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发展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必将是一场深刻的伦理变革、制度变革和社会变革。
AI的冲击开始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换言之,AI已经成为公共性议题。
随着智能革命纵深发展,人类社会的命运终将如何?对此,一些人忧心忡忡,担心AI可能失控,人类终将跌下“AI文明危崖”。而另一些人则欢欣鼓舞,自称“机器人带路党”“人奸”或“降临派”,希望从碳基文明跑步进入硅基文明。有人甚至将AI称为人类最后一件发明,从此人类或者不用再搞发明,或者数字生命崛起之后不会再有人类。
相比于类似的极端情绪,对于AI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焦虑乃至恐惧的情绪,比如焦虑AI会让自己失业,恐惧AI统治人类。我认为,AI大模型的兴起,标志着智能社会开始进入AI辅助生存社会。
在AI辅助生存社会中,AI与人之间的劳动竞争与协作将日益加剧。2024年6月,百度公司无人网约车“萝卜快跑”在武汉走红,引发公众对于无人驾驶取代出租车、网约车的焦虑。但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并没有大面积失业,“萝卜快跑”也没有停运。这说明,大家的焦虑和恐惧过头了。
其实,AI恐惧是技术恐惧的一种。技术恐惧由来已久。AI恐惧的特殊性在于其背后的AI拟人论思维。AI恐惧与AI拟人论的流行与AI宣传术有关。所谓“AI宣传术”,即AI传播过程中面向社会和大众所采取的技术推广策略。影响公众对AI印象的,主要是AI公司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大众传媒。为了获得社会关注,AI宣传术常常对AI进行夸张推广,通过炒作吸引更多资金投入。
AI宣传术主要包括四种策略:一是科幻叙事,即不仅科幻色彩浓厚,也注重用科幻文艺进行宣传;二是偶像叙事,即马斯克等企业主亲自代言,扮演“真人超级科技英雄”,为AI“圈粉”;三是觉醒叙事,即借助“AI奇点正降临”“AI已有意识”“AI可能统治人类”等“AI觉醒”类话题进行炒作;四是解放叙事,即宣传AI能解决一切问题,如AI攻克癌症、治愈一切疾病,超级AI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如罗斯扎克指出,AI觉醒、超级AI是AI圈子“吸金”“吸睛”的“法宝”:通过类似娱乐化讨论,吸引资金流向AI从而壮大自身。应该说,AI宣传术对AI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AI宣传术也导致一些问题。比如,夸大宣传现在无人驾驶可以完全交给AI,可能导致事故;过度宣传AGI、超级AI,让人担心智能机器伤害人类。因此,要反思目前的AI传播方式,使之既吸引社会关注又不挑起过度的AI恐惧。
AI宣传术的背后是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它指的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兴起于硅谷,由凯文·凯利、乔布斯、马斯克和《连线》杂志等传播到全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核心问题是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旨是不顾一切追求高科技乌托邦,无视所有对新科技发展的反对意见。如今,在西方社会中,尤其是在IT圈子、AI圈子中,它已然成为主流或正统的观点。
AI发展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必将是一场深刻的伦理变革、制度变革和社会变革。因此,AI亦是人文反思的题中应有之义。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哲学院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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