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报告围绕技术性贸易措施领域的核心概念与规则基石，结合我国首部系统规范该领域术语的国家标准《GB/T 44974-2024 技术性贸易措施 术语》（以下简称 GB/T 44974-2024）及相关国际协定、国内实践文件，对 8 个关键术语开展系统性溯源与本土化适用分析。研究覆盖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国际演进逻辑、国内编制依据、应用边界及中国本土实践的发展轨迹，厘清了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的多层级逻辑关联 —— 即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构建的多边贸易基石，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两大核心应用分支，再到自由贸易协定（FTA）、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所形成的规则弹性补充机制，以及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提供的底层技术支撑。通过梳理上述术语的关联与区别，明确了不同规则在国际贸易中的协同治理定位，为我国技贸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术语研究说明

本报告研究的术语清单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世界贸易组织 WTO、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自由贸易协定 FTA、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NQI。

研究核心依据为 GB/T 44974-2024，该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评估与服务标准化工作组（SAC/SWG 33）归口，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技术性贸易措施术语的国家标准。标准以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WTO/TBT 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WTO/SPS 协定）为核心框架，整合了我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实践经验，将术语划分为关键概念、通用概念、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相关概念、技术法规相关概念、标准相关概念、合格评定相关概念六大类，确定了技术性贸易措施领域统一的官方话语体系。

在研究逻辑上，本报告以 GB/T 44974-2024 的官方界定为基础，补充参考国际组织官方文件、中国入世承诺文件、国内相关法律文件、官方机构研究报告及权威学术文献，重点从历史背景、编制背景、国际适用范围、中国本土演进与适用情况四个维度，对各术语进行拆解、分析与梳理。

需要说明的是，GB/T 44974-2024 的 “关键概念” 类别，直接覆盖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WTO 三大核心术语；GATT、FTA、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虽未单独设项，但标准引言明确将其作为规则背景纳入术语界定的参考框架；NQI 则是技术性贸易措施落地执行的关键技术支撑，其内涵与标准、合格评定等核心术语高度绑定，是技贸规则从纸面落地为实际执行能力的底层基础。

第一章 核心基础概念：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1 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演进历程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缩写 GATT，中文简称关贸总协定），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多边贸易规则完全缺失的历史背景下，由主要贸易国家推动建立的首个多边国际贸易规则框架。

其历史溯源可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纷纷祭出高关税壁垒、歧视性贸易限制等保护主义政策，直接导致全球贸易规模大幅萎缩，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二战结束后，为修复全球贸易秩序、规避贸易壁垒激化国际矛盾，美国、英国等盟国开始积极酝酿建立统一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1947 年 10 月 30 日，美国、中国等 23 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关贸总协定，协定于 1948 年 1 月 1 日临时适用。由于部分签署国国内立法程序的障碍，作为多边国际协定的 GATT 从未正式生效，而是一直通过《临时适用议定书》的形式产生约束效力，这一 “临时适用” 的特殊状态，一直持续到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

从 1948 年至 1995 年，GATT 是管理全球贸易的唯一多边国际规则框架，其核心使命是通过削减关税、消除传统非关税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在近半个世纪的运行中，GATT 先后发起八轮多边贸易谈判，逐步将全球关税水平从二战后的高位大幅削减，同时开始将规制范围从单纯的关税措施，延伸至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的贸易领域。其中，1973 年至 1979 年的东京回合谈判，首次达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守则，开始系统性地将技术层面的贸易限制措施纳入多边规制范畴；1986 年至 1994 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更是 GATT 历史上规模最大、议题最丰富的一轮谈判，不仅进一步细化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相关规则，还推动建立了更具权威性和约束力的多边贸易组织 —— 即 WTO，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载体。

1995 年 1 月 1 日，WTO 正式成立，取代了 GATT 的组织职能；但 GATT 的规则体系并未废止，而是经过整合和修订，以《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的形式，成为 WTO 框架下规范货物贸易的核心多边协定之一，是 WTO 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术语的编制背景

GATT 的编制背景，根植于二战后全球贸易治理的现实需求：

一是现实层面的倒逼需求：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本质是缺乏多边贸易规则约束下的 “以邻为壑” 博弈，最终造成全球贸易体系崩溃。这一深刻教训，让主要贸易国家形成共识：必须建立一套统一的多边贸易规则，通过约束各国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避免恶性贸易竞争，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基础条件。

二是技术层面的规制延伸：随着全球工业水平的提升，技术标准、法规等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阻碍作用日益凸显，单纯依靠关税削减，已经无法真正实现贸易自由化。在此背景下，GATT 从第三轮多边谈判开始，逐步将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等技术问题纳入谈判议题；东京回合更是专门签署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 协定），初步将技术性贸易措施纳入多边规则的规制框架 —— 这一框架，也成为后来 WTO/TBT 协定的前身，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多边治理奠定了原始规则基础。

需要明确的是，GATT 本身是一项临时性适用的国际多边协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这一先天缺陷，也导致其规则执行力度较弱，缺乏对成员的有效约束，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贸易摩擦。这一局限，最终推动国际社会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决定建立更具权威性和执行能力的常设多边贸易组织 —— 即 WTO，来替代 GATT 的治理职能。

1.3 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范围

作为 WTO 的前身和重要规则基础，GATT 的适用范围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明确的扩张逻辑：

从规制领域看，GATT 最初专注于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东京回合谈判后，开始将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许可程序、海关估价等非关税措施纳入明确规制范畴；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进一步把规制边界延伸至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新领域，但核心适用范围，仍聚焦在国际货物贸易的多边规则治理层面。

从适用边界看，在 1995 年 WTO 成立前，GATT 是唯一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全球性多边贸易规则；WTO 成立后，GATT1994 作为 WTO 框架下的核心货物贸易协定，继续对 WTO 所有成员的货物贸易行为产生普遍约束效力，成为 WTO 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重要基石。

作为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石，GATT 的核心历史价值在于，它第一次建立了全球贸易的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核心基本原则，为后续 WTO 及包括 TBT、SPS 在内的各项多边贸易协定的制定，提供了最基础的规则范本，是整个现代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制度源头。

1.4 中国本土演进历程与适用情况

中国与 GATT 的关联，贯穿了从恢复期到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完整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初始参与阶段：1947 年 10 月，当时的中国政府以二战战胜国身份，签署了关贸总协定，成为 GATT 的 23 个原始缔约方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 GATT 的联系长期中断，未能参与后续的多边贸易规则实践，也错过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早期制度建设窗口。

二是复关谈判阶段：1986 年 7 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正式向 GATT 递交了恢复缔约方地位的申请，由此开启了长达 15 年的 “复关” 漫漫谈判路。在 1995 年 WTO 成立前，这一谈判的核心是经济体制审议、国内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减让；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全面接触、系统学习 GATT 的核心规则，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等相关规则条款，为后续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积累了制度经验。

三是入世适用阶段：1995 年 WTO 成立后，中国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 WTO，GATT1994 也随之对中国产生法定约束力。中国全面履行 GATT1994 项下的所有义务，逐步降低关税、取消传统非关税壁垒，将 GATT 的相关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同时建立了与 GATT 规则接轨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管理体系，将强制性国家标准作为技术法规的主要载体，规范国内市场的技术准入要求。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实践中，中国虽不再直接适用 GATT1947 的规则文本，但始终遵循 GATT1994 的核心规则和基本原则，持续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完善，维护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第二章 核心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

2.1 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演进历程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缩写 WTO），是唯一独立于联合国的、专门管理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永久性国际组织，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根植于 GATT 在长期运行中暴露的固有局限。

GATT 作为临时适用的多边协定，存在着先天的治理缺陷：一是缺乏正式的国际组织法人资格，没有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则执行全靠成员方自愿配合，对贸易摩擦的裁决没有强制约束力；二是规制范围狭窄，仅覆盖货物贸易，完全无法匹配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的蓬勃发展需求；三是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等 “隐性” 非关税壁垒的规制，缺乏明确的执行标准和统一的裁决依据，导致这类措施成为很多成员方变相保护本国产业的 “灰色地带”。

1986 年，GATT 乌拉圭回合谈判正式启动，建立更完善的多边贸易组织，成为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经过近 8 年的多轮磋商，1994 年 4 月 15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参与谈判的 123 个成员方，正式签署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1995 年 1 月 1 日，WTO 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由此取代 GATT 的组织职能，成为全球多边贸易治理的核心权威机构。

在演进逻辑上，WTO 并非完全颠覆 GATT 的规则体系，而是对 GATT 的继承和系统性完善：WTO 直接将 GATT1994 纳入自身的多边协定框架，作为规范货物贸易的核心规则；同时，在 GATT 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等非关税壁垒的约束规则，建立了更严格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更具强制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多边贸易规则的覆盖范围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领域，形成了更完整、更具威慑力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

2.2 术语的编制背景

WTO 的编制背景，本质是全球贸易治理升级的刚性需求，核心逻辑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组织层面的补缺需求：二战后建立的 GATT 作为 “临时适用” 协定，始终缺乏国际组织的独立法人资格，多边贸易规则缺乏权威的日常管理、执行监督和争端裁决载体。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贸易摩擦的日益增多，这一制度缺陷不断放大，已经严重无法匹配全球贸易的治理需求，必须建立一个正式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际组织，来统一管理多边贸易规则、监督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公正裁决国际贸易争端。

二是技术层面的规制完善需求：随着科技水平的快速迭代，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形式日益复杂，对贸易的阻碍效果远超传统关税措施。GATT 在东京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守则，内容相对笼统、约束效力有限，无法有效规制这类 “隐性” 贸易壁垒。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成员方达成共识，必须在 GATT 的基础上，制定更明确、更严格、更具约束力的技术规则，来协调各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消除技术层面的贸易限制，这直接推动了 WTO 框架下 TBT 协定、SPS 协定的正式落地，也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多边治理，提升到了更权威、更有威慑力的层面。

2.3 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范围

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治理的核心权威机构，WTO 的适用范围和核心职能，在其成立协定及附属多边协定中，有明确的界定，分为四个核心维度：

一是规制范围，覆盖国际贸易的全领域，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四大类，其中技术相关的贸易措施，主要由 TBT 协定、SPS 协定两项专门协定来规范；

二是适用对象，覆盖所有正式成员方，截至 2026 年 7 月，WTO 已有 164 个成员方，遍及全球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和单独关税区，成员方的各类国际贸易行为，凡涉及 WTO 框架下的多边协定，都必须接受统一的规则约束；

三是核心职能，包括三大项：首先是制定和监督执行多边贸易规则，重点是监督成员方履行 TBT、SPS 等各项协定项下的义务；其次是组织多边贸易谈判，推动成员方进一步开放市场、削减贸易壁垒；最后是解决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争端，通过具有法定约束力的裁决机制，确保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执行；

四是规则边界，WTO 的各项协定，明确尊重成员方的 “合法规制权”，即各成员方为实现保护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环境安全等合法目标，有权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但这类措施，必须基于科学依据，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更不能变相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

2.4 中国本土演进历程与适用情况

中国与 WTO 的互动历程，是从被动规则接受者到主动规则引领者的完整蜕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谈判和准入阶段：1995 年 WTO 成立后，中国的复关谈判随即转为入世谈判，进入了以市场准入、技术规则适配为核心的新一轮谈判周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全面学习和研究 WTO 的各项规则，包括 TBT 协定、SPS 协定在内的所有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规则，对国内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调整，逐步完成国内贸易制度与多边规则的接轨，为正式加入 WTO 做了大量前置制度准备。

二是全面履约阶段：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 WTO，成为其第 143 个成员方，WTO 的所有多边协定，包括 TBT 协定、SPS 协定在内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规则，随即对中国产生法定约束力。中国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性梳理调整，建立了与 WTO 规则全面接轨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管理体系：将强制性国家标准作为技术法规的主要表现形式，把自愿性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纳入统一的技贸管理体系，同时取消了多项与 WTO 规则不符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了国内市场，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贸易体系。

三是主动参与治理阶段：入世二十多年来，中国从被动适应 WTO 规则的参与者，逐步成长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在技术性贸易措施领域，中国严格履行 TBT、SPS 协定项下的通报义务，主动参与 WTO 相关委员会的决策工作，联合其他成员方推动多边技术规则的改革完善；同时，充分利用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多次起诉国外不公平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维护国内产业的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如 2012 年，中国就美国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措施，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最终胜诉，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 WTO 规则体系，挫败老牌贸易大国的保护主义举措，标志着中国从被动履约，转向主动运用规则、乃至引领全球技贸治理的新角色。截至 2026 年，中国已成为 WTO 多边贸易体系中，发展中成员方的核心代言人，以及全球技术性贸易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章 核心技术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TBT）

3.1 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演进历程

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缩写 TBT），是现代非关税壁垒中最隐蔽、最难规制的一种形式，其概念的诞生与演进，与全球贸易中技术限制措施的强化，以及多边贸易规则对这类措施的规制迭代，完全同步。

其历史背景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全球关税水平在 GATT 多轮谈判中大幅下降，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 “隐性” 非关税壁垒，开始被主要贸易国家广泛采用，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日益凸显。这类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保护动植物生命安全、保护环境质量等 “正当合法” 名义实施，却在实际执行中通过苛刻的技术要求、复杂的认证流程、缺乏国际互认的检测标准，变相限制国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成为贸易保护的新工具。由于 GATT 早期规则中没有任何针对性约束条款，这类措施的滥用，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全球贸易秩序，引发了全球主要贸易国家的广泛担忧。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 GATT 框架下，1973 年至 1979 年的东京回合谈判，首次达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该协定被称为 “标准守则”，仅对签署的 20 余个 GATT 缔约方具有约束力，这是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第一份针对性规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多边国际规则。但这份守则的内容较为笼统，执行标准不够明确，约束效力有限，无法真正遏制技术壁垒的滥用。

1986 年至 1994 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对东京回合的 “标准守则” 进行了全面修订，在内容上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包括技术法规的通报流程、标准的国际协调原则、合格评定程序的互认要求等多项具体规则，要求成员方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措施时，必须基于国际标准、遵循科学依据、对贸易造成的不必要障碍降到最低，修订后的协定，被正式命名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简称 WTO/TBT 协定，随着 1995 年 1 月 1 日 WTO 正式成立，同步正式生效实施。

此后，WTO/TBT 协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截至 2023 年，WTO 成员方通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累计超过 3.2 万项，年均通报量稳定在 1500 项以上，技术壁垒已成为影响全球贸易的最核心非关税壁垒形式。

3.2 术语的编制背景

GB/T 44974-2024 中 “技术性贸易壁垒” 术语的编制，严格以 WTO/TBT 协定为国际依据，结合我国技贸工作的本土化实践需求，其编制背景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国际规则的强制转化需求：WTO/TBT 协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定义、实施原则、成员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各成员方在国内的技贸实践、相关文件表述中，必须采用与协定要求完全一致的标准定义。作为 WTO 的正式成员方，我国必须在国内标准体系中，制定与 WTO/TBT 协定规则接轨的术语标准，统一官方表述，确保国内技术规则与多边规则的法理一致性。

二是国内技贸工作的标准化需求：在 GB/T 44974-2024 发布前，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术语，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文件、行业文件和各类学术研究中，存在表述不统一、理解不一致、定义边界模糊的问题。有的行业将技术法规等同于强制性标准，有的部门将合格评定程序简单理解为产品检测，这种 “同词异义、同义异词” 的混乱状态，严重影响了我国技贸工作的部门协同、官方对外通报组织谈判效率，也不利于企业准确理解和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三是实践发展的补缺需求：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技术壁垒对出口的影响日益加剧，国内急需建立统一的技贸术语体系，支撑相关预警、应对和体系建设工作。同时，我国在参与国际技贸治理、开展 WTO 相关通报和评议工作时，也需要有统一的官方术语作为沟通基础，避免因概念理解偏差，在国际规则执行和谈判中陷入被动。

基于上述需求，GB/T 44974-2024 中，正式将 “技术性贸易壁垒” 列为关键概念类术语，完全衔接 WTO/TBT 协定的规则内涵，明确了其定义和相关边界，为我国技贸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统一的官方话语支撑。

3.3 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范围

根据 GB/T 44974-2024 的界定及 WTO/TBT 协定的相关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适用范围由三个核心维度框定，具有明确的边界和约束条件：

一是在措施形式上，严格限定为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三大类，这三类措施的定义和边界，在 GB/T 44974-2024 中也有对应的细化界定：其中技术法规是指具有强制效力的产品特性要求；标准是指非强制性的技术规范；合格评定程序是指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要求的管理流程和技术手段。

二是在合法目标上，根据 GB/T 44974-2024 的界定及 WTO/TBT 协定的相关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必须是为实现保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保护环境质量、防止商业欺诈行为等五大合法目标。同时，这类措施的实施，必须基于科学依据，以风险评估结果为基础，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降到最低，不得在同等条件下对不同成员方设置歧视性要求，更不能变相成为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工具。

三是在适用对象上，技术性贸易措施适用于 WTO 所有成员方的出口企业和相关产品，覆盖了绝大多数行业和产品，其中包括部分传统非关税壁垒无法覆盖的新经济领域，如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是当前国际贸易中最具隐蔽性、使用频率最高的非关税壁垒类型，也是各国技贸工作的重点研究和应对对象。

3.4 中国本土演进历程与适用情况

中国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认知和管理实践，是随着入世进程和贸易环境变化逐步发展、持续完善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长期空白阶段：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较小，国内技术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完全割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一国际通用的技贸概念，几乎没有系统认知。1986 年复关谈判启动后，我国开始逐步接触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相关国际规则，但在整个 90 年代，国内的技术标准体系仍以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行业标准为主，并未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贸管理体系。当时国内对技术壁垒的理解，还停留在 “出口产品要符合国外标准” 的简单认知层面，没有从国家贸易治理高度，建立系统性的管理和应对机制。

二是被动应对阶段：2001 年入世后，我国正式适用 WTO/TBT 协定的相关规则，技术壁垒开始成为制约我国出口的主要障碍之一。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数据，2002 年中国 71% 的出口企业、39% 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直接损失高达 170 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额的 5.2%；2003 年，商务部对全国重点出口企业的跟踪调查显示，这一影响还在持续扩大。面对这一局面，我国开始系统性构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管理和应对体系：在制度层面，将强制性国家标准作为技术法规的主要载体，把自愿性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纳入统一的技贸管理体系，完成国内技术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初步接轨；在执行层面，建立了 WTO/TBT 通报咨询中心，负责对外通报我国的技术法规、解读国外技术壁垒信息；在产业层面，引导重点出口行业开展国际标准对标和行业认证，推动企业适配国际市场准入要求。

三是主动引领阶段：2015 年以来，随着我国技术标准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对多边贸易规则的运用日益成熟，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开始从被动适配转向主动引领。在国内层面，我国建立了 “部门协调、行业主导、企业参与、科技支撑” 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体系，分阶段推进重点行业的标准升级：一年到两年内在重点行业建立精准预警机制，三年到五年内推动国内重点行业标准实现国际对标，五年到八年内整体打造适应市场经济与国际化的中国标准体系，形成从规则研究到产业应对的全链条管控机制。在国际层面，我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技贸规则的制定，推动中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典型案例如 2025 年，由南宁海关技术中心牵头制定的我国首个少数民族非遗纺织类国家标准《壮锦》（GB/T 44475—2024）正式实施，首次将壮锦传统制作工艺转化为量化的技术标准，填补了国际标准的空白，直接破解了长期制约壮锦出口的国际标准缺失难题；同时，我国依托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技贸条款，与多个国家开展了标准协调、合格评定互认，降低了技术壁垒对双边贸易的实际影响。截至 2026 年，我国已在光电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 50 余个重点产业领域，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成功推动自身技术规则从被动适配国际标准，转向主动引领全球技贸规则的发展方向。

第四章 核心卫生规则：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

4.1 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演进历程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缩写 SPS），是一类特殊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其关注的核心风险是跨境贸易中对人类、动植物、环境造成的健康安全隐患，而非普通的产品技术质量问题。这一术语的诞生与规则完善，源于国际社会对传统技术壁垒无法覆盖健康类贸易安全需求的担忧。

其历史背景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全球农产品和食品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张，成员方之间的卫生与植物卫生限制措施，开始成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重要障碍。这类措施以保障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为正当理由，却在实际执行中成为部分国家变相限制国外农产品和食品进口的隐蔽性工具，对农产品和食品贸易造成了严重阻碍。而当时 GATT 东京回合达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守则，主要针对普通工业制成品的技术标准，并没有覆盖农产品和食品的卫生检疫、植物检疫类专项措施，多边贸易规则在这一领域出现了明确的规制空白。这一缺陷，导致当时的全球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缺乏统一的跨境检疫检验规则约束，贸易摩擦频发，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新难点。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 1986 年启动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成为各成员方的核心谈判议题之一，美国等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积极推动在原有 TBT 协定框架之外，单独制定一项针对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卫生检疫类专项规则。经过近 8 年的多轮磋商，1994 年 4 月 15 日，参与谈判的成员方正式签署《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简称 WTO/SPS 协定。该协定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正式纳入 WTO 的多边规则体系；1995 年 1 月 1 日，随着 WTO 正式成立，WTO/SPS 协定同步正式生效，成为全球贸易中第一部专门规范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多边国际规则，也标志着这类特殊技术措施，正式进入多边贸易规则的精准规制范畴。

4.2 术语的编制背景

GB/T 44974-2024 中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术语的编制，同样以 WTO/SPS 协定为核心国际依据，结合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的长期实践，其编制背景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国际规则的强制转化需求：WTO/SPS 协定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定义、实施目标、协调原则、等效性认可要求，作出了明确且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定。和 TBT 协定类似，作为 WTO 成员方，我国必须在国内标准体系中，制定与 WTO/SPS 协定规则完全接轨的术语标准，统一官方表述，确保国内的卫生检疫、植物检疫类技术规则，与多边规则的法理一致性，避免在国际检疫监管和跨境贸易中出现规则理解偏差。

二是国内技贸工作的系统化需求：在 GB/T 44974-2024 发布前，我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相关术语，长期分散在出入境检验检疫、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林业草原等行业部门的政策文件和行业标准中。这类术语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存在表述不统一、理解不一致、定义边界模糊的问题，有的行业将其简单理解为 “进出口食品检验”，有的部门将其等同于 “动植物检疫措施”，没有形成统一的官方定义，也缺乏和国际规则的明确对接口径。

三是行业实践的精准匹配需求：作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重点出口国和进口国，我国一直是国外 SPS 措施的主要规制对象，国内急需建立统一的 SPS 术语体系，支撑相关合规、预警和应对工作。同时，我国在参与国际 SPS 治理、开展 WTO 相关通报和评议工作时，也需要有统一的官方术语作为沟通基础，避免因概念理解偏差，在国际规则执行和谈判中陷入被动。

基于这一背景，GB/T 44974-2024 将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列为关键概念类术语，直接衔接 WTO/SPS 协定的规则内涵，明确了其定义和相关边界，为我国这一领域技贸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统一的官方话语支撑。

4.3 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范围

根据 GB/T 44974-2024 的界定及 WTO/SPS 协定的相关规则，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适用范围，由三个核心维度明确框定：

一是在措施形式上，覆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用或实施的所有相关法律、法令、法规、要求和程序，特别包括：最终产品标准；工序和生产方法；检验、检查、认证和批准程序；检疫处理，包括与动物或植物运输有关的或与跨境贸易中传播病虫害风险相关的检疫要求；有关统计方法、抽样程序和风险评估方法的规定；以及与产品安全直接相关的包装和标签要求。

二是在合法目标上，严格限定为四大类：保护人类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饮料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的危害；保护动物生命或健康免受饲料中的污染物、毒素或致病有机体的危害；保护植物生命或健康免受病虫害、致病有机体的危害；防范其他有害物质入境后，对我国生态环境、农林生产造成的跨境传播风险。和 TBT 协定类似，SPS 措施的实施，必须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结果，以国际相关标准为基础，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降到最低，不得在同等条件下对不同成员方设置歧视性要求，更不能变相成为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工具。

三是在适用对象上，严格限定为农产品和食品类产品，包括活动物、动物产品、植物产品、食品、饲料等，覆盖了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全流程，包括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是当前国际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中最具隐蔽性的非关税壁垒类型，也是各国技贸工作的重点研究和应对对象。

4.4 中国本土演进历程与适用情况

中国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管理，伴随我国贸易发展和入世进程，不断完善和规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自主立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进出口食品卫生检验、动植物检疫的相关制度体系，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专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法律文件；1996 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检疫监管的执行流程。但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相关制度建设，主要基于国内农业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现实需求，并未完全对接 WTO/SPS 协定的国际规则，在技术标准、检疫程序、风险评估等多个维度，与国际通行规则存在明显差异。在 1986 年复关谈判启动后，我国开始逐步接触 SPS 措施的相关国际规则，但在整个 90 年代，国内的相关法律文件和行业标准，仍未完成与国际规则的对齐。当时国内对 SPS 措施的理解，还停留在 “进出口产品检疫” 的普通执法层面，没有从国家贸易治理高度，建立系统性的技贸管理和应对机制。

二是被动适配阶段：2001 年入世后，我国正式适用 WTO/SPS 协定的相关规则，SPS 措施随即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主要障碍。为应对这一变化，我国启动了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的系统性修订工作，逐步完成国内检疫监管制度与 WTO/SPS 协定的接轨：在制度层面，修订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食品卫生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将 SPS 协定的科学依据、非歧视性、区域化等核心原则，转化为国内检疫监管的刚性要求；在执行层面，建立了 WTO/SPS 通报咨询中心，负责对外通报我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解读国外相关措施的技术细节，同时对全国进出口农产品和食品的检疫标准，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对标修订；在产业层面，引导重点出口产区和企业建立标准化的生产加工溯源体系，适配国际市场的检疫准入要求。

三是主动引领阶段：2015 年以来，随着我国检疫检验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对多边贸易规则的运用日益成熟，对 SPS 措施的管理，开始从被动适配国际标准，转向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国内层面，我国进一步完善了 SPS 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体系，建立了更加科学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与风险交流的全链条管控机制，依托中国特色的质量管控体系，强化了对进口产品的检疫监管能力，同时优化了出口产品的合规性验证流程。在国际层面，我国积极参与 WTO/SPS 委员会的各项决策工作，联合其他成员方推动 SPS 领域的国际标准协调，依托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多个重要贸易伙伴，开展了产品检疫准入、检验结果互认、兽医公共卫生合作、植物卫生溯源合作等专项对接，大幅降低了 SPS 措施对双边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实际影响。截至 2026 年，我国已在全球农产品和食品贸易治理中，成为平衡安全风险和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技术支撑方。

第五章 核心规则基石：自由贸易协定（FTA）

5.1 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演进历程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缩写 FTA），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单独关税区）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达成的一种区域贸易安排，是 WTO 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区域经济体之间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特殊贸易规则。

其历史背景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在 GATT 后期的全球贸易实践中，人们发现，由于参与成员方数量庞大、利益诉求多元，多边贸易谈判的推进难度越来越大，谈判成果往往难以兼顾不同发展阶段成员方的核心诉求。同时，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技术类非关税壁垒的广泛使用，部分在产业结构、贸易需求上高度互补的国家，开始有了在 WTO 多边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双边市场、削减贸易壁垒的深度合作需求。在这一背景下，1986 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全球第一个覆盖完整贸易生命周期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在 WTO 多边规则之外，通过区域贸易安排实现更高水平贸易自由化的先河。

1995 年 WTO 成立后，其规则体系进一步明确了 FTA 的合法边界：FTA 作为 WTO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允许特定缔约方之间提供超过 WTO 最惠国待遇优惠的市场准入待遇，但必须符合 WTO 的相关规则要求，不得对非缔约方实施歧视性待遇。这一正式界定，彻底扫清了 FTA 发展的多边规则障碍，全球随即掀起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浪潮。截至 2026 年 7 月，全球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已超过 350 项，覆盖了全球超过 60% 的贸易总量，成为多边贸易规则之外，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载体。

5.2 术语的编制背景

FTA 本身是国际条约类概念，我国官方在 GB/T 44974-2024 等国内技术标准中，虽未单独收编 FTA 的专属术语，但在官方技贸实践和政策文件中，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和界定，主要基于两大背景：

一是国际规则的自然延伸需求：根据 WTO 的相关规则，FTA 的缔约方之间，可以给予超过最惠国待遇的优惠贸易待遇，但这类区域贸易安排，必须符合 WTO 的相关规则约束，不得对非缔约方设置不合理的贸易壁垒，也不能变相成为贸易集团的排他性工具。作为 WTO 的正式成员方，我国在开展 FTA 谈判、实施相关协定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在官方文件中，统一衔接和使用这一国际通用术语，确保双边规则与多边规则的法理一致性。

二是我国贸易战略的落地需求：自 2007 年起，我国开始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自由贸易协定，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法律载体。在我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实践中，需要在官方文件中，统一界定 FTA 与 WTO 规则的互补关系，明确这类区域贸易安排的适用边界、优惠待遇覆盖范围，以及其在协调技术性贸易措施、促进市场准入中的具体作用。这一官方表述的统一，为我国后续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双向市场开放，提供了基础法理支撑。

5.3 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范围

根据国际通用定义及我国相关政府文件的实践界定，FTA 的适用范围，由三个核心维度明确框定：

一是在适用场景上，仅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双边或区域贸易安排，典型如中国 - 新西兰 FTA、中国 - 东盟 FTA、RCEP 等，其核心功能是在 WTO 多边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服务领域和投资市场，改善市场准入条件，通过比多边规则更优惠的关税开放、规则协调等方式，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打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流通，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

二是在规则边界上，FTA 的条款内容，不得与 WTO 的多边核心规则相抵触，其给予缔约方的优惠待遇，必须严格限定在协定约定的覆盖范围内，不得变相成为对非缔约方的贸易歧视手段；同时，FTA 的核心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措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等，仅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对非缔约方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三是在技术协调层面，FTA 通常设有专门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章节，或独立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合作附属文件，重点通过协调双方技术标准、开展合格评定结果互认、简化卫生检疫流程、共享技术法规信息等方式，破解双边贸易中的技术类壁垒，实现优惠待遇的落地转化。

5.4 中国本土演进历程与适用情况

中国的 FTA 实践发端于 21 世纪初，是我国在加入 WTO 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路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探索起步阶段：2002 年，我国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 中国 -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由此开启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前置探索。在这一阶段，我国的 FTA 谈判，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关税减让和货物贸易准入，开始尝试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合作内容，纳入部分贸易协定的附属章节，但内容相对原则性，缺乏细化的落地执行条款。

二是快速发展阶段：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标志着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上升为我国的国家级战略。以此为节点，我国的 FTA 谈判步伐明显加快，陆续与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些协定中，大多单独设置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章节，或签署了单独的技贸合作附属文件，内容覆盖技术法规协调、标准信息交换、合格评定互认、卫生检疫合作、技术法规透明化沟通等多个维度，将技贸合作作为双边贸易自由化的重要落地支撑。

三是深化提升阶段：2017 年以来，我国的 FTA 谈判，进入了从 “数量增长” 转向 “质量提升” 的阶段，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陆续完成了升级谈判，如中国 - 新加坡 FTA 升级议定书、中国 - 新西兰 FTA 升级议定书等。在升级后的协定中，技术性贸易措施章节的规则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除了进一步细化传统的检疫合格评定互认条款外，还将技术标准的协调合作、对中小企业的技贸合规帮扶、技贸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技贸信息的常态化共享，以及监管结果的互认等新内容，纳入了 FTA 技贸合作范畴，明确了技术类优惠待遇的落地执行标准。截至 2026 年 7 月，我国已与 29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6 个自由贸易协定，在每个协定的技贸章节，都结合双边贸易的实际需求，设置了个性化的技贸协调条款；同时，我国在 FTA 中约定的技术优惠待遇，完全基于 WTO 的非歧视原则，仅对缔约方适用，是多边贸易规则下，进一步推动双向市场开放的重要补充。

第六章 核心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

6.1 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演进历程

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是 WTO 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两大基石，也是所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底层原则，其诞生的历史背景，与近代国际贸易中消除歧视性待遇的需求完全同步。

最惠国待遇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 11 世纪欧洲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条约；19 世纪初，欧洲各国在双边贸易条约中，开始大量加入最惠国待遇条款。而国民待遇原则的雏形，同样来自 19 世纪西方列强之间的双边贸易条约，其最初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获得与本国产品完全平等的市场地位。但在二战前，这两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双边贸易条约，且规则内容不统一、执行标准不明确，没有形成多边贸易规则下的通用约束，国际歧视性贸易政策，一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二战后，随着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这两项原则，正式被纳入 GATT 的规则体系，成为现代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石：1947 年签署的 GATT，在第一条 “一般最惠国待遇”、第三条 “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 中，分别对两项原则的内涵作出了明确定义，由此确立了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基础地位，也标志着其从双边条约条款，正式升级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法律原则。

1995 年 WTO 成立后，在 GATT 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两项原则的适用边界，将其适用范围从货物贸易，进一步延伸至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领域，形成了覆盖全贸易领域的统一规则体系。而在同期全球掀起的 FTA 谈判浪潮中，这两项原则被进一步细化为区域贸易安排下的具体优惠条款，在 WTO 规则的基础上，赋予缔约方更优惠的市场准入待遇，由此形成了 “多边底线 + 双边升级” 的二元适用格局。

6.2 术语的编制背景

GB/T 44974-2024 等国内技术标准中，虽未单独收编这两个术语的专属定义，但在我国的技贸实践和政策文件中，对这两个术语的界定，完全衔接国际规则，编制背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国际规则的法定延伸需求：作为 WTO 的核心法律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定义、适用范围、执行标准，在 GATT1994、WTO/TBT 协定、WTO/SPS 协定中，都有明确的强制约束力。作为 WTO 成员方，我国在国内技贸工作、相关政策文件表述中，必须统一衔接这一国际通用法律术语，确保国内技术规则与多边规则的法理一致性，避免在国际贸易谈判或技贸争端中出现规则理解偏差。

二是我国贸易战略的落地需求：在我国的 FTA 实践中，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是构建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的核心规则载体，这两类原则的具体条款，是 FTA 市场准入优惠待遇的核心法律依据。我国需要在国内官方文件中，统一明确这两类原则的定义边界、落地执行标准，以及其在技贸措施中的具体适用要求，为后续 FTA 技贸优惠待遇的落地执行，提供统一的官方话语支撑。

6.3 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范围

根据 GB/T 44974-2024 的界定及 WTO 相关协定的规则内容，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由两个维度的清晰边界框定：

6.3.1 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石，其核心逻辑是 “横向平等”，本质是防止成员方在不同贸易伙伴之间实施歧视性政策。根据 GATT1994 第一条的规定，最惠国待遇的完整定义为：一缔约方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的相同产品。这意味着，在货物贸易的关税、费用、征收方法、规章手续、国内税等各个环节，任何一个 WTO 成员方给予第三方的最优待遇，都应当无条件、自动地给予所有其他 WTO 成员方。

从适用边界看，最惠国待遇是 WTO 框架下的刚性多边义务，适用于所有成员方的所有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领域；非经 WTO 规则允许的特定例外情形（如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特定优惠、对发展中成员方的特殊差别待遇），成员方不得对任何其他成员方实施歧视性关税或技术准入待遇，这一规则，是全球贸易非歧视性治理的基础前提。

6.3.2 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是最惠国待遇的重要补充，其核心逻辑是 “纵向平等”，本质是防止成员方在国内市场准入环节，对外国产品实施歧视性政策。根据 GATT1994 第三条的规定，国民待遇的完整定义为：一缔约方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时，在关于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该缔约方国内生产的相同产品所享受的待遇。这意味着，在货物贸易的国内管控环节，进口产品在缴纳进口关税进入国内市场后，应当与国内同类产品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包括在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的适用，以及国内税、流通监管要求等方面，不得对进口产品实施额外的歧视性技术限制或其他监管措施。

从适用边界看，国民待遇同样是 WTO 框架下的刚性多边义务，适用于所有成员方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领域，是确保外国产品在国内市场获得平等竞争机会的关键规则支撑。

6.3.3 两者的互补适用关系

作为非歧视原则的两大支柱，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在适用逻辑上形成了完整的互补闭环：最惠国待遇要求 “对外平等”，即一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同类产品，必须一视同仁，不得在不同国家之间设置歧视性关税或技术准入门槛；国民待遇要求 “对内平等”，即一国对进口产品和本国国内产品，必须一视同仁，不得在国内市场准入环节，对进口产品设置额外的歧视性技术限制或其他监管措施。

在技贸措施领域，两项原则的适用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最惠国待遇主要适用于进口国的边境准入管理环节，即一国在制定、发布和实施一项技贸措施时，对所有成员方的同类产品，必须适用完全相同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国民待遇则主要适用于进口国的国内市场监管环节，即产品通过边境准入进入国内市场后，必须与国内同类产品适用完全相同的技贸监管要求。这一组合规则，彻底封堵了部分国家在 “边境准入” 或 “国内监管” 环节，设置隐蔽技术壁垒的操作空间，有效遏制了技贸措施的滥用。

此外，在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定场景中，缔约方之间会给予比 WTO 最惠国待遇更优惠的市场准入待遇，即所谓的 “WTO-PLUS” 待遇；但这类优惠待遇，仅对缔约方适用，且必须严格限定在 FTA 约定的产品覆盖范围内，不得变相成为对非缔约方的贸易歧视手段。

6.4 中国本土演进历程与适用情况

中国对这两项原则的适用，是随着入世进程逐步深入、严格履约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前置学习阶段：在 1986 年正式启动复关谈判前，我国的国内经济体制，与多边贸易规则存在较大差异，对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这类国际通用贸易规则，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和实践经验，相关规则，也没有转化为国内的技贸监管制度。在复关谈判启动后，我国开始全面学习、系统研究这两大核心原则的国际规则内涵，逐步梳理国内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体系中，与两大原则要求不匹配的内容，为后续履约做了大量的前置准备。

二是全面履约阶段：2001 年入世后，我国正式适用 WTO 框架下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规则，严格履行多边贸易义务，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修订，完成国内技术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全面接轨：在最惠国待遇方面，我国对所有 WTO 成员方的进口产品，适用了完全统一的关税税率、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在技贸措施的制定、发布和实施全过程中，未对任何特定成员方实施过歧视性技术准入限制；在国民待遇方面，我国修订了《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取消了多项针对进口产品的额外技术检验要求、国内歧视性收费或流通监管限制，明确了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与国内同类产品完全一致。

三是主动应用阶段：2017 年以来，我国在严格履行 WTO 多边义务的基础上，开始将这两项原则，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核心内容，在区域贸易安排中，进一步细化和升级了这两项原则的具体适用标准：例如，2024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专门在 “货物贸易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章节中，直接全文引入了 GATT1994 第三条关于国民待遇的相关规则条款，明确缔约方给予另一缔约方货物的国民待遇，将这一多边规则，转化为双边贸易的刚性义务；同时，在部分升级版 FTA 中，我国将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待遇，从 “最惠国待遇 + 国民待遇” 的基础水平，提升到了 “不低于现有最优待遇” 的更高水平，进一步放大了技贸优惠待遇的落地价值。截至 2026 年，我国已在所有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全面纳入了符合 WTO 规则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条款，以这两大原则为底层支撑，构建了 “多边底线 + 双边升级” 的复合型技贸规则体系。

第七章 技术支撑基础：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

7.1 术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演进历程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缩写 NQI），是指一个国家建立和执行标准、计量、合格评定（包括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所需的质量体制框架的统称，其核心是为技术规则的落地执行，提供完整的技术支撑体系。

NQI 的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UNCTAD）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在 2005 年联合提出的，其诞生的核心历史背景，是全球贸易中技术壁垒的激化，以及技贸措施对统一技术支撑体系的刚需：随着技术壁垒的不断演化和广泛应用，单纯依靠技术法规、标准的纸面规则，已经无法解决全球贸易中的产品质量合规性问题，各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体系之间的技术差异，开始成为跨境贸易的最大隐性障碍。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要真正减少和消除技术壁垒，不能仅停留在外交和商业谈判层面，必须在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层面，形成统一的、可溯源的、国际互认的技术基准，保障各国技术法规、标准的落地实施，推动全球技术规则的协调统一。

2006 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优化了 NQI 的官方定义，将其内涵锁定为计量、标准、合格评定三大核心支柱，明确了其 “战略支撑全球贸易技术规则落地” 的核心定位，这一界定，也成为了国际通用的标准定义。

此后，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持续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单一支撑贸易质量，逐步延伸到支撑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安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多个维度；覆盖的技术领域，也从普通的产品质量检测，逐步延伸到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的精密技术测试场景。目前，NQI 已被全球公认为一国质量提升的技术基石、国际质量竞争的核心技术基础、破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键技术支撑。

7.2 术语的编制背景

GB/T 44974-2024 等国内技术标准中，虽未单独收编 NQI 的专属术语，但在我国技贸实践和官方政策文件中，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具有明确的编制背景：

一是国际规则的自然转化需求：NQI 是国际公认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落地执行的核心技术支撑，所有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都必须建立在统一的计量量值溯源、标准文本统一表述、合格评定程序统一执行的基础上。作为 WTO 的正式成员方，我国在参与国际技贸治理、开展技术标准协调、合格评定互认的过程中，需要在官方文件中，统一使用这一国际通用术语，表述技贸措施的技术支撑体系，确保国内技术规则与多边规则的技术对接口径一致。

二是我国技贸工作的系统化建设需求：在我国的技贸工作实践中，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一直是支撑技术法规落地执行的四大技术基础。在 NQI 概念引入国内前，这四项技术工作分属不同行业部门管理，缺乏协同机制，整体技术效能无法完全释放，无法系统性支撑国内技贸措施的落地实施，以及国际间技术标准的协调和互认。引入这一国际通用概念，有利于整合国内跨部门的技术资源，统一规划和布局技贸技术支撑体系，强化我国技贸措施的科学性、合规性，以及国际间的互认兼容性。

7.3 国际贸易环境中的适用范围

根据国际通用定义及我国相关官方文件的实践界定，NQI 的适用范围，由三个核心维度框定，完全服务于技贸措施的落地需求：

一是在技术构成上，覆盖三大核心支柱：计量（包括国际单位制、量值溯源体系等）、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合格评定（包括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符合性评估程序等），其中计量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标准是体系的核心依据，合格评定是验证技术法规、标准落地执行效果的技术手段，三者共同构成了技贸措施从 “纸面规则” 转化为 “实际执行能力” 的完整技术支撑链条。

二是在适用场景上，NQI 贯穿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制定、发布、实施、检验监管、争议解决的全生命周期，是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落地执行的技术基础支撑：在国内技术规则制定环节，NQI 为技术法规、标准的起草，提供科学的计量基准、标准的技术依据；在跨境贸易执行环节，NQI 为产品的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提供统一的量值溯源、标准的技术支撑依据；在国际技贸争端解决环节，NQI 提供的技术报告，是 WTO 和各成员方技贸争端裁决中的关键技术证据；在国际技术标准协调环节，NQI 的国际互认体系，是打通各国技术规则、减少技术壁垒的关键技术基础。

三是在适用边界上，NQI 既适用于国内技术规则的制定、实施与监管，也适用于跨境贸易中的技术标准协调、合格评定互认，是支撑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破解国外技术壁垒、推动我国技术标准 “走出去” 的核心技术支撑。

7.4 中国本土演进历程与适用情况

我国对 NQI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起步于 2014 年，是随着我国技贸体系的现代化建设，逐步整合、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概念引入阶段：2014 年，全国质检系统首次将 NQI 概念引入国内行业文件，开始系统研究这一国际通用质量技术基础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2016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在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上，用大量篇幅专门阐述了 NQI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年，科技部首次将 NQI 技术体系的整合建设，纳入《国家科技创新 “十三五” 规划》，正式将 NQI 建设上升为国家级质量战略工程，由此开启了我国 NQI 体系的系统化建设周期。

二是体系整合阶段：2018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立，统一管理全国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从政府管理层面，彻底解决了此前 NQI 相关工作分属不同部门的协同难题，完成了全国质量技术资源的全链条整合。我国加快推进 NQI 体系的法治化建设，以《计量法》《标准化法》《认证认可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基础，构建了覆盖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四大领域的完整法制保障体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了一批国家级计量基准、标准物质研制中心、检验检测中心和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大幅提升了我国的量值溯源、标准制定和合格评定的技术支撑能力。

三是协同发展阶段：2022 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将 NQI 建设，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治理深度融合，推动 NQI 技术资源，直接服务于技贸措施的实施和国际协调：在国内层面，我国依托 NQI 技术体系，整合了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跨部门技术资源，建立了统一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支撑平台，在全国范围内的重点出口行业，推广 “前置标准嵌入” 服务，将国际技术标准，直接嵌入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全流程，帮助企业提前适配国外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要求，降低合规成本；同时，我国持续提升国内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水平，推动更多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进入国际标准体系，支撑我国优势产业出口，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层面，我国积极参与国际 NQI 互认体系建设，与主要贸易伙伴开展计量基准互认、标准协调、合格评定结果互认，打通了技术规则的国际流通渠道，有效降低了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实际影响。截至 2026 年，我国已建成覆盖全国的 NQI 技术支撑体系，在技贸领域，实现了技术规则制定与技术支撑能力建设的同步协同，NQI 已经从单纯的产业质量技术基础，转化为我国参与国际技贸治理、破解技术壁垒、保护国内市场的核心技术依仗。

第八章 核心术语关联关系研究

上述八大术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清晰的层级逻辑、互动关联关系，共同构成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完整治理体系，覆盖了从多边规则底层逻辑、区域规则弹性补充、技术壁垒双轨治理、到产业技术支撑保障的完整闭环链。

8.1 层级逻辑关联

从多边贸易治理的底层规则到技术措施落地执行，术语间形成了三层级的完整传导逻辑：

1.多边规则基石层（第一层） ：GATT/WTO 所构建的多边贸易体系核心规则，即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是整个技术性贸易措施治理体系的最高层级法律依据，也是所有技术性贸易措施实施的刚性约束。其中，非歧视原则是这一基石中的核心，具体体现为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两大基础规则，构成了整个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底层约束框架，是各成员方制定和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基本法理前提。

2.技术措施应用层（第二层） ：在 GATT/WTO 多边规则约束下，WTO 框架下的 TBT 协定、SPS 协定，是技术性贸易措施治理体系的核心实体规则载体。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是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两大具体应用形式，二者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基本规则，不得违反多边规则的各项约束要求。

3.区域规则补充层（第三层） ：自由贸易协定（FTA）是在 WTO 多边规则基础上，为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所形成的更具弹性和优惠性的区域贸易安排。在 FTA 中，缔约方通常会在 WTO 多边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升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标准，简化市场准入流程，开放更多的市场准入优惠，协调统一双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执行标准，对多边规则进行补充和完善；而 NQI，则是贯穿这一 entire 流程的底层技术支撑保障。

8.2 双向互动关联

在实际国际贸易运行中，规则层、措施层、补充层存在双向互动关联，体现了法律约束、技术执行、落地支撑的三方协同：

1.规则对措施的强制约束：WTO 的多边规则，特别是 TBT 协定、SPS 协定，对成员方的 TBT、SPS 措施的制定、发布和实施，作出了明确的刚性约束，强制要求其实施必须基于科学依据、非歧视性原则，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降到最低；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是约束技术性贸易措施滥用的核心法律屏障，确保措施的实施，不会在不同贸易伙伴之间、或国内市场与进口产品之间，形成歧视性技术限制。

2.措施对规则的技术落地：TBT、SPS 措施，是 WTO 多边规则在技术层面的具体实现载体：通过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技术手段，多边贸易规则的抽象法律条款，被转化为可执行、可验证的具体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了法律规则与跨境贸易实践的对接，打通了多边贸易规则从法律文本到贸易执行的传导路径。

3.NQI 对措施的底层技术支撑保障：NQI 是 TBT、SPS 措施从纸面规则落地为实际执行能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其支撑逻辑是 “三位一体” 的闭环传导：计量，为技术法规、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统一的、国际化的量值基准；标准，为技术措施的实施，提供明确的、可量化的技术规范依据；合格评定程序，为验证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法规、标准的要求，提供统一的技术验证手段。通过这一 “三位一体” 的技术支撑，NQI 保障了 TBT、SPS 措施的技术一致性，为国际间技术标准协调和合格评定互认提供了技术基础。

4.FTA 对技术壁垒的规则弹性调和：FTA 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治理，提供了多边规则无法覆盖的灵活协调机制：一方面，在多边框架下，成员方之间难以协调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互认等问题，可以在 FTA 框架下，通过双边或区域磋商，达成更具可操作性的共识，逐步减少技术差异带来的贸易成本损耗；另一方面，FTA 框架下的缔约方优惠待遇，可以在多边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双边技术准入要求，开放更多的市场准入空间，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同时，FTA 中的技贸条款，必须严格遵循 WTO 多边规则的约束，是对多边规则的补充而非替代，其优惠待遇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缔约方之间，且不得对非缔约方实施歧视性待遇。

8.3 区别与边界

在国际贸易运行中，各术语的功能定位和适用场景，存在明确的划分边界，各司其职，在规则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1.GATT 与 WTO：GATT 是 WTO 的前身，是 1947 年签署的临时适用的多边国际协定，主要负责规范和管理货物贸易；WTO 是 1995 年正式成立的常设国际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管辖范围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多个领域，是统一管理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机构；WTO 直接继承了 GATT 的货物贸易规则，并将其细化为 GATT1994，作为框架下的核心货物贸易多边协定。

2.TBT 措施与 SPS 措施：两者虽同属技术性贸易措施范畴，但适用场景和技术依据完全不同，具有明确的法理边界：TBT 措施主要针对工业制成品的技术质量要求，覆盖的行业范围更广，其合法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保护动植物生命、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等一般性技术安全目的，技术依据主要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权威组织发布的通用国际标准；SPS 措施是一类特殊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仅集中应用于农产品和食品行业，所有措施的技术目的，都是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防范跨境贸易中的病虫害、毒素、污染物等安全风险，技术依据主要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等国际权威组织发布的专项卫生检疫标准。

3.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两者虽然同属非歧视原则下的核心规则，但约束的方向和场景完全不同：最惠国待遇约束的是进口国对不同贸易伙伴的关税和技术准入待遇关系，要求一视同仁，不得在不同出口国之间设置 “技术门槛歧视”；国民待遇约束的是进口国对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通关后待遇，要求一视同仁，不得在国内市场流通环节，对进口产品额外设置 “技术标准歧视”，两者在适用逻辑上形成了完整的互补闭环。

4.WTO 与 FTA：WTO 的多边规则是全球贸易的 “刚性底线”，适用于所有成员方，是国际贸易的最低准入门槛；FTA 是对这一 “刚性底线” 的区域化弹性升级，仅适用于缔约方之间，旨在 WTO 多边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市场、削减技术壁垒、简化准入流程，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贸易自由化；FTA 的相关条款，不得与 WTO 的多边规则相抵触，也不能变相成为对非缔约方的贸易歧视手段。

5.NQI 与其他技术术语：NQI 是技术性贸易措施的 “技术底层支撑”，不属于技术措施或贸易规则的直接范畴，也不是约束贸易行为的规则类载体，而是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得以统一执行的技术基础。NQI 不直接对跨境贸易产生影响，其作用是通过支撑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统一实施，间接保障跨境贸易的技术合规，推动国际技术标准的协调和互认，降低技术壁垒带来的合规成本。

第九章 研究结论

通过对 GB/T 44974-2024 及相关国际、国内规则的梳理分析，可得出如下核心研究结论：

1.术语体系的逻辑完整性：GB/T 44974-2024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术语逻辑体系，以 WTO/TBT、WTO/SPS 协定的国际规则为唯一法理依据，衔接了 GATT/WTO 多边贸易体系的底层规则，覆盖了技术壁垒类、卫生壁垒类、贸易规则类和技术支撑类四大核心术语群，明确了不同概念之间的层级逻辑、互补关联关系，形成了从多边规则底层逻辑、区域规则弹性补充、技术壁垒双轨治理、到产业技术支撑保障的完整闭环链。

2.概念适用的法理化、差异化边界：各概念在适用过程中，有着严格的法律边界和场景限定，在国际贸易语境下，不同术语的功能定位和适用场景，存在明确的法理和技术差异：TBT 措施主要约束工业制成品的一般性技术准入要求，SPS 措施专门约束农产品和食品的卫生检疫类技术准入要求，二者是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核心应用形式；WTO 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两大基本原则，是约束 TBT、SPS 措施的多边法律刚性底线，确保技术措施不会演变为变相的贸易保护工具；FTA 是多边规则的弹性补充，通过区域化规则升级，进一步协调简化双边技术准入要求；NQI 则是支撑技术性贸易措施落地执行的底层技术平台，将法律规则转化为可执行、可验证的统一技术标准，打通了技术规则从纸面到落地的全链条。

3.中国本土化实践的演进路径：中国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术语的理解和应用，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主动适配国际规则，到自主制定规则、引领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完整演进历程：在制度建设层面，以入世为节点，先是全面对接 WTO/TBT、WTO/SPS 协定等多边规则，将国内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体系，与国际规则进行了全面对齐；随后又依托 FTA 谈判，将区域贸易中的技贸规则协调，作为国内技术标准升级的重要补充，形成了 “多边底线 + 双边升级” 的复合型技贸治理规则体系。在技术支撑层面，以 2016 年为节点，先是整合国内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技术资源，建立统一的 NQI 技术支撑体系；随后又依托该体系，推动国内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升级，在光电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将中国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引导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与国际先进标准双向对接，支撑我国优势产业出口，提升国际竞争力。

4.实践应用的协同性启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治理，需要规则层、技术层、支撑层和战略层的四位一体协同发力：在规则层面，必须严格遵循 WTO 多边贸易规则的刚性约束，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作为技术措施实施的前置性法律前提；在技术层面，需要依托 TBT、SPS 措施的针对性技术约束，实现合法的市场准入监管目标；在支撑层面，需要依托 NQI 的技术传导能力，保障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统一制定、实施和国际互认；在战略层面，需要依托 FTA 的弹性协商补充机制，持续推动双边技术标准协调、合格评定互认，降低技术壁垒带来的合规成本。

本报告梳理的八大术语及逻辑关联，既明确了我国技贸工作的官方技术话语体系，也清晰展示了技贸措施的多边法律约束、技术执行路径、落地支撑保障和区域协同机制，为后续相关研究、政策制定、产业合规应对提供了扎实的概念基础和逻辑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