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吃掉了世界

铁路时代的 GPT 时刻；新闻业的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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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吃掉了世界

我们当然有立场，但话说回来——科技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算夸张。

你甚至可以说：软件，真的，吃掉了世界。

全球市值 Top 10 的上市公司，加起来已经比 G7（美国除外）六国的 GDP 总和还要大——即便把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剔除（毕竟没人会把它算成”科技公司”，虽然它最早是在旧金山创立的^[1]），结论依然成立。

公平地说，Top 10 名单里更准确的描述是”科技 + 半导体（再加上不知道该怎么归类的特斯拉和苹果）”，而不是纯粹的软件公司。但核心结论不变：科技不只是大事，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事。

而且，科技对全球的”接管”，其实是相当晚近才发生的事：

直到 2016—2017 年云计算真正起飞之前，Top 10 科技公司在 G7（除美国）GDP 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从那以后，不到十年时间，它们的合计市值就已经超越了”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 GDP 总和。

更何况，科技的崛起远不止是一次”江山易主”。

最大的公司，比十年前的最大公司，大得多：

标普 500 指数中前十大公司的合计市值，比 2015 年增长了大约 6 倍，在整个指数中所占份额也翻了一倍左右。

这其中确实发生了一次”换班”。Top 10 的成员构成相比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截至 2025 年，Top 10 中只有 3 家公司是从上一个十年延续下来的，而能从二十年前一路扛到今天的——只剩微软一家科技公司。

如果你是 2015 年的投资人，试图用当时榜单上最大的公司作为”天花板”来给科技公司估值——那你低估的上限，可能就差出”6 倍那么多英里”。本质上，科技公司”打破了模型”——它们重新定义了”一家公司能长到多大”的物理上限。

而且这个上限，似乎还在继续往外推。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对全球增长故事的中心地位变得更加突出。上周我们提到，科技板块的盈利预期增速大约是其他板块的 2 倍。但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你会发现：科技对整个市场盈利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了历史性的水平。

自 2023 年以来，科技板块大致贡献了全市场盈利增长的 60% 以上。

本世纪以来，除了 2000 年代初能源板块短暂登顶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其他行业能在这么长时间里、以这样的体量主导整个盈利故事。

说到这一步，可以下个判断：科技已经不是周期里的一环，它本身就是这个周期。

铁路 GPT

刚才我们说，科技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大”——但这话其实不太准确。

在工业时代，没有哪个行业曾像铁路那样庞大：

在巅峰时期，铁路占美国整个股市市值的约 63%——美银（BofA）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具统治力的创新行业“。

现在，悲观派最爱拿铁路这张图当反面教材：瞧，铁路曾经占市场 63%，泡沫破了之后呢？现在连零头都不到。

嗯……不太对。铁路其实今天仍然是一门大生意，只不过它真正做成的事是：催生出了一个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铁路本身更大的全新经济。

铁路把统治权让给了工业，工业又最终让给了科技（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金融与房地产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短暂登顶）。

而且就算今天科技已经够大，它在相对份额上，依然远不及 19 世纪铁路、或者 20 世纪初地产与金融的巅峰。

经济变得更大了，也更复杂了。事实上，今天市值的约 70% 来自那些在 1900 年还很小、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行业。

在 1900 年，整个经济基本就是纺织、铁、煤、钢和烟草，加上运输它们的铁路，以及为它们融资的银行。今天，这些行业在整体盘子里只剩下很小一块。

这一切意味着：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这一轮平台变革到底是不是泡沫”，而是这次技术飞跃，会解锁出哪些我们今天还想象不到的新经济。

举个例子。铁路本身是一项极强的”通用技术”。它带来的最戏剧性、也最出人意料的变化之一，是现代企业的诞生——作为人类应对组织复杂度的一种解法。在铁路之前，一家企业的规模通常小到能装进一个老板的脑袋里。但铁路太复杂了：太多车组、太多车站、太多需要同时做出的决策。

1855 年，纽约与伊利铁路（New York and Erie Railroad）的总监画出了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张现代组织架构图——一棵层级分明的”汇报关系树”，目的是解决铁路日益复杂的调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层管理、事业部制、专业经理人阶层、MBA——所有这些，都源自铁路当年被迫面对的组织难题。

关键在于：铁路不只改变了”美国生产什么”，它改变了”公司是什么”。铁路催生出的中层管理体系，被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称为”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上个月，Jack Dorsey 和 Block 的管理层发了一篇文章，正是这个观点：AI 在公司里的意义，不是给每个人配一个 copilot，而是替代中层管理在做的那些事——吸收并分发信息、维持上下对齐、提前做好决策……这些”协调类”的工作。在一家”AI 原生”的公司里，人类应该退回到边缘——把判断力集中在客户接触和真实的人际互动上。

按他的说法，一套 170 年前形成、用于管理协同的组织范式，将被技术接管，从而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公司形态。这件事的分量，听起来确实够重。

Dorsey 是不是对的、最后真正长出来的”新型公司”长什么样，当然还是个开放问题。但相比于”科技股这季度会不会从高点回调”这种问题，这个问题的余波要持久得多。

新闻业的下一个十年

美国人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度，最近又创下了新低——这是现代民调史上最壮观的”慢速崩塌”之一。

2025 年，只有 28% 的美国人表示对大众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有”很多”或”较多”的信任。1975 年，这个数字是 72%。

不过，这个总体数字其实没有讲出真正的故事。

真正的故事，是代际之间的巨大裂痕：

越年轻的群体，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越低，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越高；反过来也成立——越年长的人对传统媒体越信任、对社交媒体越不信任。

不出意外，年轻人和老一代之间、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不仅存在”信任鸿沟”，也存在“消费鸿沟”：

76% 的 30 岁以下成年人会”偶尔或经常”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但在 65 岁以上人群中，这个比例只有 28%（甚至比 5 年前还略低）。

所以，大众媒体的信任度确实从巅峰跌了下来，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年轻一代媒介习惯的迁移：相比父辈，他们既对大众媒体更不信任，也是社交媒体替代品的重度消费者。

回到最开始的那张图——72% 那个媒体信任度的”巅峰时代”，常被怀念为新闻业的黄金时代。这种叙事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有一点也是事实：上世纪 70 年代初，是只有少数几家电视网和报纸主导信息流通的年代——基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那么有趣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个”巅峰信任”，到底有多少来自”真的好新闻”，又有多少来自”读者别无选择”？这两者当然不是非此即彼——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可能既有好新闻、也有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但无论如何，对大众媒体最不信任的这一代人，恰恰也是成长在选择最多的环境里的一代。

这正是 Martin Gurri 在《The Revolt of the Public》（《公众的反叛》）里的论点：所有领域——媒体、政府、专业权威——的”信息垄断”一旦崩塌，就暴露出权威其实从未真正赢得过它所享有的那份信任。一旦公众看到了幕布后面的样子，信任随之坍塌。

Gurri 还有一个论点：公众更擅长”拆掉旧的东西”，而不擅长”建起新的东西”。他可能没说错。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建立新型媒体的资金门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过。能不能在新的形态里重建对新闻的信任，将是接下来这十年的主线故事。

END

信息来源：a16z

编辑：HFT

排版：HFT

审核：唐国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