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春天,三大运营商的业绩报告没有带来太多惊喜。巨额投资叠加变现艰难,运营商或将“AI+”变成“AI枷锁”
中国移动全年营收10502亿元,同比增长0.9%;中国电信5296亿元,同比仅增长0.1%,几乎陷入停滞;中国联通3922亿元,同比增长0.7%。三家营收增速集体跌破1%,净利润增速也远低于以往——移动同比增长4.4%、电信0.5%、联通1.1%。2026年前两个月,全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904亿元,同比下降1.7%。
在“增量不增收”的困局下,运营商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2026年,三大运营商超35%的投资涌向算力与AI赛道,中国移动算力网络投资同比增长62.4%,中国电信算力基础设施投资增至255亿元,中国联通算力投资占比同样超过35%。在MWC2026巴塞罗那期间,GSMA联合中国三大运营商发布“Mobile AI Innovation倡议”,加速AI与移动网络的深度融合。。
AI能否成为运营商的救命稻草?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一、运营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困境
传统通信业务的加速萎缩,是最直观的冲击。2026年前两个月,移动电话通话时长同比下降5.6%,固定电话通话时长跌幅接近20%,短信业务收入大跌16.2%。语音、短信、固话这些曾经撑起运营商大半营收的业务,正在被互联网产品快速替代。
与此同时,存量市场竞争陷入“内卷”泥潭。玉溪市云服务租用采购项目中,电信以189万元/年的极低价中标,联通提出七项投诉虽部分成立却未影响结果。类似的低价竞标、无效投诉频繁上演,从个人市场到政企市场,运营商之间的零和博弈消耗了大量资源。更严峻的是,三大运营商传统业务收入占比已从2020年的92%降至2025年三季度的78%,但新兴业务的增速却远不足以填补这个缺口。。
而政策层面的双重压力,更是让运营商的处境雪上加霜。自2025年起,中央国有全资电信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由20%大幅提升至35%,企业序列从第二类上调至第一类,与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等资源型企业并列。2026年1月起,电信服务增值税税率从6%上调至9%。瑞银测算,这一调整将使运营商的不含税服务收入受到约1.5%至2%的影响,净利润面临超过10个百分点的冲击。资金本已紧张,利润分配权又被重新划定,运营商的自留资金大幅缩水——仅中国移动一家,按照35%比例上缴后,自留资金就减少了超过200亿元。
面对传统业务崩塌、内卷加剧、政策挤压的三重夹击,运营商将AI视为转型的出路,实在不难理解。但这套“AI+转型”的故事,真的能讲通吗?
二、AI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巨大鸿沟
先看投资端。2026年,三大运营商算力投资占比集体超过35%。中国移动算力网络投资同比增长62.4%,智能网络投资增长19.8%,两者合计占总投资比例超37%;中国电信算力基础设施投资增至255亿元,同比增长26%;中国联通算力投资规模超过175亿元。中国移动还公布了更大规模的长期计划: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领域总体投入翻一番,建成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智算基础设施,探索十万卡智算集群建设。。
但运营商的资金并非无限。与互联网巨头相比,运营商在算力投资上的底气并不充足。字节跳动预计2025年投入1600亿元,阿里宣布未来3年投入3800亿元建设云和AI硬件基础设施,腾讯预计2025年资本开支投入900亿元。而三大运营商在2025年的整体CAPEX不足3000亿元,算力投资更是远不及互联网头部玩家。从全行业来看,三大运营商智算规模合计约137.3EFLOPS,仅占全国智能算力规模的17.4%。
投入巨大,但AI业务的商业化变现能力却远未跟上。中国联通AI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40%,中国移动智算服务增速高达279%——这些数字听起来令人振奋,但必须放在基数的背景下审视。新兴业务大多仍处于培育期,毛利率偏低,与专业的科技厂商相比,运营商的新业务还停留在资源出租、基础服务的层面,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光靠规模增长,带不来足够的利润和收入贡献。
更要命的是,电信行业本身的利润池正在被持续压缩。在总资本开支收缩的背景下,运营商却必须向算力领域持续“输血”,这意味着对传统业务的利润挤占将愈发严重。一边是传统业务加速萎缩,一边是新兴业务尚未形成足够的收入支撑,AI投资的回报周期远远超出运营商的承受能力。
三、AI应用落地:从试点到规模化的“最后一公里”
即便在应用层面,AI的价值释放也远未达到运营商的预期。
目前,运营商的AI应用主要聚焦于三个方向。在内部运营提效方面,自智网络(AN)逐步从L3向L4演进。华为的案例显示,运维工程师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每月辅助闭环超8000张工单,单工单平均节省30%处理时间;上海基于周级话务预测的节能策略,整网节能15%,全年预计节省电费3000万元。这些提效固然有意义,但节省的成本与运营商数千亿元的营收规模相比,影响微乎其微。充其量只是“节流”,远谈不上“开源”。
在对外提供服务方面,运营商积极布局大模型和行业解决方案。中国电信推出了星辰大模型,中国移动推出了“九天”大模型,在智慧交通、车联网、工业制造等领域有所尝试。中国移动依托“九天”大模型构建的车联网AI智能体服务体系,已服务全球149家汽车企业客户。但截至目前,这些行业解决方案多为定制化项目,难以实现大规模复制,毛利率同样偏低,无法形成持续性的收入增长点。
在政企市场,运营商试图通过算力服务打开新增长空间。中国移动2025年算力服务收入898亿元,同比增长11.1%。但政企市场本身价格战激烈,玉溪市云服务租用采购项目中出现的极低中标价并非孤例。运营商在政企市场的内卷程度,丝毫不亚于个人市场。
然而,最致命的问题在于规模化落地。对许多电信运营商而言,AI仍局限于孤立的试点项目——技术层面上成功,却与更广泛的商业战略缺乏关联。88%的电信企业表示预期从AI项目中获得更好的回报,但仅12%正在构建工程化的AI产品。大部分投资仍集中在嵌入式工具或团队赋能上,停留在效率提升层面,而无法驱动实质性增长。缺乏规模化战略,运营商就可能永远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
四、结构性挑战才是根本阻碍
运营商的AI转型之困,远不止于资金和技术。更根本的障碍在于体制、文化、人才和战略定位的深层次矛盾。
人才短缺是运营商面临的最紧迫瓶颈之一。全球范围内,超过50%的运营商将预算限制、基础设施限制和人才短缺列为AI转型的三大主要阻碍。与互联网科技公司相比,运营商在薪酬体系、激励机制和人才密度方面存在明显劣势。AI算法工程师、大模型专家等高端人才更倾向于流入互联网大厂和创业公司,运营商能够吸引和留住的人才规模和质量严重受限。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体制障碍。运营商作为央企,在投资决策、业务拓展和薪酬激励方面受到诸多约束。AI转型所需要的快速决策、灵活试错、高弹性激励机制,与央企的制度框架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兼容。当字节跳动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AI基础设施时,运营商却不得不平衡国资委的考核指标、35%的利润上缴比例和严格的资本开支控制。这种制度性的“慢”,与AI技术迭代的“快”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与此同时,运营商在战略定位上仍面临根本性困境。从“通信管道商”到“AI服务商”的转型,要求运营商在技术能力、产品思维、商业模式等方面完成一场彻底的自我重塑。但现实是,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仍然在于网络基础设施的覆盖与运营,在AI算法、产品创新和生态建设方面并不具备优势。正如通信分析师周桂军所言,5G时代前运营商便已感觉到危机,力图摆脱管道商定位进行转型,但方向一直不甚明朗。如今AI提供了新的叙事,运营商却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如何从“卖连接”转型为“卖智能”?
更重要的是,在AI时代,运营商的竞争格局并未因AI的出现而改善。在算力服务市场,运营商面临来自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等科技巨头的激烈竞争。这些对手在技术能力、产品体验、生态体系和资本实力上均不逊于甚至优于运营商。在智能服务领域,互联网平台凭借庞大的用户基数和数据积累,同样占据了先发优势。运营商的AI转型,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是在一个巨头环伺的存量市场中寻找生存空间。
AI无疑正在深刻重塑通信行业的底层逻辑和商业模式。运营商在网络资源、政企关系、数据沉淀等方面仍具备独特禀赋,在自智网络、行业AI解决方案等特定领域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AI可以帮助运营商提效降本、优化运营、拓展部分新兴业务,这是事实。
但要指望AI成为“救命稻草”、一举扭转运营商面临的系统困局,恐怕是一厢情愿。运营商的根本问题——传统业务萎缩、内卷式竞争、现金流承压、人才匮乏、体制约束——都不是单纯靠AI技术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行业生命周期、市场竞争结构和制度性框架,而非技术层面的落后。AI的引入,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结构性矛盾,反而因巨额投资进一步加剧了运营商的现金流压力,形成了新的财务负担。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在错误的方向上奔跑,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对当下的运营商而言,或许最需要的不是“All in AI”式的豪赌,而是一场冷静而务实的自我审视——AI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运营商真正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盲目将AI奉为救世主,最终换来的恐怕只是又一场泡沫般的幻灭。
运营商需要的不是“救命稻草”,而是“治病良方”。而这张方子,恐怕远远不止AI一味药。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