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最近，AI演员这把火，已经从好莱坞烧到了国内，令整个影视圈都陷入了一种焦灼的状态。
耀客传媒官宣AI艺人秦凌岳、林汐颜，并即将主演的剧集《秦岭青铜诡事录》，“男二以下都用AI演员”的词条迅速冲上热搜，引发网友激烈讨论。支持者认为再也不用忍受内娱部分演员的面瘫式演技，也不用担心会有塌房风险；反对者怒骂资本吃相太难看，认为AI演员的表演毫无灵魂。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传来另一则消息：在方·基默去世近一周年之际，电影《深如坟墓》（《As Deep as the Grave》）的制作方使用AI技术，复刻了他生前的形象、声音和表演，让他“出演”了生前因病而未能完成的角色。这一做法也在业内引发了争议。美国演员工会表示，使用已故演员的数字形象必须获得授权并保持透明。
AI在影视行业的使用正引发关于伦理与版权的新讨论。技术可以让演员“永远存在”，但表演是否还能属于演员本人？一边是“AI出道”，一边是“数字复活”，对于正在准备戏影考研的学生而言，这与近年来的热门考点息息相关，即科技与人的关系。
本文将从表演本体、电影美学、伦理法律、产业和接受角度，与大家一同探讨AI演员时代的争议何在，并为相关论述积累观点及论据。
尽管AI演员能够精确地流露出悲伤、喜悦等感情，但我们为什么依然觉得不对劲？或许表演理论能够给我们一些答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即“体验派”）的核心，本质上不是在教演员如何“做”出表情，而是如何通过挖掘内心的体验从而生发出表情。演员要通过“情感记忆”调动自己的真实经历，让角色的情感成为自己情感的一部分。恰如斯氏所言：“不要表演情感，要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此时此刻的真实”，是表演艺术无可取代的根基。
而AI演员的表演，其本质是数据驱动的模仿。举个例子，AI通过分析成千上万个人类哭泣的样本，然后合成出一个最像哭泣的表情。它没有童年的创伤，不曾经历过失恋的痛苦，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可被调用的“情感记忆”。AI演员所呈现的，是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哭法，而非一个具体生命在具体情境下的唯一且独特的表现。
方·基默因喉癌失声，在《壮志凌云：独行侠》中，iceman与独行侠的道别由基默用电子喉亲自配音，沙哑的机械声与36年前的原声形成时空对话，既是对角色的告别，也是演员与病痛的和解。拍摄时他坚持亲自操作呼吸机按钮，让现实与虚构完成最后一次交汇。在这个场景下，技术只是服务于一个活生生的演员的工具。演员本人依然在场参与创作，技术复刻的是他过去真实的声音，这与死后通过数字复活出演一部新的电影，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说表演理论关心的是演员，那么电影美学关心的是影像的本体。巴赞认为电影诞生于人类的木乃伊情结，即渴望通过逼真的复制品对抗时间、保存生命的表象。而摄影之所以比其他造型艺术更加真实，是因为它实现了自动生成：光线从被摄物体反射镜头，在胶片上留下化学印记。这些联系，让观众相信银幕上发生的一切曾是真实的。AI演员的影像通过算法合成，其每一帧都不需要任何物理实体的在场，只需要输入一串数字指令，这便彻底颠覆了巴赞的观点。
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中强调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而AI演员还原的是一个从未存在的物质现实。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AI演员越逼真，它作为赝品的本质反而越暴露，因为观众会不自觉地寻找破绽，而不是沉浸于故事。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AI演员与数字中间片与虚拟制片作对比。这些技术虽然也依赖计算机生成，但它们的目的是辅助真实再现。例如用数字特效填补实拍无法完成的镜头，或用虚拟制片扩展实拍场景。在这些实践中，影像仍然保留着对某个真实原型的指涉（如演员的表演、实景的扫描数据）。然而，AI演员的生成过程可以完全脱离任何真实原型（除非追溯到算法训练集中的那些面孔），这就使得它从辅助再现滑向了彻底取代再现。
本雅明有关灵韵（Aura）的概念同样适用于理解AI演员对电影美学的颠覆。传统电影表演具有此地此刻的独一无二性，而AI演员却是可无限复制的数字产品，它没有创作时间地点的限制，没有演员与角色之间有关生命体验的纠缠，自然也就没有那种让人屏息凝神的“灵韵”。当一张面孔可以被无限次复制、微调、再生成，它的每一次出现都只是同一个算法模型的又一次输出，便不再具有独特性。
耀客传媒官宣的两位AI演员，被网友发现“撞脸”多位艺人，引起多方不满。粉丝要求工作室维权，制作方却声称这只是AI基于算法库生成的，并不存在刻意模仿。这便触及到相关法律问题：AI生成的脸，到底是属于谁的？
自然人的肖像权受到民法典的保护，即未经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标使用他人肖像。但AI融脸制造了一个灰色地带，它并没有直接复制任何一张脸，而是提取多个面孔的特征值，合成出一个“谁都像又谁都不像”的新面孔。耀客的秦凌岳与翟子路撞脸，连右侧脸颊的痣都被复刻，制作方可以辩解为巧合，但如果从法律上来看，当相似度达到足以让公众产生混淆的程度，即构成了侵权。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迪丽热巴诉AI换脸短剧案的判决，对于厘清相关法律边界具有重大参考意义。法院认定，即使制作方辩称AI生成，只要最终呈现的形象足以让公众识别为迪丽热巴，就构成肖像权侵权。这一判例确立了“实质性相似”标准，给行业划出了红线。
涉及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人格商品化”这个概念。康德曾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写道：“在目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即在目的王国中，人永远是被当作目的的，而非仅仅作为手段。他充分肯定了人格性的至高无上。方·基默的数字复活获得了家人授权，看似解决了授权问题，但当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追问，一个人去世后，他的人格是否可以被商品化？授权费该归谁？如果AI可以复活任何已故明星，那么他们的艺术生命将沦为无限生产的娱乐消费品，这显然偏离了所谓致敬的初衷。
AI演员的诞生对于资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AI漫剧的制作成本低至500元/分钟，只需要十来个人的小型团队，利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就可以制作出五十多集成片，ROI（投资回报率）达到之前的110倍，这吸引了各互联网大厂纷纷入局。
但产业变革的另一面，却是文化工业化与劳动的异化。阿多诺等学者曾提出，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中，艺术作品被标准化、商品化，丧失了个性与批判性，成为纯粹的娱乐消费品。AI演员的出现将这种标准化推向了极致：不仅剧情是充满套路的，连演员的脸和表演都在某个模板之中。在文化工业的逻辑中，对审美最大公约数的追求，目的在于消除一切可能引起不适的独特性，从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则认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类本质相分离。当AI演员取代真人演员，演员这个职业的“类本质”（即演员通过身体与情感表达来创造的角色）便正在被剥离。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实力的头部演员或许更有竞争力，但大量中底层演员已经面临着被AI替代的风险。好莱坞演员工会对此问题的罢工，正是对这种异化的反抗。当然，除了部分传统工种（选角导演，特约演员，替身演员等）的生存空间也受到压缩，AI演员同样催生了许多新的岗位，如数据标注师、数字表演捕捉指导、AI表演监制等。
此外，用户在使用数字平台时产生的数据、内容与情感劳动，正被资本占有。AI演员的训练数据，正是来源于无数真人演员过去的表演作品，这些表演曾经是有偿劳动，如今却被算法吸收并转化为盈利工具。这种数据殖民现象，是数字劳动论在AI时代的新延伸。
观众的看法，也是全面考量AI演员这个现象的重要环节。部分观众认为流量明星表情匮乏、台词僵硬，而AI演员能够精准地表现各种情感，“比大部分小鲜肉的演技好多了”；部分观众则认为AI演员的表演很诡异。一方面，观众对真人演员的不满暴露了当下表演教育、选角机制的缺陷，或许并非承认AI真的有演技。另一方面，姚斯的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任何艺术作品的意义都是在读者/观众的“期待视野”中实现的。观众对表演的期待，显然在百年影史中已经被塑造，他们期待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在扮演角色，而不是由算法生成的虚拟演员在模拟表演。AI演员出现后，观众的期待视野被打破，由此产生不适便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不适可以用日本理论家森政弘提出的“恐怖谷效应”来解释：当机器人的拟人程度达到某个临界点（接近但不够完美），人类会产生强烈的排斥感。当下技术所能创造的AI演员正好处于这个临界点上，它已经足够像真实的人类，但又缺乏真人表演中那些微妙的不完美，例如呼吸的节奏、眼神的游离、情绪满溢时的失控，这些都是很难被模拟的。这些不完美正是真人表演的魅力所在，构成了伊瑟尔提出的“空白”，观众受到这些“空白”的召唤，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想象与填补，从而达到完整的审美体验。
但另一方面，观众对AI演员参演的搞笑短视频、AI主播带货的接受程度又很高。这或许说明观众的接受态度是场景化的，在低感情投入、高娱乐性的场景中，观众表现得相对宽容；在需要深度情感共鸣的叙事场景中，真人表演目前还是不可被替代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AI演员时代来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从五个理论视角综合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技术固然可以模拟表演的表层，但还无法触及表演的灵魂，其生成的所谓完美的影像，正消弭着本体论的根基。在产业方面，它降本增效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引发了更为复杂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亟待被完善。
对于考生来说，AI演员这个话题无疑是本年度无可避免的重点之一，它可以串联起电影美学与产业等多个板块，需要我们进行辩证的理解与思考。但无论如何，电影之所以是电影，是因为它永远关乎“人”的在场，技术应当是人类的延伸，而不是人类的替代品。
作者/阿利
排版/MIF
编辑/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