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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母亲都很年轻)
日常与永恒
——论张超《端午节的母亲》中的母亲形象
张超的《端午节的母亲》是一首以端午节为背景,却成功跳出传统节日诗歌创作窠臼的佳作。这首诗通过对一位普通山村母亲的细腻刻画,完成了一次对“母亲”形象的诗意重塑——她不是屈原式的文化符号,而是扎根于泥土、浸润于日常的生命存在。
一、“无知”背后的智慧:反智化的抒情策略
诗的开篇便呈现出一种富有张力的“认知错位”:“鄂东的山村划不出龙舟/母亲不清楚屈子的牢骚”。这种对主流端午叙事的刻意疏离,并非对母亲见识短浅的贬抑,而是一种高明的反智化抒情策略。母亲虽不熟悉屈原的《离骚》,却能讲述“一夜急白头的伍子胥”和“误喝雄黄酒的白素贞”——这些民间传说与戏曲故事,构成了她文化世界的全部。诗人通过这种对比,暗示了底层民众文化传承的独特性:她们不是通过典籍,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叙事来理解世界。
更为精彩的是,“母亲说,五月是苦月”这一句。短短七个字,将端午节从文人雅士的“诗人节”拉回到农事生活的真实处境。五月正值麦收时节,是“虎口夺粮”的农忙期,母亲的“苦”字里,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体认。这种对节日的“去神圣化”处理,反而赋予了诗歌更深刻的真实感。
二、从“艾草”到“夕阳”:劳动美学中的母亲形象
诗歌的第二、三节,完成了母亲形象从“讲述者”到“行动者”的转变。第二节中,母亲虽然“不知道留夷与揭车”(《离骚》中的香草),却“知道哪个山坳的艾最碧最香/哪条小溪的菖蒲最绿最壮”。这种对比极具象征意义:书本上的知识可以缺席,但生存的智慧必须在场。母亲用“鲜艾和菖蒲”驱虫避邪,用“陈艾煎水”为儿女洗澡,这些看似简单的民俗行为,实则是千百年来民间防疫经验的结晶。正如史料所载,端午节驱邪避疫的习俗,源于“农历五月时序已交夏令,蚊蝇孳生”,而艾草、菖蒲等植物确实具有驱虫杀菌的药用价值。母亲或许不懂这些科学原理,但她凭借代代相传的经验,守护着儿女的健康。
第三节是全诗的情感高潮。“母亲更不叹息美人之迟暮”——与屈原的“恐美人之迟暮”形成巧妙对照。屈原的叹息是士大夫的政治焦虑,母亲的“不叹息”则是劳动者的坦然与坚韧。她用“镰刀收获丰收的欢笑”,用“锄头清除地里的杂草”,用“大木桶挑回满水缸的夕阳”。这三个排比句,将母亲的日常劳作诗化为一系列崇高的画面,尤其是“挑回满水缸的夕阳”这一意象,将沉重的体力劳动赋予了一种田园诗般的浪漫色彩。
三、“永远年轻美丽的母亲”:记忆中的永恒定格
诗歌的结尾,“在故乡开满石榴的小路上/有我永远年轻美丽的母亲”,完成了全诗的情感升华。石榴花是端午时节盛开的典型意象,其火红的色彩象征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在这条记忆的小路上,母亲被定格为一个永远年轻、永远美丽的形象——这不仅是诗人心中的母亲,也是所有游子心中共同的母亲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发表于2020年6月7日,恰逢疫情初定的特殊时期。在全民关注健康、重视传统防疫智慧的时代背景下,诗中母亲用艾草、菖蒲守护家人的场景,无疑具有了更深层的现实意义。她代表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用最朴素的方式维系着家庭与社区安全的无数平凡母亲。
结语
张超的《端午节的母亲》是一首“以小见大”的佳作。它避开了端午节诗歌常见的宏大叙事与空泛抒情,而是从一位山村母亲的日常生活入手,在“艾草”与“镰刀”之间,在“伍子胥”与“白素贞”之间,在“五月是苦月”与“满水缸的夕阳”之间,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诗意的母亲形象。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中;永恒的美丽,常常定格在劳动之时。当端午节的粽子香飘万里,当龙舟的鼓声响彻江河,我们同样不应忘记,那些在清晨采摘艾草、在傍晚挑回夕阳的母亲们——她们才是节日最温暖的底色。
(上文由ima生成)
附:
端午节的母亲
作者:张超
鄂东的山村划不出龙舟
母亲不清楚屈子的牢骚
但母亲给我们讲过
一夜急白头的伍子胥
误喝雄黄酒的白素贞
母亲说,五月是苦月
母亲也不知道留夷与揭车
但母亲知道哪个山坳的艾最碧最香
哪条小溪的菖蒲最绿最壮
在端午节,母亲把鲜艾和菖蒲
挂在门窗上驱虫避邪
用陈艾煎水给我们洗澡
母亲更不叹息美人之迟暮
母亲用镰刀收获丰收的欢笑
用锄头清除地里的杂草
用大木桶挑回满水缸的夕阳
在故乡开满石榴的小路上
有我永远年轻美丽的母亲
(本作发表于《荆州晚报·垄上诗荟》)
20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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