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无意对过去两百年来已极为丰富的康德诠释学有所增益；其目标在于从康德哲学中汲取灵感，以思考人工智能问题：即将康德的批判哲学重新置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语境之中。本书标题《康德机器》（Kant Machine）可作双重解读：既指“康德与机器”（Kant and Machines），亦指“康德式机器”（Kantian Machines）——即康德对机器的批判，以及被赋予康德式动机的机器。

本书的出发点基于以下两个主张：

1）康德哲学可被解读为对机器的一种反思，更确切地说，是对两种机器建构方式的反思，分别由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所代表（二者亦隐含独断论与怀疑论）。这两种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至今仍在理解机器的问题上占据核心地位，体现于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之间的争论之中。

2）如此解读下的康德哲学，乃是针对其所处时代之机器（本文称之为“笛卡尔式机器”与“休谟式机器”）的一种反动，展现出一种非机械式的思维；然而悖论性的是，这种思维亦可被吸纳进一种新型的机械式思想之中，即我所谓的“机械—有机主义”（mechano-organicism）——这一术语我曾用于指称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控制论。

上述两项主张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包含一种本体论批判与一种认识论批判。本体论批判立足于18世纪对“机器”与“有机体”之间不可还原性的坚持，即生命体不能被简化为受物理定律支配的机械存在。认识论批判则基于如下洞见：机械存在中的线性因果性是不足的；我们必须从中推演出一种在生命体中展现的新型因果性。康德在认识论上的贡献——即对自然科学之界限的划定——意义重大，并已被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广泛承认。然而，康德哲学中关于认识论基础的探讨同样重要，且构成本书的核心关切。

自然科学认识论对康德新型哲学方式的影响，对于理解其批判哲学的演进至关重要。换言之，在康德著作背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或更准确地说，多重认识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其物理学基础：例如，朱尔·维勒曼（Jules Vuillemin）将康德的知识哲学与其物理学理论重新连接；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认为康德的理论哲学深受牛顿物理学塑造；汉斯·萨纳（Hans Saner）持类似观点，认为康德的政治哲学早在其第二篇学位论文“物理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 1756）中便已受到启发，其中康德发展出一种动态的物质概念，而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其后期政治著作如《永久和平论》（Toward Perpetual Peace, 1795）。

众所周知，康德1770年的“就职论文”（Inaugural Dissertation）重申了感性世界与智性世界的区分，标志着其批判哲学的开端，也开启了理性的冒险之旅。理性具有一种必然性，要拓展至科学知识无法企及的领域，犹如一艘船驶离岛屿海岸，进入海雾之中。康德受到生物学研究（当时尚未成形为一门学科）的启发，“渐成论”（epigenesis）的概念贯穿其三大《批判》及其后续著作。菲利普·于内曼（Philippe Huneman）、约翰·扎米托（John Zammito）、詹妮弗·门施（Jennifer Mensch）、蒂莫西·莱诺尔（Timothy Lenoir）等人的著述揭示了这一认识论基础。尤其是莱诺尔的《生命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Life）将19世纪德国生物学视为对康德有机体哲学构想的展开，莱诺尔称之为“目的—机械论路径”（teleo-mechanical approach）。康德的三大《批判》可被读作对“理性之渐成”的阐发，在形而上学与生物学意涵之间摆荡。主要是在《判断力批判》中，反思性判断（在前两大批判中几乎缺席）才得以充分展开，于此我们发现一种非物理模型，可被描述为一种有机结构与一种反思性（或更恰当地说，递归性）运作。

这一认识论基础的转向，成为我们追溯康德机器概念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用以理解康德哲学既是机器的解药，又部分地构成未来机器的理论。这种悖论性运动——即对机械论的否定导向一种“目的—机械论”（莱诺尔语）、“目的论”（恩斯特·迈尔语）、“机械—有机主义”（本文用语）或其他表述形式——对于我们把康德批判哲学置于当代科学图景中至关重要。格哈德·莱曼（Gerhard Lehmann）在“自然的技术”（Technik der Natur）一文中指出，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目的论理论，通过其遗稿（Nachlass, Ak. 21/22）得以补充，从而形成一种技术哲学或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莱曼对康德的评注近来被弗朗齐斯卡·艾格纳（Franziska Aigner）在《康德与技艺》（Kant and Technics）中重新发现并系统阐述，该书是少数几部有力论证康德技术哲学的重要专著之一。

然而，我们希望指出两点：其一，莱曼对机械论的批判及其对更高层次“自然技艺”（technics of nature）的从属关系，似乎已被当代技术所超越，或至少受到挑战，尤其是在控制论兴起之后；因此，若康德确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那么莱曼的发现便值得新的诠释与评价；其二，“自然技艺”中的“技艺”概念，唯有当我们心中怀有控制论机器或人工智能时，才能具体把握；否则，它只能类比性地通过艺术作品的审美判断（而非艺术创作本身）来理解。

重申我们的核心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对我们反思当代机器——特别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究竟有何相关性？在我看来，当前的诸多争论，正是催生康德批判哲学的历史背景的重演。正因如此，康德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机器具有超乎寻常的相关性。诚然，如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1958年基于控制论的发展所观察到的那样，机器正在“变得有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有机的”。关于康德，西蒙东在“控制论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Cybernetics, 1953）一文中曾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论断：“康德唯有将控制论置于《判断力批判》中，方能加以处理。” 这一评论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若我们想理解控制论在哲学史中的位置，就必须理解康德；而若我们想理解康德对当代技术的相关性，就必须领会控制论的意义。换言之，康德对于研究哲学与机器的关系，以及理解二者之间那种康德本人未曾预见、而我们只能回溯性认知的亲密性，是不可或缺的。自1950年代至今，技术的具体化程度已远远超出西蒙东的想象；当代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学、生物信息学等新兴技术，已给哲学研究带来重大挑战。哲学对此的回应不应仅是单纯的抵制，而应如康德对待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那样，既要理解这些技术的限度，又要使其服务于理性。在此意义上，此刻正是将批判哲学重新定位于此新历史语境之中的时机——通过将康德与图灵、哥德尔、维纳、所罗门诺夫、明斯基、麦卡锡、纽厄尔、辛顿、本吉奥、勒昆等众多AI先驱并置阅读。

为更高效地呈现本项目，并避免陷入浩瀚的康德研究文献之海，我们将主要把学术性参考置于脚注之中，以保持正文的简洁。脚注与正文形成对话，使读者得以延伸对康德及其评注者的探索。因此，正文将聚焦于康德本人的著作，凸显“机器”问题在其文本中的显现。我们由此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本书：

1）何谓智能机器？2）机器能否具备道德？3）是否存在一种永久和平算法？

读者或许会立刻察觉这与康德著名的三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产生共鸣；但此处的问题已从人类转置到机器，从有机体转向无机体；因此，潜在的问题不再是“人是什么？”，而是“机器是什么？”第一个问题通过考察批判哲学对独断论与怀疑论的批判，及其对先验能力的奠基，来审视“智能”概念。第二个问题通过反思康德对雅克·德·沃康松（Jacques de Vaucanson）自动机的批评——即其中自由问题是不可设想的——并进一步追问：一旦我们对“自主性”与“自动化”之间的对抗关系进行批判性重审，当代机器是否可能成为道德机器？第三个问题通过重读康德晚期（1791–1798）的政治著作来考察“永久和平”概念。众所周知，康德在四十岁时便已决定永居柯尼斯堡，被描述为一个日复一日重复相同散步路线的乏味之人；然而据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述，晚年的康德曾因宗教著作遭审查而考虑离开柯尼斯堡，甚至准备放弃哲学教职与故土（Heimat）。康德晚期的政治写作非同寻常：他虽非革命的支持者，却是哲学——更确切地说，是理性——的捍卫者，因而不得不以异议者的身份探寻一种新型政治斗争形式。这些著作是康德批判哲学面对具体社会政治问题的延伸，其中包含他对“抵抗策略”的深刻反思；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倾向于将《永久和平论》解读为一种基于国际贸易的永久和平算法提案。

这三个问题使我们得以在机器之中重读康德。它们亦构成我三部曲著作——《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2019）、《艺术与宇宙技术》（Art and Cosmotechnics, 2021）和《机器与主权》（Machine and Sovereignty, 2024）——的基础，在这些著作中，康德哲学成为我对形而上学、美学与政治进行反思的出发点。本书将康德置于讨论中心，建立并延展我此前对其思想研究的多条线索，试图提供一种更为系统的康德诠释，并作为长期研习康德的一个总结性注脚。因此，我决定暂不展开我对康德解读的进一步意涵（这些已在前述专著中有所讨论，尽管尚未穷尽），而仅限于阐明康德思想及其对当代机器反思的相关性。

我希望本书能激励那些希望超越分析哲学与认知科学、投身于人工智能与哲学史交汇领域的哲学家们；我无意贬低前者，因其对于理解人工智能的运作机制依然至关重要——若无它们，我们可能会陷入另一种幻觉，即用非逻辑图式去捕捉逻辑图式。然而，秉承康德精神，我们应始终铭记理性的渐成性与对智慧的渴望。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不断追寻真理并捍卫理性，而理性必须在批判的条件下不断拓展。我也希望本书能同样吸引那些希望理解自身所涉哲学问题之背景与复杂性的工程师，以及对哲学与技术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若无众多同事与友人的支持，本书不可能问世。我要感谢霍华德·凯吉尔（Howard Caygill），他过去十年间给予我的康德式启发影响深远；2016年他在吕讷堡访问期间，我曾向他许诺撰写一本关于康德的书。我也要感谢参与本项目讨论或评阅手稿的同事们，包括布莱恩·诺顿（Bryon Norton）、沃伦·萨克（Warren Sack）、乔尔·怀特（Joel White）、胡布·兹瓦特（Hub Zwart）、苏珊娜·林德贝里（Susanna Lindberg）、马里奥·加西亚·帕斯夸尔（Mario García Pascual）、彼得·莱门斯（Pieter Lemmens）、玛丽·路易丝·克罗（Marie Louise Krogh）、弗朗齐斯卡·艾格纳（Franziska Aigner）、伊势浩平（Kohei Ise）与米兰·施蒂默（Milan Stürmer）。我亦不应忘记向尼古拉斯·沃克（Nicholas Walker）表达谢意，当年我在金匠学院求学时曾随他学习德语，他堪称德国哲学与文学研究的典范。最后，我要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对本项目的认可，以及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与乔瓦尼·图萨（Giovanni Tusa）将本书纳入他们的丛书系列。

许煜（Yuk Hui）鹿特丹／纽约202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