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2】AI时代,我加入了“人类抵抗运动”

一家猎头公司内的AI革命

我的大学同学C总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猎头公司（也许已经不止一家了）。前段时间他来北京出差，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席间，他向我介绍了他用AI改造公司工作模式的过程。

以前一单猎头生意，往往需要一个猎头从头跟到尾：先根据客户企业提供的人才画像在网上广泛地接触潜在目标，然后通过沟通一步一步筛选出对客户企业提供的岗位有意向的人，最终能把少量候选人约到线下参加客户企业的面试。如果客户和候选人对彼此都满意，建立雇佣关系，则猎头公司能拿到相应的佣金。可以想象，这种工作模式对猎头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需要对客户企业所在的行业生态有清晰的认识；需要对客户企业的岗位需求和人才需求有清晰的认识；需要能够从海量候选人的简历中找到和企业需求匹配的人；还需要有极高的情商和沟通能力，能把候选人劝到线下参加面试，甚至能在企业和候选人之间两边“撮合”。且不说拥有如此高素质的人才有多稀缺、有多贵，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要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一个人能同时跟的单子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获客和转化效率一般不会太不理想。

有了AI的加持之后，猎头工作可以变得更加“流水线”化。在C总的描述中，我大致拼出了新的猎头工作模式：在“广撒网”阶段，海量候选人的触达可以通过多个聊天机器人并行实现。对于那些会在linkedin等平台和聊天机器人进行几轮对话的候选人，会由AI对候选人的简历和客户企业的需求进行分析和匹配，再由真人猎头跟进那些匹配的候选人，进行线下交流，“撮合”候选人和企业。

过去几年，我在各个场合、面对各类人群做人工智能科普讲座的时候，都会强调一个观念：未来，一个人的“人机协作”能力会决定他的人生下限，而一个人“与人产生连接”的能力会决定他的人生上限。上面这个例子完美地验证了我的判断：新的工作模式本质上是对猎头所需的复合技能进行了“解耦”：候选人触达、数据分析和筛选的工作几乎完全外包给AI，只需要少量擅长使用AI的工程师来编写AI的应答策略、简历分析策略、维护聊天机器人。而后续和关键候选人的接触以及企业和候选人的“撮合”工作则交给那些沟通能力极强的“销售人员”——这些人可能完全不懂技术，可能经常心口不一，但是非常神奇，只要他们说话，就能让人能产生信任感，就有极大概率能把候选人带到线下交流，进而有很大概率能把一单生意做成。这个新的工作模式反映了一条AI时代的人力需求“微笑曲线”。

这是一张AI画的图

工作模式的改造必然带来公司层面剧烈的人事调整。关于这方面，C总说“过程还是比较血腥的”，言下之意应该是裁了不少人。这也在意料之中，公司不是做慈善，民营企业更不是。在新的工作模式中，对于那些只会机械地打电话、说套话的人，那些只会做简单的数据分析、对企业需求和行业生态没有深度了解的人，他们的生态位已经被AI占据了，如果他们不能快速移动到上面这条微笑曲线的两端，公司不会留着他们。

遗憾地是，大多数人在面对这种职业危机时，第一选择不是改变自己，而是本能地去找AI的“茬儿”。用C总的话说，这些人会在工作中，不停地寻找那些AI处理得不够好的个例，来证明自己还无法被AI取代（即使那些AI处理不好的个例他们也未必能处理好，或者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处理好）。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这些人的处境变得更糟糕：如果只是暂时不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公司也许还会给他们一些时间来适应；但如果拒绝改变，公司会担心他们影响其他员工适应新的工作模式，会更快地裁掉他们。

C总告诉我，各行各业在采用AI改造工作模式时，基本都会遇到拒绝改变的人。C总和他的企业家朋友们称这种现象是AI革命遭遇了“人类抵抗运动”（类比小说《三体》中，对抗三体人的“地球抵抗运动”）。

失业是暂时的，主体性削弱是长期的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几乎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伴随一场“人类抵抗运动”。它有一个更学术的名字，叫作“卢德主义”（Luddism）。卢德主义起源于19世纪初英国纺织业工人的机器破坏运动。当时英国正值工业革命加速阶段，纺织业大量引入剪毛机、动力织机等新设备。这些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导致劳资矛盾加剧，经年的剪毛工和纺织工面临工资下降和失业加剧的困境。于是，工人开始抗议，并将矛头指向直接导致他们困境的机器。“卢德”这个名字来自传说中的人物Ned Ludd，据说他曾砸毁纺织机。后来抗议工人便以“卢德王（King Ludd）”的名义发布声明、组织行动。于是，参与破坏机器的工人被称为“卢德分子”。

诚然，“卢德主义”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和非理性色彩。它容易把已有职业、已有技能、已有行业秩序视为天然合理，从而抗拒必要的产业升级。从长期看，技术进步通常会提升生产率，降低商品价格，创造新的产业和职业。如果只强调保护旧岗位，任何会改变旧职业结构的新技术都可能被阻止，那么社会生产力会停滞，也不会有新的岗位被创造，整体福利也会受损，社会就会陷入低效率保护。

也正因为“卢德主义”天然地具有上述负面意义，在当代语境中，这个词多少有些被“污名化”了，逐渐演变为一个用来指代“反对一切新技术、抵制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概念，经常被一些进步主义者和技术乐观主义者用来嘲讽一切技术批评。它的正面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上的卢德分子并不只是“愚昧地破坏机器”。破坏机器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表达诉求的手段。他们本质上是反对一种资本滥用技术的方式：机器被资本用来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压低工资、破坏生计，而工人缺乏制度性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事实上，卢德主义最大的正面意义在于，它最早揭示了技术进步并不自动地等于社会进步，迫使我们看到技术进步背后的分配问题、权力问题和劳动尊严问题，提醒我们评价一项技术不能只看效率，还要看它如何改变社会关系。

今天，人们担心AI替代人类、智能化消灭工作岗位，其实与19世纪工人面对机器时的焦虑是很相似的，本质上是对技术治理的追问：技术红利是否被少数平台、资本和人垄断了？劳动者是否有转型机会？社会是否建立了教育、再培训、收入保障和责任监管机制？税收制度是否面向新技术进行了及时的改革？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在各行各业不断出现“人类抵抗运动”。

幸运地是，回顾历史，历次工业革命和技术升级带来的冲击和矛盾，都通过改革税制、增加福利等一系列措施被化解或缓解了，并且技术进步也实实在在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福祉——和古人相比，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显著延长，并且，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已经很难在生物学意义上被“饿死”了。当代人对于失业的焦虑更多地是对于自我发展瓶颈和阶级下降风险的焦虑。因此，即使目前AI技术在快速消灭旧的工作岗位，即使大家对未来AI是否能创造足够多新的工作岗位还有争论，我并不担心AI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对AI技术，我认为任何《终结者》、《黑客帝国》或者《沙丘》式的想象都过于危言耸听了。

相比之下，AI技术对于人的主体性削弱已经是一个近在眼前的问题了。

所谓人的主体性，可以理解为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只是被环境、制度、技术或他人支配的对象，而是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参与其中，并对自身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的能动性。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技术对人的主体性削弱其实不是新问题。进入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冷战结束、信息技术兴起后，出现了所谓“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它比原本的卢德主义更哲学化和严肃化，表现为对现代技术体系的系统性反思：现代技术社会正在系统性地削弱人的自主性，在释放全人类整体的生产力的同时却对个人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首先，每一次技术进步在增强人的能力的同时却也把人的某一部分能力外包给了工具、机器、系统或平台。文字的出现，使人类不再完全依赖记忆来保存经验；印刷术的普及，使知识传播不再依赖师徒口授和少数精英的手抄保存；计算机的发展，使复杂计算从人的心算、笔算能力中分离出来；搜索引擎削弱了人对事实性知识的长期记忆需求；导航软件让人不必熟记道路和方向，却也降低了个体的空间记忆与路线规划能力。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种“能力外包”进一步从体力、记忆和计算扩展到写作、绘画、编程、决策辅助乃至情感陪伴等更高阶的认知活动。虽然人类文明本身就是不断借助外部媒介延展自身的过程，但是真正关键的是，人是否还能理解被外包能力的基本原理，是否还能在工具失效或工具误导时保持判断力，是否还能决定技术服务于什么目标。若外包导致人完全丧失理解和控制能力，技术就会从“能力延伸”变成“能力替代”。

其次，每一次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也把人的某种复合能力进行了解耦。传统劳动中的人往往承担的是一个完整任务链条：理解需求、判断情境、选择工具、执行操作、修正偏差、交付结果，并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和技艺。但工业机器、流水线、管理科学和现在的AI技术不断把这种复合能力拆开，切割成标准化岗位。无论是福特流水线还是泰勒制管理，都旨在把复杂工作拆解成一系列简单重复劳动，降低人的能力需求——工人只需在固定位置，按照标准动作重复完成单一工序。到了AI时代，这种解耦更加彻底：外卖骑手不需要完整掌握城市服务业的组织逻辑，只需按算法派单移动；客服人员不再完整处理客户关系，而是在话术系统和知识库中执行被切分的回应；内容生产者、标注员、审核员、数据清洗人员也常被固定在某个极窄环节中，为更大的智能系统提供碎片化劳动。这种技术进步把原本具有复杂判断、整体理解和创造能力的人，压缩为某个技术系统中的局部接口。结果就是，劳动者的经验不再沉淀为完整能力，而是被限制在狭窄岗位中；人的判断权被流程、指标和算法削弱；劳动者对整体生产过程的理解被切断，逐渐从“掌握工具的人”变成“被工具支配的人”。

长期来看，无论是能力替代还是能力解耦，都会导致人的主体性削弱：我们会逐渐看不清工作的全貌，逐渐难以获得自己工作的及时反馈，逐渐难以感知自己工作对全局产生的影响，进而逐渐失去对工作的掌控感。考虑到工作在平均意义上会占据人一半以上的清醒时间，一个对工作缺少掌控感的人一般也缺少对生活的掌控感。

一个对自己的生活缺少掌控感的人，是很难幸福的。

对AI的小小“反抗”

AI对人的主体性削弱是空前的。虽然在具身类场景中AI现在的表现还难以让人满意，但是在肉眼可见的未来，我找不到一个AI无法渗透的行业，也找不到一个不会进一步出现能力替代和能力解耦的行业。甚至，这种AI带来的主体性削弱不仅发生在人的工作过程中，也发生在人的教育过程中。

以我所在的人工智能高等教育行业为例，从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开始，这几年我在教学过程中已经从不止一个学生那里感受到了学生主体性的削弱。如今，学生可以通过和大模型对话快速了解特定知识，可以在大模型的帮助下更快更好地完成编程甚至证明作业。但是，一些学生坦言，他们经常会有一种“不踏实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某种知识。这种不踏实感，来自于对自身行为所产生结果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对大模型这个“外脑”产生的结论失去了判断力。这本质上是主体性削弱的一种体现。

也因为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两年我在教学方式上变得日趋保守了：虽然不是强制的，但是在课堂上我会建议学生不要带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来听课，会鼓励他们回归手抄笔记和用纸笔推导公式的学习方式。相应地，这两年我也在课程中显著地增加了板书的比例。相比于大模型输出的内容和ppt播放的内容，板书的信息传输带宽和人体这套古老的信息接收系统更适配。

这种“古法教学”方式短期来看不会对学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学习和工作方式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课余时间，我仍然鼓励任何人通过AI在内的任何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效率。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非常荒诞——我居然在用如此“反动”的方式教授前沿技术（虽然只是前沿技术中不太前沿的、基础的那部分）。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只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客观依据）这种教学方式确实创造了一个临时性的没有大模型的环境。学生可以将这个环境作为一个锚点，找到自己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在没有大模型帮助的情况下，一个学生可以切实地体验到自己能有多大的能动性去解决多复杂的问题，这应该能帮助他完成对自身主体性的一种确认。而且，我相信，在工作中，随着AI的渗透，各行各业的人们也会需要一个这样的锚点。

除了教学工作，今年我也在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开始有意识地对AI进行小小的“反抗”。我开始回归纸质书阅读、回归“古法写作”（包括开了这个公众号，自己写点有的没的）、回归“古法编程”和理论推导、有意识地减少每天Token的使用量、暂缓了Agent对我的Skill蒸馏。如果按照C总的标准，我可能已经一只脚加入“人类抵抗运动”了，一场也许可以被归类为非暴力不合作的人类抵抗运动：）

这种“反抗”能持续多久（比如，在坚持自己写作为主的情况下，这个公众号能持续更新多久？我的科研工作还能否保持足够高的质量和效率？），我不知道。是否有意义，我也不知道。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这很可能只是我尝试强化自身主体性的一种三流行为艺术。但是，这至少是我的主动选择。

后记

行文至此，我意识到这是一篇“登味”十足的文章。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童年时代就存在的技术是理所当然的，青年时代出现的技术是颠覆时代的，中年之后出现的技术则是离经叛道的。浸淫在AI技术中的新一代青年人应该会和我这个“老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会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嗤之以鼻吧。如果真是这样，老实说，我会很高兴。因为我也希望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

乐观一点来看，主体性这个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随着AI技术的普及，未来的人类不会再纠结于所谓AI对人的主体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为自己定制一个AI系统会变成每个人强化自身主体性的一种必要方式。如果主体性这个概念能在AI时代有新的定义和延拓，我会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