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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建平高三开学考——“先疑为敬”的思辨

发布时间：2026-10-20 17:45:49 最近访问：2026-10-20 17:45:52

“先疑为敬”是智慧还是陷阱？26建平中学高三开学考作文

题目：

在AI技术能轻易生成“现场照片”“专家访谈”甚至“大众口碑”的今天，一种观点开始流行：为了不被欺骗，我们不得不先预设所见所闻皆为虚假，直到其被证实为真。这种“先疑为敬”的警惕，究竟是信息时代必要的生存智慧，还是导致信任危机的陷阱？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这道建平中学高三开学考作文题，要求我们思考：当AI足以伪造照片、访谈和口碑时，人应怎样对待所见所闻。题目贴近现实，也因此容易写成固定套路：先肯定怀疑能够防骗，再批评过度怀疑会破坏信任，最后回到“平衡怀疑与信任”。这种结构基本完整，却没有触及关键区别——“预设为假”并不等同于“暂不轻信”，核实也从来离不开信任。下文我们会从一通可疑电话写起，依次分析材料、辨析概念，并建立完整的论证路径。

引子　法拉利高管的一次核实

2024年7月的一个星期二上午，意大利法拉利公司的一位高管接连收到几条WhatsApp消息，发信人自称是公司首席执行官贝内代托·维尼亚。消息说，公司正在筹划一桩大规模收购，需要他帮忙，请他准备签署保密协议，务必严守秘密。头像是维尼亚本人西装领带、站在跃马标志前的照片，只是发消息的号码并不是他平时用的工作手机。

随后对方打来电话，声音很像维尼亚，连他的意大利南部口音也模仿得相当逼真。对方说，事情机密，所以换了号码；交易遇到了麻烦，需要做一笔货币对冲。这位高管越听越觉得不对，他注意到对方的语调里带着一点机械的味道，于是说需要先确认对方的身份，并问：您前几天推荐给我的那本书，书名是什么？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通话随即中断。那本书是意大利学者德托尼写的，书名可译作《复杂性十诫》。这件事是彭博社在同年7月26日报道的。

半年前，香港一家跨国公司的财务职员遇到过相似的局面，结局却完全不同。他起初也觉得那封要求进行“秘密交易”的邮件像是钓鱼邮件；可是在随后的视频会议上，他“看见”了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和几位熟悉的同事，相貌和声音都对得上，疑心便打消了。他先后转出十五笔款项，共约两亿港元。据警方后来说，会议上的那些人都是伪造的。

两个人都起过疑心。法拉利的那位高管并没有预先认定一切都是假的，他是在发现号码不对、语调异样之后才起疑的；他用来核实的，是几天前那次荐书在两人之间留下的共同记忆。这两件事至少提示了一点：在伪造越来越容易的今天，能帮人分辨真假的，常常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

这两起事件有两处细节值得留意：法拉利高管是在号码、语调和要求出现具体反常后才起疑，并非预先认定一切皆假；他用来核实身份的问题，来自两人真实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记忆，伪造者无从得知。第十部分将继续分析香港一案。

一、材料的层次与写作任务

这是一道二元题，题面用“究竟是……还是……”给出了两种评价。在评价之前，材料先交代背景，再转述一种观点，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讲背景：AI技术能轻易生成“现场照片”“专家访谈”甚至“大众口碑”。这三样东西并非随手列举。现场照片代表亲眼所见，专家访谈代表权威的判断，大众口碑代表众人的评价，它们恰好是人们平日相信一件事的三种主要依据。“甚至”一词表明程度在加深：口碑本应出自许多互不相识的人，如今连它也可以批量制造。

第二层讲观点：为了不被欺骗，我们不得不先预设所见所闻皆为虚假，直到其被证实为真。这句话有目的（为了不被欺骗），有理由（不得不），有做法（先预设皆为虚假），还有解除的条件（直到其被证实为真）。

第三层讲评价：材料把这种做法称为“先疑为敬”的警惕，并问它究竟是必要的生存智慧，还是导致信任危机的陷阱。

写作任务就是评价“先疑为敬”这种警惕。第一层是前提，应当默认成立，不必去论证AI其实没有那么厉害；需要追问的是第二层的观点：先预设一切皆假，是否真能使人免于受骗？它是否真是不得不如此？它与信任又是什么关系？文章讨论的中心，始终是“先疑”这种警惕本身。

二、关键词的辨析

首先是“预设……皆为虚假”。面对一张来路不明的照片，人可以有三种态度：相信它是真的，相信它是假的，或者暂不下结论，留待查证。审慎的态度是第三种。材料说的却是第二种，即在查证之前先认定它是假的。“预设为假”与“暂不轻信”只差几个字，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已经有了结论，后者还在等待证据。

对这个说法，理解得过重，会写成“什么都不能信，人与人之间只剩防备”；理解得过轻，又会悄悄把它换成“凡事多留个心眼”“遇事多核实”。后一种情况最常见。很多同学顺手把“先疑”等同于批判性思维，然后加以肯定，却没有注意到，批判性思维要求依据证据决定信与不信，“预设为假”恰恰是在看到证据之前就有了答案。把材料的说法改轻了再去赞成，赞成的就已经不是材料的观点了。

其次是“皆”。材料并没有把怀疑限定在来路不明的消息或涉及钱财的请求上。全称的“皆”把父母的话、课本上的知识、新闻报道都包括在内，也包括我们用来查证的那些材料。

再次是“直到其被证实为真”。这半句交代了解除怀疑的条件，也把证明的责任全部放到了信息一方。可以追问：由谁来证实？用什么来证实？如果用来证实的东西也属于“所见所闻”，它是否也要先被预设为假？第九部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是“为了不被欺骗”和“不得不”。前者只计算了受骗这一种损失，没有计算错疑的损失：错怪了好人，把真的当成了假的。后者断言别无选择，而法拉利高管的做法说明，至少还有别的选择。

最后是“先疑为敬”这个说法本身。它套用了酒桌上的“先干为敬”，把怀疑说成一种郑重、一种礼数。“敬”字有谨慎的意思，《论语·学而》讲治国要“敬事而信”，对事谨慎，对人守信，两者并行不悖。材料却让“疑”来代表“敬”，似乎谨慎就必须以怀疑他人为前提。这个说法本身就值得推敲。

至于两种评价，“生存智慧”着眼于个人能否自保，“陷阱”着眼于社会的信任会不会瓦解，两者衡量的范围并不相同。只在一个层面上论证，都只回答了一半。更有力的写法，是先指出即便在个人层面，它也未必能达到“不被欺骗”的目的，再谈它对信任的伤害。“陷阱”这个比喻也值得留意：掉进陷阱的人，起初往往以为自己走在最安全的地方。

三、对材料的三种理解

梳理完材料与关键词，可以进一步比较三种常见立场。

第一种站在“生存智慧”一边：AI造假防不胜防，只有先疑才能自保。这种理解看到了风险的真实，这是它的合理之处；但它多半把“预设皆假”悄悄换成了“遇事多核实”，赞成的并不是材料所说的做法，也没有计算这种做法的代价。

第二种站在“陷阱”一边：人人先疑，社会冷漠，信任崩塌，因此要“多一点信任，多一点温暖”。这种理解看到了代价，但对伪造的现实避而不谈，在一桩桩AI诈骗面前，单纯劝人多信任显得天真；它也往往把信任写成一种情感，没有说明信任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

第三种是折中：既不能不疑，也不能全疑，要“适度怀疑”，要“在怀疑与信任之间找到平衡”。这种理解看到了两边各有道理，却没有说明“度”在哪里，是典型的假思辨。

写二元题，可以先找出两个选项共同的预设，再看这个预设是否成立。这道题的两个选项有一个共同的预设：怀疑与信任在同一把尺子上此消彼长，多一分怀疑就少一分信任。顺着这个预设，只能在两头之间选一个点。可是怀疑的对象主要是信息，信任的对象主要是人与制度；而且第九部分会说明，核实本身就离不开信任。看清这一点，文章就能给出明确的判断：按材料的字面意思，“先疑为敬”是一个陷阱，原因并不在于怀疑太多，而在于“预设为假”算不上真正的怀疑；信息时代需要的警惕，是有对象、有根据、指向核实的怀疑，以及经得起核实的信任。

四、“先疑”的性质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

要判断“先疑”是否构成智慧，需要先追溯“预设所见所闻皆为虚假”这一想法的来源。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笛卡尔1596年生于法国图赖讷地区的拉艾，母亲在他一岁多时去世。他自幼体弱，1607年才进入耶稣会办的拉弗莱什公学。1618年他到荷兰从军；1628年起在荷兰住了二十多年，住址换了一处又一处。1649年，他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之邀去斯德哥尔摩，每周三次在清晨五点为女王讲课，第二年二月染上肺炎，死在那里。

笛卡尔在1641年出版的《第一哲学沉思集》里，做过一件与这道题几乎一样的事。他设想有一个法力极大又极其狡诈的恶魔，用尽心机来欺骗他，天空、大地、颜色、形状、声音，都只是它布下的幻象；接着又说，我假定我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假的。一个能伪造一切所见所闻的欺骗者，一种“预设所见所闻皆为虚假”的做法，与题目几乎一一对应。三百多年前设想的恶魔，今天的AI已经做到了一部分。

所以，主张“先疑为敬”的同学，完全可以请笛卡尔作证，但要把他的话读完。他在1644年出版的《哲学原理》开头一连写了三条，大意是：追求真理的人，一生中必须有一次尽可能地怀疑一切；可疑的东西，甚至应当当作假的；但这种怀疑只能用于思考真理，不能用于日常生活，因为日常事务往往等不到疑虑消除，我们常常只能依照大致可信的东西行事。《沉思集》第一沉思里也说，他此刻所求的是知识，并不是行动。

他在1637年出版的《谈谈方法》里还说，为了在理性要求他暂停判断的时候，行动上不至于犹豫不决，他给自己定了几条临时的行为准则，第一条就是遵守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好比在森林里迷了路的旅人，不该东奔西走，更不该停在原地，而应朝着一个方向尽量笔直地走下去。他在《沉思集》的内容提要里甚至说，世界真实存在、人有身体之类的事，头脑正常的人从来没有认真怀疑过。

可见，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有三重限定：一生只做一次，只在书斋里做，目的是找到确实可靠的根基。材料所说的“先疑为敬”，把它从一次变成了每一次，从书斋搬进了生活，从寻找根基的方法变成了对待一切的态度。这恰恰是笛卡尔本人明确拒绝的用法。

写作文引用笛卡尔时，不要只写“笛卡尔主张怀疑一切”，那样他就成了“先疑为敬”的代言人。要写清他为怀疑划定的界限：一生一次，只用于求知，不用于行事。在文章里，这一句就是全文的转折点。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谈谈方法》开篇第一句说，良知是世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他用法文而不用拉丁文写这本书，也是相信运用天然理性的读者比只信古书的人更能判断他的观点。最善于怀疑的哲学家，对普通人的判断力却抱着信任。

中国古人对此也有精辟的见解。《论语·宪问》记孔子的话：“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逆”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就迎上去揣度，“亿”同“臆”，是没有凭据地猜想。不预先揣度别人欺诈，不凭空猜疑别人不守信，却又能及早察觉欺诈，这样的人才称得上贤者。“先预设所见所闻皆为虚假”，正是孔子所说的“逆诈”和“亿不信”。笛卡尔在书斋里设想一切皆假，为的是求知；孔子讨论的，则是人在生活中应当怎样对待他人。

由此可以把题目归结为两个问题：“预设皆假”作为辨别信息的方法，能否达到“不被欺骗”的目的？它作为对待他人的态度，又会给信任带来什么？

五、“预设为假”与“暂不轻信”的区别

先看第一个问题。对于一条无法立即查证的消息，审慎的态度是存疑，也就是承认自己暂时不知道真假。“预设为假”却是另一回事：它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出了一个结论，只是这个结论恰好是否定的。认定一张照片是假的，和认定它是真的一样，都需要理由；没有理由就认定为假，与没有理由就认定为真，在认识上犯的是同一种错误。

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在1902年出版的《科学与假设》的导言里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怀疑一切与相信一切，是两种同样省事的办法，都让我们不必思考。怀疑一切怎么会是省事的？因为全信与全疑都是事先定好的答案，碰到任何消息都可以照章处理，用不着追问它出自谁、凭什么、与已知的事实是否相合。真正费力的，是一条一条地判断。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批评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不要在哲学里假装怀疑我们心里并不怀疑的东西。在他看来，值得重视的怀疑来自具体的意外和分歧，它推动人去探究。

用这个标准回看引子。法拉利的那位高管起疑，是因为号码不对、语调异样、要求反常，这些都是具体的意外；他的怀疑也立刻变成了一个可以检验的问题。香港那位职员起初的怀疑同样有具体的理由，可惜他让视频里的面孔和声音打消了疑虑，没有换一条渠道去核实。

《战国策》里邹忌的故事，是一个更早的例子，也是同学们在初中就学过的课文。邹忌问妻、问妾、问客，自己与城北徐公谁美，三个人都说他美过徐公。“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直到徐公来了，他亲眼看过，又“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才知道自己不如。夜里他想明白了：“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邹忌的怀疑有对象，就是那句最合自己心意的话；有依据，三个人的回答与“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这一公认的事实不合；也有检验的办法，就是亲眼去比。检验之后，他也没有认定妻、妾、客都是骗子，只是看清了他们为什么这样说。

写作时，庞加莱的话可以署名，也可以只写“有数学家说过”；邹忌是课内材料，用来说明什么是有依据的怀疑，比另讲一个陌生的故事更省字数。

还要补充一点。“皆”与“直到被证实”合在一起，会使这条规则无法执行：查证所用的材料同样是所见所闻，同样要先被预设为假，怀疑也就永远无法解除。现实中没有人真能这样生活，下一部分要讨论的，正是它在现实中会变成什么样子。

六、普遍怀疑在实践中的走向

既然没有人能真的怀疑一切，那么，宣称“先疑”的人实际上在怀疑什么？答案往往是：怀疑自己不愿相信的东西。

《韩非子·说难》讲过一个故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同样一句话，儿子说出来是有先见之明，邻居老人说出来就成了嫌疑。疑与不疑，取决于说话的人与自己的亲疏，并不取决于证据。

现代研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2006年，美国政治学者泰伯和洛奇发表论文，题目就叫《政治信念评估中的动机性怀疑》。他们让被试阅读关于控枪和平权措施的正反论据，发现人们对与自己立场相反的论据挑剔得多，对立场相同的论据则轻易接受；即使被要求不偏不倚，仍然更多地选择阅读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怀疑本身，是由好恶驱动的。

这说明，“先疑为敬”在实践中很容易变成有选择的怀疑，并被包装成审慎。伪造技术普及之后，这种选择性更加明显：面对不合心意的真实影像，人们可以用一句“这可能是AI做的”轻易否定。美国法学者切斯尼和西特伦在2019年的论文中把这种现象称为“说谎者红利”：公众越相信音视频可以伪造，说谎者就越容易把真实记录说成伪造；相关警惕越普及，这份红利反而可能越大。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与材料相反的结论。材料以为先疑能使人“不被欺骗”，但受骗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把假的当成真的，一种是把真的当成假的。“预设皆假”或许能减少前一种，却为后一种敞开了大门，而后一种恰恰是那些不愿真相曝光的人最希望看到的。这是对材料的第一次深入追问：先疑未必能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目的。

七、信任的性质与功能

前两部分讨论信息真假，接下来转向人与社会。所见所闻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人的讲述。若把一切所见所闻预设为假，也就把每一个说话者预先当作可能的骗子。材料所说的“信任危机”，正由此发生。要分析这一后果，首先要说明信任的功能。

理解信任的功能，可以借助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卢曼1927年生于吕讷堡，十七岁时被美军俘虏；战后学习法律，在地方行政部门任职多年，后来转向社会学研究。1968年，他出版《信任》，副标题是“一种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

卢曼的意思，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世上的事情太多、太复杂，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一查证；信任使我们在证据不完全的时候，仍然可以对他人的行为有所预期，并据此行动。他说，完全没有信任，人早上连床都起不来，会被说不清的恐惧所攫住。我们在食堂吃饭，乘公交车，按医生的处方服药，把钱存进银行，每一件事都没有亲自查证过。信任的对象有具体的人，也有货币、法律、科学这样的制度，卢曼把后一种称为系统信任。

由此可以看出“直到其被证实为真”这条规则的要害。信任恰恰发生在证据不完全的地方；一件事一旦被证实，它就成了知识，用不着信任了。所以，这条规则消除的不只是轻信，还有信任本身。

卢曼还指出，不信任也是一种简化世界的办法，只是代价更高：不信任的人要花大量精力去检查、控制，同时又只敢依靠很少的信息，于是更加依赖这少数的信息。一个人疑尽天下，最后能让他放下戒心的，往往只剩那个一直顺着他的怀疑说话的人。

先疑还会改变被怀疑的人。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每说一句话都被当作谎言，诚实就得不到回报，说真话的人与说假话的人所受的待遇便没有了分别。信任减少，最终值得信任的人也会减少。《论语·颜渊》记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时先去兵，再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把信看得比粮食和兵器更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这就构成了对材料的第二层推进：先疑不仅未必能防骗，还可能削弱信任这一不可缺少的社会机制。

需要避免把这一层写成“社会缺少温暖”。论证的重点是信任的功能：人不可能查证一切，信任使我们在证据尚不完整时仍能合作与行动。

八、“先疑”确有必要的情形

论证推进到这里，不能顺势把“先疑”写成百害而无一利。还要补上它成立的条件，为结论划清边界。

在一些情形下，先疑确实是必要的。一种是后果严重而且无法挽回的决定，比如转账、签字、提供个人信息、公开指控某个人；另一种是消息来路不明，却催促你保密、催促你从速行动。引子里的两个案例都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一桩需要保密的交易，一笔需要尽快完成的转账。香港警方在通报那宗案件时也提醒，凡是涉及转账都要格外小心，在可疑的视频会议中，可以提问以核实对方的身份。在这些情形下，先核实再行动是基本的常识。

还有一种情形是职业的要求。新闻编辑核查消息来源，审计师审查企业的账目，法官审查证据，学术期刊请同行评审论文，他们以怀疑为职分，一般的读者、投资者和公众却不必如此。职业性的怀疑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少数人以怀疑为业，多数人才能够相信报道、账目、判决和论文。

落实到文章中，让步段应说明两点：第一，先疑只在事关重大、来路不明、后果难以挽回等条件下成立；第二，它必须针对具体信息，服务于具体决定，并有明确的核实办法，核实完成后便应结束。职业性的怀疑同样服务于信任。这一段可置于“取消信任”与“核实依赖信任”之间。只有条件清楚，让步才不是笼统地说“先疑有利有弊”，而是在限定结论的适用范围。

九、“证实”与信任的关系

现在回到材料中的那半句话：“直到其被证实为真。”它看上去最稳妥，却最值得追问：由谁来证实？用什么来证实？

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事情，都没有亲自证实过。课本里记载的历史，药盒上标注的成分，几乎都是从可靠的人和机构那里得来的。要证实一张照片的真假，可以借助检测工具，请教专业机构，追查最初的发布者，每一步都要托付于人。

证实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它依赖对工具、机构与他人的信任。倘若这些也一律“预设为假”，证实就永远无法完成；倘若暗中信任其中的某一个，所谓“先预设一切皆假”也就不成立了。

再看引子。法拉利那位高管的问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那本书是维尼亚几天前推荐给他的，这段共同的记忆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从未公开，伪造者无从得知。帮他识破骗局的，是两人之间真实交往的积累。换句话说，信任是核实的前提，真实的关系提供了核实的渠道。香港那位职员缺少的，正是这样一条渠道；事后他向公司总部求证，才知道自己受了骗。

《吕氏春秋·察传》讲过一个故事。“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后来丁家打了一口井，对人说，打井得了一个人。话越传越走样，传到国君那里，成了丁家从井里挖出了一个人。宋君派人去问丁氏，丁氏回答：“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意思是省出了一个人的劳力。书中评论说：“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宋君并没有预设传闻为假，他只是派人去问当事人。《察传》提出的办法是：“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依照事物的常理和人之常情去审察听到的话，就能得到真相。

由此可见，材料把怀疑与信任当作对立的两端，以为多一分怀疑就能少受一分欺骗。实际上，可靠的核实离不开信任，信任也要经得起核实才能长久。与轻信相对的，并不是先疑，而是有根据的信任：知道自己凭什么相信，也知道一旦有了疑问该到哪里去核实。英国哲学家奥尼尔主张把信任与可信区分开来，信任应当随着对方是否可信而给予。

再回到孔子的话。先觉者并不事先猜疑，却能及早察觉欺诈，凭借的是对人对事的熟悉，以及随时可以去核实的渠道。法拉利的那位高管，就是一个先觉者。

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材料以为“证实”可以代替信任，其实证实本身也建立在可信的人、制度和渠道之上。写出这一层，论证便有了进入一类卷所需的深度。

十、伪造与核实在当下的新形态

联系现实，应避免只写“AI诈骗层出不穷，我们要提高警惕”，而要说明今天伪造的对象发生了什么变化，核实又可以依靠哪些渠道。

2023年4月20日，福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郭先生接到“好友”的微信视频，对方说朋友在外地投标，需要430万元保证金，想借他公司的账户过账，并发来了转账成功的截图。郭先生没有核实钱是否到账，约十分钟后就分两笔转出了430万元，直到给好友打电话，才知道对方是用AI换脸冒充的。郭先生事后说，当时对方是打了视频电话的，他在视频中确认了面孔和声音，所以才放松了戒备。2024年1月香港那宗案件金额更大，十五笔转账约两亿港元；警方推测，骗子事先下载了公司人员过去参加线上会议的视频，再用AI配上伪造的声音。

这两宗案件有一个共同点：伪造者仿冒的是一个你认识的人，是你平时用来认出他的面孔和声音。它利用的，正是已有的信任关系。郭先生信任好友并没有错，错在把一段像是好友的视频当成了好友本人。怀疑应当落在信息上，即这段视频、这张截图是否真的出自他；而核实时依靠的，又恰恰是他与好友之间的关系，一个电话就真相大白。

伪造“大众口碑”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战国策·秦策二》记载，费地有个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去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前两次她都“织自若”，第三个人来说，她便“投杼逾墙而走”。书中说：“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天的变化在于，制造“三个人”的成本几乎降到了零。成本变了，问题的性质没有变，应对的重心也应当从个人的疑心转向公共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