编写《大乐图义》《三圣乐书》等音乐典籍外，还编写了《益州方物略记》，并与欧阳修合作了《新唐书》。又如沈括，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音乐学只是其知识素养的一部分。再如编纂《景佑广乐记》的冯元，对于经史之学颇有研究，精《周易》，并曾注解《后汉书》《孟子》，参与编集《国朝会要》。编纂《景佑大乐图》和《新纂乐书》的聂冠卿，曾参与编集《崇文总目》，是著名的文献学家。蔡攸作为蔡京长子，除编纂《燕乐》三十四册外，还参与编集了《政和重修国朝会要》《政和修定谥法》等书。
其二，宋代人的音乐学著述，是在经学和文献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在这些人中，真正的音乐家不多;即使是音乐家，其著述也大多可以归为经学或文献学意义上的乐学。其表现之一，是纯理论之书在音乐典籍中占比很大。例如姜夔，虽然作有《白石道人歌曲》，但在南宋庆元年间却进献了《乐书》《琴瑟考古图》《乐议》等雅乐著作；这些著述都未付诸实践。张仲文《白獭髓》曾记其事云:“庆元间，有士人姜夔上书乞正奉常雅乐。京仲远承祖主此议，送斯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诣寺，与寺官列座，召乐师赍出大乐。首见锦瑟，姜君问曰：‘此是何乐?’众官已有谩文之叹:‘正乐不识乐器。’斯人又令乐师曰：‘语云鼓瑟希，未闻弹之。’众官咸笑而散去，其议遂寝。至今其书流传于世，但据文而言耳。”[41]所谓“据文而言”，意思是从书本到书本，这其实是很多宋代音乐典籍的特征。其表现之二，是出现了很多在儒学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资料汇集性音乐典籍。比如朱长文《琴史》，不仅以搜集历代琴人、琴事为主要内容，而且选材注重琴艺与品德的内在关联。又如陈旸《乐书》，也是资料汇编之书，在乐律学、乐器学技术上颇多生搬硬套之处。故论者以为陈旸未必是真正善乐之人。
与以上一点相关联，在宋代音乐典籍的作者中，存在琴师、僧人两个群体。据统计，宋代存佚琴书共有35种，大多出自琴师之手。比如北宋初年有朱文济(一作“朱文齐”)，事迹见于叶梦得《避暑录话》和陈郁《藏一话腴》等书[42]，为宋太宗时的翰林待诏，作有《琴杂调谱》一书，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又如南宋末期，张岩、杨缵、郭楚望、徐天民等人撰写了一批琴学著作，奠定了浙派琴学的基础。这些琴师中有一批琴僧。比如宋初有则全和尚，有朱文济的弟子京城僧人慧日、再传弟子僧人义海。又如北宋中后期有僧居月、僧灵操，分别著有《琴书类集》和《乐府诗》。琴书的繁荣与宋朝官方的态度有关。宋太宗喜好琴学，曾独自编集《九弦琴谱》等书。其后几代君主亦崇尚古雅，以琴为乐之正统。这种气氛既促进了琴学发展，也促进了琴僧与文人之间的交流。阮逸《琴准图》、朱长文《琴史》、陈旸《琴声经纬》也就是在这一形势下产生的。
以上两个特点意味着，对宋代音乐典籍的整理和研究，要有较宽大的视野:既要关注作者们的音乐学著述，也要关注他们在文史其他领域的著述;既要从音乐典籍中考察音乐史料，又要从其他相关典籍中考察音乐史料。比如宋祁所撰《大乐图义》，见于宋代书目，而未见于宋以后的书目，大约亡于宋末。因此，要了解此书，便不仅要参看目录书和类书，而且要参看宋祁《景文公集》和《宋会要辑稿》等书——在这些书中可以找出宋祁所作二十篇论乐文章。其中《大乐图义序》一文载在《宋景文集》卷四五，对于《大乐图义》研究有非凡的意义。
其三，从时间维度看，宋代音乐典籍的发展有阶段性的特点。北宋初期，重在继承前代音乐学成果，新著不多，礼乐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贰臣，例如窦俨。北宋中期，从帝王到普通文人均热衷于音乐之学，音乐典籍的生产达到极盛。北宋后期，由于徽宗及其时礼乐活动的影响，音乐典籍往往以大晟乐的推广为背景。南宋时期，音乐典籍作者身份下移，主要是普通文人，尽管数量减少，但种类却更为多样——不仅有雅乐类著作，如楼钥《乐书正误》和姜夔《庆元乐书》《琴瑟考古图》等；不仅有词学类著作，如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和张炎《词源》等;而且有包括琴学在内的技术性著作，如徐理《琴统》和杨缵《紫霞洞琴谱》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的琴学书，进一步关注到了民间琴谱，以至推动了浙学琴派的形成。
在宋代音乐典籍中，有大量乐图类之书。从中也可以看到宋代音乐的阶段性发展。北宋初期，乐图类音乐典籍大都是雅乐之书，比如景佑二年(1035年)仁宗下诏改制雅乐，出现了聂冠卿《景祐大乐图》、安宋《景佑乐本图》、苏齐《应天旋宫昭庆集并乐图》和宋祁《大乐图》《大乐图义》等书。北宋中后期，此类音乐典籍多关于乐律学，往往是纯理论书，如胡俛的《五音会元图》，阮逸等人的《皇祐新乐图记》，杨杰的《律吕图》《大乐十二均图》，刘昺的《政和大晟乐府雅乐图》。到南宋，乐图类音乐典籍便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关于古琴，有王大方的《琴声韵图》；关于雅乐器，有程迥的《三器图义》；关于舞蹈，有失名的《舞鉴图》;此外有姜夔的《琴瑟考古图》，有陈旸《乐书》中的大量乐器图。
至于宋代的道乐典籍，则表现了与上述音乐典籍大同小异的发展态势。相同一面是：它同样得到宋代皇帝的重视。比如《金箓斋三洞赞咏仪》，郑樵《通志》载为“《太宗御制金箓斋道词》一卷，《真宗御制金箓斋道词》一卷，《徽宗御制金箓道场词》一卷”。可见有帝王参预制作。又如在《玉音法事》一书中，既保留了前代的曲线谱式，又有宋徽宗自制的曲线谱。另外，道乐典籍的作者亦有复杂的出身，不只是道士，反而多有高官。比如张君房出身进士，曾官著作佐郎；张商英官至右相，卒赠少保。相异的一面主要在于：道乐主体上是仪式音乐，关于道乐的记载包含丰富的宗教文化内容。对道乐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本质上是关于宗教文献和宗教史的学术工作。
总之，从音乐典籍发展史的角度看，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代，品种丰富、结构定型，是其最重要的特点。
(未完待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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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崇文总目》，王尧臣撰、[清]钱东垣等辑释，载《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宋代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2]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六章第二节《隋唐五代琴歌文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6–271页。

[3][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9页。

[4][清]孙德谦撰：《金史·艺文略》，载王承略等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21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5][清]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卢文弨订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页;[清]陆心源辑撰：《宋史翼》卷三五《程时登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76页。

[6][明]高儒撰：《百川书志》卷三经部，载《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明代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22页。
[7][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二经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页。

[8][清]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经部第二卷，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8页。

[9][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五子部，载《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清代卷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28页。

[10]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年音乐书谱全目》，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

[11][宋]王应麟：《玉海》卷七《律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5–146页。

[12]《玉海》卷二八《圣文》，第547页。

[13]曾枣林、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册，第137–138页。

[14]《宋史》卷八一《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3–1917页，1920页。

[15][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九《典礼音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5页。

[16][清]钱谦益撰、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卷一经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7][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音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34页。

[1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七册乐一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81–282页。

[19]《玉海》卷一○五，第1926页。

[20]此卷另载苏轼《杂书琴事》和高似孙《唐乐曲谱》。前者又见于《苏文忠公全集》卷七一，本文视为单篇文章；后者出自《纬略》中的“唐乐曲”，本文将其列为笔记音乐史料。

[21][宋]王钦臣：《王氏谈录》，《全宋笔记》第一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69–170页。

[22][宋]王得臣：《麈史》卷中《学术》，《全宋笔记》第一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23]赵如兰：SongDynastyMusicalSourcesandTheirInterpretation(《宋代音乐文献及其诠释》)，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参见司冰琳：《古琴文献〈则全和尚节奏指法〉考》，《音乐艺术》，2011年，第3期。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八《经部·乐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1页。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三《子部·艺术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70页。

[2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33册，第312页。

[28]参见许在扬：《陈旸〈乐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黄钟》，2008年，第2期。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集部·总集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6页。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集部·词曲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26页。

[3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集部·词曲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18–1819页。

[32][清]阮元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7页。

[33]二文皆载《词学》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34]参见李玫：《〈词源〉中的音乐学雏形》，《中国音乐》，2014年，第1期。

[35]蒲亨强：《道乐通论》，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51–55页。

[36]参见王小盾、王皓：《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音乐研究》，2010年，第3期。

[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云：康定元年(1040)十一月“丙辰，内出《御撰洪范政鉴》《审乐要记》《风角集占》以示辅臣，仍以《风角集占》赐陕西诸路部署司。“王应麟《玉海》卷一〇五云：景佑二年(1035)八月“丁丑，出御制《乐髓新经》，赐群臣。”

[38]《宋史》卷四三二《陈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848页。

[39]《宋大诏令集》卷一四八、一四九《礼乐》，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9页，550页。

[40]《宋史》卷四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2页。

[41][宋]张仲文：《白獭髓》，载《全宋笔记》第八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42][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前辈尝记太宗命待诏蔡裔增琴、阮弦各二”条，“太宗作九弦琴、七弦阮，朱善琴”条，记宋初翰林待诏朱文济善琴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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