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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几乎没怎么写东西。原因有两个:一是生活里遇到一些变动,心思没有静下来;二是回国之后,工作节奏太卷了——每天晚上都是十二点到家,很多时候甚至到凌晨两三点,周末也是电话不断,一整年都绷得很紧。
最近,我决定从华为离职,换个环境搏一把,做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正式离职还有三天,趁这个时间,感性一回,回顾下我在AI浪潮里随波逐流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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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天,高考结束,我在一个信息闭塞的小县城里填报志愿,需要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想清楚未来的方向。彼时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对世界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课本和偶尔听来的只言片语。
第一志愿是物理,因为我喜欢物理课上那些简洁而优美的公式;第二是机械或航天,那是当时我能接触到的最“高上大”的行业;第三是土木工程或建筑学,因为听说很赚钱。
最后没选物理,因为最好的物理系在北大、中科大和南大——北大我够呛,另外两个学校的城市我又不喜欢,不是一线大城市。
土木工程最好的清华和同济,清华应该考不上,去同济又觉得不值。
于是我去了交大,读机械。
然而入学以后,发现机械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除了数学这类基础课还能让我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机械制图、金工实习这些课程,很快消磨了我对这个专业的热情。比如金工实习,感觉和我舅爷的儿子在村里烧火打铁没什么两样。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在学的这些东西,并不“高上大”。
换方向的念头,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心里。
大二那年,学校里最炙手可热的是咨询公司和快消行业。一来上海外企林立,二来2011年尚处经济上行的尾巴,学长学姐们拿到offer后风光无限,在社团里被簇拥着宣讲。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浪潮正从远处涌来。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换掉了手里的诺基亚5230,和蒋敏博凑了钱,在甘谷县时代先锋网吧抢了一台小米2s。选小米还有一个并不重要的原因——我暗恋的女孩用的就是小米。平心而论,小米2s的确好用,1999元的售价,使用体验不输当时五六千块的HTC和三星。从指尖触到那块屏幕的瞬间起,我隐约觉得,IT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我开始在网上搜Java教程,选修课上也试着写几行代码。但那时没有老师指点,我对电脑的认知几乎为零,连“文件”是什么概念都搞不清楚。打开一个工程,里面层层叠叠的文件夹像一座迷宫。班主任鲍老师建议我们去学Python,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暑假里翻了没几页就搁下了。不是因为懒,而是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像给村里不识字的老人家一本《新概念英语》,书再好,也无从读起。
从大二开始,我渐渐有了学霸的感觉。特别是热力学、力学、物理这些课,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只有干净纯粹的公式,学起来心里踏实,自信也一点一点回来了。
我开始关注留学的信息。最早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一个项目,两年读下来还能剩几十万奖学金。我去面试,意外被录取,最后我却放弃了,这个故事我之前在文章里应该提到过。但那次面试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东西——信心。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筹划出国,目标只有一个:转专业。
去学计算机,或者一切和IT沾边的东西。
后来我去了法国。同学大多选了供应链、机械、化学、材料等专业,而我的逻辑很简单:选最靠近IT的那个。于是我进了“Smart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专业。
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勉强找到一条学编程的路——刷LeetCode。刚到法国的时候,每天晚上七点到家,我就盘腿坐在床边,把电脑架在椅子上,一道接一道地刷题。那些题目谈不上有趣,对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也帮助有限,但至少,它们给了我一个抓手,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往那个方向靠近。
第一年是微电子方向的课程,学得极为痛苦。我对C语言几乎一窍不通,对板子的引脚和接口也毫无概念。本科时学过的数电模电只留下一星半点的印象,至于跑马灯是怎么跑起来的,脑子里一团混沌。现在回头去看,课程本身并没有难到无法逾越,真正绊住我的,是对陌生领域的恐惧,以及初到异国的不适应。那一年我是压线过的,分数勉强过关。
但那些当时觉得无用的东西,后来竟一点点显露出价值——比如Verilog,虽然我现在不再写了,但和硬件同事配合时,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还有Java,那时候我负责算法设计,队友写前端,不出几天就搭出了一个可演示的demo,后来他去了帝国理工。还学过Zigbee、Arduino等后来没什么用的东西。
那段日子谈不上愉快。孤独、迷茫、语言障碍、专业压力,交织在一起,像一团扯不开的雾。第二年我选了Data Science方向,学的是传统机器学习,时间序列预测,编程用的是R语言——当时觉得顺手,却隐隐觉得它没什么前途。
在法国,我还做了两段实习。回头再看这段经历,我时常对那时的自己感到陌生——我无法完全理解,当初为什么那么执拗地要往编程这条路上挤。现在看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
第一段实习是用Qt做桌面软件。去面试时,我连C++都没正经写过,对Qt也一知半解,却被稀里糊涂地录用了。公司算上老板只有两个人,后来又来了两个实习生,但真正干活的其实只有我和老板。三个月下来,我模模糊糊地搞懂了类、继承这些概念。多年之后,我自己写小工具都用PyQt,简单顺畅,想不明白当年为什么非要用C++ Qt硬啃。
那段实习大概只能在法国发生——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公司也会招实习生。我每天六点下班,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跑步,跑过最热的夏天,一天二十公里。路边的人家都有泳池,比基尼美女或比基尼老太太在水边晒太阳。很孤独,但也很难得。那时候我每天跑步就听See You Again那首歌,后来还在法国跑了两次马拉松。
第二段实习光鲜许多,在欧洲同步辐射光源写Python,六个月,让我对Python和Matlab熟悉了不少。但坦白讲,内容很水——那六个月的工作量,我一周就能写完。很多人去那里是为了争取留用,我不是,所以对激光之类的业务也提不起兴趣。
这两段实习,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却让我的简历变得体面了起来——一个拥有法国机器学习硕士、创业公司C++经历和欧盟科研机构Python经历的人,看起来总算像那么回事了。
按照协议完成实习后,我回到交大读第二个研究生。那时我想从机动学院转到电院,折腾了很久,最终学院没有放人:选导师可以,转院不行。一番波折后,我留了下来。
那几天我有次吃饭,刚好碰见陈珂(化名),推荐了李老师做我的导师。李老师没有犹豫,给我安排了数据分析的工作。他只带我一年的研究生,本就不指望我做出什么大成果。
我同时在外面找实习,无心插柳进了Intel。Intel就在交大旁边的紫竹园区,我的工作是用机器学习方法找Bug。现在想想,这个方向其实颇有前景,往深了走,不就是今天说的Vibe Coding么。但当时并没那么激动,我所在的组是Linux开发组,AI能力几乎为零,我反而成了最有“经验”的那个人。写了一个月Python脚本,翻来覆去用SVM、KMeans,实在有些乏味。加上Intel那时已经没有应届生HC,我便动了另寻出路的念头。
一个晚上,睡前刷手机,看到爱奇艺在招广告算法实习生,便投了简历。面试官是少华,南大数学毕业,有种少年老成的气质。面试结束后,综面官迟迟未到,少华就坐在那儿陪我聊天,我们甚至聊到了郭广昌——因为复星大厦就在爱奇艺对面。后来我入职了,用LSTM做广告库存预估。
三个月后,我们三个实习生——交大、南大、中科大的各一个——有一位没拿到offer。他说其实这个offer也没多好,但拿不到终究是对自己的否定。后来我们三个都没去爱奇艺,我去了华为,另两个去了腾讯和百度。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面试。第一次去百度,笔试的LeetCode题答得一塌糊涂,面试官是个极漂亮的姐姐,最后送我到电梯口,临走只说了一句:多刷题。
面PayPal,算法题做得不错,英文面试也过了,却迟迟没有下文,我猜是没有HC。从楼里出来,我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望着来往的车流,忽然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在上海真正站稳?
面IBM,我对他们做AI本来就不看好,又加上从闵行到张江太远,迟到了二十分钟,没拿到offer也不意外。
面腾讯优图,至今还留着面试官的联系方式。那时候AI落地最火的赛道是图像处理,人脸检测跟踪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几轮面试之后,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阿里聊过,犹豫要不要去杭州,最终作罢。
网易有道,题目简单,短信通知通过,但正式的邮件offer始终没来。
京东也谈过,要去北京,后来也没有下文。
还有一些创业公司,追一科技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李开复投的,开的薪资太低,我拒了。一个月后对方又打来电话,说薪资翻了两倍多,重新发offer——我仍然没有去。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精力真是一种充沛,心气也足,每天到处投简历,面试,失败了再来。面试前,我可以用两天时间刷完一本数据结构,写满几十张草稿纸,然后整个人进入一种淡淡的忧伤状态,瘫在椅子上看《龙门镖局》。与此同时,我还在谈一场炽热的恋爱——在学校的健身房认识了前台那个女孩,每天晚上带她在校园里散步,去华师大闲逛,坐在思源湖边喝酒,在门口买冰糖草莓。借着帮导师送文件的名义,我带她去市区吃饭,穿梭在弄堂里找一碗姜撞奶。为了有钱谈恋爱,我同时做着家教,教高中生数学和物理,一天上四节课,挣八百块。
对了,那时候我还每天健身——现在松垮的脂肪下面,那些隐隐的线条,全是那时候攒下的底子。胸肩背腿,每天练两轮,和一群肌佬较劲。
最后拿到华为的offer,纯粹是偶然。
在法国的时候,有天在机场遇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学长,他说毕业后要去华为非洲,两年赚一百万。我听完便在华为招聘网站上随手注册了一份简历,那时离毕业还有两三年,之后便再没管过。到了研二,邮箱里每周都会弹出华为的笔试通知。我手里已经握了几个offer,自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又收到了华为的笔试邀请,那时候刚好在寝室闲着,便顺手做完了三道编程题。
两天后,华为打来电话,说笔试通过,让我去面试,有一辆大巴在校园里等着我们,拉到了一个很豪华的酒店。面试一开始说是做5G,后来又说是做手机。等到几个月后签三方时,我才终于知道——我要去做的,是AI芯片。
就这样,我被命运的浪潮推动,随波逐流到了AI芯片的河里。
入职第一周,我被分到了一个做编译的组。我此前所有的经验都在算法领域——提取特征、清洗数据、搭建模型、融合结果,基本都在写Python。唯一一次写C++,还是多年前在法国写Qt的那三个月。所以刚入职的时候,非常痛苦。
有一天,领导说最近要攻关,每天晚上十点下班。我心里想,这也没问题。紧接着他说了一句:攻关时间是三个月。我突然就焦虑了——三个月那叫攻关么,那叫常态。
我的性格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我之前工作的地方,要么在欧洲,要么是外企,就算在爱奇艺实习,也是六点多就下班。在我的认知里,大量加班是不科学、不人道的。大学的时候,学霸们也只是期末突击才学到十点,再晚就影响休息了。另一方面,我从小在家乡上学时,每晚也学习到很晚,高考复习的时候真是拼谁刷的题目多谁就考得高,我心底里认可:要比别人优秀,确实需要付出更多时间。
这两种心态的拉扯,贯穿了我在华为的八年。也许还会一直伴随下去。
入职没多久,领导让我负责一个AI框架的开发,需要写Python和C++。领导很忙,没什么指导。第一次代码评审,被疯狂diss——方向都理解错了。
领导现场讲了一遍怎么写,问在座的谁明白了,大家都没听懂。但我似乎有了一点感觉,说还是我写吧。在近乎C++零基础的情况下,我用两天时间,把那段代码写出来了。第二次代码评审,仍然被diss,但问题变成了安全编码、代码规范之类。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挺佩服的——在一个全新的领域,用不熟悉的语言,在高压下两天把东西搞出来了。
在大公司工作,有一个问题:工作内容经常变。可能还有个原因,是当时AI芯片怎么做,整个行业都还在摸索。几年后我做了项目经理,每个组的任务边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在此之前,我什么都干过——写过智驾的规控算法,写过算子,写过平安城市的端侧芯片软件特性,做过自动编译,还帮部门去各个高校招聘,甚至给北大的数学博士出过定制面试题。
现在回头看,那三年其实非常痛苦。农村出生,刚毕业没什么钱。谈过几个女朋友,都吹了。和农民工合租在一个回迁房里,我的房间只有九平米。母亲来上海做体检的时候,我都没好意思让她去我住的地方,给她定的酒店。
但我很佩服自己的是,那三年尽管痛苦,我却始终凭着一股心气,过得挺“体面”。工作遇到难题,硬扛下来了。生活没什么钱,但也过得有滋有味。我找了私教练瑜伽,找了老师傅学形意拳和八卦掌。买了很多书,房间堆满了,每次搬家都头疼。也就是那时候,我开始在公众号写文章,没什么粉丝,但坚持写。谈的恋爱都没有结果,但在一次次浪漫相遇和心碎分手的循环里,我慢慢找到了与自己内心相处的方式。
入职没多久,我们做的华为第一代AI芯片在HDC大会上发布了。发布那天,我还在从金桥去安亭的出租车上,正在参与第一代华为智能驾驶的联调,用手机看发布会的直播。几天后,我们在给A客户做自动驾驶演示,打败了大疆、百度阿波罗等对手,拿到了第一名。这次演示,让华为高层认识到了智驾业务的前景和可行性。车BU成立了。
我们团队有一半人被分去了车BU。我被留下来,继续做芯片。当时我是想去做车的,但领导通知的时候,没有商量的余地。
回头想想,运气这件事,真的不可控。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个极有前景的行业,只是当时完全看不出来。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制裁,华为5G发布在即,手机业务也如日中天,大家都想去那些部门。两年后,华为智驾一炮而红,业务指数级增长。三年后,ChatGPT发布,AI芯片成了堪比黄金的物资。
时代的浪潮就这么涌过来了。我站在岸边,被推着往前走。
后来,我被派去了欧洲。当时国际形势变化,公司要在欧洲加大投资。同事们大多不敢去,我觉得,越困难越有挑战的事情,越要抓住。风浪越大鱼越贵。再加上我有留学经历,外语不错,我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去之前,我开始远程接手那边的工作。我发现,那里的团队需要我来管理,业务需要我来规划,预算需要我来申请——就像一个小公司,等着我来运转。我突然进入了一种极度沉浸的工作状态。那几个月,体重疯狂上升。我深入理解项目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个同事电话沟通,规划业务发展。那种操盘一件事的感觉,特别让人上瘾。
刚去的时候,我们做的是AI4S——用AI做物理仿真。传统的物理仿真,本质上是解偏微分方程,比如薛定谔方程、NS方程。用CPU算偏微分方程有个大问题:没法并行。比如要算水的波浪状态,必须从岸边可观测的状态开始,一步一步算下去,先算离岸边0.1毫米的,再算0.2毫米的。这就是天气预报又慢又不准的原因。
用AI就不一样。它不是一步一步解方程,而是把物理方程嵌入神经网络的损失函数里,把积分微分运算变成矩阵运算,速度快得多。我们当时做的效果很不错,我自己还谈了客户。但后来大模型爆发了,公司把所有资源押注大模型数字Agent,其他AI业务全部砍掉。我向国内汇报了很多次,最终还是被砍了。
当时和本地专家沟通的时候,有一些不愉快。他们觉得这个方向很有价值,不想放弃。而我的角色让我必须跟着公司方向走,内心很纠结。最后,我从别的部门找了些小预算,让他们在水下继续做。我始终相信,AI4S是一个不比LLM想象空间小的方向。后面有时间,我会再捡起来。
在欧洲,我带的团队从几个人扩大到了几十近百人。那时候我“综合能力强”(自认为的)的优点发挥出来了。只要市场上有合适的专家人选,我都能想办法吸引过来。一方面我在业务里摸爬滚打,对技术细节还算了解;另一方面,我看的杂书多,一开口先聊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容易和对方处成朋友。业务发展远超所有人的预期。
有一个小插曲:我面试了OpenCV团队,offer快发的时候,国内某专家叫停了。他认为神经网络会取代传统图像处理方式。当时我觉得很可惜,但还是执行了。这两年回头看,他是对的。
在海外的那些年,我像一个创业公司的CEO。压力大,动力也足。我对每个业务方向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每个员工的性格也心里有数。那种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真真切切的事。但毕竟我们是公司的一部分。后面的人员调动,让我逐渐回到了按流程执行的状态,不再是CEO了。这里涉及太多信息,就不展开了。
海外工作还有一个问题——和国内的脱节。你需要把自己调节到适应当地的环境。没什么娱乐活动,只能去酒吧,但我不喜欢酒吧。偶尔开车自驾,但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或者带一个你知道过段时间就不会再有交集的人,没有和朋友一起的那种快乐。还有工作方式的差异。中国人很有冲劲,本地人整体比较躺平。中间有很多摩擦,也有不少理解。
越写到后面,越觉得头上那把“公司合规”的剑悬得越近,很多细节不敢再往下想了。
后来,我回到了中国。作为项目经理,又工作了一年。各种原因之下,现在我决定离开。这一年几乎每天都是12点多到家,做的项目非常核心,但信息比较新且敏感,所以先不说了。
关于我决定离开,有很多内因和外因,在两周前,我和领导沟通,决定去尝试下新的事业。后续我争取多写一些和新的工作相关的文章和大家交流。
大家有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或者如果想在AI,大模型,芯片,具身智能等领域找工作,可以把简历或者联系方式通过后台私信给我。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