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尼采年谱：自述、书信及他人记叙》
｜中译本说明（注释从略）
刘小枫
尼采的一生短暂而又耀眼，有如他自己描述过的那种在星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这颗星并没有随着其星体的流逝而转瞬即逝，它的飞逝留下了恒在的光痕，让此世的读书人久久凝望，尽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其灵魂通常有某种裂口需要掩盖起来”。
一
尼采《善恶的彼岸》第七章题为“我们的美德”，前一章则题为“我们学人”——由此可知，“我们的美德”指“我们学人”的美德。然而，在“我们学人”一章中，尼采实际上竭力在区分他心目中的真哲人与平庸的哲人：前者在心性品质上是立法者——甚至是君王（尼采以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拿破仑为例）。由此可见，“我们学人”这个章题相当含混——接下来的第七章章题“我们的美德”中的“我们”同样如此。尼采笔下的“我们”究竟指谁？他的说法恐怕不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尴尬或坐卧不安：
在民众口味大肆赞扬“不感兴趣者”的当儿，必须得——也许这不无危险——意识到，民众（das Volk）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普通男人（der gemeine Mann）根本上深切关注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这包括有教养的人，甚至学人，如果没搞错的话，几乎还有哲人。这一事实来自那些能引起更为高雅和挑剔的品位、能引起每一种更高天性（höhere Natur）关注和兴趣的事物，其中绝大部分对平平之人（durchschnittlichen Menschen）来说几乎全“无兴趣”——尽管他们察觉到一种献身，却称它为désintéressé［索然无趣］，并且感到惊奇，怎么可能“无涉利害”地做事。（《善恶的彼岸》7.220）
用今天的话来说，有哲学教授头衔的人——遑论一般学者——实际上都不会“献身”于“更为高雅和挑剔的品位”。奇妙的是，这些人仍然会对尼采感兴趣，甚至非常感兴趣，而尼采则对这种“感兴趣”本身很感兴趣，因为他紧接着就说：
曾有过一些哲人，他们以诱人的神秘超然方式来表达这种民众的惊奇（——或许因为他们并未凭靠经验认识更高的天性？）——却没有指出那个赤裸的、平心而论平庸的真相：即所谓“无利害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趣并且出于利害的行为，前提是…… （同上）
在这里，通过利用interessante und interessirte［感兴趣和关涉利害］的双重语义这一修辞手法，尼采暗示“献身”于“更为高雅和挑剔的品位”关涉“更高天性”之人的“利害”。辨析两类哲人的“天性”，为接下来尼采辨识真哲人的美德——理智正直——做了铺垫。按尼采的描述，这种美德的道德特征是会让“我们”大感惊异的“残酷”，因为它不接受现代启蒙意识形态的平等道德原则，而是依据天性的等级秩序原则“不道德地”行事。
尼采明确意识到自己是“献身”于“更为高雅和挑剔的品位”之人，这意味着他相信自己有“更高的天性”，而且“在最美的地方迷失过自己”——因此，他在完全病倒之前写下了《瞧，这个人》。
（《瞧，这个人》，Penguin Books出版）
二
本书编者弗里德里希·维茨巴赫（Friedrich Würzbach，1886—1961）与尼采同名不同姓，他出生于商人家庭，在柏林长大，1908年上大学，先后就读于弗赖堡大学、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和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茨巴赫因健康不佳（肺结核）没有上前线，继续在大学读书，但经常休病假，直到 1915/1916年冬季学期才取得相当于如今硕士学位的Magister文凭——又过了整整8年（1924），他才以题为《史前燧石工具原材料的产地与性质》的论文在弗赖堡大学获得自然哲学博士学位。
按今天的学科划分，维茨巴赫攻读的专业其实是人文地理学（地质、气候、动植物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但自大二时（1909）在通识课堂上接触到尼采作品后，他的灵魂就被领走了。由于健康一直欠佳，维茨巴赫的学业拖得很长——病休期间，他几乎仅与尼采作品为伴。巴黎和会制裁德国那年的年底（1919 年 12 月），33岁的维茨巴赫在慕尼黑的王后街15号创建了尼采学会（Nietzsche Gesellschaft），并出任首任会长，其时离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平定还不到一年时间。学会的创始成员中有不少名家，如诗人、文学史家恩斯特·贝特拉姆（Ernst Bertram，1884—1957，他在1918年出版的《尼采：神话学试论》名噪一时），戏剧家、诗人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古典学家、尼采书信的热忱收集者理查德·俄厄勒（Richard Oehler，1878—1948），俄国流亡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瑞士的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1864—1945）等。这份名人清单足以表明，尼采的声誉自1910年前后急剧攀升以来，已经具有国际化影响。
尼采学会成立后不久（1922），维茨巴赫启动了编撰尼采全集的计划（Musarion版23卷本，1929年出齐），他还推动了一系列尼采作品单行本的出版。起初，维茨巴赫主持的尼采学会与尼采胞妹伊丽莎白·尼采（1846—1935）建立的尼采档案馆合作融洽，但1927年以后，两者关系日趋紧张。纠纷的起因是，维茨巴赫要求伊丽莎白·尼采公开尼采的《权力意志》遗稿，由他来编辑，但遭到拒绝，还被尼采胞妹以试图窃取尼采遗稿为名告上了法庭。法庭判决维茨巴赫胜诉，有人还呼吁出台“尼采法案”（Lex Nietzsche），由国家监护尼采遗稿，因为文学遗产继承权以及相关版权法规有可能给法定继承人删改甚至销毁遗稿以可乘之机。
国社党执政后，维茨巴赫被委任为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广播电台“世界观”专题节目负责人，显然，国社党文宣部门想利用他的尼采专家身份。维茨巴赫在主持这档广播节目期间，既讲解尼采作品也讲解其他德语经典作家的作品，其言词看似符合国社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阳奉阴违”（stille Verschwörung）。将维茨巴赫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尼采文章与国社党的尼采专家如柏林大学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贝姆勒（Alfred Baeumler，1887—1968）或文化批评家弗里茨·基瑟（Fritz Giese，1890—1935）的尼采解释对比，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这部出版于1935年的《尼采年谱》更是一个有力证明，它以大量尼采书信、笔记手稿等原始材料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述拼接而成（部分材料当时尚属首次刊布），显然，维茨巴赫力图用“尼采自己的声音”呈现其生平。
另一个例子是维茨巴赫在1940年出版的《尼采遗产》，此书是对尼采《权力意志》遗稿的系统性编辑整理。为纠正尼采胞妹编辑的《权力意志》版本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维茨巴赫刻意强调了“重估一切价值”这个标题，并按尼采晚期作品提供的思路对遗稿做了理论化编排。如果说《尼采年谱》显得是一种“自证”（Selbstzeugnisse），其风格和结构接近文献实录，那么，《尼采遗产》则试图让尼采的笔记遗稿呈现出一种哲学论著的完成时样态。这一做法难免受到后世学人批评，认为维茨巴赫过度干预原始文本，扭曲了尼采的原意。其实，既然尼采胞妹编辑的《权力意志》版本被国社党的文宣部门滥用，维茨巴赫的编本就是针对这一滥用的抵抗行为。战后出版的考订版尼采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按年代编辑尼采的笔记遗稿固然是稳妥之举，但这并不能抹杀维茨巴赫编本的历史意义及其在尼采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
1940年，维茨巴赫因无法提供纯雅利安人血统证明而被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解职。1943 年，纳粹当局查封了维茨巴赫主持的尼采学会，理由是该学会结交犹太裔学者和流亡海外者——所有文献被没收后并入了尼采档案馆。一年后（1944），维茨巴赫遭人举报有“反国家和诋毁元首”的言论——由于健康状况恶劣，他才没有入狱，而是代以罚款。在战后的“去纳粹化”期间，难免有德国人乱咬，维茨巴赫又被视为曾经的纳粹政权合作者受到清查，直到1946年6月才被认定为政治清白。这时，维茨巴赫已年届60，未能再获得正式职位，仅靠校稿、撰写报纸文章和演讲维生。
70岁那年（1956），维茨巴赫曾尝试恢复尼采学会，但该学会直到1943年才被查封，始终难证历史清白，战后的西德政府难免忌惮，始终未予批准。维茨巴赫去世多年后（1969），学会改名为尼采研究圈（Nietzsche Kreis），算是变相得以恢复。
（《尼采年谱》德语原版，Goldmann Verlag出版）
三
维茨巴赫的女儿娜塔莎碰巧出生在1933年。她从小熟悉母系亲戚，却从未见过父系亲戚。到了懂事的年龄，母亲才悄悄告诉她，她父亲是私生子，婴儿时被维茨巴赫一家收养。然而，父母对这位养父也一直讳莫如深，娜塔莎虽然充满好奇，但她没有贸然打听。
娜塔莎在父亲的陪伴下长大——给她做饭、讲各种奇妙的故事，但即便是维茨巴赫去世后，娜塔莎的母亲都避而不谈她父亲的经历。母亲离世后，娜塔莎才发现了帝国时期柏林第三登记处出具的父亲出生证，上面清楚写明，弗里德里希·维茨巴赫是克拉拉和理查德·维茨巴赫的亲生儿子。这让娜塔莎大为吃惊：一个收养的孩子怎么会被登记为亲生的呢？难道自己的祖母克拉拉“把枕头藏在裙子里假装怀孕”？娜塔莎顿时觉得自己父亲的出身“仿佛被一张谎言的网所笼罩”。
娜塔莎上大学时攻读英美文学，后来做了科隆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文学教授。成年后的生活让她没有注意力和精力去解开家世之谜，它“偶尔在梦中浮现”，让她惊醒时心神不安，但她始终不愿触碰。本世纪初（2007年），娜塔莎已从教职上退休，有一天，她收到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雷纳托·克里斯蒂（Renato Christi）的一封电子邮件，询问她是否与著名尼采专家弗里德里希·维茨巴赫有亲属关系。得知娜塔莎正是这位尼采专家的女儿后，克里斯蒂非常兴奋，因为他正在做一个有关纳粹时期犹太人处境的研究项目。克里斯蒂随即给娜塔莎寄来了一些他从柏林国家档案馆复制的文件，其中有1939年由“帝国族谱研究所”（Reichsstelle für Sippenforschung）出具的一份他父亲的血统认定书（Abstammungsbescheid）：
弗里德里希·威廉·阿道夫·维茨巴赫是商人弗里德里希·阿道夫·阿尔贝特·理查德·维茨巴赫与克拉拉·维茨巴赫（出生姓贝拉奇尼）的婚生子。父亲是纯德意志血统。母亲克拉拉·维茨巴赫于1857年1月15日出生在波森的利萨（Lissa），父母是犹太人塞缪尔·贝拉奇尼（Samuel Bellachini，实为Berlach）和海伦·贝拉奇尼（Helene Bellachini，娘家姓Krüger），均属摩西宗教团体。当事人提出，他并非其法定母亲之子的说法无法得到证明。弗里德里希·威廉·阿道夫·维茨巴赫属于“犹太混血一级”（jüdischer Mischling I. Grades）。
19世纪后期以来，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为了抑制对犹太人的偏见，习用“摩西宗教团体”（die mosaische Religionsgemeinschaft）指代犹太教，以强调宗教身份而非种族或民族身份，纳粹时期的官方文件和统计资料仍然沿用这种称呼。这份鉴定书让娜塔莎既吃惊又兴奋，因为按纳粹的分类法，她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这让她获得了一种文化归属感，并为自己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门德尔松、马勒、霍夫曼斯塔尔、汉娜·阿伦特有同一宗教身份而深感自豪——他们无不是“以自由主义为其特征”的“世俗化和国际化犹太文化”的杰出代表。
更让娜塔莎惊讶和兴奋的是，她祖母竟然是19世纪著名的犹太魔术师塞缪尔·贝拉赫（Samuel Berlach，约1815—1878，艺名 Bellachini［贝拉奇尼］）的女儿，这意味着她自己是这位魔术师的曾外孙女。娜塔莎这才想起，她12岁那年（1945），柏林遭到毁灭性轰炸，苏军进城后，她母亲从废墟中挖出一个“墨水瓶”——当时她父母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娜塔莎一直以为，那个“墨水瓶”是父母的结婚礼物——现在她才知道，那是她的曾外祖父变魔术时所用的道具。
少女时的残破记忆碎片般地浮现出来，她想起1945年后，她父亲曾遭受政治迫害。有一次，父亲对她说：“一旦我走进那栋楼，就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出来。”维茨巴赫在1943年因反纳粹而失业，娜塔莎曾为此感到骄傲，而现在看来，她父亲失业还有别的原因——“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娜塔莎现在明白，她父亲的所谓“非婚生”身份是她母亲编的故事。
娜塔莎百思不得其解，为何纳粹政权结束后父母仍对她隐瞒家世，难道这与她父亲在战后一再被视为纳粹合作者嫌疑人有关？娜塔莎的确记得，她小时候看到父亲“戴着礼帽，拎着手杖和小公文包，身穿深色西装、脚蹬擦得锃亮的皮鞋和灰色马靴套”去广播电台上班。
娜塔莎决意探究家族的历史——不仅是她父亲的经历，还有她的曾外祖父乃至曾外祖母的经历：这位犹太魔术师在德意志尚未统一的时期游历各地，凭靠他的魔法墨水瓶融入普鲁士王国的社会，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出生在安定的中产家庭，那只墨水瓶也成了中产阶级幸福的象征。然而，由大女儿克拉拉保留的这只墨水瓶作为犹太魔术师的遗产却没有为女婿弗里德里希·维茨巴赫带来好运。
父亲的经历尤其让娜塔莎感到震撼。通过查阅文献——尤其是维茨巴赫当年工作过的巴伐利亚广播电台的档案，她发现了父亲性格中的“矛盾与幽暗”，这让她从小形成的父亲形象“开始动摇，深受打击，几近崩塌”。不过，她最终还是在这个历史形象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父亲。由于时不时总有人“以激烈的方式将尼采研究者弗里德里希·维茨巴赫描绘成纳粹政权的宣传者”，她无法不问：
是否正是由于他那段道德上饱受质疑、充满争议的生存斗争，我才得以在那12年的恐怖时期中或多或少安然无恙？
对于这位犹太魔术师的曾外孙女而言，那只墨水瓶成了她追踪和发掘被沉默掩盖的祖先经历的线团。墨水瓶并未传给娜塔莎，但它却在娜塔莎的想象中发挥着变幻莫测的魔法作用，引导她追溯家族三代在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期乃至战后的遭遇。娜塔莎已到人生晚年，有足够的年龄经验更好地理解祖上三代的经历——凭靠一条条断线般的家族线索，她编织出一部历史小说，其父作为尼采专家在艰难历史中的复杂形象是主角。通过写作，娜塔莎懂得了自己的父亲为何“始终是个孤独的人”。
这个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他终身与尼采作品为伴。无论如何，娜塔莎所叙述的维茨巴赫“年谱”对我们阅读她父亲编撰的《尼采年谱》应该不无裨益。
《尼采年谱》根据威廉·戈德曼出版社1968年版（Wilhelm Goldmann Verlag 1968）译出，原书不含注释，中译本里的注释均出自译者，书中引用的诗文亦皆为译者所译——感谢莫光华教授精当的译笔。
2025年5月
（爱德华·蒙克作品，现藏于挪威奥斯陆蒙克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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