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译文 | 高加索与格鲁吉亚人的物质文化(格鲁吉亚民族史(卷一,第一章))

第一章

高加索与格鲁吉亚人的物质文化

要研究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考古学、语言学以及文献记录中提取相关信息。通过对这三种来源的比较研究，历史学家通常能够重构出所谓的“史前时期”物质文化的图景。考古学作为一个拥有自身独特方法的科学分支，是相关专家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通常利用其成果来服务于自己的研究目标。

然而，格鲁吉亚历史的研究者尚未处于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将高加索考古学作为其专门的研究课题。*III 目前已存在的、对于了解高加索物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所有发现，大多是附带性调研的结果，或者是那些虽然对宏观问题感兴趣、但其常驻研究领域却远离此地的著名学者的贡献。由于这一情况，高加索的考古研究具有偶然性，而非系统性、计划性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格鲁吉亚还没有一家机构被委以对我校国家进行持续、有条理的考古研究任务。目前也没有哪位科学家将目标定为对大量考古事实和遗迹进行全面、深入的专门研究——尽管得益于挖掘和收集，这些遗迹在格鲁吉亚及其邻近共和国的博物馆中已有相当的数量和多样性。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昨天还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论点，在第一次新的调查中就被证明完全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历史学家目前还无权完全确信地依赖考古学理论。

对于格鲁吉亚民族史的研究者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因为高加索并非格鲁吉亚人的原始故乡，他们文化的原始遗迹并不在这里寻找。*IV 但就目前而言，在上述缺陷得到弥补之前，格鲁吉亚历史专家如果不利用这些不完整来源所获得的事实，就别无他法。格鲁吉亚各部落在许多世纪中已成为高加索的永久居民，这一事实使得从特定时期起，了解并考虑高加索的考古事实对于研究他们的物质文化变得必不可少。

以下内容是对现存考古文献的综述，以及从书面记录中得出的图景。

由于通过语言学方法获得的结果需要大量且多方面的论证，并且是基于比较研究的，因此不能在此列出。*V 它们被安置在《格鲁吉亚民族史》专门的绪论卷中¹¹，那里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如果在这里谈论这些问题，会给人一种缺乏证据的假设之感。

I. 考古学事实

§ 1. 文化阶段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高加索地区在石器时代并无人类居住，其最早的居民即已掌握金属冶炼技术。正因如此，青铜时代曾被视为这里的最古老时期，而在此期间也发现了石器的使用。法国学者尚特（Chantre）证明了高加索确实存在新石器时代，即磨制石器时代。但因其遗迹显得非常稀少，曾被认为是一个短暂的时期。

1916年，波兰学者斯特凡·克鲁科夫斯基（St. Krukowski）在阿格韦蒂（Argveti）地区勒加尼（Rgani）村附近的格瓦尔吉拉洞穴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即打制石器时代）的燧石及其他石制、骨制和角制工具。在那里发现的文物已被运走并保存在格鲁吉亚博物馆中。关于这些发现的初步报告已于同年（1916年）发表在《高加索博物馆通报》（Изв.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Музея）第10卷第3期（见253-259页）。随后，克鲁科夫斯基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科学研究，其专题著作不久后应在《格鲁吉亚博物馆公报》上发表。这位波兰学者的发现再次表明，研究者在论述高加索考古学时必须保持何等的谨慎。

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了高加索也曾经历过旧石器时代。只有未来的系统性考证才能阐明这一时期文化的传播范围和持续时间。

但根据现有资料，石器时代在高加索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其定居人口的主要文化时期正是从青铜时代开始的。甚至连纯铜时代（即所谓的金石并用时代）在高加索目前也尚未发现。青铜时代自开启后便丰沛地增长和扩张，铁器时代也紧随青铜时代之后。这种金属文化似乎是由于新民族部落的迁入和定居而带入高加索的。VI

§ 2. 葬俗

根据在高加索发掘的坟墓和墓地情况可以明确，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墓葬。两个主要的区别在于：死者要么被埋入地下，要么其坟墓建在地面上，并在上方堆起类似小山的石堆或土堆，即使用了所谓的“库尔干”（ყორღანი）。有时库尔干下方的墓穴是挖在地下的坑。这类库尔干墓葬多见于东外高加索，即曾经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领土。

格鲁吉亚及高加索其余地区的坟墓通常设置在地下，并用石头建造。在萨姆塔夫罗（Samtavro）墓地中，最古老的墓穴是用卵石砌成的墙。在此后的时期，这里及其他地方最简单的墓葬形式是挖在地下、呈长方形的石墓，起初仅侧面有支撑死者的石头，后来死者仅从上方被放入，并同样从上方覆盖一块完整的长扁平石盖，其上堆放石块和泥土（图1）。比这更复杂的是完全由石头建成的坟墓，其四周均镶嵌石块，并由整块石板作为顶盖。侧石也往往是整块的，使得墓穴呈现为石棺或石盒的形式，只是底部没有石板，而是整平的泥土（见图2）。俄罗斯学者称此类墓葬为“каменные ящики”，德国学者称为“Steinkistgräben”，法国学者称为“cistes faits de pierres”，即“石盒墓”。

除了整块石板作为顶盖外，也可见到由三块石头组成的顶盖，其中两块靠在侧石上，第三块覆盖中间剩余的距离并叠放在上方的两块石头上（见图3）。

石墓的一种变体是由碎石完全堆砌、不使用泥浆或石灰的墓穴，其上方不是顶板而是拱顶（见图4）。

在萨姆塔夫罗墓地中，还发现了由烧制砖和侧向弯曲的长形瓦片建成的墓穴。

更为罕见、但在特定时期且对特定民族实体具有特征性的是那些呈现为覆扣的大陶瓮（ქვევრი）的墓葬。墓底使用一块扁平石头，死者以坐姿安放在其上，上方覆扣着这个大陶瓮（见图5）。在那些没有石头或极度匮乏石头的国家，人们会用陶土制作各种类型的棺材，就像在下迦勒底、阿尔及利亚及其他地方一样。

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埋葬方式也有所不同。通常此类坟墓都是单人的，但在罕见情况下也会见到双层墓，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墓的底部即为下层墓的顶盖石（见图2）。在最古老的时期，死者在墓中是以坐姿埋葬的，后来则是侧卧且呈蜷缩状，双手弯曲并提到下颚处，大腿与臀部齐平，双腿则在下方回折。通常死者是左侧卧（见图6、7和8），但在北高加索（如科班/Koban），死者反而是右侧卧（见《高加索博物馆》第3页图3和4）。在后期的墓葬中，如果死者独葬，通常是仰卧；如果是与他人合葬，则其中一人仰卧，另一人侧卧，如在卡尔斯尼斯赫维（Karsniskhevi）墓地中所见。12

通常每个墓穴埋葬一名死者，在最古老时期这是严格的准则。但偶尔也已知有双层墓。在后来的墓葬中，一个墓穴里也有安葬两个或更多死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应该是夫妻或同一家庭的成员，如卡尔斯尼斯赫维墓地，那里除了两名成年人外，还有两具儿童骸骨，其中一个躺在胸口，另一个躺在脚下。13

§ 3. 人的财产与随葬品

按照习俗，死者入墓时除了随身的衣服首饰外，所有的武器和器皿也要一同带入（见图6、7和8）。在某一案例中，甚至连打谷用的连枷（კევრი）也被带入墓中。起初先放下连枷，随后将死者安放在其上，并在上方摆放其武器和其他器皿。开墓时，连枷仅有一小部分连同木齿完整保存下来。其余部分的木头已全部腐朽，只有散落在死者骸骨下方和周围墓穴中的连枷石齿（კევრის კოხები）在告知人们，整台连枷曾被完整地带入墓中（见图8）。

衣服有亚麻、棉和羊毛织物，其中第二和第三种织物应是用于外衣。织物种类多样且质量各异。服饰并非整块编织而成，而是缝制过的。为了固定衣物，他们使用纽扣、搭扣、纤维拉针（ფიბულები）以及各种款式的别针。其中一些长而大头的别针是用来在胸前固定外衣的。固定皮带则使用带扣（见本书第36页图16及图6、7和8）。

在男性死者的颈部和胸部直至腹部区域，常挂有玻璃或其他材质的珠串。手腕上戴有几只扁平且细的手镯，有的脚上也有。腰间束有皮带。右侧髋部挂有长剑，腹部线位置的皮带下则固定有短剑。鞋子的痕迹也证明当时的居民并非赤脚。死者的头侧放有长矛。大多数情况下放在左侧，但有时也直接垫在头下（见图6、7和8）。

女性拥有丰富的饰品，包括青铜、白银及有时是黄金制成的各种款式的耳环、戒指，由圆形或扭纹金属及珍珠、贝壳、珠子穿成的项链，以及手镯、别针、簪子和坠饰链等。14

在用于梳洗整理的物品中，值得注意的有梳子、刮刀及其他物品。15

在农业工具中，存有大量的各种造型和质量的斧头（见本书36-37页）、刀（图6和8）、磨棒及各种磨石16、针（本书14页）等。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青铜腰带上刻画的马车或战车的图像（见图9），还有马衔，以及用于打谷场的连枷（其一小块未腐烂地保存了下来，见图8）。也发现了铃铛，可能是系在牲畜身上的，还有鹿形造型的锁（见本书37和38页）。

在战斗武器中，最古老时期常见的是青铜短剑。随后长剑也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短剑及长剑均为双刃，中间至剑格处隆起，向两侧倾斜。也可见到中间带血槽的。在阿拉韦尔迪（Alaverdi）发现了一把青铜短剑，其剑格处有三条平行、至末端汇合的血槽。17

短剑和长剑既有带柄头的（即带木柄的），也有无柄头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柄头是与整个武器一体铸造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短剑或长剑的刃部在剑格上方有延伸的柄舌，其上带有孔眼，用于通过铆钉固定木制或角制的柄部。18

柄头的形状和装饰多种多样，但通常在剑格处较宽，至中间部分极度变窄，随后向柄端稍微且逐渐变宽，最后以带有几何形孔眼图案的尖纽扣状盖帽结束，这应该是为了确保抓握时手不会滑脱。19 短剑和长剑都有剑鞘，其上饰有图案。20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武器没有任何用于悬挂的环，长剑和短剑都是放置在皮带和衣服之间，武器是插在皮带下方的。21

在武器柄头的形状和装饰方面，格鲁吉亚历史民族学博物馆保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它是1867年在苏拉米（Surami）附近的津迪西（Zindisi）村出土的，代表了一把青铜短剑的柄部，仅残存了一小部分剑刃。

此外还有大量不同尺寸和形状的长矛及箭镞，通常为青铜和铁制。22 长矛有木柄，其末端有时带有金属鐏（ბუნიკი）。23 墓中随葬斧头的数量之多，让人联想到其中至少一部分可能被用作战斗武器。最后，在当时的武器中，弓箭自然应占主导地位。由于木材随时间推移极易腐朽化为粉尘，且弦线也会分解，因此在墓葬中各处均未发现该武器。但弓箭和弓箭手被描绘在当时的青铜腰带上，由此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其存在（见图11）。箭矢配有燧石碎片或金属箭头，这些在墓葬中大量存在。

弓的尺寸非常大，甚至超过了人的身高，由弯曲成三段且末端反曲的厚重弓身以及相对较细的弦线组成（见同上）。

当时的战士除了覆盖腹部区域、高度不一的青铜腰带外，没有任何金属制的护身装具。这些腰带有的狭窄且素面，有的装饰有图案，或仅沿边缘分布，或在中间带有类似珠串的点状线，有的则饰有精美画作。腰带末端呈圆形，两侧带有孔眼，用于穿绳或缝制带扣以进行固定。24 腰带下方缝有皮革衬里。在最古老时期，青铜腰带较窄且简朴，随后逐渐变宽，装饰也愈发丰富和复杂。

可以推测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除了这些腰带外，他们还应有盾牌保护身体。只是如果在墓葬中没有发现它们的痕迹，原因与墓中见不到弓箭是一样的：根据希腊文献记载（见本书30和33页），格鲁吉亚部落曾使用柳条编织并蒙有皮革的盾牌，这类盾牌在地下自然会毁灭。

陶器在墓葬中存量丰富，在造型和大小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最古老的陶器是由筛滤较差的黏土手工制成，未使用陶轮或转盘，烧制也不够精良，通常被烟熏黑，纹饰也简单粗糙。随后陶器的材料和工艺逐渐改进，开始利用陶轮和转盘制作，造型变得复杂，纹饰也更加精美丰富，烧制良好。在姆茨赫塔墓地发现的后期墓葬中，已经出现了红陶。

在纹饰工艺和手段的多样性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刻划或戳刺的图案，以及用黑色或白色颜料填充的图画。25 当然也发现了各种陶制灯具。26

此外还保存了大量精致的玻璃器皿，尤其是在姆ცხეთას的墓葬中。27

§ 4. 贸易与货币

在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各种珠饰表明，高加索地区在远古时代就已与赫梯人、亚述人和腓尼基人建立了贸易往来。当时就已经存在对外贸易²⁸。与此相关的，是德·摩根（De Morgan）提出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具体而言，德·摩根提出了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和论断。根据他的观察，在坟墓中大量发现的各种尺寸、大小和厚度的环，实际上并不全应该是手镯，因为它们的尺寸是以完全固定的数值递增的。称重实验让德·摩根确信，其中最小的重8.2克，而稍大的则重达16.4克，即恰好是前者的两倍。再大一级的圆环重25.2克，这比最小单位的三倍（24.6克）多出0.6克。接下来的圆环重32克，比最小单位的四倍（32.8克）少0.8克。再之后的圆环重39克，比最小单位的五倍（41克）少2克。随后一级的重量为49.2克，正好是最小单位的6倍。依此类推，这些圆环的重量呈现出规律性的递增。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重达82克的圆环，这精确地代表了8.2克最小单位的10倍。

这一极为重要且引人入胜的观察使德·摩根得出结论：这些圆环的基本最小单位是8.2克，其余均由该单位倍乘而来。由于亚述人拥有一种被称为“舍克勒”（Shekel/Sikila）的货币，重 8.415 克，因此这位法国学者断定，这种8.2克的圆环并非手镯，而应当是一种货币单位，他将其称为“高加索舍克勒”（sicle caucasien）²⁹。至于这些环的理论重量与实际称重（即它们现在的重量）之间的差异，他归因于当时衡器的误差以及漫长岁月中金属的磨损与分解。德·摩根的这一观察具有极高的价值，未来必须通过对新发现的同类圆环进行称重来验证这一论断的准确性。如果这一精辟的观察得到证实，那么在理清其地理分布范围的同时，也将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即当时高加索和格鲁吉亚货币流通的领域。

§ 5. 艺术

墓葬中的随葬品表明，当时的艺术已相当发达。其发展的成就在随后的岁月中不断加强，并在金属加工艺术中达到了最高水平。器物上装饰有线状图案、几何形纹饰以及动物和人物的图像。在几何纹饰中，三角形、四边形、圆圈和十字架被广泛应用。图案通常由线条或点状构成。写实图像主要描绘了动物世界和狩猎场景：猎人手持巨大的弓箭，正在狩猎鹿、岩羚羊和其他动物（见图 11）。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的猎人没有人类的头部。这种情况或许可以用以下原因解释：这里描绘的可能并非普通猎人，而是狩猎之神。

在其他图像中，还能见到幻想中的生物和现实中的动物，如马、狗、野山羊、兔子、鹰或隼以及其他禽类，其中甚至包括雉鸡和鸭子（见图 11-15）。蛇的图案也十分常见。尽管画法尚有欠缺，但值得关注的是，动物的动作传达得极其生动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其表达力的强度简直令人惊叹（见图 14 和 15）。

II.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的物质文化

§ 1. 公元前 11-7 世纪的文化状况

通过亚述文献，人们可以想象格鲁吉亚部落在公元前 11 至 7 世纪——即他们居住在卡帕多西亚和本都附近时期——的状况。诚然，亚述人只有在击败异族，或者（较罕见地）在他们自己遭受损失时才会提及他国。因此，亚述的记载极为简短且单一：主要向我们讲述战争与抢掠。而对我们来说，自然需要其他方面的信息。然而，聊胜于无，这也是莫大的恩赐，更何况在这些史料中，偶尔也能发现几条颇有裨益的侧面记载。

当亚述之主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在其公元前 1100 年的铭文中首次提到穆斯基人（Muski，即麦斯赫特人）时，他们已经强大到敢于尝试征服亚述领土，并与亚述人进行顽强的抗争。穆斯基人的领地被划分为多个王国。但正如铭文所示，每当需要时，穆斯基人就会协同行动：例如当他们出发征服亚述的属国阿尔齐（Alzi）和普鲁库齐（Purukuzzi）时便是如此。

显而易见，穆斯基人的世俗生活已相当进步，并拥有大量的城市。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公元前 1100 年）以及后来的萨尔贡二世（公元前 721-705 年）在铭文中吹嘘说，他们摧毁并焚烧了穆斯基人的城市³⁰。居民生活富足：上述两位亚述霸主均声称带走了数不尽的财产和财富作为战利品。此时的穆斯基人从事葡萄种植以及大、小牲畜的蓄养。他们显然也懂得酿造葡萄酒。除了农业，工业和手工业也广泛分布，特别是穆斯基人制造的黄铜（thitberi）器皿。这可以从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公元前 884-860 年）时期看出，当时穆斯基人向亚述君主缴纳黄铜器皿、公牛、绵羊和葡萄酒作为贡品³¹。对矿产加工和酿酒知识的掌握，特别是城市的规模，证明了当时穆斯基人拥有先进的公民生活。这个民族非常强大，被视为亚述强劲的竞争对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和萨尔贡都证实，在他们之前没有一个国王能击败穆斯基人，且他们不屈从于亚述的祖先；这两位亚述霸主都将自己的胜利视为伟大的功绩³²。

根据萨尔玛那萨尔三世（Shalmaneser III，公元前 859-825 年）的说法，在塔巴尔人（Tabal）的领地内有 24 个王国。他们在需要时会互相扶持³³。他们的国家多山；正如阿淑尔巴尼帕所言³⁴，塔巴尔人居住在高耸且险要的地方。国王们拥有都城和要塞。例如，塔昆阿齐（Tarkhunazi）国王将米利都（Miliddu）视为他的都城，他在那里建有宫殿，并与妻儿居住。

在这个时期，塔巴尔人内部的社会等级和不平等似乎已经存在：萨尔贡讲述过，他曾俘虏了塔巴尔国家的“权贵们”³⁵。米利都王国的头号要塞是图加里姆（Tul-Garimmu）；守卫这座堡垒的军队规模巨大，仅从此处萨尔贡国王就带走了 5000 名战俘，并由亚述士兵取而代之³⁶。自萨尔玛那萨尔三世时期起，塔巴尔曾多次成为亚述的纳贡国。从这位国王的铭文可以看出，他们每年都缴纳贡赋，但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屈服：辛那赫里布国王（Sennacherib，公元前 704-681 年）不得不第二次攻取被萨尔贡摧毁并焚烧过的图加里姆要塞。在这一短时期内，塔巴尔人显然重建了它，因为辛那赫里布说：“我攻克了图加里姆并将其夷为平地”³⁷。

塔巴尔人因其优良的高大骏马而闻名遐迩：阿淑尔巴尼帕说，我们规定塔巴尔缴纳其国家引以为傲的高大马匹作为贡赋³⁸。希腊和罗马作家也证实了这个国家以产马著称³⁹。

除马匹外，塔巴尔无疑也以矿产闻名。尽管亚述史料在记载萨尔玛那萨尔三世时期时，将塔巴尔与其他民族的贡品（白银、黄金、铅和黄铜）混在一起提及⁴⁰，而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又将（白银、铅、铁、彩色服饰、农作物、马、驴、牛和羊）并列提及⁴¹，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具体哪个民族承担哪种贡赋；但塔巴尔人的矿产依然名扬四海。他们拥有白银和宝石矿藏，萨尔玛那萨尔三世曾在公元前 837 年专门占领了这些塔巴尔的银矿和宝石矿⁴²。

塔巴尔和穆斯基精湛的矿产制品甚至传到了希伯来人那里。《创世记》的作者确信锻造是一项发明的工艺：“土八（Thobeli）是打造铜铁利器的匠人”——《圣经·创世记》（IV, 22）如是说。以西结在哀悼推罗（Tyre）时也说道：雅完、土八和米设（雅尼、塔巴尔和穆斯基）“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XXVII, 13）。这证明这些格鲁吉亚部落不仅为自己制造金属器皿和武器，还会将其带到像推罗这样遥远的国家贩卖。因此，伴随着工业的发展，贸易往来也已普及且进步。哈利比人（Chalybes）和提巴雷尼人（Tibareni）的铜铁制品在希腊也享有盛誉，那里甚至传言，莫西诺伊基人（Mossynoeci）在矿石中掺入了某种泥土，所以产出的金属才如此优良。格鲁吉亚人在如此遥远的国家获得锻造艺术的最佳声誉绝非偶然。毫无疑问，格鲁吉亚各部落在古代文明人类的金属加工事业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古格鲁吉亚语及其方言中，除了“锡”（kala）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金属名称是从外语中吸收而来的；黄金（okro），明格列尔语 orko，斯万语 vkre，迪多语 ukhru，安楚语 ukhro；白银（vertskhli），明格列尔语 varchkhili, kvarchkhili，斯万语 varchkhil，迪多语 mitskhis，安楚语 mitskhir；黄铜/青铜/红铜（tithberi, spilendzi），明格列尔语 lindji，斯万语 spilendz，亚美尼亚语 pghindz；铁（rkina），kina，拉兹语 erkina⁴³；铅（tqyv-i⁴⁴, tqvia）和锡（brpeni 或 prpeni，见萨巴·奥尔贝利亚尼词典）。只有“kala”不是格鲁吉亚词，它源自马六甲城市“卡拉”（Kalah）的名字，因为在中世纪这种金属是从那里出口的⁴⁵。在古格鲁吉亚文学中这个词并未出现，当时使用的是“brpeni”或“prpeni”。因此，所有金属的名称都是地道的格鲁吉亚语，并非借自外语。

相反，比较语言学证明，其他民族反而从格鲁吉亚部落那里吸收了这些金属的名称。著名语言学家 O. 施拉德（O. Schrader）也关注到了这一情况。欧洲青铜的名称“bronze”源自波斯语“birinj”，而波斯语中的这个词又是从格鲁吉亚语支的通用名称中吸收的：spilendzi，斯万语 spilendz，明格列尔语 lindji，亚美尼亚语 pghindz，这等同于“spilendz”，即“斯皮里（Speri）或伊斯皮里（Ispir）的矿石”⁴⁶。

希腊作家们也一致承认，最优质的铜器正是从这个国家出口的。在希腊本土铜矿稀少，主要依靠从亚洲进口的矿石。至于“黄铜”在某些欧洲语言中的名称——例如德语 messinc，盎格鲁-撒克逊语 mästling，古诺斯语 messing，波兰语 mosiandz——则是源自莫西诺伊基（Mossynoeci）部落的名字。正是这些莫西诺伊基人因黄铜工艺而闻名。这一金属的另一个名字“thitberi”也是地道的格鲁吉亚语，意思是“tuth-p’eri”，即“月亮之色”（明格列尔语 tutha，格鲁吉亚语 tthue/tuta）的矿石。

关于铁，特别是钢（steel）的制作，希腊人看来最初也是从格鲁吉亚部落那里学到的。这从钢的希腊语名称中可见一斑：“khalips, khalibdikos”源自哈利比（Chalybes）部落的名称，意为“哈利比的”。事实上，哈利比人制造的铁器曾极其出名。

总之，对于人类进步至关重要的主要金属名称，要么是直接从格鲁吉亚部落借用的，要么是源自其部落名称。这清楚地证明，格鲁吉亚各部落在金属加工领域对全人类做出了具有尊严的贡献。

§ 2. 公元前 5 - 1 世纪居住在黑海东南沿岸格鲁吉亚部落的文化状况

正如本书绪论中所阐明的那样，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及其他印欧语系部落的入侵将格鲁吉亚部落推向北方，使他们困守在黑海南部和东南部的岸边。通过希腊作家的记载，特别是色诺芬（Xenophon）保存下来的详尽资料，重构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变得相对容易。当然，这一时期的资料也非完美无缺：关于某些部落的材料始于公元前 4 世纪，而关于外高加索其他地区的记录则要到公元前 1 世纪才开始。因此，无法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同时期的格鲁吉亚部落社会生活图景，研究者不得不进行分片段的描述。

居住在黑海南部的格鲁吉亚部落领地根据自然特性分为两部分：一是沿海地带，二是山区。据斯特拉博（Strabo）所述，沿海地带极其狭窄，布满森林且矿产丰富的群山几乎直插海面，耕地寥寥无几。色诺芬也提到，莫西诺伊基人（Mossynoeci）的领地山峦叠嶂，沟壑纵横⁴⁷。相比之下，提巴雷尼人（Tibareni）的土地则较为平坦⁴⁸。另一部分则遍布高耸且几乎无法逾越的隘口；有的地方森林茂密得难以通行，有的地方则荒凉贫瘠，仅剩裸露的土壤；且被深渊般的峡谷和汹涌的河流切断⁴⁹。色诺芬讲述道，陶希人（Taochi，即陶人）居住在极其险要、几乎不可逾越的地方，他们在动乱时期躲入其中，周围环绕着河流，近旁则是高耸阴森的密林⁵⁰。马克罗内斯人（Macrones）与斯克维提尼人（Scvithini，即七村人）之间的地带也像一道天然的坚固屏障，河水流经谷底，两岸密林守卫⁵¹。

显然，居住在海边的人生活条件更好。这里的人捕鱼，将其切块盐腌，甚至大量使用鱼油⁵²。公元前 4 世纪，色诺芬在莫西诺伊基人的房屋里发现了装在大坛子里、切成块的盐腌海豚肉；壶里则存有海豚油，当地居民用它代替牛油⁵³。虽然耕地不足，但由于土壤肥沃，色诺芬及其同伴在屋里发现了大量陈年谷物（据说是去年的收成）以及尚未脱粒的新粮⁵⁴。在科尔基斯人（Colchians）的村庄里，希腊士兵发现了充足的给养和数不尽的蜂箱⁵⁵。总之，这里的人非常重视农业，收益颇丰。但由于人口稠密，粮食并非处处充足，人们常以核桃和板栗补充不足；近旁的山上长满了这些树。色诺芬记载，莫西诺伊基人特别喜欢吃煮熟或烘烤成像面包一样的板栗⁵⁶。除农业外，他们也从事酿酒。据色诺芬描述，那里的原浆酒非常烈且味涩，兑水后则香气四溢，成为令人愉悦的饮品⁵⁷。早在希罗多德（Herodotus）时代，黑海沿岸（即当时的科尔基斯）就以亚麻织物闻名，希腊人称之为“萨尔多（Sardon）亚麻布”⁵⁸。

即便在数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地区仍以色诺芬和斯特拉博时代所见的相同作物和产量闻名。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领事吉福德（Gifford）曾提到，特拉布宗（Trebizond）地区向外出口最优质的亚麻（主要产自里泽，里泽的质量优于蒂雷博卢和法齐斯⁵⁹）以及海豚⁶⁰。整个特拉布宗沿海有大量海豚可供捕捞，鱼油产量巨大⁶¹，当地居民以此维生⁶²。此外，这些地区还出口粮食、核桃、葡萄酒和蜂蜡⁶³。

山区部落的境遇自然更糟。贫瘠的土地、严酷的气候、耕地的匮乏，使得人类几乎沦为大自然的奴隶。据斯特拉博所述，在偏远隔绝的高山地区，人们“食野兽肉与核桃”⁶⁴。也就是说，他们从事狩猎并采摘森林果实。他们不时下山抢劫路人（如“七村人”），以此补充物资。据阿里安（Arrian）和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记载，即便到了公元 2 世纪，掠夺拜占庭领土仍是他们的职业。皇帝深知他们土地贫瘠，每年赠予黄金，试图以此劝止掠夺，但收效甚微⁶⁵。在较肥沃的地区，人们除农业外也大量畜牧。色诺芬在陶希人的土地上见到了许多牛、羊和驴⁶⁶，在德里莱人（Drilae）的领地也发现了大量羊、猪和牛⁶⁷。一言以蔽之，在公元前 4 世纪，格鲁吉亚部落已拥有所有家畜。

在环境极度恶劣、无法务农的地方，人们依旧从事矿产加工。色诺芬讲述，大部分哈利比人（Chalybes）靠加工铁矿维生⁶⁸。三四个世纪后，斯特拉博提到，哈利比人以前也开采银矿，但在其时代已停止⁶⁹。哈利比人因矿产和兵器制造享有盛誉。伪亚里士多德声称，哈利比铁之所以绝佳，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独特的炼铁法⁷⁰。莫西诺伊基人的黄铜因光泽洁白而闻名，他们不掺铅，而是将铜与当地一种特殊的土熔炼在一起⁷¹。

公元前 4 世纪，村庄分布在田野和山坡上。房屋、塔楼甚至围墙都用木头建造，因为森林茂密，木材廉价且施工快速。他们已知建造两层建筑：上层存放粮秣，下层居住。

色诺芬时代，这里的城市非常少，沿海具有贸易价值的城市几乎都掌握在希腊移民手中。格鲁吉亚部落的城市更像要塞（ციხე-ქალაქი）而非商贸中心，往往并不常住；要塞建在高耸险要的山丘或岩石上，除了围墙外往往别无他物。百姓仅在战争威胁时才带着妻儿财产迁入躲避。若要塞没有河流环绕，他们会挖深壕沟，沟头插上尖木桩并搭建木塔。

关于其习俗的记录较少。色诺芬特别惊讶于莫西诺伊基人的行为：当他们独处时，表现得就像在公众场合一样——自言自语、大笑、甚至突然跳舞⁷²。

男性前后身的皮肤上绘有彩绘纹饰⁷³。看来他们的衣服非常短，类似于披肩，否则刺青就失去了展示的意义。色诺芬认为莫西诺伊基人是所有部落中最野蛮的⁷⁴，甚至批评他们公然追求希腊军队携带的妓女，毫无羞耻之心⁷⁵。希罗多德提到，科尔基斯人和马克罗内斯人有割礼的习俗，且后者称这是向科尔基斯人学来的⁷⁶。色诺芬对此未置一词，不知是该习俗到 4 世纪已消失，还是他未曾留意。这可能是某种古老习俗的残余，有趣的是，希罗多德记载卡帕多西亚人也有此俗⁷⁷。

色诺芬对这些部落的武器和甲胄描述得最为详尽。希罗多德时代，提巴雷尼人、马克罗内斯人和莫西诺伊基人佩戴木盔，手持小盾和长矛，矛头巨大⁷⁸。科尔基斯人则持有蒙皮盾和匕首⁷⁹。

色诺芬时代，哈利比人戴亚麻头盔、穿护腿，腰挎匕首，手拿 15 肘长的大矛。他们穿毡制的衬衫；德里莱人的装束亦然。莫西诺伊基人的装备最为精良：每人持有蒙皮编织盾，手持 15 肘长、带有球形柄端的长矛，佩戴帕夫拉戈尼亚式的铁斧，身穿及膝的短织衫，头戴皮盔。

尽管亚述文献未详述我族的状况，但若将公元前 4 世纪格鲁吉亚部落的生活与更早期的状态相比，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某种退化。虽然葡萄栽培、酿酒、畜牧和冶金技术仍在延续，但曾经让亚述霸主垂涎三尺的财富、宫殿和数不尽的宝藏已不复见。昔日他们拥有真正的城市，而 4 世纪的所谓“城市”更像是避难所。曾经他们是强大富裕、名扬远方的民族；而到 4 世纪，他们分裂成一个个小部落，仅在邻里间保留着勇猛的名声，但在世界舞台上已不再响亮。曾几何时，他们能齐心协力对抗亚述，而 4 世纪的他们却在内耗中消耗力量：每个部落都试图借助希腊人的手去伤害自己的兄弟部落。考虑到印欧部落入侵后的压迫以及新故乡严酷的自然环境，格鲁吉亚部落的这种逐渐衰落也在情理之中。

§ 3. 西格鲁吉亚的文化状况

关于居住在黑海东岸及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人的记载，始见于公元前 1 世纪末。据斯特拉博（Strabo）所述，科尔基斯（Colchis）果产丰饶，亚麻、大麻、蜂蜡与松脂亦十分充足；当地的亚麻织物早已享有盛誉⁸⁰。境内拥有丰富的造船木材，且也从国外进口。简而言之，这里的人民从事农业与工业，其产出不仅供自身消费，更远销海外。显然，贸易在此地根基深厚。科尔基斯拥有数个著名的贸易据点，周边居民常汇聚于此。其中一处位于科尔基斯北部，名为迪奥斯库里亚（Dioscurias）⁸¹；而在里奥尼河（Rioni）上，则坐落着“科尔基斯人的贸易港口”——法齐斯（Phasis），它位于里奥尼河入海口，即今波季（Poti）市所在地。那条连接印度与希腊及其他国家、途经里海（伊尔卡尼亚海）、阿尔巴尼亚、伊比利亚、库拉河与里奥尼河的著名商路，其终点正是在科尔基斯⁸²。当时，船只可沿里奥尼河航行至绍拉帕尼（Shorapani）要塞⁸³。为此，河流必须保持清淤。科尔基斯人也重视陆路建设：为防止里奥尼河阻碍交通，据斯特拉博记载，河上曾架设了 120 座桥梁⁸⁴。而从绍拉帕尼到伊比利亚边境，则修筑了可行使牛车的四日行程的道路⁸⁵。总而言之，该国家与民族曾处于高度发达与进步的状态。

然而与此同时，斯特拉博也将科尔基斯人的同胞兼邻居——赫尼奥希人（Heniochi）与斯万人（Svans）描绘为极度退后与落后的民族。赫尼奥希人居住在皮聪达（Pitsunda）西北部沿海，那里几乎没有港口，且因属于高加索山脉的一部分而极度多山⁸⁶。据斯特拉博所述，他们像邻居一样靠海上劫掠维生。他们会分乘约二十五人一组的小型窄船出发，时而袭击商船，时而劫掠城镇或村庄；他们曾是海上的霸主。归家时，他们会把船扛在肩上藏进森林。在境内，他们栖身林间，耕种贫瘠的土地，但每当航海季节来临，便立即重操旧业。实施袭击前，他们先将船只隐匿林中，随后昼夜潜行，俘获落单者；若俘虏能支付赎金，他们便会欣然放人⁸⁷。因此，赫尼奥希人半靠抢掠、半靠微薄的农产维生。

斯万人的处境亦不乐观。他们占据了高加索山脉的西部及南坡，邻近迪奥斯库里亚⁸⁸，常去那里购买食盐⁸⁹。斯特拉博称，斯万人生活极其肮脏，主要依靠野味、林果和乳制品维生⁹⁰。看来他们仅从事狩猎与畜牧，并不青睐农业。但必须指出，斯万那严酷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本就不利于耕作；冬季斯万那因大雪封山而无法通行，即便在春季（斯特拉博误称为夏季），人们也需在足下绑上“滑雪板”（თხილამურები）以防陷于雪中。从山上下来时，人们甚至坐在皮革上滑行，否则旅行将极其危险⁹¹。在此条件下，斯万人的落后并不令人意外。斯特拉博还提到一个传闻，称斯万那的水流冲刷着金沙，当地居民利用带有细孔的容器或羊皮（საწმისი）来收集黄金⁹²。

§ 4. 东格鲁吉亚的文化状况

东格鲁吉亚在斯特拉博时代被称为伊比利亚（Iberia），那里人口稠密，村镇林立。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拉博提到伊比利亚人已知使用瓦片屋顶，且房屋是按建筑学规则建造的。他们拥有市场，并在广场上建有公共机构的建筑。因此，公元 1 世纪初的东格鲁吉亚是一个富庶且发达的国家。贸易与社会生活必然十分先进，否则市场与公共建筑将毫无用武之地。据记载，当时的库拉河与阿拉扎尼河（Alazani）均可通航。

但在伊比利亚，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平原居民；而山民则更热衷于英勇的事迹与战争。虽然山民也耕种维生，但只要听闻战争的风声，便会立即弃犁从戎。相比之下，平原人则更为平和。斯特拉博称，平原居民的服饰风格类似于亚美尼亚人和米底人⁹³（尽管他未详述后者的具体装束，推测可能指波斯风格）。而山民则更多地遵循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和斯基泰人（Scythians）的习俗⁹⁴。战时，格鲁吉亚人使用蒙皮的大型盾牌与头盔⁹⁵。

III. 高加索物质文化史的主要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事实都表明，冶金艺术在格鲁吉亚民族的文化生活及高加索物质文化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古老的传说甚至将这项艺术的发明归功于格鲁吉亚各部落。

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产生了几大核心课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物质文化（特别是金属文化）的起源与传播。早在《圣经·创世记》的编纂者以及古希腊、罗马学者眼中，这一课题便极具吸引力。他们一致认为，金属加工艺术的发现应归功于格鲁吉亚部落的祖先——土八-该隐（Tubal-Cain）与米设（Mosokh）。古典文献将红铜、青铜与钢铁冶炼的首创权赋予他们，并将其视为该领域的卓越代表。现代科学虽亦将其视为重要课题，但已不再像古代那样观点统一。

1885 年，埃内斯特·尚特（Ernest Chantre）指出，青铜时代在高加索艺术中的地位不如其他地区显著：这里缺乏青铜艺术逐渐发展的阶段，亦无确凿证据表明青铜加工技术是从高加索传向国外的。他认为高加索金属加工的核心在于铁，但他并不认为高加索是这项艺术的开创者⁹⁶。尚特认为高加索古代艺术与小亚细亚及赫梯艺术具有相似性⁹⁷。

德·摩根（De Morgan）亦认为青铜技术并非本土产生，高加索人可能是从东方习得的，因为高加索缺乏制造青铜所需的锡（tin）矿床。但与之相反，他断言钢铁加工艺术正是人类从高加索获得的。他认为铁在公元前 20 世纪就已在高加索被发现，并从那时起不断发展传播⁹⁸。

维尔肖（Virchow）教授通过研究出土器物上的动物图案提出了新见解：他发现器物上所绘的所有走兽禽鸟均能在高加索本土找到（见图 11-15）。他注意到高加索古代金属制品上既无狮子也无翼狮（Sphinx），而这两者正是亚述艺术的标志性元素¹⁰⁰。因此他反驳了尚特的观点，认为不能简单视其为亚述的影响¹⁰¹。由于所有动植物题材均取自本地，他断定高加索金属艺术应为本土起源。不过他也指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高加索器物中竟没有牛的图像¹⁰²。

1904 年，威尔克（Wilke）将高加索器物与他国遗存进行了详细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高加索器物与多瑙河沿岸北方国家的遗存惊人地相似¹⁰³。他认为高加索人应是从多瑙河民族那里习得了这项艺术，因为高加索金属器物的原始形态能在多瑙河石器时代的遗存中找到，而在高加索本地却无迹可寻¹⁰⁴。

1907 年，W. 贝尔克（W. Belck）提出，钢铁制造的发明者应是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s）和腓尼基人¹⁰⁵。这一论断引发了德国学界长达两年的争论¹⁰⁶。争论参与者之一的布兰肯霍恩（M. Blanckenhorn）则认为，铁的加工始于公元前三千纪初，且应是在多地独立发现的。根据古代记载，小亚细亚的土八人和哈利比人、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或黑人、印度人、中国人乃至色雷斯人都是铁的发现者；而腓力斯丁人仅是这项技术的传播中介¹⁰⁷。赫内斯（M. Hoernes）教授在其 1912 年的作品中也支持土八-穆斯基人和哈利比人的重要地位。

综上，目前几乎所有问题仍存争议。唯一明确的是：高加索艺术与亚述艺术并无直接且紧密的联系，但在许多方面与多瑙河沿岸艺术相似。由于小亚细亚被视为冶金术的摇篮，高加索艺术与之必然存在关联。总体而言，目前已深入研究的遗存尚少，不足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未来需要基于年代分类与地理分布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只有通过全方位的考证，上述问题的探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