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 | 苏光明:AI重塑国际人才交流新格局

关乎国运的较量

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深水区。中美两国稳居第一梯队。2026年3月30日，八月瓜科技创新研究院发布《全球人工智能企业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26》，依托全球专利大数据与权威产业信息，首次以AI领域核心微观企业为对象，全面呈现全球AI企业创新实力与产业格局。报告显示，中美双核心引领，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全球前100家AI企业中，中国占51家，美国占37家；两国合计占据全球57.7%的AI研究人员——中国5.2万人，美国6.3万人。这场较量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比拼，成为发展模式、创新体系与综合国力的系统对抗。

2026年3月，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主席丹尼斯·西蒙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曾身处资本主导科技的时代，而如今能够推动创新的人才，才是全球竞争的核心。”他进一步指出，全球创新格局正从单极化走向多元化，中关村已与硅谷并肩，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同时，他也发出警告：当前世界正滑向“碎片化全球化”，地缘政治正在为人才与知识的跨境流动设置重重障碍。

从政策层面看，美国的战略意图清晰且坚决。2025年7月，白宫发布《美国AI行动计划》，核心目标是“加速创新、建设基础、领导国际”，实质是推动盟友采纳美式技术标准与规则，巩固其全球AI秩序主导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遏制在技术、资本、人才三个维度同步升级。一个以“科工复合体”为驱动的大国科技竞争时代已然到来。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明确提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为我国AI人才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各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施策，形成上下贯通、横向协同、整体推进的良好格局。国务院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将AI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应用、国际合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为AI人才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政策保障。教育部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学科专业布局，推进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着力打造规模充足、结构合理、潜力强劲的自主人才蓄水池。科技部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支持组建AI领域科创联合体，推动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协同攻关，以重大科研任务集聚顶尖人才、培育领军人才、锤炼青年人才。工信部立足产业主战场，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丰富应用场景牵引人才需求，以产业生态集聚创新团队，不断提升我国AI人才工程化、产业化、实战化能力。同时，我国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大幅简化外籍人才来华工作、永久居留办理流程，提升人才政策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形成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的热潮，实现了从“人才流失”向“人才回流”“人才集聚”的历史性转变。

在关乎国运的竞争中，AI顶尖人才已成为核心战略资源。但真正理解这场人才竞争，必须跳出单一国家视角，站在全球人才流动的大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的位置与选择。更重要的是，国际人才交流的意义远不止于技术追赶和产业竞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才跨越国界的流动，本身就是最深层的文明对话——它能够加深了解、增进理解、减少误解。在国与国之间信任赤字加剧的今天，这种基于人的交流与连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战略价值。

传统的“推拉模型”——更好的待遇、更优的实验室、更自由的学术环境构成引力中心——正在被AI时代的新力量彻底颠覆。在这场变革中，最核心的变化在于：顶尖人才的战略杠杆作用被空前放大。围绕这一根本性变化，AI时代的人才竞争规则还衍生出另外四个相互关联的新特征。

变化一：顶尖人才的“灯塔效应”日益凸显。在AI领域，少数顶尖人才对技术路线的牵引呈现“非线性放大”——顶尖1%的人才贡献了超过50%的突破性创新。OpenAI巅峰期仅300余人，却凭借核心团队撬动数千亿美元市场；何恺明提出的ResNet架构被引超20万次，直接催生了计算机视觉产业化浪潮。据八月瓜报告，全球前100家AI企业中近三分之一由顶尖学术领袖参与创立。这意味着，引才必须从“撒大网”转向“抓关键少数”：抓住一个人，激活一个领域。

变化二：人才的“半衰期”急剧缩短。在传统学科，一位顶尖学者的知识优势可以维持十年甚至二十年。但在AI领域，大模型迭代以月为单位，算法创新的窗口期往往只有半年。管理学中称之为“知识陈旧曲线”：专业知识的半衰期已缩短至2—3年。传统的“终身雇佣”与“一次引进、长期使用”模式已彻底失效。我们需要建立“动态、弹性的用才机制”，让人才在项目间自由流动、在团队间灵活组合。正如西蒙所言，未来3到4年，30%至50%的现有工作任务将被重塑。这给全球人才竞争提出了全新课题：不仅要问“这个人有多牛”，更要问“这个人的学习曲线有多陡峭”。

变化三：团队的价值超越个体。AI大模型的研发早已告别单打独斗。一个顶尖算法专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工程、数据、算力团队支撑，个人能力将大打折扣。技术的复杂性让学科边界日益模糊，混合型组织、共享型实验室已成为创新的主流载体。全球人才竞争的重心正在从“挖一个人”转向“引一个生态”——谁能最快为人才配齐工程、数据、算力、场景的“拼图”，谁就能真正赢得人才红利。武汉光谷2026年3月推出的“1+3成建制引进”模式，正是对这一趋势的精准回应。值得注意的是，顶尖人才的“灯塔效应”与团队价值并不矛盾：灯塔需要舰队护航，而舰队也需要灯塔指引。

变化四：物理在场的必要性被重新定义。疫情加速了全球科研协作的数字化进程。今天，一个在硅谷的AI研究员完全可以深度参与国内项目攻关，通过云端算力平台、远程协作工具，实现“智力24小时在线”。这打破了“全职引进”的传统模式，让“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从补充形式转变为主流方式。全球人才竞争的地理版图，正在被重新绘制。

变化五：跨学科融合成为创新的主战场。AI的本质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与延伸，这决定了它必然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深度交叉。今天，一个纯粹的计算机科学家已经难以独立攻克通用人工智能的难题。我们引进的不仅是AI算法专家，更是能够打通“计算机+生物学+物理学+伦理学”的复合型人才。引才政策需要从“按学科分类”转向“按问题导向”——围绕重大科学问题组建跨学科团队，而非按传统学科目录“对号入座”。

上述五个变化共同指向一个结论：AI时代的人才竞争，起点是锁定“灯塔”，关键是建好“舰队”，保障是灵活机制与开放生态。谁能在顶尖人才的争夺中赢得战略主动，谁就能在后续的制度设计、团队配置和学科布局中占据先机。

站在全球视角看，我国国际人才交流工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某一项政策的成功，而是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范式转变——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规模人才流失，到如今全球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流潮。这一转变，是中国从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标志性里程碑。以下五个维度，共同勾勒出这场跨越的全景图。

人才规模与质量：从跟跑到并跑

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突破2.2亿人，专业技术人才超800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7200万人（《2026全球青年科技创新发展报告》，中关村论坛发布）。科睿唯安2025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中国有1406人入围，占比19.7%，位列全球第二，较2019年的10.2%大幅上升。AI2000全球人工智能学者排名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共入围397人，较2022年增加165人。与此同时，近十年引进外国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超150万人次，2024年留学回国人员达49.5万人，同比增长19.1%，回国率超80%。我国AI核心研发人才总量突破40万人，位居全球第二。近五年AI顶尖人才引进数量年均增长超22%，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业率超65%。总量与质量、引进与回流，中国已从“跟跑者”成为全球人才版图中的“并跑者”。

制度环境：从壁垒到通途

据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我国人才政策吸引力排名从2015年全球第42位跃升至2024年第12位，国际人才流动便利度排名进入全球前十。外籍人才来华工作许可办理时限压缩70%，永居审批效率提升80%。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已将外国人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和新办社保登记实现“三位一体”统一申请，全国办理平均时长压减至6个工作日。制度性障碍的大幅削减，让“想来”到“能来”的通道空前畅通。

创新效能：从投入到爆发

由海外引进人才领衔的AI领域国家级科研项目占比超55%，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AI成果中国际人才参与占比达62%。国际人才牵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超2000项，推动我国AI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AI产业规模快速突破5万亿元，国际人才创办的AI企业超3万家。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全球AI人才创新高地已初步形成。投入正在加速转化为产出，创新效能进入集中迸发期。

人力资本转化率跃升

2.2亿人才总量向5万亿AI产业规模的转化，本质上是一个“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问题。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跨越，关键在于消除结构性失业与技能错配。我国引才政策在缓解AI领域“技能短缺”、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显著成效，正是制度设计在破解“就业不足”与“岗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中的成功实践。人力资本转化率的跃升，是这场历史性跨越的经济学内核。

开放格局：从引进来到全球共生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的良性双循环。从量子计算到北斗导航，从脑机接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研究的突破通过高效的产业转化机制快速落地；应用场景中的技术难题又反过来倒逼基础理论的深化。这种知识进化闭环，正是国际人才交流与创新生态深度融合的产物。与此同时，我国与9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在全球设立海外人才工作站、创新中心120余个，每年开展国际人才学术交流活动超1万场。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国际人才交流正在成为支撑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位列榜首，北京、上海-苏州分别位居第4、第6位。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过15%，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京津冀三地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协同推出40项支持政策，涵盖吸引集聚全球优秀人才、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等多个方面。这些成就背后，无一不凝聚着国际人才交流的贡献。正如西蒙所评价的，中国建设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全球人才中心的举措，精准把握了全球人才格局的变化，展现的开放态度值得肯定。中国已从单向的“人才引进”走向双向的“全球共生”，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

成绩斐然，但站在全球视角，中国引才工作的挑战不在于“做错了什么”，而在于“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尽管在数量上实现了从“人才流失”到“人才回流”的历史性逆转，但在质量与结构的优化方面，我们仍面临着大国竞争高强度博弈下的深层挑战。以下三点，值得冷静审视。

挑战一：全球人才竞争的白热化。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形成，意味着对华科技遏制将是长期化、系统化的。从经济学视角看，美国B1签证拒签率突破60%，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构成了一个“非对称竞争壁垒”。美国通过限制人才流入提高了中国获取全球顶尖智力的“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但同时也倒逼中国加速构建“内部竞争机制”。当外部流入受限时，国内人才的竞争压力自然增大，这反而可能激发更高的创新效率。我们需要比对手更聪明、更灵活地应对这场不对称竞争。

挑战二：安全与开放的平衡难题。地缘政治竞争已成为人才与知识跨境流动的重要障碍。过度的、不透明的安全审查正在让一些海外顶尖学者望而却步。我们需要的是“精准安全”——通过“分层授权”与“动态监控”的管理设计，将研究领域划分为“开放合作层”“有限授权层”“严格管控层”，不同层级适用不同审查标准，并建立风险动态评估机制，而非“一次审查、终身有效”。这种“软硬结合”的管理方式，能够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降低审查对人才的心理冲击。

挑战三：“用才”环境与“引才”力度的匹配。一位从美国顶尖企业回国的AI工程师曾坦言，他在国内最不适应的是“目标导向太强”——公司要求每季度都有可量化的产出，而不允许花时间探索那些“可能失败但一旦成功就是突破”的方向。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与AI基础研究需要的“长期主义”格格不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引才”，更是“保才”——营造一个不被短期考核绑架、不被行政干预扭曲、允许“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

基于上述观察与反思，当前最值得着力的方向有以下四个。

第一，从“全面出击”转向“精准突破”。精准识别那些真正“卡脖子”、且与我国产业优势深度契合的“战略必争领域”，集中力量引进顶尖团队。核心是评价体系的革新。武汉光谷率先打破“四唯”框架，不以学历、论文、职称为主要依据，而是以GitHub星标数、大模型API调用量、用户活跃度、竞赛成绩等实绩作为认定标准，为“奇才、怪才、天才”开辟专属通道。海淀区在中关村论坛上发布的“海境”十条新政，同样聚焦AI人才跨境流动便利化。这些“不看学历看代码，不看资历看作品”的理念，精准回应了AI领域核心研发人员年轻化、实战化、团队化的特征。下一步，应在国家层面建立“战略必争领域”动态识别机制，定期更新人才需求图谱。

第二，将“人才争夺”升级为“人才共生”。这是理念上最重要的升级。人才的全球化属性愈发凸显，人才不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归属于全球人才库。即便存在地缘政治紧张，人才仍保持着高度流动性。我们与全球顶尖人才的关系，不应该是零和博弈的“争夺”，而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共生”。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构建起“技术共研—成果共享—人才共育—产业共赢”的全链条合作网络。港深创科园培育计划从全球750多份申请中甄选出108间初创企业入驻孵化，生动诠释了“全球智慧、园区转化”的共生理念。最高境界是参与全球人才治理规则制定——当前国际规则几乎空白，中国应当主动发起倡议，推动建立“AI人才流动伦理准则”“科研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框架”等。

第三，把港澳打造成AI人才国际化的“超级联系人”和“压力测试场”。港澳拥有普通法体系、自由港政策、国际化生活环境、与西方接轨的科研评价标准等独特优势。截至2026年2月底，香港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批出超过41万宗申请，超过27万名人才已抵港；在《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跃升至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河套香港园区自2025年底开园以来，已有近70家企业进驻，出租率接近八成，其中约四成从事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约四分之一为海外企业。河套的“一园两区”模式，让海外人才享受到“一国两制”的制度便利和内地的产业生态优势，堪称“国际人才驿站”的最佳试验田。北京在中关村论坛上启动的“世界青年人才赋能计划”，每年预计吸引超3万人次中外优秀青年人才来京交流实践，与港澳形成南北呼应、功能互补的格局。

第四，发展“柔性引才2.0”，从“人才来华”到“智力来华”的全面升级。传统柔性引才主要是短期讲学、项目咨询，规模有限、深度不足。“柔性引才2.0”的核心，就是将零散、自发的柔性合作，升级为一套制度化、标准化、可复制的系统性引智体系。这一升级，正是为了更好服务中央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战略部署。

离岸创新中心体系化布局：在全球AI人才集聚区域系统化布局分布式创新节点，打通经费流转、成果认定、知识产权分配等制度壁垒。

双聘制制度化推广：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双聘机制已集聚双聘学者逾百人、国家级人才数十位。核心管理机制是建立“双聘人才联席会议”制度，由派出与接收单位共同组成考核委员会，采用“代表作+同行评议”评价方式，避免“双重考核、两套标准”的尴尬。

云端协作平台数字化赋能：搭建全国统一的AI柔性人才云端协作平台，通过项目进度、协作频率、成果产出等可量化指标，解决传统柔性引才中“看不见、摸不着、管不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配套出台专项实施细则，明确柔性人才在项目申报、经费使用、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同等保障。

来华服务数字化转型：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已取得突破，北京更推出3万套青年人才公寓、3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3000人服务管家队伍、300亿元发展基金。下一步应在政策宣传、多语言服务、异议申诉渠道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国际人才交流的终极意义，远不止于技术追赶与产业竞争。当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头脑汇聚在一起，每一次对话、每一次协作，都在做同一件事：加深了解、增进理解、减少误解。

这正是文明交流互鉴最朴素的实践。

放眼世界，地缘冲突加剧，信任赤字加深。中美两国不打交道只会导致误解误判，走向冲突对抗更将殃及世界。但正如王毅外长反复强调的：见面总比不见面强，对话总比对抗好，合作总比冲突好。这不仅是外交智慧，更是人类文明反复验证的朴素真理。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曾指出，从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到孔子的“和而不同”，真正的和谐在于尊重差异、寻求共识。“对话、共情与相互尊重，正是和平与合作的基石。”德国前总统克勒则用更直观的比喻道出同一道理：“我们生活的星球就像一艘船，船上的每个人应该同舟共济。”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以“船”作喻：“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倡议经纬纵横，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强化而不是削弱国际合作，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人类共同福祉。”

国际人才交流，正是这条大船上最具活力的“对话舱”。它不是单向的“人才引进”，而是双向的“智力共生”；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同舟共济。技术让“地球号”成为现实，而人才交流，则让这艘大船上的“船员”彼此看见、携手前行。

这正是中国坚持开放的最大底气，也是国际人才交流最深层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