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产业升级没有统一模板

关于产业升级的“标准答案”：要么盲目追逐“高大上”，不顾自身根基跟风布局高端产业，最终落得“水土不服”；要么固守传统路径，在低端同质化竞争中内耗不止，一步步失去市场主动权。这两种极端，终究都走进了发展的死胡同，也让无数产业实践者陷入迷茫。这一切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误解了产业升级的本质——它从来不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赶超游戏，而是“立足自身禀赋，循序渐进跃迁”的理性选择，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最核心的主张。

产业升级就像种树，不能跳过幼苗期直接移栽大树，也不能任由杂草丛生、无人修剪。一个地区的产业选择，必须贴合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资本、劳动、技术、自然条件等核心资源的相对稀缺度，这是产业生长的“土壤”；而政府的作用，不是亲手种树，而是改良土壤、搭建支架，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企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长方向。产业升级的本质，是禀赋结构的动态跃迁，而非盲目跟风的高端化。

很多人要么把产业升级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要么抱怨“市场失灵，政府不作为”，却忽略了一个朴素的真相：产业升级的顺利推进，从来不是单一力量的独角戏，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向奔赴”，是两种力量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结果。市场的核心作用，是通过价格信号与竞争机制，让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然流向最契合地区禀赋的产业，让企业在市场博弈中优胜劣汰，倒逼产业迭代升级。有为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替代市场，而在于弥补市场的不足。真正的“有为”，不是乱作为、不作为，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完善、技术研发扶持等方面精准发力，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破解“单个企业扛不起研发风险”“高端技术卡脖子”等市场无法解决的难题。

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大量案例证明，那些产业升级成效显著的地区，从来都是既敬畏市场规律，又善用政府引导之力：政府不越位，不替企业做选择；不缺位，在企业需要支持时精准补位，让市场活力与政府效能形成合力，一步步推动产业稳步跃迁。

当下中国产业升级，正深陷三大突出困境：部分地区脱离自身禀赋，盲目追逐“高端化”风口，导致产业落地难、同质化严重，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要素配置扭曲，资本、技术等优质资源过度扎堆热门领域，而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却面临升级无门、缺乏支撑的尴尬；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失衡，要么因收入过于平均导致高端产业需求不足，要么因收入差距过大让低端产业陷入恶性内卷，这一关系，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隐形枷锁。

产业升级没有“统一模板”，必须因地制宜，立足自身禀赋结构：对于劳动密集型地区，不应盲目追求高端产业，而应先通过技术改造、模式创新，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再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跃迁；对于资本、技术充足的地区，应聚焦高端领域，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打破技术垄断，培育新质生产力。

同时，要理顺要素配置机制，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符合地区禀赋的产业流动，破解要素错配难题；要兼顾收入分配与产业升级的平衡，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居民收入，扩大中高端产品需求，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需求支撑。有删节。来源：迁才思雅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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