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反思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善治模板”——兼论单案例方法的适用性标准

长期以来，学界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批评与追求“科学化”的动机紧密相关。例如，案例的选择存在偏误，案例间的差异过大影响了可比性，研究设计是非正式的、不受规则约束的，案例少但变量多，案例产出的理论无法推广和复制，研究发现易受作者主观判断的影响等。就像毛兹（Maoz）认为，选择案例研究，意味着作者不必有任何方法论上的考虑，案例研究成为了随意研究的别称。相较于多案例比较研究，单案例研究受到的批评更重，毕竟前者还试图通过“比较”的姿态显示科学化的努力，而后者常因叙事的灵活性而无法回应科学研究期待的控制变量、结构化比较、随机化处理等要求。

为案例研究合理性的辩护通常会转换话题，直接上升到认识论或本体论的高度：社会事实并非总是以稳定、可度量、可分解的变量关系呈现；众多对增进学理认识有益的关键现象是过程性、关系性、依赖特定语境与共享的文化。若研究对象本身处在一个特殊的情境，案例的发展存在多重机制（如路径依赖、反馈循环等），那么以变量为中心的结构化分析策略可能会简化事实的形成机制，牺牲理论解释力，甚至改变现象本身的样貌。于是，一部分试图拯救案例研究合法性的学者，努力开发能够提升内、外部效度的案例分析方法，当分析走到极致，便与定量研究的绝大多数主张重合。另一部分学者则放弃科学化的努力，如百年前的学者一样，将案例研究视作一种“探察洞见”（search for insights）和“讲真话”（use words to convey truth）的技艺。前一种努力会因忽视案例所在情境、文化和历史中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无法避免遗漏变量，虽然在设定的条件和逻辑推演规则下，研究结论具备自圆其说的潜力，却容易被批评缺少常识感；也会因为将有限的文本用来承载脱离研究问题、常识和叙事逻辑的程式化表达，令研究中真正切题的信息量远低于读者的预期，使得研究变得无趣。后一种努力虽然可以促使一项研究关注有趣的谜题，但研究的质量与真实性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个人经验、运气和学术伦理。

本文暂不关注将案例研究过度科学化的努力，包括因过度科学化而忽视默会知识造成的困扰。不当的变量操作化、刻意附会的程序性文本编码、不当比较、错误的过程追踪、案例研究知识增量不足等质疑，并不能否定“科学的”案例研究方法本身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对案例研究滥用或误用科学化方法的批评经常是“重拳打在棉花上”，甚至反被认为是“案例研究还不够科学，需要更加科学化”的脚注。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引入经验判断和默会知识，证明所谓的科学化的案例研究其实存在变量操作化的错误、遗漏变量、机制假设与事实不符等局限，但缺少现实经验的研究者并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迅速掌握个体性的经验和默会知识。批评的主、客体之间无法获得共识基础，所以这类争论往往会加重定量与定性两个阵营的分歧，使其难以形成共识。

公共管理是一个高度重视方法的学科，但在方法适用性上又缺少必要的共识。也因为共识不足，围绕单案例研究合理性与适用性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尽管如此，公共管理领域单案例研究的数量和在整体研究中的占比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见图1）（略）。自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29日，《公共管理学报》《公共管理评论》《公共行政评论》《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行政论坛》五个刊物共在线刊发2046篇论文。其中，定性研究论文共有1434篇，明确使用单案例研究方法的论文共有470篇（检索时间：2026年2月5日，平台：中国知网）。以刊物为分析单位，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的论文在各刊物中的占比并不均衡（见图2）（略）。

相较于备受关注的案例过度科学化的努力，更值得担忧的是在公共管理定性研究中出现的程式化单案例叙事模式。本文提出“善治模板”这一概念，集中分析善治模板的表现、特征与局限，在此基础上探讨概念的内涵、外延与悖谬性，以及单案例研究的类型与功能定位。

如果单案例研究可被视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那么它显然比其他方法受到更少的约束，也给予了研究者更自由的发挥空间。一种典型的“自由”体现在概念的阐释上，但自由的阐释不等于合理的阐释。被赋予过度阐释自由的概念，如“善治”（good governance），因缺乏清晰的边界条件与可证伪的判断标准，随着时间推移与程式化写作的扩散，概念的外延将持续膨胀，沦为无所不包的修辞容器。依托这类概念开展的研究即便持续增加，真正的知识却并未增长，反而概念本身的描述功能与解释功能逐步坍塌。最终，这类概念因包含太多模棱两可或相互冲突的案例而丧失被继续讨论的必要性。

（一）善治模板的表现形式

“善治”最早是世界银行为了推广发展援助项目而倡导的理念，如高效的公共服务、可问责的行政机构、可靠的司法体系，以及政府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在本世纪初，“善治”承载了美好而又充满进步主义的关怀，也激发了务实的讨论与理想化的憧憬。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持续受到关注，善治的内涵也逐渐在本土化的学术语境中出现了延展，容纳越来越多的公共价值。这些公共价值常依附于若干固定的叙事框架，本文称之为“善治模板”。近十年，随着公共管理单案例研究的不断累积，各类善治模板被一次次地重复使用，模板刻画的行政与真实的行政渐行渐远，碎片化、符号化的行政行为被轻易地装入善治模板。那些以善治模板框定事实、隐匿案例真实发生逻辑的研究，尽管也常声称关注“落差”（gap）和“谜题”（puzzle），实际上却因模糊的概念和无法求证的观点降低了研究的可审辨性。单案例研究中的善治模板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1. 多元协同：政府、市场、社会力量从“各自为政”到“充分合作、相互扶持”，多元力量克服彼此的局限，最终实现彼此的“嵌入”。

2. 技术赋能：数字化平台、数据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不被重视”到“充分应用”，最终有效解决治理难题。

3. 共同参与：经过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的不懈努力，社区居民从“不愿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最终实现“共同参与”。

4. 网络治理：多元主体从“分散行动”到“结成网络”，最终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5. 价值共创：分散的、利益不一致的个体经过努力后，将目标、理念统一起来，创造了新的、被共同认可的价值。

6. 资源整合：不同部门、层级、条块、项目、资金、人员原本彼此分割，经过某种机制创新后被“统筹起来”，最终形成集中投入、协同使用、综合治理的局面。

7. 流程再造：治理困境被归因为程序烦琐、环节冗余、部门壁垒、响应迟滞，而改革则被表述为通过流程优化、闭环管理、一网通办、接诉即办等方式，重塑业务链条，最终实现高效治理。

8. 制度创新：旧制度无法适应新情境，而地方、部门或基层主体通过试点、探索、灵活变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最终突破体制约束并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9. 精准治理：治理失败被归因于“大水漫灌”“一刀切”“粗放管理”，而治理的成功则被归因为对象识别更精准、分类施策更精细、资源投放更匹配，最终实现精准服务、精准动员、精准治理。

10.信任修复：原本政府与公众、干部与群众、部门与协作对象之间存在不信任、误解、疏离，经过沟通、协商、回应、参与、透明化等过程，逐步建立互信，最终促成合作与秩序。

（二）善治模板的叙事特征

整体上，善治模板具有一些共性的叙事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以进步主义为取向。研究者先描绘危机或困境（治理失灵、碎片化、效率低等），再介绍某种“新机制”“新平台”“新模式”的介入，最后指向治理模式优化或能力提升。进步主义通常假设某个作为“英雄”的主体，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敌人”），主动站出来克服困难，保护了潜在的“受害者”。于是，在进步主义取向下，治理过程往往是从分散走向整合、从对立走向合作、从低效走向优化、从被动走向主动……

行政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无论是高层决策者还是一线的执行人员，都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下平衡、兼顾一些成对出现的公共价值，如同质与多样、稳定与灵活、集中与分散、合规导向与结果导向，不能片面地将不同主体角色化。善治模板中的案例过程与真正的行政过程存在较大差异，不符合常理。它常常把多元协作视为天然趋同、自动互补、持续正向发展的过程，仿佛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一旦碰面，就会沿着某种固定的脚本，实现目标趋同、利益一致，达成伙伴关系，顺利地消解代理风险。似乎只要某个行政创新被赋予抽象的价值，组织就能稳定地获得人力与权威等资源，某类概念堆砌的“机制”一旦出现，协作就会顺畅运转并不断自我修复。但现实情形并非如此，举例来讲，作为委托方的政府并不能确保承接服务和监管职能的主体可以一直发挥预期作用。其一，寻找代理人的策略本身可能就是为了寻找“替罪羊”，使得委托方在出现威胁自身合法性的危机时得以脱身。其二，若政府因能力不足将部分职能委托给私人部门，当私人部门也失败时，政府很难再自行处理，毕竟当初政府就是因胜任力不足才选择委托。其三，政府主动匡正志愿失灵的做法有时也会加重失灵或产生新的失灵问题。

第二，将规范判断隐入实证的表象中，达到自媚或自我感动的目的。在本文中，“自媚”与“刻奇”（kitsch）意思相同，主要是指某一事件或许存在意义，但并不像研究者设想的意义非凡。研究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设想并达到某种目的，曲意认同主流观点或迎合大众心理，对该事件的内涵进行过度发掘，并赋予该事件过高、过深的意义。在自媚情绪的引导下，研究的问题并非来自对实践的开放式追问。可以认为，“自媚”与善治模板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两者结合后的治理叙事，促使研究者以预设的指标体系、戏剧冲突或对“成功故事”的期待为依托，对案例的意义、机制与效果进行选择性编排与放大阐释，目的是使经验材料及其正面意义与主流话语、公众情绪、宏大叙事或自身理论意图顺利对接。它把一个原本可能只具有有限的、情境性与权宜性价值的治理实践，描述成能够准确地印证既有理想典范、可被普遍推崇和移植的“关键事件”或“典型经验”，依托学术话语，实现对案例意义的低成本放大。具体来看，自媚的治理叙事通常将多类主体（如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置于同一框架中，围绕一个边界不清、可被无限扩展的共同目标（如协同、共治、赋能、创新等），通过呈现多种隐喻性的标签（悬浮、耦合、嵌入、网络化、共创等），构造缺少逻辑关系的“机制”，并以若干不易操作化的结果指标（共创价值、治理效能、治理韧性提升等）作为证明。这些单案例作品对叙事方式和故事情节的重视超过研究问题本身，对案例特殊性的包装胜过对事实的分析，程式化要点的堆叠胜过演绎性的解释，最终出现俗套的、刻意营造的戏剧冲突，怪异、庸俗的概念拼接，以及高度同质化、左右逢迎、架空事实的观点。

虽然我们还无法证明自媚的治理叙事是否真的与日趋强化的学术绩效压力有关，或者也应当承认这类单案例作品的研究者在追求学术进步上的努力，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这些单案例研究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有话可说、有话要说的学理审辨和学术讨论的空间愈发逼仄。自媚的治理叙事精心地避开了所有可能的质疑和争论，创设出安全、俗套的观点，与研究者自诩的调研工作量并不匹配，研究结论甚至缺乏被证伪的可能性。这样的研究会逐渐降低学界对正常的学术对话、学术争论的接受度，使得学术观点无法积累、碰撞、聚合，继而无法形成新的知识。模仿自媚的治理叙事开展研究的学者也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选题和表意上的自我审查，用层层叠加的概念修饰核心主张，隐晦而小心地避免可能的误解，将真知灼见隐匿在模棱两可的观点中。

第三，对称概念的辩证分析。公共价值难以脱离情境而被简单地判定优劣。如果某一种价值被过度关照，因资源、注意力、时空、决策能力等因素的有限性，与之相对的另一种价值便会被抑制或忽视，造成行政系统的失衡。公共管理研究中众多值得解释的问题，关注的正是某种既定的平衡丧失，或失衡的状态重新获得平衡的过程，涉及问责、决策、效益评估、公众态度等经典话题，以及数字治理下的新话题。现实中并不存在明确的从失衡到平衡的转换，研究者又急于塑造戏剧冲突来创设行政变革、解决问题、实践探索的叙事逻辑，那么就容易人为地放大某些特殊冲突的表现和影响力，并将特殊冲突的本质视作根本性的价值变化，体现为对举的概念组（如“控制-服从”“刚性-柔性”“秩序-活力”“效率-公平”“集中-分权”“运动式-常态化”等）。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使用这些概念的研究都在夸大特殊冲突，事实上，使用成对出现的概念的难度远小于对概念背后事实逻辑的论证。研究者可以轻易地将成对的价值判断套用在案例上，却并不容易给出符合概念内涵深度的分析：其一，强行拔高案例的理论定位。如果一项研究仅仅关注一个社区和所在街道围绕某一个项目的互动过程，就将结论引申到“集中-分权”关系的高度；或仅仅关注若干草根社会组织依托基层党建平台共同完成的项目，便引出“政治联盟-权威统合”的讨论，那么就会出现事实与理论脱节的风险。其二，若案例本身的信息与所要关联的价值存在较大的落差，挑战读者的经验常识和对概念已经形成的共识，不利于开展学术对话。表面上，对称概念的辩证分析暗示了行政过程的动态发展，但由于概念的操作化方式不清，行政事实是否能契合读者理解的概念的一般含义并不确定。其三，对举的概念组并不一定能引出行政系统如何从失衡走向平衡的思考，相反，概念含义的不确定性使得治理的叙事不受约束。当概念的含义不确定时，研究易将不合理的权责关系、资源分配关系、命令-服从关系视作宏观结构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不再反思本应需要重视、克服的行政弊病，而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复杂的能动性因素上，甚至将案例描述为各方存在误解、努力消除误解、相互成就的“和解”故事。

第四，高度隐喻化的概念频繁出现。这些概念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概念内涵与外延却并不清晰，承担“既命名现象又评价现象”的双重功能。常见的形式是偏正结构、“修饰词+中心词”。作为隐喻的修饰词确定了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或特征，而中心词则具备宽泛的外延，能够把复杂的事实容纳到一个框架里。这个框架不需要精确定义，给读者的想象留足空间，原本需要细致辨析的事理被替换为可被感受或可被共情的意象。于是，读者需要自行联想，将概念和随机想到的事实联系起来，案例分析中的关键机制便是依靠概念的“象征性类比”的潜力来获得读者的认同。隐喻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却容易促使严肃的学理概念从分析工具转变为修辞的装饰，研究者展现的是叙事和价值上的圆满与自洽，而不是对治理运行逻辑的辨析和理解。隐喻会强化研究者对某一类观察的重视，压制另一些同样重要的经验事实，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偏见。

（三）善治模板的早期作用及其局限

若将善治模板置于学科发展初期的知识生产背景中来考察，它也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善治模板有助于形成问题意识。一个学科在发展的早期需要就哪些事实、现象值得研究形成判断标准。善治模板通过提供带有指向性的理想图景，帮助研究者从现实中识别出具有研究潜力的对象。它虽然未必能直接激发严谨的解释，但能帮助学者形成哪些变化是重要的、哪些实践值得观察的初步判断。其次，善治模板有助于形成理论工具。它可以把彼此分离的现象，如社区参与、社会组织、部门协同、基层自治、政府信息公开等话题关联起来，将其纳入同一个讨论的框架内，帮助学者反思已有理论的局限，提炼新的理论工具。再次，善治模板发挥了整合学术语言的作用。它以开放的姿态吸纳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有助于快速扩展讨论边界、吸纳多元的研究力量。最后，在实践层面，善治模板在学科发展早期还有连接学术与实践的作用。学者们可以借用善治模板帮助政府宣传政策创新和行政改革的成果。复杂又精美的框架图为政务实践背书，快速促成政学合作。随着学科的发展，被反复调用的善治模板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表面上看，依托善治模板的研究或许仍然处于解释性的定位，但内部结构往往已经偏离了解释性研究的基本要求。

首先，善治模板最直接的问题在于它把“应当如此”的规范判断转换成“事实上如此”的经验判断。解释性研究首先要回答的是“某种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善治模板往往跳过对事实本身的澄清和辨析，直接提供带有正向价值导向的概念框架。当研究者套用善治模板，原本应当作为解释对象的机制便被提前纳入分析框架，于是看上去，研究的分析框架与实证发现无异。对个案的分析表面上是在追问某种行政现象何以可能，实际上却常常是预先将特定的公共价值视为不言自明的结论，再据此选择性地取舍、组织和阐释经验材料，将案例讲述为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过程，或将问题的表现视作问题的成因。隐喻性的概念既承担了命名功能，又被直接拿来充当解释的关键逻辑，甚至还会成为要被解释的结果。例如，在网络治理理念的引导下，多元主体搭建了网络化的行动结构，进而通过网络来开展活动，最终形成网络式治理。如此一来，研究中的谜题便不是来自经验世界内部的张力与矛盾，而只是理想化的结果与材料表象之间的修辞性转化。

其次，成熟的善治模板会抑制问题意识。当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到新的阶段，以解释为目标的研究需要从摩擦、矛盾、反常、失败、扭曲和不确定性中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得到补贴的公共服务机构反而陷入了长期的亏损？为什么强化问责的量化绩效指标却促使组织一线成员出现更多的违规行为？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平台在不同地方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这些问题都要求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应然与实然的差异上，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解释差异的成因。然而善治模板预先设定了一些值得肯定的价值和结果，也就限定了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和思考的范围，只能关注如何呈现实现结果的积极的方式。

再次，善治模板往往用宏大叙事遮蔽中层和微观机制，将研究简化成概念组合。善治模板主导的叙事往往满足于使用协同、赋能、共创之类的抽象概念，以及抽象概念衍生的其他偏正结构的概念，忽视可操作化的行动。缺少基于事实的细致考究，容易出现循环论证。研究者先用若干具有正面色彩的特征来界定一个概念，再把这些特征的出现视为概念成立的证据，最后呈现一部分看似符合预期特征的经验事实，声称是概念解释了特征。在循环论证中，事实是什么已不再重要，因为事实与本应基于事实的价值判断脱节，无论事实是什么、如何变化，都能被作为论据，有选择地吸收到研究中。一个无法被经验挑战、无法区分替代解释、也无法明确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不成立的结论缺少实证研究的意义。

最后，善治模板常常忽视对核心变量的共变关系起决定性影响的外生因素与情境条件，这些外生因素与情境条件是行政世界运行中的客观事实。许多个案看似是自发协同，实则是强势部门借助组织职权、资源控制与绩效考核的优势，持续推动各类主体配合；看似是自主参与，背后却可能是道德规训与组织吸纳的共同作用；表面上呈现协同网络，实质上可能仍然保持明确的层级秩序和支配关系；形式上的技术赋能，在现实中则是行政组织通过信息技术将原本模糊的裁量空间清晰化，获得了更高强度的控制力。善治模板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外生因素与情境条件，并非治理实践中的边缘变量。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社会中的结构并不必然具备某种预期的功能。某些被期待发挥特定功能的结构或许并不能稳定地发挥预期作用，而某些结构的作用则被外生因素或情境因素覆盖。当我们控制住案例背后的样板工程、试点资源、领导偏好、部门利益等支撑性的因素后，案例的形成逻辑往往不再成立。事实上，治理理论的相关主张是否适合用来解释中国实践，长期以来就存在争议。中国的制度环境、政治结构与国家建设逻辑，并不天然符合经典的治理理论赖以展开的若干前提。例如，从整体上看，中国并不存在充分、成熟且相互独立的多元治理主体，政治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多元主体的自主成长；国家建设具有的革命性特征、组织传统与强国家属性又塑造了行政实践中权威、动员、整合与控制的基本逻辑。

上述善治模板的局限均与概念误用有关（见表1）（略），同一个核心概念在研究中的含义不断发生变化。在识别经验现象时，研究者往往采用较为宽泛的定义，只要案例中呈现出若干相似要素，便将它们归入核心概念之下；而在提炼理论意义和作出规范评价时，又转而诉诸更具方向性和价值指向的定义，将原本仅具备局部属性或初步特征的现象，上升为某种理想治理状态的证明。如此，概念在经验识别阶段与理论阐释阶段实际上已不再指向同一对象。经验识别与理论阐释所使用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并不一致，概念也因此在不同分析环节中发生了滑移。

（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在社会科学中，一个概念同时具备内涵和外延。内涵是概念本身包括的若干属性，决定了“什么属于概念的范畴”，外延则是概念的适用性，通常由处在概念边界的具体个案来界定，决定了“什么不属于概念的范畴”。原则上应是内涵决定外延。研究者可以通过减少概念内涵（属性数）来增加经验覆盖面（也即外延），实现概念延伸。在实证研究中，一个合格的概念不仅需要具备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需要具有可被操作化的条件，且操作化的方案能够形成共识。善治模板中常见的概念，如协同、参与、赋能、共创等，它们的内涵很难统一，研究者可以结合在地化的情境，赋予这些概念可详亦可略的内涵，概念的外延也随之延伸或收窄。以“协同”为例，它既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最低限度的行动配合状态，即多个主体围绕同一目标形成相互关联的任务分工；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高水平的整合性治理关系，即不同主体之间不仅有行动上的配合，也形成了目标共识、资源互补、责任共担、规则协调与持续信任。显然，这两种定义所包含的属性数量并不相同，外延也存在差异：前者可以覆盖大量现实中的联动、配合、协办和策略性合作，外延较宽；后者只能适用于少数真正实现深度整合的关系形态，外延较窄。

由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固定，研究者对概念的操作化也常以便利为原则，将现实中已经存在的要素纳入概念中，进而反向证明事实契合概念，但操作化的指标对应不同的分析单位，观测得到的事实有可能相互矛盾。例如，一项研究需要判断部门X₁……X_n的协同程度，A观察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将协同界定为部门间的沟通，将协商会议的次数作为观测协同程度的指标；与之对应的B则将协同界定为部门间的正式合作协议，将正式协议的数量作为观测协同程度的指标。A与B就部门X₁……X_n的协同程度的判断有可能截然相反。部门间可能召开了大量协商会议，形成了频繁的沟通，但始终停留在面对面的信息交换或临时协调层面，并没有转化为正式协议、制度安排或稳定分工。在这种情况下，A会认为协同程度较高，而B则可能判断协同程度较低。反之，部门之间平时会议不多、沟通并不频繁，但由于上级统一部署、既定规则成熟，多个部门相互之间签订了较为明确的合作协议。在这种情况下，B可能判断协同程度较高，而A则可能认为协同程度有限。A与B所持指标也不可被简单加总或加权平均处理，因为不同的组织间互动类型的性质不可比。如果说协同、参与这类概念还有望在经验层面形成操作化的共识，赋能、共创等加入了价值判断的概念则更难实现统一的操作化。当一个概念可以描述或解释一切，它实际上也就描述或解释不了任何事。

（二）概念的悖谬性

胡德曾不客气地指出，善治的陈词滥调充斥、污染了现代政府与公共服务。若高效、透明、问责、参与、法治、公平、回应性、廉洁等几乎所有正面价值都可以装入善治的“框”里，善治成了毋庸置疑的正确的价值集合。事实上，具体情境下的价值判断与人们关注的问题和对概念的不同认识有关，举例如下。

1. 什么是“公共空间”？2003年3月，一位名叫斯蒂芬·唐斯律师在纽约吉尔德的十字门商场，因拒绝脱下一件在该商场购买的T恤衫而被以非法闯入罪逮捕。T恤上印有“给和平一个机会”字样，商场保安认为这条反战信息可能引发骚乱，由此引发了关于私人与公共空间言论自由权的激烈辩论。商场究竟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对空间性质的辨析直接决定了执法裁量的正当性。

2. “清廉”一定是“善”的吗？《老残游记资料》中提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为求政绩而用非法手段贪图名声的行为，虽以清廉的作风遮掩，但造成的社会危害却也不容忽视。

3. 何为“专业性”？假设某行政服务大厅有A和B两个办理同类业务的窗口。某天，两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A窗口业务办理速度快，B窗口则明显较慢。排在B窗口前的市民开始抱怨自己所在窗口的前台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低下、不专业。听到这一评价，B窗口的工作人员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始终严格依照既定流程审核和办理业务，尽可能避免因材料疏漏、程序瑕疵造成“退回重办”。在他看来，办理速度慢，并不意味着不专业，恰恰体现出更注重程序完整性和服务质量的专业表现。那么，对于B窗口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究竟应当如何评价？福克斯（Fox）指出，公共行政中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一个多义词，不同的含义常常彼此冲突。大家都在赞美“专业主义”，但说的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由于概念认知不同而产生误解，在现实生活中颇为常见，这样的误解在研究中却不容忽视。日常交往中的概念分歧，至多引发意见上的偏差；而一旦放在研究层面，模糊的概念便会实质性地干扰问题提出、研究设计、案例分析与结论阐释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影响研究的有效性与可信度。以善治模板为主导的治理叙事虽然呈现了与常规实证研究相似的张力、矛盾、冲突的发展和应对过程，但往往依靠对核心概念内涵的不断伸缩、转换来维持叙事的连贯。读者如果不仔细辨识核心概念的含义，很难发现论证逻辑上的漏洞。假如化解张力、矛盾、冲突的过程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研究必须进一步解释至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判断状态改变的标准是什么；第二，推动状态改变的具体行为是什么，这些行为之间以及行为与状态变化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第三，上述逻辑关系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第四，是否能提炼出超越个案的一般性规律；第五，一般性规律是否可以被重复检验。可以看到，只要真正试图交代清楚上述信息，研究就不可能继续停留在善治模板与积极叙事层面，而会转向用更精确的术语来界定研究对象、提出研究问题并明确理论定位。

至此，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随之出现：既然善治模板与学术进步的规律相悖，我们该如何定位善治模板所依附的单案例研究的功能？在善治模板中，单案例却被当作承载意义、放大价值、塑造典范的叙事媒介。善治模板之所以值得警惕，并不仅仅因为它呈现出不严谨的概念和研究设计，更因为它反映了研究者对单案例分析功能的误解，似乎某个案例足够鲜活、富有象征意味，它就值得被当作单案例来研究。实际上，案例的叙事感染力并不等于学术上的研究价值，更不等于它在贡献新知、解释事理上的作用。那么单案例研究究竟应当被赋予什么样的功能定位？

无论参与同行评审还是证明自己所做研究的合理性，研究者经常遇到一类悖论：若选择一个能够覆盖同类主体全部核心特征的案例，研究常因没有关注特殊情况而被批评缺少边际贡献，没有创新的价值。若选择一个足够“特殊”的案例，研究结论又因分析对象过于罕见而不具有普适性。面对这类悖论，一些研究者选择暂时放下对单案例研究结果普适性的追求，选择强化案例的“特殊价值”，毕竟在研究者与读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证明后者的研究意义的难度相对更低。如果一味强化对案例特殊性的把握，走到极端，便会出现裁剪、拼凑事实，进而刻意营造自我感动的戏剧冲突，有意无意地套用善治模板，形成自媚的治理叙事。一方面是特殊贡献，另一方面又是普遍适用，单案例研究是否被永远束缚在无法自证合理性的矛盾中？

要回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辨析几个评价单案例选择的标准。在殷的经典教材中，单案例研究有五种类型：批判性的（critical）、不寻常的（unusual）、常态的（common）、启示性的（revelatory）、纵向的（longitudinal）。这种分类并不互斥。不寻常的案例往往兼具审辨的价值，因而也可能是关键案例；在最不可能情境中出现的现象，也可能具有启示性；罕见资料则可能揭示特殊逻辑或呈现极端特征；关键案例可以做纵向跟踪，一个典型案例也可以做纵向跟踪。为了更方便地触及单案例方法的适用性，本文重点辨析三个标准：特殊性、典型性、代表性。三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例如，个案A因足够特殊而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同样可以认为个案A因足够特殊而具备典型性但不具备代表性，还可以认为个案A因足够特殊而既不具备典型性，也不具备代表性。吊诡的是，如果不辨析特殊性、典型性、代表性的含义，个案A不变，上述三个判断可能同时成立或都不成立。接下来将分别辨析典型性、代表性和特殊性三个概念及其关系，为突破单案例研究自证合法性的困境提供思路。

（一）典型性、代表性与特殊性

典型性是针对理论契合度的评价，“体现为与理论相对应的、相匹配的、被理论所蕴含的特定事实。”一个案例之所以典型，并不是案例本身已经被证明与某种理论高度相符或相悖，或者先验地呈现某种关键事实。典型性体现为在经验分析之前，案例最大程度地符合研究者依据理论问题与方法所设定的案例圈定标准。一个案例之所以典型，是因为案例包含的事实能够呼应理论工具或理论假设中包含的关键/核心要素间关系，该案例能够与无法呼应理论工具或理论假设关键/核心要素间关系的其他案例区别开。那些试图将典型案例视为完美契合理论预设结果的判断则颠倒了实证研究过程的逻辑顺序，是一种“事后典型”的思维。

所谓代表性，“指的是样本的一种属性，即样本能够再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的程度。”与典型性相似，一个案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并不是因为案例本身已经呈现出某种特别突出的经验事实。具备代表性的案例能够较高程度地体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那些试图将代表性案例视为一种经验上的突出事实，是把代表性误解为一种可直接确认的独特显著性，是一种“直观经验主义”思维。

基于上述理解，当一个案例的特殊性反映为典型性或代表性时，所谓“特殊”就不再只是主观认定的经验层面的罕见、新奇。特殊性是指在研究者设定的理论问题下，要么高度符合材料来源的圈定条件，集中显现关键事实与核心机制，要么与所属总体保持较强的对应关系，补充或还原总体的属性与结构。换言之，特殊性并不是案例脱离参照后的自足属性。相对于特定理论问题而言，案例在某些关键事实、机制或结构关系上表现的突出之处，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总体的属性与结构。

混淆典型性、代表性和特殊性的定位，在判断案例的研究价值时容易产生误解。表2（略）中列出部分常见的误解。

有人或许认为，从理论契合度来理解典型性，从体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的角度理解代表性，从典型性和代表性来理解特殊性，可能会窄化典型性、代表性和特殊性的内涵，但这样的窄化是必要的，有助于形成判断单案例选择标准的共识，避免上述的误解造成无论怎么开展单案例研究都无法自证合理性的困境。单案例选择标准的共识一旦形成，研究者将更容易定位自己的研究目的，不必诉诸正面意义的想象，进一步理解单案例研究的功能定位与研究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略）。

如果要研究“政务数字化转型中的流程再造如何改变政府服务供给逻辑”，可以与上述定位1对应的案例是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某个县级政务服务中心。一方面，它在材料来源意义上是典型的。相对其他地区，浙江省的县级政务服务中心更集中、清晰地呈现了研究要探寻的理论要点及其内在关系，如事项标准化、部门协同化、办事流程留痕、改革方案与执行过程透明度等要素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县级政务服务中心并不是罕见的行政组织，它是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改革中普遍存在的机构。浙江的经验更成熟，其组织形态、业务类型和改革方向与大多数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对应关系，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再现这一类改革对象的属性和结构。

如果要研究“极端情境中的基层应急治理”，可以与上述定位2对应的案例是“2022年3月到6月上海地区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彼时上海地区社区应急防控体现出了极端风险情境和基层应急治理研究中的核心要素及其关系，如时间压力与集体行动的关系、资源配置与社区动员的关系、任务目标与实际需求的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案例可以较好地覆盖极端情境中基层政府开展应急治理的相关理论指标，但它不具备代表性，因为情境过于特殊。大多数地区即便出现应急的需要，若情境尚未达到极端，也存在多种可能性。

如果要研究“网格化管理中的绩效悖论”，与上述定位3对应的案例是“以强化矛盾排查为目标而设计的一套量化绩效考核方案，最后反而导致网格员无法有效开展矛盾排查”。该案例的典型性较弱，因为它明显偏离了量化绩效约束有助于强化政策遵从的理论预期；代表性则相对较强，因为上述量化考核的弊病在基层网格化管理中较为普遍。需要注意，定位3的功能在于丰富学者对理论适用性的理解，但无法直接证伪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例如，用某个国家某个特殊阶段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证伪马尔萨斯模型，又或是用某个班级学生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的案例证伪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都是不合理的。

如果要研究“政务服务流程再造的组织机制”，与上述定位4对应的案例是某地因主要领导个人偏好而开展的“网红政务大厅”或“景观化治理工程”。上述案例无法回应研究问题，因为它既不具备理论上的典型性，也不具备经验上的代表性。尽管案例本身表现出常识上的特殊性，如治理模式新奇、媒体传播度高、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或宣传效果，在短时间内被包装为治理创新样板等，但案例的素材无法呼应政务服务流程再造的组织机制这一议题应当具备的理论指标，如流程重构、权责调整、部门协同、事项整合、技术应用、激励约束和运行反馈等。因为“网红政务大厅”或“景观化治理工程”能提供的更多是空间形象、符号展示、宣传叙事和短期动员效果方面的材料，而不是足以支撑流程再造机制分析的理论要件和过程性素材。案例也不具备代表性，因为这种项目往往高度依赖个体偏好、在地化条件或短期的政策窗口，并不能较好地再现总体属性和结构。当然，如果更换一个直接针对“网红政务大厅”或“景观化治理工程”的研究问题，上述案例可能就具备了典型性或代表性。

（二）单案例类型的特征比较

前文讨论的典型性、代表性与特殊性，是案例为什么值得研究的一般性判断。而关键案例、偏差案例、极端案例与常态案例的区分，则进一步回答“案例值得研究的方式是什么”这一更具体的方法应用问题。四种单案例类型体现了不同的研究目标（见表4）（略）。

关键案例的核心功能在于检验理论是否成立，或据此识别理论的边界条件。关键案例具备“最可能”或“最不可能”的属性，特别适合用来判断某一理论命题是否具有解释力。若一项理论在最有利于成立的情境中仍无法解释事实，理论的有效性便需要被重新审视；反之，理论预设在最不利于成立的情境中仍然成立，理论的解释力就获得了更强的支持。正因如此，关键案例通常不以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为前提，接近特殊性强、典型性强但代表性有限的定位2。或许有人会问，某一关键案例的确表明一个理论在最有利于它成立的情境中仍然无法成立，是否足以给该理论判“死刑”。这其实涉及到案例研究结果的应用问题，与单案例类型的功能定位无关。我们无法鲁莽地因个别关键案例未能证实某一理论就宣布该理论无效，而是需要学界共同努力来积累同议题的单案例研究成果，为判断理论质量的荟萃分析做准备。

偏差案例是指那些现实表现与理论预设明显不符的案例，它的核心功能不是直接验证理论，也不在于凭借单一例外事实证实或证伪既有理论。通过解释例外事实，偏差案例发现既有理论未能覆盖的机制、条件或行动逻辑。偏差案例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偏离理论。理论原本预期会出现某种结果，但案例却呈现出相反或出乎意料的事实。研究者借助这类案例，进一步追问理论为什么失灵，理论是否遗漏或忽视了重要的变量、机制或情境约束。因而，偏差案例的核心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为理论修补、边界界定与机制扩展，即帮助研究者发现既有理论在何种条件下成立、在何种情境中失效，以及是否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或中介机制。换言之，偏差案例的功能重心在于促使理论变得更加完整、精确，而非像关键案例那样只承担对理论进强检验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偏差案例可以深化关键案例的研究发现，对应特殊性强、典型性弱、但代表性强的定位3。

极端案例是指那些在治理情境或结果上显示出异常的案例。极端案例的意义并不在于代表平均状态，而在于通过高强度、强压力或强约束的情境，使一些在常态条件下不易观察的行动逻辑或组织关系能够更清楚地呈现出来。例如，在极端风险、资源高度稀缺或任务紧急的条件下，政府如何改变决策方式、重构协同关系、形成非常态的任务执行模式。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预设所涉及的要素间关系，在常态运行状态下往往会受到多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难以被清晰识别。极端案例则打破常态，使原本潜伏于日常中的要素间关系得以集中显现出来，为研究者观察、辨析因果关系提供宝贵的窗口。正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许多深层的能力、结构的张力与行动逻辑，只有在非常时刻才会充分显现。极端案例同样更接近定位2，即特殊性和典型性较强，但代表性有限。

常态案例是指那些能够较好体现常态情境、平均状态或主流实践的案例。它的核心功能在于呈现一般模式、阐释常态机制，并为类似情境下的经验解释提供参照。常态案例并非在经验上完美验证了理论预设，它通常契合了研究者依据理论问题设定的案例圈定标准，同时又能较大程度体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因此，常态案例通常兼具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最接近定位1。与关键案例、偏差案例和极端案例相比，常态案例的理论创新性不强，但它在描述常态过程、细化一般机制、提供稳健经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常态案例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中还具有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它能够为多案例比较研究提供识别差异、判断偏离程度的基准参照，使研究者更清楚地区分常态运行与异常表现；另一方面，它也能够为理论命题的后续检验、变量操作化与测量提供现实基础，或将个案中呈现的一般性过程转化为可比较、可累积的经验知识。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需要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四种案例取向各有其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不宜以某一种案例取向的优势去否定另一种案例取向的合理性，也不应在作者已经明确研究问题和案例定位可以匹配的情况下，再要求其兼顾其他案例类型的功能。例如，若一项研究旨在通过反常现象修补既有理论，就不能仅仅因为案例缺乏常态代表性而否定其研究价值；若一项研究旨在通过特殊情境放大某种理论预设的机制，也不能简单以不具备总体代表性为由就予以否定；同样，若一项研究本就是为了呈现常态治理机制，也不宜苛求它必须同时承担理论证伪或边界突破的任务。四种案例取向虽各有优势，但优势之间具有排他性。不同案例类型的优势并不可以任意叠加，如果要进一步阐明，我们可以认为：关键案例的优势在于检验理论的适用性，但往往以放弃总体代表性为代价；偏差案例的优势在于解释理论失灵的原因或发现遗漏的机制，但通常难以呈现常态的经验事实；极端案例的优势在于放大理论假设中关键要素的作用、增强核心机制的可观察性，但其立足的经验事实发生在异常情境中；常态案例的优势在于较好地体现一般样态与总体属性，但通常难以创新理论、突破知识边界或识别理论失灵的原因。一项研究选择某一种案例类型，就意味着研究目标、论证逻辑与适用边界也得到了确定。

善治模板是以实证主义为导向的研究姿态，开展以经验主义为表象的学术创作，却又急于以进步主义为目标进行意义建构，最终滑向以理想主义为归宿的价值宣讲。如果说这一现象是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么我们至少是喜忧参半的：可喜之处在于，学术研究共同体已经逐渐超越纯粹技术分析的取向，开始自觉关注公共价值和行政实践，不至于因丧失经验感而脱离公共性；可忧之处则在于，学术创作缺乏对谜题、矛盾与张力的持续追问，缺少必要的概念约束、方法自觉与事实辨析，大量研究成果就可能被锁定在价值先行、意义预置的积极叙事中。这不仅会导致读者层面的审美疲劳，更会使学术创作的质量评价标准脱离社会科学已经形成共识的解释标准、证据标准和论证标准。学术创作与价值宣讲的边界将愈发模糊。

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善治模板和衍生出来的治理叙事进行了反思，指出善治类概念在经验识别、理论阐释与规范评价上的风险，进而提出应当重新审视单案例研究的功能定位，区分特殊性、典型性与代表性的不同含义，明确关键案例、偏差案例、极端案例与常态案例各自对应的功能与适用场景。单案例研究若要真正贡献知识，仍需要找回差异性发问、演绎性解释与审辨色彩的学术品味，使得公共管理的知识边界能够实现渐进式延展。未来的研究还可在以下几个方向继续推进。其一，围绕公共管理研究中被高频使用的善治类概念，进一步辨析内涵、外延与可操作化的方案，减少概念伸缩对经验研究造成的干扰。其二，系统考察公共管理不同方向下单案例研究的使用状况、不同类型单案例研究的分布情况，判断各研究方向单案例开发的规范性与成熟度，为方法适用性形成更明确的学科共识。其三，进一步关注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比较研究、大样本检验研究之间的衔接关系，讨论单案例如何在机制识别、理论修补与命题生成的基础上，推动知识的累积、比较与扩展。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的更远一些，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这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对于研究者而言，未必人人都能成为探路者与开创者，但至少可以努力使自己的工作成为后续研究得以生长的起点，成为后人得以借力而上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