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蓝鲸新闻6月12日讯（记者 彭乐怡）毕业生们正在尝试用AI打败AI。
近日，多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反映，其所在学校将AIGC率纳入毕业论文审核标准，部分高校对AIGC率作出明确规定。学生只好想方设法降低AIGC率，但检测工具良莠不齐，检测结果频频出现误判、不同平台数据差异巨大。
检测与降重服务需要额外付费，一些工具平台同时当运动员和裁判员。摸索着这个检测“黑箱”，疑问随之浮现：用AI工具检测论文AI生成率，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教授鄂海红长期从事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科研工作，在接受蓝鲸科技记者采访时，鄂海红表示，“目前没有权威第三方用一套各方认可的评测体系，来统一检验这些工具的准确率和误报率。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至今仍是空白，没有强制性规范约束这些工具的商业服务，这直接导致了市场上良莠不齐、准确性参差的乱象。”
用AI降低AI率，不降反升
“我们学院要求毕业论文AIGC检测率不能超过30%。”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谭蕙（化名）告诉蓝鲸科技，她就读于华东地区一所985高校，今年学院规定，AIGC率超过30%的毕业论文需要二次修改，否则不允许答辩。
另一名就读于北方地区一所985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赵宜（化名）则表示，其学院需要学生在提交毕业论文的同时，提供一份AIGC检测报告，但并未对检测工具、检测率做硬性要求。“学生基本会参考查重率的标准，将AIGC率控制在10%-15%。”
蓝鲸科技检索发现，今年包括四川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对毕业论文AIGC率作出规定，不同学院则有不同标准，如四川大学规定文科类毕业论文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不超过40%。
毕业论文通常需要按照学校要求上传至指定的学术管理系统，常见的有知网、维普等，这些系统会提供查重和AI率检测等服务，学校会以此结果为准。受访学生表示，上述系统会提供2次免费AI率检测机会，为了不浪费免费机会，学生们会在正式上传前先用第三方工具检测一遍。
（图源：视觉中国）
第一次检测，谭蕙的毕业论文AI率为33%，稍高于学院要求的30%；赵宜在多个平台检测到的AI率都在30%-40%之间，远高于理想的10%-15%。多位受访学生表示，自己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实运用了AI辅助。比如谭蕙会和AI讨论选题框架，日常写作遇到疑问也直接请教AI，“本科生阶段学术积累不深，很多时候是在模仿优秀论文写作。在学术化表达上，我会让AI润色，但核心观点是我自己的。”谭蕙说。
为了顺利通过，受访学生开始摸索着降重AI率。说是摸索，是因为受访学生并不清楚AI率是如何被判定的，甚至对报告的准确性存疑，“整篇论文AI率最高的部分是文献综述，但这部分是我自己写的。更离谱的是‘致谢’部分居然也被判定有50%-60% AIGC生成疑似度，所以看到结果后我很震惊。”谭蕙表示。
一些第三方检测工具会同时提供降重服务。谭蕙提供的检测截图显示，其论文字数为1.8万，PaperYY检测加降重服务需要280元，PaperPass降重服务需要约95元（5元/千字）。因为不想给自己额外增加经济负担，谭蕙只好自己找方法降重，她学习了很多经验帖，总结出“要给论文加点口水词”的方法，学术语言占70%，口语占30%，再用AI大模型帮她做AI降重。
用AI打败AI的方法没成功，谭蕙第二次检测的AI率直接从33%飙升至67%。其导师为了帮学生们解决AI率降重问题，提供了一份过去在“前AI时代”指导过的硕士毕业论文作参考，谭蕙对照着，逐字斟酌，既要保证是学术表达，又不能太像“学术大拿”般规整。
受访学生形容，AI率检测像是一个黑箱，给结果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经过努力，谭蕙完成了第三次AI率降重修改，终于达到了学院要求，不过这次检测结果依旧让她惊讶，因为竟是0%。而赵宜则不同，她修改多次依然没把AI率降下来，最后找到一个最低检出AI率为2%的工具，将检测报告递交上去。
结果忽高忽低，AI率检测为何失真
“以AI率为20%具体举例，这个检测结果不是说有20%的文字都是AI生成的，而应理解为，文字与检测工具学习到的AI生成文本有20%近似的可能性。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概率预测，所以结果是否准确也是概率性的。”算法工程师小田告诉蓝鲸科技。
鄂海红进一步解释，要判断一段文字是否出自AI之手，检测算法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早期研究者想到检测“困惑度”这个指标，模型对文本的预测越顺畅，说明文字越符合AI的生成规律，困惑度就越低；反之，人类写作天马行空、随机性更强，困惑度就偏高。
但上述路径存在瓶颈。鄂海红表示，学术论文、法律文书这类语言高度规范的文体，本身就措辞严谨、句式固定，用困惑度检测容易“误伤”。此外，困惑度并没有统一的判断门限：阈值设得严，漏报率高；设得松，误报率又居高不下。
（图源：视觉中国）
除了被动检测思路，还有一种主动标记方案，即水印技术，大模型厂商在文本生成阶段就预先植入标识。鄂海红介绍，这类方法准确率较高，且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具体厂商甚至模型版本。但局限性同样明显，其一，水印技术需要大模型厂商主动配合植入，没有厂商参与就无从检测；其二，目前各厂商水印方案标准不一，缺乏互通机制，难以跨平台识别。
目前不同技术路线存在的局限性，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误判，以及不同检测工具对同一篇论文会有不同结果。
实际上，相比于文字，学术图像AI造假检测是当前学术界更紧迫的问题。鄂海红表示，用AIGC技术生成图像，特别是在科学场景生成伪造的实验图像，成本低但危害巨大。目前，鄂海红团队正在研发相关检测大模型。
作为高校教师，鄂海红与受访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周瑞珏均表示，并不排斥学生使用AI辅助写论文，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但AI只是一种效率提升工具，而不是替代人类去完成科研创新或教学活动。”周瑞珏说，高校使用AIGC检测工具的目的主要是确保学生合理正确地使用AI工具，而不是直接让AI代写论文。
鄂海红认为，在学术出版物写作过程中，作者应当对AI的使用进行标注和声明，指明AI生成内容的具体位置，通过声明集中说明所用工具、使用目的与使用程度（如AI生成文字占全文的比例）等，并承诺对内容承担全部责任。AIGC率检测报告是在缺乏标注和声明的情况下，辅助识别论文是否使用了AI，但它无法反映AI使用的详细情况，也存在误判，因此不应对AIGC率作硬性规定。此外，如果检测服务本身成为学生毕业的负担，那也成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