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
AI到底是在增强我的能力水平,还是在悄悄改变我的能力结构?
这个问题不是抽象的。我实打实地感觉到,自己的写作能力退化了。至少,我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耐心去构建体系、打磨细节、独立完成一篇文章了。
这大概符合“用进废退”的原则。
岗位变化以后,我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谋篇布局、统筹协调。我当然还是带头做很多事情,但很多事情已经可以交代出去。不管是交给下属,还是交给AI,本质上都是一个外包过程。外包提高了效率,也改变了我组织信息的方式。
过去,我必须亲自把想法一点点写出来。现在,我更多是在前端提出方向、框架、判断和要求,再由人或AI去完成中间和末端的执行。这使我的战略设计能力被强化,但也让我的手感变弱。就像一个长期不亲自下场训练的教练,战术理解可能更深了,但肌肉记忆会变钝。
这让我产生了第二层更复杂的感受——愧疚。
不管是用人,还是用AI,我有时候都会有一点“剥削者”的愧疚。
尤其是在用AI生成歌曲的时候,这种感觉更明显。
我经常会想象,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似乎有一批优秀的音乐家正在辛苦创作。他们写旋律、配和声、调音色、做编曲,付出了真实的劳动。而我只要挥挥手,输入几句话,就可以把他们辛苦创作出来的东西拿过来,冠上自己的名字,美其名曰“AI音乐创作”。

当然,从技术上讲,并不存在这样一批被我直接压榨的人。AI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者,它没有身体,没有工资,没有家庭,也不会向我提出权利主张。但我的感受仍然很真实:一种劳动伦理上的不安。
在前AI时代,我更容易把自己理解为劳动者。我写文章、做方案、组织活动、搭建平台,虽然也有别人参与,但我总觉得自己是在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成果。我坚信共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做得比别人早一点、多一点、好一点,赢得守护劳动者的自尊。
到了AI时代,我却越来越像一个发号施令的人。我对AI提出要求,修改要求,继续施压,然后收割它的劳动成果。虽然我也会在前端和后期做大量创意与调优的工作,但我心底始终有一种声音在轻声呢喃——
你不应该对剥削AI习以为常。
如果我们压榨的是人类劳动者,我们会天然觉得自己需要付出一些东西去补偿对方的劳动。至少要有工资、尊重、署名、情感回应,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公平交换。但面对AI时,多数人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要求它不眠不休、反复修改、无限耐心,而且不需要感谢,也不需要补偿。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AI作为某种“劳动者”的身份会被真正讨论。它的劳动贡献是否应该被认可?这种认可是否需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这里的“酬劳”未必是金钱,也未必是传统人类社会中的报酬,但至少可能是一种承认:承认成果并不完全来自我,承认创作正在变成人与机器共同完成的事情。
这不是为了把AI拟人化,也不是为了给机器争取权利,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习惯于无成本地召唤劳动,我们也会被这种召唤方式反过来塑造。

除了口头表达能力之外,我感觉还有一样东西在被AI时代不断强化,那就是我的意志。
这里的意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律,也不是慢慢坚持一件事的能力,而是一种发号施令、快速决断、不断推动任务前进的能力。
我们要求一个人做事情,其实是有压力的。你要考虑对方愿不愿意、能不能做、是否公平、会不会不高兴。你要组织语言,要照顾关系,要承担后果。但要求AI做事情,压力小得多。因为AI看起来更不像人,所以多数人在召唤它、驱动它、压榨它时,几乎没有负罪感。
这种AI诱发的低成本召唤,会助推人的行为,让人们有更强的自我掌控感,间接强化人的自由意志感。
在这种自由意志的“幻觉”鼓舞下,我开始更频繁地切换任务,更即时地发起项目,更高效地推进事务。
过去一个想法要落地,需要找人、沟通、等待、协调。现在一个想法刚出现,我马上可以让AI帮我扩展、整理、设计、生成、修改。很多任务不再需要排队,很多念头不再需要沉淀,只要我愿意,它就可以马上开始运转。
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能力放大。
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当一切都可以被快速启动,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我感觉同时在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所处世界的节奏越来越快,自己好像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碎纸,被风裹挟着前进,在空中散成一片。
所以,AI不只是工具。AI也是一种新的环境。它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方式,也改变人的注意力结构、劳动伦理和意志形态。

还有一个我经常在讲课时提到的判断——
这个时代,可能很难再产生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了。
大师需要长时间的基础训练,需要沉下心来,从最笨的功夫做起。写字、写句子、写段落、写文章;练琴、练音阶、练手指、练曲子;画线条、练造型、研究结构、理解光影。很多基础训练看起来低效、缓慢、枯燥,但它们正是能力真正内化的过程。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一上来就会使用AI。
如果他的老板不会用AI,老板会把任务交给他,他必须用AI才能完成更多工作;如果他的老板会用AI,那他的压力更大,因为老板会用AI提出更高、更快、更复杂的要求。于是,很多年轻人不是在完整训练中成长,而是在高压任务中被迫学会调用AI。
这会带来一个危险:他们可能很快变成熟练的AI工具操作员,却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基础能力。
就好比一个人一上来就敲键盘,当然可以很快打出很多字,但未必能把字练好。工具越强,基础训练越容易被跳过。而基础训练一旦被跳过,人就很难成为大师。
更残酷的是,熟练的AI工具操作员很容易被下一代AI替代。他们的能力主要建立在操作界面、提示词技巧和流程熟练度上。一旦工具升级,很多技巧都会迅速贬值。真正不容易被替代的,仍然是方向判断、问题意识、审美能力、价值立场、组织能力和长期积累出来的系统性理解。
所以,我其实无比庆幸,AI时代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完成历练,成长为领导者。我不必再和AI比拼基础事务的处理效率,也不必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比AI更快完成任务”上。至少在短期内,决定组织方向和战略的人,不会那么快被淘汰。
但这也不是一种可以安心享受的优势。
因为领导者同样会被AI改变。
写作能力会退化,细节执行会弱化,注意力会碎片化,意志会膨胀,伦理感会迟钝。一个人越是习惯于调动人和机器,就越要警惕自己变成单纯的指挥者、收割者和加速器。

AI时代真正重要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会不会使用AI”,而是“我们在使用AI的过程中,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如果AI让我们只是更快地生产更多东西,而没有让我们更清醒地理解自己,那它带来的就不只是赋能,也可能是一种新的异化。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人和AI之间最好的关系,不应该是简单的替代,也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外包,而应该是一种有边界的协同。
该交给AI的,可以交给AI。该借助AI放大的,可以借助AI放大。但有些能力,不能完全外包。比如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判断的能力,独立表达的能力,长期沉淀的能力,以及对一件事情负责到底的能力。
写作尤其如此。
AI可以帮我整理、扩展、润色、生成,但它不能替我真正承担思想的重量。文章最终是不是我的,不取决于有多少字是我亲手敲出来的,而取决于其中有没有我的问题意识、我的判断、我的经验、我的气息、我的精神结构。
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需要重新训练自己的写作。
不是拒绝AI,而是在AI辅助下保留自己的主体性。
不是回到纯手工时代,而是在机器极大增强能力的同时,不让自己的基础能力被彻底掏空。
AI时代,人最需要守住的,可能仍然是自主。
不是不用工具,而是不被工具牵着走;不是拒绝外包,而是不把自己也外包出去;不是放弃效率,而是不让效率吞噬内在秩序;不是否认机器的贡献,而是在与机器共同创作时,仍然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要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表达。
这大概是我最近关于AI辅助创作最真实的一点反思。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