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in张天启:在AI时代,为孩子守住一双看清蝴蝶翅纹的眼睛

那天午饭后，我和 Edwin 张天启老师约在会议室见面。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是那种特别容易让人犯困的时候。Edwin 坐下来的时候，整个人透着北京爷们儿特有的精神头，没一点儿客套。他冲着我嘿嘿一乐，撂下一句特别实在的话：

“Nancy，我估计我待会儿聊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到时候挑挑着用啊。”

我坐在他对面，听着他聊起天来极其带劲的样子。讲到那些消失千万年的蝴蝶，他那双手比划起来，就像是在空气里放飞了一群活物；提到那些凝固在岩层里的脚印，他的眼神沉得让人觉得那片古老的荒野就在这间会议室的地板下。

在那份实打实的诚恳面前，我心里原本那点挑一挑、选一选的念头全散了。任何随意的修饰和剪裁，可能都会消解掉那一刻那种最动人的神采。

我不想只记他的履历。我想记下来的，是他在这个午后，怎么凭着这份热忱，带我走出了这间方正的会议室，去看那片辽阔的天地。

很多人好奇 Edwin 是怎么来学校的。其实这事儿挺有意思，始于辛校一种很特别的敏锐。

2023 年 1 月入职前，Edwin 在回龙观开着一家五百平米的“探洞工厂”。他那时候想得挺单纯，就在闹市里造个假洞穴，想让城里的孩子能有机会低头看看大地。可惜，那几年的疫情像场突如其来的寒冬，实体店经营遇到很大挑战，但他心里的那团火没灭。

我很好奇，辛校当时在那片幽暗的洞穴影子里，到底最看中 Edwin 老师哪一点？

也许是她发现 Edwin 在跟孩子讲地质构造时，眼里那种清澈的炽热。在那次长谈里，辛校没谈什么宏大的教育愿景，而是给了他一个最实诚的承诺：“来学校吧，这里有更大的空间。”

刚入职时，Edwin 也经历过那种跨界的生涩。他跟我坦白，最初面对全新的校园生态，确实有过一段摸索期。但他很快就适应了，因为他发现，虽然学校什么都不缺，但在他钻研的博物学这一块，校园里还留着一片有待定义的“空地”。

对他这种人来说，这种空就是诱惑。他意识到，稻香湖学校给他的不仅是一份教职，更是一个可以让他亲手定义的“自然生态位”。于是，这个学天体物理出身、却在昆虫和化石堆里钻了一辈子的人，决定在这里亲手种下一片森林。

Edwin 的背景里，藏着一种挺反差的逻辑：他最初是学天体物理的。

在很多人眼里，研究星星是最高大上的。但 Edwin 却在某个时刻，把视线从无限遥远的深空，转到了近在咫尺的微尘。我曾问过他，这种跨度不觉得可惜吗？

他跟我说了一段挺有哲理的话：“学校教的是学习的方法，各个科学学科在掌握了学习方法之后，本质上并没有太多区别。虽然我现在着重的领域并不是我当年的专业，但是我的学习方法还在，依然可以让我在这些领域有所贡献。”

这种视角，源于他骨子里那种从小到大都没变过的好奇心。初中在北京上学那会儿，跟着自然博物馆老教授们进山，采集标本，做天文观测等等，曾占据了他整个少年时代的课余时光。从那时候起，博物学这颗种子就在他心里扎了根。

这种视角，让他看世界的方式自带一种宏大的坐标。他看一只蝴蝶，看到的不是美丽，而是千万年演化留下的精密代码。这种性格，让他对标准答案有种天然的排斥。

这种劲儿也体现在他那个著名的仓鼠实验里。他养仓鼠，不用铁丝笼，非得弄个大鱼缸。往里面填满了厚厚的土，让仓鼠钻洞、藏食、安家。

很多孩子围着看，他就在旁边问：“大家都在用笼子，我们能不能用鱼缸试试？”

他想通过这个鱼缸告诉孩子们，这世上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只有一种。当你能跳出常规逻辑，还原到本源去思考时，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博物学带给孩子们的思维。

如果说辛校是推手，那么那些老教授的背影，则是 Edwin 职业选择里心底的那道回音。

Edwin 钻研昆虫分类学时，始终绕不开那本 1994 年出版的《北京蝴蝶图鉴》。那是老一辈博物学家的心血，最初去推开自然大门时的那把钥匙。每当翻开那些书页，他总能想到老辈人守着旧书桌、盯着标本看上一整天的样子。那种安安静静做学问的背影，他觉得特别迷人。

为了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他开始搭建数字化的在线图鉴，每一只蝴蝶的拍照、比对，都是他在深夜里跟老一辈学者的对话。

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学校工作的原因，他就是想趁着自己还没老，把这份对万物钻研的那份纯粹，顺顺当当地传给那些还在长大的孩子。他觉得，只要这些孩子还愿意低头观察，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就总能续得上。

有了这份传承的使命，Edwin 在野外的每一步都走得特别扎实。

那是 2021 年底，在北京门头沟的一处工地上，Edwin 发现了一串极为特殊的脚印--那是具有五个脚趾形态的古生物足迹。

在那之前，关于生命如何跨越地理障碍迁徙的理论，大多还在推断阶段。而 Edwin 发现的这串脚印，就像是远古生命亲手递过来的一份证据。

他跟我描述那个瞬间时，语气平实得像是在说邻居家串门。这种“全世界只有我听懂了石头的耳语”的孤独，才是钻研者最极致的浪漫。

后来他联系了科研机构，虽然没能拿到最终的命名权，但这串脚印实实在在地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这种对“证据”的痴迷，被他带进了稻香湖学校的每一堂课。他带孩子去京郊的山里，不是去郊游，而是去找真相。学校特别支持这种野外课堂，一年能出去几十次。

他跟我说，当一个孩子在碎石里亲手剥开三亿年前的生命痕迹，那种眼神里闪现的光，是任何高科技课件都给不了的。

Edwin 身上有一种挺老派的温情，尤其是在带学生做研究（SIP）的时候。

他跟我提到像李茗玥、姜兰歆、安楚宁这样真正钻进去的孩子，眼神里全是赞赏。听说他在 B 座那个堆满标本的实验室里，对学生有着一种近乎慷慨的耐心。为了帮孩子理清一个物种的进化关系，他能陪着他们在显微镜下坐上很长时间。我发现，他最舍得花时间的，反而是那些在课后也愿意跟着他在标本堆里磨时间的孩子。

我问过他：“你维护博物馆、带孩子们野外探险、做 SIP 项目，很多时候周末要搭进大把的时间，你不累吗？”

他收起了刚才的玩笑，语调慢了下来。他说：“我就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在学生身上发生。如果我不办，这个机会在他们生命里可能就永远消失了。”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校园深处一盏常亮的灯。深夜，当整个校园都静下来的时候，保安大叔都知道，B 座那个屋子的灯准亮着。他在那里守着那些标本，也守着孩子们心中那颗还没熄灭的好奇心。

走出会议室时，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斜了。虽然还没来得及亲眼去看他在实验室里忙碌的样子，但听完他讲那些蝴蝶和脚印，我脑子里始终挥不去一个画面：在那间装满了三亿年时光的屋子里，Edwin 可能就坐在那堆石头中间，像个不知疲倦的学徒，也像个掏心窝的长辈，正等着某个孩子推门进去。

在 Edwin 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特别纯粹的教育状态，不是为了完成一份工作，而是在守护一份事业。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需要博物学？因为在这个算法和屏幕包裹的世界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一双能看清蝴蝶翅纹、能听懂大地耳语的眼睛。

谢谢你，Edwin。谢谢你在这一方天地里，为孩子们守护着那份最朴素的自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