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AI,就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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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计划经济”，如今不少人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对这套东西没有很具体的感受。因此，今天有不少人还爱把“计划经济时代”说成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说在那个年代人们多善良单纯，生活多简单美好。而有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就苦口婆心的说：那个年代并不好，很多人吃不饱饭，买啥都要票。这时候，有人又会说，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过去计划经济搞不好，是技术落后，现在是信息时代，AI时代。有了这种高科技，搞计划经济易如反掌。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电脑技术发展初期，就有人这么去做了。

说起来，人类在1946年就造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当时这种电子管计算机体积，动不动就一百多平，几十吨。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迭代，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电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能耗也越来越低，计算速度也提升至每秒几十，上百万次。可以说，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电脑已经从军事和科研这些高大上的行业，开始向各行各业渗透发展，对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那会儿的电脑技术还不能跟今天比，但它的计算能力比起算盘还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如果几台计算机联网，那么计算能力更是能提升一个台阶。既然这计算机这么厉害，自然就有人想用它统筹，管理全国的经济。在当时，第一个这么想的，就是苏联。当时苏联科学家格卢什科夫想搞一个覆盖全苏的计算机网络，据说，只要搞成这个，就能挽救计划经济，拯救苏联，不过由于内部利益冲突扯皮等等原因，苏联这个伟大的梦想只停在做梦阶段。

而第一个真正这么干的人是智利总统阿连德。这位总统不仅坚信社会主义，而且还是通过选票上台的，这跟通过流血革命上台的布尔什维克完全不一样。阿连德自己也认为，既然国家选择我，老百姓相信我，那自己就有责任带大家过上好日子。于是，他上台后就马上把大量铜矿、银行和企业国有化，同时提高工人工资、扩大社会福利，这一些列的改革的核心就是——国家管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系。他上台第一年，智利工人工资涨了百分之三十，国民生产总值涨了百分之七点七，消费水平涨了百分之十一。表面上看，智利一切都在变好，但繁荣的场面都是阿连德政府强行冻结物价，大幅提高名义工资来刺激市场消费换来的。这种“寅吃卯粮”的手段，很快就有了后果。没过多久，智利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消费短缺。而且国有化的步子迈得太大，这让很多小老板担心自己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产业一夜“公私合营”，工人们担心自己随时会被空降的人拿走饭碗。一时间，不安全感和焦虑在智利社会上迅速蔓延，罢工潮此起彼伏。

虽然智利局势一团糟，但阿连德的信仰一点都没动摇，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理想没错，现在出现这种局面，反而是自己做的还不够。一开始，他想的就是加大管控力度，派出了很多所谓“干预者”进驻工厂企业，全面执行国家意志。可问题是，这些干预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称职，瞎指挥，贪污腐败那都是家常便饭，手到擒来的基本功。这么一来，阿连德这一出是越管越乱，智利局势也越来越坏。到后来，通货膨胀率已经快到百分之五十，眼瞅着人们手里的钱要成废纸，阿连德政府的合法性已经严重动摇。可就算这样，阿连德还是坚信国家干预，计划经济是完美的，是不可能错的康庄大道。唯一的问题是政府都是人组成的，而人的大脑根本处理不过来这么多数据，这就让计划经济不能完美的运行。既然病根儿出在这里，那为啥不用计算机来管理整个国家呢？

于是，阿连德找来了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希望他帮智利设计一套能够实时掌握全国经济运行情况的系统。比尔也是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大胆得近乎科幻的想法，他提出，只要把智利全国所有重要工厂，全部用电传机连起来，每天不断向中央政府发生产、库存、运输等等数据，再由计算机统一分析。一旦某个工厂有原料短缺、产量异常或者运输出现问题，这个系统就会第一时间发出警报，中央政府就可以立即介入，协调处理。

说起来，阿连德当总统前是个医生，对比尔提出的这套复杂体系非常有共鸣，而他现在也非常需要比尔的知识救命。于是，阿连德政府就对比尔的这个项目一路绿灯。与此同时，他们还专门设计了一间充满未来感的控制室，七张白色旋转座椅围成一圈，四周墙壁布满了显示屏和按钮，看上去像科幻电影里的宇宙飞船，而不是政府办公室。这套系统后来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在阿连德和斯塔福德·比尔看来，既然市场能通过价格协调分配资源，那更快、更准、更公平，更先进的计算机为啥不能干一样的活儿？在阿连德和比尔眼里，这不仅仅是一套计算机系统，更是未来计划经济的大脑，是一个即将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人类文明的转折点。

说起来，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真不是盖的。这套体系还没完全建成的时候就已经发挥了作用。1972年10月，智利反对派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罢工，这次罢工有四万多卡车司机参与，导致智利全国在短时间内物资紧缺。关键时刻，赛博协同控制工程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电传网络，迅速作出响应，它每天发两千多份电传，让阿连德政府及时掌握了全国信息并发布命令。比如，阿连德靠这套系统，在短时间内找到两百多辆还忠于政府的卡车，这些卡车昼夜不停运送物资，对冲了一部分罢工的影响。再加上阿连德邀请包括皮诺切特在内的三位军方高官入阁，有了军队的支持。最终，阿连德摆平了这场大罢工。

罢工结束后，智利高官都在说，有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政府的能力和影响力有了超乎想象的增长。有了这么成功的经验，阿连德那是信心爆棚，他下令加速建设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并把它连接到智利每个企业中。到了那一天，这个系统就能把全国各地的数据压缩汇总成一份报告，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这些用几天前数据生成的详细图表，给政府提供了全国生产、运输和危机点的概况。然后，政府可以高度上统领全国一盘棋。一时间，很多人真的相信，智利找到了自己的未来。当时，智利著名的民谣歌手安吉尔·帕拉还创作了一首名为《为一台计算机和一个即将出生的婴儿祈祷》的歌儿，在智利工厂车间广为传唱，大概意思就是有了新的计算机技术，智利就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前途一片光明。

可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了。表面上看，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数据，生产多少、库存多少、运输多少，电脑都计得清清楚楚。可这些数字真的可靠吗？答案恐怕未必。首先，任何一套管理系统都会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计算机只能机械的分析数据，它判断不了数据的真假。比如说，一家工厂本来计划产一万辆自行车，干了几天，机器坏了，原材料也运不到，工人还闹罢工，最后只生产了三千辆。可如果厂长担心完不成指标受处分，他完全可能把报表按一万辆填。如此一来，计算机看到的就是一万辆，它也会认为这家工厂一切正常；而这家工厂真正的问题，就这么被掩盖了。再比如，仓库里明明已经积压了一大批没人要的产品，厂长为了证明自己完成了国家计划，也可能上报一切正常。可以说，这时候计算机分析得越快，建立在错误数据上的决策反而会越快地下达到全国各地。这其实就是计算机当中一个很经典的理论——“输入是垃圾，输出也是垃圾”。

而且数据本身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背后永远都是人。人会担心自己的奖金，会害怕被批评，会考虑自己的工作前途，也会为了完成指标而选择性汇报。只要考核机制没变，数据就会不断朝着阿连德希望看到的方向发生变化。于是，一个看上去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庞大的数据系统，反而可能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

当然了，如果问题只是数据造假，那还有办法解决。比如加强监督、严惩虚报，甚至今天借助人工智能去识别异常数据，理论上都可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可是，就算全国所有人都是圣人，每家工厂都老老实实上报数据，每份数据都百分之百真实，这套系统还是会遇到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计算机系统看到的永远都是规律的，偏静态的，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来不是一张静止的报表，经济互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比如某天上午，一家钢厂因为设备故障停产；下午，一场山洪冲毁了铁路；到了晚上，一家企业又接到一笔意料之外的大订单。就算这套系统能做到当天收集数据、当天分析，再快也能把已经发生的事告诉政府。等政府根据这些数据开会、研究方案、下命令，再传达到全国各地的时候，现实情况早就变了。

而且，经济活动本身就不是简单的计算题。计划者总喜欢把经济想象成资源配置问题，类似数学中的数学建模找最优解，多少钢铁、多少粮食、多少机器、多少劳动力，只要数据足够完整，就能算出一个最优方案。可现实中的经济选择，首先是人的价值排序。一个人今天买面包还是买肉，存钱还是消费，换房子还是买车，读书还是打工，这些人的选择背后不是数字，这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对生活的判断和取舍。这样的取舍没有办法被统一优化。

对一个家庭来说，冰箱可能比电视重要；对另一个家庭来说，电视反而比冰箱重要。有人愿意为了更高工资忍受通勤，有人宁可少挣一点也要离家近。哪一个选择更“正确”？这根本不是计算机能替人回答的。也就是说，价值排序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的主观判断。而且，不管计算机再先进，它也没办法收集那些还没有发生的，存在人们脑海中的“本地知识”。所谓本地知识，就是对你自己有效有用的社会经验。拿海某捞为例，他家服务好，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个服务员都有抹零、送礼物、打折，甚至免单的权力。那啥时候送菜，哪种情况免单，服务员只能看你这桌儿的具体情况做决定。再比如，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知道，车间一到32度，某台机器的声音就会不对劲儿，这时候就要提前进料，不然机器就要出问题。这些就是本地知识。

这些“本地知识”怎么填表格，编成代码上传？所以，赛博协同控制工程从一开始就把经济理解错了。它以为经济是一张可以被优化的全国资源配置表，却忽略了经济的核心其实是无数个人不断作出的价值选择。这些选择可没一个统一标准，也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解。

再回到70年代的智利。1973年，赛博协同控制工程还在不断完善。从总统府看出去，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全国各地每天都有新的数据不断汇集到首都，图表越来越精美，统计越来越详细，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掌握能力似乎也越来越强。可现实中的智利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滑去。经济越来越糟，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少，排队抢购物资成为家常便饭，黑市迅速蔓延，企业停工、罢工此起彼伏。老百姓越来越难买到生活必需品。最终，人们绝望的情绪为政变提供了温床。9月11日，智利军方在皮诺切特的领导下发动政变，总统府遭到军队包围和轰炸。阿连德拒绝投降，在总统府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新政府上台，赛博协同控制工程也很快被废弃。那间充满未来感的控制室，那些白色旋转座椅，还有那些寄托着无数人希望的电传机和显示屏，最终都成了一场社会实验的遗迹。

讲到这里，也许不少人会为智利这项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感到惋惜。它的失败，终究还是因为1973年的那场政变。如果没有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如果阿连德能够再执政十年、二十年，如果当时拥有今天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套系统是不是就真的能够成功？很多人直到今天还会这么想。

那有了人工智能，大数据，计划经济就能实现吗？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人工智能解决的是算力问题，而计划经济真正缺少的，从来都不是算力。半个多世纪前，智利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已经证明，只要把经济理解成一张报表，那甭管计算机快一千倍还是一万倍，都无法改变它的根本缺陷。经济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每天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既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生活”，自然也就不存在一个能计算出来的“最优经济”。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今天的人工智能确实能帮企业预测需求、优化物流、降低成本，也能帮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分析公共数据。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贡献。可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技术始终是在帮助市场、帮助人，而不是取代市场、取代人。所以，人工智能越发达，越应该明白，再先进的技术也不会让计划经济重新焕发生命力。它改变不了经济运行的规律。换句话说，甭管啥时候，甭管技术先进到啥程度，都别信技术能取代市场、取代普通人的自由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