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西安市灞桥区某医院骨科医生将手机偷放在桌子底下,用人工智能软件工具(以下简称AI或AI工具)看病被患者拍下并发到网络,引发广泛关注。患者质疑现在医生看病时辜负所托,有些医生也开始焦虑AI工具正在逐步取代医生的价值。此事件戳中了医患双方在AI时代的共同不安。

一、AI工具带来的“破防”,不只是患者
患者直言内心破防,我想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件事打破了包括大多数医生在内的普通大众对医生这一职业的固有认知。
在普遍认知里,医生这一职业承载着长期的医学专业知识积淀和临床实操经验,应该是能信手拈来说出对患者的诊疗判断及治疗方案。当就诊现场,医生是对着AI生成的结论给患者讲病情,面对此情此景,有些患者难免会生出“那我自己也能用AI来看病”的落差感。
不只是患者,医生们面对AI时也是心态复杂。一方面担心如上述新闻那样让患者的观感不佳,从上述当事医生只敢偷放在桌子底下用,本身就说明了这种顾虑;另一方面是医生们内心不能接受寒窗苦读十余载,在当着患者或当事人的面现场使用AI工具时,就是当众承认自己学艺不精。
二、当面用AI的“破防”,百年前的国人早已经历
作为人类伟大发明之一的AI,虽说近几年才开始服务普通人,但当着患者或当事人的面使用AI工具进行诊治或提供法律服务,从而给患者或当事人带来的内心破防,这在百年前西医传入中国时,早已经历。
从晚清开始,西式解剖、X光机等西医及其医疗器械陆续传入中国,但很多患者、大多数的中医对此亦心态复杂。一部分人抓住西医器械出现的误诊,证明西医并非绝对可靠;但更多国人却亲眼看到外科手术、抗菌药物等西医的奇效。这与现在AI技术给患者和医生们带来的“破防”和复杂心态,是何其的相似。
若干年后回头再看今天AI工具让患者、医生的“破防”,大概率会和我们今天回望西医传入中国时那样淡然一笑。
三、看不得医生现场用AI,患者能自己用AI看病吗?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说这一问题前,请跟我一起先跳出医生的这个职业,来看看22岁的教授刘路。
他是在2012年被中南大学破格聘任为正教授级研究员。之所以他创造了中国最年轻教授的纪录,在于他破解世界级的“西塔潘猜想”,这是一个关于拉姆齐二染色定理证明强度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提出后一直没人能彻底证明,但被当时还在读本科的刘路所彻底解决。
2012年时的AI还未如此普及,但我扪心自问,如果当时有现在的AI工具,我并不会尝试用AI来破解“西塔潘猜想”,也不知道“拉姆齐二染色定理”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是22岁的刘路被聘为教授的新闻,笔者根本不会知道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数学问题的存在。
没有专业背景的人,连“问题是什么”都无从判断,更别说用工具解决问题。同理,对于普通患者来说,并不具备系统的医学专业知识,连症状的精准描述、病情的轻重判断都难以做到,自然不可能靠AI独立解决专业的医疗问题。
四、患者先用AI,再来找医生印证答案,轮到医生破防了吗?
看到这里,有人说不对呀,你刚才说的是普通的患者,但我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国民科学素养也日益提高,加之搭上AI工具的普及运用,已经出现一些患者拿着AI生成的用药清单要求医生开处方,或者拿着AI工具生成的诊断建议、推荐的手术方案到医院来“货比三家”,甚至有患者拿着AI生成结果直接质问医生:“为什么你说的和AI不一样?”
这次轮到不少的医生破防了?
但笔者要说的是,医生们对此先别破防,先弄清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患者明明已经用了AI工具生成了处方、诊断建议等,还要到医院来?
首先,患者潜意识里并不信任AI生成的信息质量,内心迫切需要得到医生的专业判断。
姑且不论现在AI工具生成的内容存在“AI幻觉”,且有些生成内容是被投喂有“毒”、有倾向性的数据之后所生成的。哪怕是逻辑正确的内容,患者亦内心迫切希望得到医生的肯定,以及符合自身情况的个性化判断。在AI生成之后愿意再走入医院的患者,他们潜意识里都明白医疗不仅是数据匹配,还需结合患者特殊体征、心理及伦理做综合判断。
其次,根据《医师法》等现行法律规定,只有作为自然人的执业医师才具备处方权、诊断结论确认权,也是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定承担主体。如发生误诊或事故,AI工具无法成为责任主体,必须由医生及所在的医疗机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医生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用AI
当患者自述头痛,医生会建议其进行影像检查。对此医生、患者都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医患双方都早已对西医之中的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祛魅”了,知道这是辅助诊断的常规工具。
当前医患双方都处在AI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中,有必要随着AI的发展一并对AI工具进行“袪魅”。以本文开头那位医生偷放在桌子底下用AI工具为例,笔者认为他完全可以公开用AI。那位医生之所以只敢放在桌子底下,既是对 AI 临床应用的规范与政策不熟悉,也是职业心态上的不自信。而实际上:
首先,AI在影像解读、写病历、做初筛等标准化、流程化工作方面,优势极其突出,可以为医生节省大量宝贵时间用于复杂的医疗决策以及医患沟通。
其次,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实现基层诊疗智能辅助、临床专科专病诊疗智能辅助决策和患者就诊智能服务在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应用,基本建成一批医疗卫生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打造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推动实现二级以上医院普遍开展医学影像智能辅助诊断、临床诊疗智能辅助决策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第三,当医生遇到知识盲区需借助AI工具时,完全可以把手机放在桌上,坦诚地对患者说:“你这个情况我再用AI查一下进行确认”,患者顶多愣一下,但大概率会觉得这位医生认真负责。
说到底,破解医生在诊疗时偷用AI给患者看病一事给医患双方带来的“破防”,需要医患双方摆正心态。对于医生来说要理性地认识到身处AI日益快速发展的时代,AI不仅能为医生赋能,也能更加突显医生在专业判断上的独特价值,AI不会取代医生,但会用AI的医生将取代不会用AI的医生。对于患者来说,更需理性看到AI工具在极大地普及医疗常识之余,对于所生成的医疗建议和处方要审慎看待,毕竟AI可处理数据,却承载不了生命托付。
技术从来都是辅助,看病的核心,终究还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托付与信任。2026年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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