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份试卷想到的……

期中考试时，集团校内部进行了自主命题的统考。阅卷结束那天，我把那份八年级《道德与法治》试卷反复看了三遍。

选择题不用说，几乎是课本原话的“寻宝游戏”——题干换几个字，答案就是某页某段某行。真正让我心里发凉的是主观题：每道题动辄要求答出“三到四条”，而每一条都能在课本上找到一字不差的对应句。学生不需要理解，不需要分析，甚至不需要读完材料——只要考前把核心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就能拿高分。

我把这份卷子发到备课组群里，有老师替出题方解释：“非毕业年级嘛，还是要以抓基础为主，能力是建立在基础知识之上的。”

这句话乍听很有道理。但细想下去，却站不住脚。

“先背书，后能力”是一个温柔的陷阱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话没错。但问题在于：我们把“基础”等同于“知识点背诵”，把“能力”推迟到九年级才培养，这本身就是对新课标最大的误读。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写得明明白白：学业水平考试要“以考查学生核心素养形成与发展为目标”，命题应“体现综合性、开放性、应用型、探究性”，情境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学生真实生活中选择”，“避免从孤立的、过细的知识点角度选择测试内容”。

请注意这句话——“避免从孤立的、过细的知识点角度”。

而我们这份期末卷，恰恰就是从最孤立、最过细的知识点角度在命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非毕业年级先背书”的逻辑，与新中考的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看看2026年北京中考道德与法治卷：第22题让学生在与AI对话的情境中推测“我”的思考过程，第24题要求学生对“城市礼物”进行魅力解码，第23题以回答网友之问为任务，要求学生“多角度剖析、多路径求解、个性化表达”。广州中考则要求学生撰写“以青春赴使命以担当践初心”的短文。

这些题目，没有一个可以通过背书答对。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学生在七年级、八年级的每一次考试中都被训练成“看到题目→回忆课本原句→默写出来”的反射弧，到了九年级面对新中考的开放情境题，他们怎么可能突然“长出”分析、推理、表达、价值判断的能力？

能力不是到毕业年级按一下开关就能启动的。它需要在每一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场考试中被缓慢地、持续地喂养。

钱颖一教授的警告，比我们想象的更紧迫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几年前的判断，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种预言：

“人工智能就是通过机器进行深度学习来工作，而这种学习过程就是大量地识别和记忆已有的知识积累。它可以替代甚至超越那些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掌握知识的人脑。而死记硬背、大量做题正是我们目前培养学生的通常做法。所以，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

请注意，钱颖一并不是否定知识的重要性。他提出那个著名的公式：创造性思维 = 知识 × 好奇心和想象力。

知识是乘数，好奇心和想象力也是乘数。如果其中一个趋近于零，结果就是零。

而我们这份期末卷的命制逻辑，恰恰是只强调了知识这一个乘数——而且是把知识压缩成了“课本原话的精确复现”。在这种训练中，学生背得越多，越容易形成“标准答案思维”；他们越是习惯于“考题→默写”，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越是被挤压。

爱因斯坦那句话值得每一位教育者贴在办公桌上：

“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把“大学”换成“初中”，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

“抓基础”不应成为“考背书”的遮羞布

我完全同意非毕业年级要重视基础。但“基础”二字在思政课上到底指什么？

新课标的回答是清晰的——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基础”，是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这五大核心素养的初步形成，是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核心观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面对复杂问题时“会判断、会行动”的品格。

它不是指“能把课本第X页第X段的黑体字默写出来”。

知识需要记忆吗？当然需要。但记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在真实情境中调用它、运用它、反思它。如果考试只考查“知识是否被存储进了大脑”，而不考查“知识能否被激活、被连接、被运用”，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就是一批人形硬盘——而人形硬盘，恰恰是AI最擅长冒充、也最容易替代的。

更讽刺的是，当这份卷子用“抓基础”为自己辩护时，它实际上在传递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给师生：

• 对学生说：你不需要思考，背就行。
• 对老师说：你不需要设计情境，考课本就行。
• 对家长说：你孩子分数高，说明学得扎实。

三方在这个温和的谎言里各得其所，然后一起把学生推向新中考的考场——那里没有课本原句可抄，那里要求“多角度剖析、多路径求解、个性化表达”，那里要求“由解题转向解决问题，由做题转向做事、做人”。

作为初中思政教师，我们能做什么？

批评很容易，建设很难。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吐槽，那我们和那份卷子的出题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现有评价体系的框架内，一位初中思政教师至少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第一，在日常教学中把知识“嵌入”真实情境

讲“法治观念”，不从课本定义讲起，而是从一个校园欺凌的真实案例讲起；讲“责任意识”，不从概念讲起，而是让学生为班级的某个真实问题设计方案。让知识在情境中“活”过来，学生才会明白知识不是用来背的，是用来用的。

第二，在作业设计中引入开放性任务

与其让学生抄写三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不如让他们观察社区，找出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象，并用短视频或短文记录下来。同样考查了知识，但顺便训练了观察、分析、表达。

第三，在单元测验中刻意设计“无法默写”的题目

比如给出一段时事材料，问“如果你是当事人，你会怎么做？请说明理由”；或者“有人说……，也有人认为……，你怎么看？”让学生习惯“没有标准答案，但有好的思考”。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每一次考试后，跟学生坦诚地讨论试卷本身

我会拿着这份期末卷问我的学生：“这道题，你们觉得是在考查你们思考，还是在考查你们背书？”当学生自己意识到“我在被训练成背书机器”时，他们才会真正渴望另一种学习。

钱颖一说，改革不易，但变化令人鼓舞。他提出的三条建议——创造宽松的个性发展空间、保护好奇心和想象力、引导更高的价值追求——放在初中思政课堂上，依然字字珠玑。

写在最后

那份期末卷我最终还是按要求批完了。学生们背得很好，分数也很漂亮。

但我知道，当这些孩子三年后坐在新中考的考场上，面对第22题“与AI对话”的情境，面对第24题“城市礼物解码”的任务，他们这几年来每一次“默写式”的成功，都不会变成面对开放情境时的从容。

相反，那些被我们称赞的“基础扎实”，可能会在那个考场上暴露出它的另一面——基础，僵了。

考试是指挥棒，这是教育常识。如果指挥棒指向“背书”，那么所有的教学实践都会向“背书”收敛；如果指挥棒指向“素养”，那么课堂才会真正朝向思考、朝向判断、朝向人本身。

这才是钱颖一教授那句“教育必须超越知识”的真正含义，也是2022版新课标交付给我们每一位初中思政教师的、不可推卸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