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许可》的问题,鲁迅九十年前已经说明白了

1935年初鲁迅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序言的时候，对新文学前十年的白话小说有这样一段评论：

……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鲁迅本人就是当时中文知识分子中激进的进步主义者，所以他通常对这些幼稚但是热忱地意图推动世界“前进”的青年们持有鼓励的态度，但是在文艺领域，他的专业素养和品味让他不能不指出这类创作的缺陷，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物标签化、观点口号化、情节模式化。

鲁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种创作倾向在三四十年后终于变成一种样板戏式的文艺——如果这种东西还能称为文艺的话。在这种“文艺”里，凡是资本家必然是敲骨吸髓，凡是地主必然为富不仁。凡是工人农民必然是惨遭剥削，凡是进步知识青年必然被愚蠢专横的家长压迫，然而一旦他们获得先进思想的武器，就可以一往无前地改造自己和其他人，从此走向他们其实从未真实体验，但是无疑甜蜜幸福的新世界。

五十年兜兜转转过去，简中文艺并没有超出这种套路的范畴，其中也包括最近引发讨论，“聚焦女性成长、代际沟通等议题”的电影《我，许可》。这部电影的基本内容几乎可以完全用样板戏文学的套路概括：

25岁的小学教师许可是一个掌握了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在医院求医、希望切除子宫内膜息肉时不出意外地受到了男权社会的压迫，竟然被要求需要获得家长的签字（邪恶的资本家和地主之压迫篇）。

许可的母亲胡春蓉是更加深受压迫男权社会压迫、但是思想落后的女性。被丈夫精神压迫、前来投奔许可的她一开始连女儿动手术会破坏自己的处女膜也不能接受，并在共同生活中和许可产生很多冲突（落后的人民群众之愚昧篇）。

但在许可的感召和教导下，胡春蓉正确地意识到她和许可的冲突最终源于邪恶的男权社会。胡春蓉没过多久就在女儿的鼓励引导下开始夜店蹦迪和当街发传单推销情趣用品，并决心和她的丈夫，也就是许可的生物爹离婚，从此开启美好的新生活（先进的进步青年之伟大篇）。

再简单点说，还是熟悉的那一套：邪恶的爸（资本家、地主），窝囊的妈（落后的人民群众），和高喊自由、主体性的她（先进的进步青年）。

男人在新时代进步主义文学的地位，类似于地主资本家在旧时代进步主义文学中的地位，是一切罪恶的源泉。所以许可的父亲当然需要是坏人。除了老生常谈的父权压迫之外，电影也要在有限的两小时里，充分展示男人带来的各种不幸，就像那时候的样板戏和连环画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展示资本和富人带来的不幸。

于是，许可的女学生月经羞耻、身材焦虑、容貌焦虑；电影里母职要重点表现，男凝要重点表现，性骚扰和性暴力当然也不可缺席，所以许可妈妈胡春蓉出门打工，遇到了住豪华别墅的女雇主二十出头、口味独特的儿子的猥亵，而这个儿子的爹，恰恰又是偷拍狂；甚至连许可相亲时认识的男人，还要从许可的刨冰里一次又一次挖走美味的杏干，就像高玉宝塑造的地主周扒皮要半夜钻到鸡棚学鸡叫，多剥削长工几小时的劳动力那样。哎呀，地主、资本家、美国怎么那么坏呀，错了，我是说男人。

高玉宝本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对半夜鸡叫情节的真实性一直讳莫如深，他在底层摸爬滚打，晓得其中利害之处。而许可的演员文淇是14岁就成名、得到众星捧月待遇的女星。她天真和娇气到连看妇科被医生按照惯例询问有无性生活都觉得是受到了冒犯。她关于《我，许可》的宣传播客，“对话文淇：年轻人不能不表达”中的表述，为半夜鸡叫类文艺的真实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文淇在播客中纯真、开心地表示：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在表演挖杏干这段时完全无法适从，即使知道自己是演戏，他一开始也只会从许可的碗里拿走一两个杏干。于是文淇大声指导他：（杏干）你全给我挖走。对，我说你要都挖走，而且你要特别贱贱的，以及你要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惹了我。

——如果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旧进步主义文艺里地主和资本家的形象都是如此丑陋、愚蠢、以至于可以说没有人性，现在就可以触类旁通了。

旧进步主义文艺和新进步主义文艺的另一个一致之处在于，它们追求的是一种带着历史必然性的进步主义。所以如果你不够进步，我就要帮你进步，或者说，你是必须进步的，不进步是不被允许的。

这导致了《我，许可》作为一个“母女和解”片的奇特扞格感。在这部片子里，所谓的和解好像就是母亲胡春蓉对女儿许可的单方面无条件投降，她几乎没有什么铺垫就突然放弃了五十年的生活习惯和思维，迅速被改造成了进步主义的新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许可》这个一语双关的题目本身其实就带有强烈的权力支配感，并且在剧中的表现更像是一种“我要求”甚至“我命令”。在许可把母亲拉在浴缸里，以“我想给你上一课，有点长，但请你一定要认真听完”开头发表一段长篇进步主义训话时，胡春蓉被许可许可做传统女性了吗？显然不是的。

这种扞格感最终走出戏台、银幕和进步青年的最中幻想，落在现实世界中。许多小红书姐妹沮丧地发现，她们试图拉母亲看这部她们大为感动的片子，认真上对方一课，结果却发现对母亲们来说，还是提前退场和上厕所更具有吸引力。就像进步女性自己不想被别人爹味说教那样，也不会有人想听她们爹味说教，这也是老一代进步样板戏文学最终无人问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