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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高中历史选必一|第16课《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
逐字稿|高中历史选必一|第16课《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为什么大部分的王朝被推翻的时候，国库都是空的？为什么汉武帝时期，有能力把匈奴赶出去？为什么岳飞军权在手，最后却壮志难酬？为什么满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之后，还能苟延残喘好几十年？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马老师一直觉得，把钱的问题搞清楚，就可以理解大部分历史问题。因为写在历史书上的那些大事儿，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需要花钱，花很多的钱。 大禹治水需要钱，秦统一六国需要钱，修建万里长城需要钱，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需要钱，清朝组建北洋舰队需要钱。 钱的问题，放大到国家层面，就是财政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来说，从百姓身上收上来的赋税，一直都是财政收入的大头。 赋税收的多了，国家就有钱干很多事情，比如秦始皇短短十几年就完成了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度量衡的统一、直道驰道的修建、万里长城的修建，甚至还有钱给自己盖阿房宫和骊山陵墓。 但是对于百姓来说，皇帝拿走的多了，自己剩下的就少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只能揭竿而起，去推翻暴秦的统治。 那么少收点税呢？就是轻徭薄赋。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轻徭薄赋看起来是件好事儿，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的前提，也都是相对比较轻的赋税政策。 但是赋税很少的话，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没有钱用了。水利设施没有人维护、秩序没人维护、受灾了之后百姓得不到赈济、国家遇到问题需要改革的时候，也没有钱去支撑各种措施的落实。 底层老百姓，怎么都是受苦的，所以古人才会感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是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不要给民众身上加太多的赋税，但也要保证国家有足够的钱用。要的其实就是两全其美，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于就可以破解王朝兴衰规律的问题了。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在农业占主导的封建王朝，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但是在社会发展早期，因为丈量土地面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只能按照人头来征税，我们管这个时期叫做“税人”。 但有钱人是一个头，没钱的人也是一个头，不管有钱没钱，交的税都一样多，这是不利于国家管理的。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说这点税是小钱，但是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可能就会要他们的命，最终造成社会不稳定。 后来国家的管理深入到了基层，对于土地的清丈更加准确，开始从“税人”转向了“税地”，就是按照田产的多少来征税，这样就比按照人头来征税要公平的多，最终在清朝的时候实现了“摊丁入亩”，完全取消人头税。 但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个理想，依然没办法实现，因为光靠种地能有几个钱啊，后面国家人口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多，钱都是不够用的。钱不够用就要继续去剥削老百姓，而老百姓被剥削的厉害了，必然要起来反抗，统治秩序依然无法维持。 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就是从工商业中去收税，就是“税商”。不过封建社会，尽管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方法，但是做起来却是很困难的。因为商业税收不好统计啊，那些商贩卖了多少货物，中间赚到了多少钱，谁知道呢？他又不像现在，你去看看一个企业的银行流水，就知道企业的经营状况了。 商业带来的价值，不像农业的产出那样容易计算，一个地方气候、土壤条件都差不多，一亩地的产出也差不多。所以农业产出就有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而粮食也不像钱那样容易藏起来，所以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还是从农业上面收税更加靠谱。这也是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大部分的王朝，都会重农抑商，就是因为农业税好收，商业税不好收。 一直到清末国门打开后，海关关税占了很大比重，现代税收制度才建立起来。再到改革开放之后工商业发展迅猛，也有了更好地统计税收的方式之后，农业税才被彻底放弃。从税人，税地，再到税商，中国走过漫长的道路。 除了这个发展规律之外，从实物税收，逐渐转向货币税收，也是中国赋税制度发展的一条规律。这节课，就让我们沿着这两条线，一起来看下中国赋税制度是如何发展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马历史课堂，我是马老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选必一第16课《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秦始皇做了很多的事儿，南征百越、北击匈奴、修直道驰道、统一度量衡、修筑万里长城。所以后世会用伟大这个词来赞美秦始皇，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秦始皇做的这些事儿，是谁在背后出的钱呢？ 就是秦朝的老百姓，所以真正伟大的人，其实是这些老百姓。当时秦朝的老百姓那真的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当然，他们都是被逼迫的。 赋税从古到今都是具有强制性的，通过公共需求的名义向百姓强制征收。秦始皇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多事情，主要就是因为有非常高的赋税来支撑。 当时秦朝的赋役分成三部分：田赋、人头税和傜役。田赋就是根据农田的产量来征收，《汉书》记载秦朝的田赋是：收泰半之赋，这个泰半就是三分之二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田里产了300斤水稻，那么200斤都是要上交的。 只留100斤粮食给自己，那能够吃吗？不，你想多了，剩下的100斤你基本也别想留住，你要拿去卖钱，然后缴纳人头税。秦朝的人头税也是非常高的，称之为“口赋”，每个家庭一年要交660钱的人头税，而这660钱，相当于上千斤粮食了。 按照这个赋税的总量看，你家里要是没有几十亩田，基本上就只能上街要饭了。所以当时的百姓，被死死地捆绑到了土地之上，大部分百姓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忍受，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苟活下去而已。 但是秦朝却连让你苟活的机会都不会给你，因为除了田赋和口赋之外，秦朝的男子还要承担傜役，所谓傜役，就是免费给国家打工。去当农民工修水利、修路、修宫殿、修坟墓，或者去当兵。 秦朝的男子从17岁开始就要服徭役了，刚才说的修路、修水利以及修宫殿这些事儿在古代叫做“更戌”，一般是一个月，在本县就行。去郡国和京城服兵役叫做“正卒”，一般是两年，还有去边塞屯戍就是“戍卒”，一般是一年时间。 傜役就是压垮秦国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男性是耕田的主力，家里的男人都去服徭役了，一走一两年，家里只剩下女人、小孩和老人，那么这一两年的收成必然会出问题，田赋和口赋就没办法再交上去了。 另一方面秦国的律法是非常严的，根本就不给你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干，要么死。农民就是这样被逼的揭竿而起，秦朝二世而亡。 汉高祖刘邦，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对于农民经历了什么有亲身体会，所以汉初统治者都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田赋的税率大大降低。 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的税率，到汉景帝的时候改为三十税一，意思就是种地的收成不需要交三分之二那么多了，最后交三十分之一就行，比如今年是300斤水稻的产量，那么交给国家10斤就可以。 除了田赋之外，人头税也降低了很多，当时的人头税分成“口赋”和“算赋”。口赋是向7-14岁征的税，每人每年20钱，算赋是向15-56岁征的税，每人每年40钱。汉代比较重视孝道，所以56岁以上的老人是不征人头税的。 不过国家总归要用钱的，汉高祖就开始对商人收比较高的税，比如主要面向商人的财产税，比如对车船征税，对商人和放高利贷的人征收算缗钱，对财产总额征收“税民资”。但钱还是不够，所有有钱人的认定范围就变大了，能够饲养家禽的农民，也开始被当成有钱人了，他们饲养的家畜也是要缴税的。 所以汉初的轻徭薄赋，主要还是针对社会底层。但毕竟社会底层才是国家的主要人群，所以社会生机逐步恢复，可是从国家层面来说，有很多需要花钱的事情就只能先委曲求全了，就比如说面对北方匈奴的威胁，汉初没有太多的能力去通过武力解决，只能采取比较屈辱的和亲政策。 而当社会整体实力恢复过来之后，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机会就到来了。汉武帝真是要感谢下他的父亲、祖父以及曾祖父，他们为汉武帝攒下来了不少家底。 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汉武帝需要很多的钱，于是开始加税，尤其是增加人头税。7-14岁要交的那个口赋，从20涨到23，而15-56岁要交的那个算赋，则是从文帝时期的40钱，涨到了120钱。 汉武帝担心加税太多激起底层百姓反抗，也是把加税的重心放到了那些有钱人身上，如果是商人还有奴婢，算赋要加倍，一人240钱，奴婢当然也是底层，不过能雇得起奴婢的，肯定都是那些有钱人，这个钱就是他们来出。 咱这边有钱有人，那么匈奴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在巨大财力的支撑下创造了赫赫战功，最终消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 但是刚刚脱贫的汉朝，又要开始返贫了。霍去病五万骑兵的背后，是十几万匹战马和五十万步卒的后勤补给，光运输各种物资的军队就已经有十多万人。这加起来近百万人和马的吃喝拉撒，是一大笔开支。 而那些战马吃的都是精饲料，一匹马吃的比十几个人都要多。也就是说明面上霍去病是五万骑兵，但是背后需要的是能够维持两百万人运转的财政支出。 而这庞大的支出，直接带来了西汉的经济危机，人口减半，国家财政状况极度恶化，民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但是，汉武帝用武力解决匈奴问题，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打，就要花钱，花很多钱。不打，就要一直屈辱地去解决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同学们，大家后面可以思考下，有时间我们安排一场辩论赛。 其实吧，在讲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那一节课的时候，我曾经给出过答案，大家也可以做下参考。 东汉之后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而这几百年的分裂，就代表着几百年的动乱，天天打仗的话土地不会变少，但是人就少了，所以等到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面临的就是地多人少的局面。 所以隋朝采取了均田制，国家现在别的没有，就是地多，然后把地分给普通的民众，让民众去耕种，然后再来交税。此外隋朝也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主要向民众征收租和调，租就是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谷物，调就是缴纳定量的绢和布。 当时的百姓土地多，国家统一稳定后收成也多，隋文帝时期也出现了短暂的“开皇之治”，中国古代的朝代里隋朝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富裕的，那是真的有钱有粮，但是，隋文帝有个败家的儿子叫杨广，他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即位后直接开启了坑爹模式。 不怕富二代躺平，就怕富二代有理想，隋炀帝某种程度上是个很有抱负的君主，但是抱负这个词说得不好听，就是好大喜功。他渴望在短期内就成就前无古人的大业，兴建洛阳城，开凿大运河，现在国家有钱，需要的就是人来干活啦。 但是刚才也说了，隋朝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均田制的基础就是当时的人口少，所以每个人才能分到比较多的田。但是隋炀帝为了开凿大运河，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完成，而当时国家并没有那么多的闲散劳动力。 所以隋炀帝只能征派力役，强制劳动力来干活，当时全国人口大概四千多万，但是光修大运河就调用了500多万人，兴建洛阳城也用了200多万人，更别说还有那么多当兵的了。可以说全国的精壮男子，基本上都被隋炀帝喊去干活了，而这些人呢，最后有十分之四的人累死病死，大规模农民起义再次出现，隋朝崩溃灭亡。 隋朝灭亡之后，国库里还有一大堆的粮食，所以隋朝是历史上罕见的有钱还灭亡的王朝。究其根源，就是徭役的征发，我们可以把秦朝和隋朝这两个比较相似的朝代拿出来看看，他们都是想在短时间内做很多事情，都需要短时间大量人力的投入。徭役是压垮秦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隋朝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徭役是一种直接消耗民力的方式，他会让民众没有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因为对于人力的压榨，容易造成劳动力的死亡，所以以徭役为代表的实物税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征税方式。所以在后面的朝代里，逐渐取消了徭役，逐步把徭役改为了货币税收，就是你不想来干活，那么你就出钱，然后政府这边雇人来干。 唐朝就是这样来转变的，唐朝初年开始实行租庸调，租和调都是延续了隋朝的赋税制度，而庸就是“代役税”，就是刚才说的成年男子可以缴纳一定的绢或布来替代徭役，你不想去服徭役，就花钱找人替你去。 有的同学会感慨，要是隋炀帝也这么干，早点搞起租庸调制，是不是就不会亡国呢？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其实吧最关键的就是隋炀帝他没办法这么干。刚才说了隋朝之所以实行均田制，是因为地多人少，国家其实并没有太多闲散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哪怕隋朝也可以花钱雇人来干活，他们都雇不到人，因为没有闲散的人。 但是唐代租庸调制能够搞起来，其实就是因为社会上有了一些闲散的劳动力。唐初也搞的均田制，由国家授田来给农民耕种，但是一方面这个时候政府手中可以进行分配的土地少了，另一方面社会稳定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有钱人不断买进穷人的土地，最终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 此时的国家又没有多余的土地再给这些农民耕种，所以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就成为了闲散的劳动力，实际上他们的出现对于国家秩序的稳定来说是一种威胁，此时租庸调制反而顺应了社会现实，不想服徭役的人就多交些税给国家，国家有事情要做的时候再去拿钱来雇佣这些闲散的劳动力，也消除了社会动荡的隐患，算是一举多得。 土地兼并带来了闲散的劳动力，把这件事儿进一步放大，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兼并的越厉害，闲散的劳动力就越多，已经多到了国家无法消化的程度，国家没有田可以再分给他们耕种，均田制就此瓦解，而国家也没有足够多的工程可以雇他们去干活，如此强烈的贫富差距还是带来了新的社会危机。 更加让唐朝雪上加霜的是安史之乱，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财政危机。当中国北方被战乱进一步影响之后，唐朝只剩下了南方这半壁江山可以收税。780年，唐朝政府废除了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 两税法由杨炎主导，这个杨炎就有点像是穿越过去的人一样，他在中国首创了编制政府年度财务预算这个概念。以前的政府都是收上来多少税就花多少钱，而杨炎则是先确定要花多少钱，再决定收多少税。通过以往的国家财政支出确定赋税总额，然后将总额分解到各地，按田亩征收地税，按人丁、资产征收户税，分成夏、秋两季征收，因此称之为“两税法”。 为什么会是一年两次来征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唐朝的经济重心在南方，而南方是一年两熟，苏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年两熟了，初夏的时候收小麦，秋天的时候收获水稻。很多北方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苏州也有小麦耕种，其实苏州的小麦种得真挺多的，不然哪有苏式汤面给你们吃。 宋朝承接了唐朝的制度，也是征收两税，但是呢宋朝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直就琢磨着通过各种附加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附加税往往超过了正税的数倍。 钱都花哪里去了呢？一提起宋朝，就少不了冗官、冗兵、冗费这几个词，科举制的成熟带来了大量的官员，但是这些官员又没有个竞争上岗的机制，结果就是当官的越来越多。而宋朝对于社会上那些闲散的人呢，往往也都是把他们编入军队中去，官和兵在宋朝都是特别多的，而这些人的工资都是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需要大量的税收来养活他们。 在徭役方面，宋朝更是王八蛋了，属于钱收了但是不干事儿那种。刚开始也是像唐朝那样征收代役金，百姓花钱就可以不用服徭役，但是后面就翻脸不认账了，还继续以其他的名义来征发各种徭役。 征发徭役的危害我们刚才也提及了，所以王安石的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募役法，还是像原来一样，百姓缴纳免役钱、助役钱，由官府来雇人服徭役。不过王安石变法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也都知道了，宋朝在徭役制度方面，算是开了一把历史的倒车。 靖康之耻后北宋灭亡，南宋时代开启，而南宋地盘小了，税收的基本盘又减少了很多。但是要花的钱反而更多了，因为这个时候南宋的官民还有着从金国手里收复失地的梦想，所以花了非常多的钱来提升军事实力。 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的出现，背后其实是财政大量的投入，而财政想要有钱投入，必然要加重对于百姓的剥削。历史书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是，岳家军的节节胜利，背后其实就是南宋百姓需要承担高额的赋税。 南宋的地主阶级他们已经不想再为国家缴纳那么多的钱了，他们向政府施压，最终岳飞在节节胜利，本来有望继续恢复失地的情况下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没法不回去，因为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支撑他的军费开支，而岳飞想要自己解决军费的问题，必然就只能以自己的岳家军的名义，在刚收复的土地上去征税，而这个在古代，就是妥妥的谋反。 壮志难酬的背后，就是钱的问题，岳飞生错了时代，所以留下了那么多人让人遗憾悲愤的故事。 南宋在经济史上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成为了中国的经济重心，所以适应南方农业生产模式的两税法就固定下来，在后面几个朝代延续了下去。 元朝名义上沿袭了唐朝的租庸调和两税法，在北方施行租庸调，在南方推行两税法。但是上节课在讲货币这块儿内容的时候，我就说过元朝的政权，是建立在不断征服的基础之上，所以元代的财政制度其实是为了掠夺民众的财富而产生的。 不管元代的税率是多少，最终在剧烈通货膨胀的背景之下，那些明面上的赋税规则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而元朝已经在通过滥发纸币来掠夺民间财富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前朝没有的“科差”，就是额外征收丝和银两，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面向女真族征收大量貂皮。 农民起义再起，元朝灭亡。 明朝初年继续施行两税法，这个时候和以前的朝代一样，收上来的主要就是大米和小麦这种粮食。不过放眼全球的角度，世界正在发生改变，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给也把明朝给拉了进去，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把一船又一船的白银送到中国来，赋税制度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正统年间，江南部分税粮就折成了白银送到北京，这些白银被称之为“金花银”，从这里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出至少在江南地区，白银已经大范围流通了。毕竟西方那些国家，拿白银来中国买的都是茶叶、丝绸、瓷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主要也都是南方地区产的，所以白银先流入的就是南方。 到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越来越繁荣，白银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货币，张居正在这个基础之上就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赋税还是徭役，都折算成银两来征收。政府需要的徭役，由政府从税银中拿出一部分来雇人。 其实古代的很多政治家早就想这么干了，对于赋来说，大部分时候收上来的都是粮食，但是很多粮食运到京城都快烂了，不容易保存，真不如需要粮食的时候，直接拿钱买现成的。 但是以前没有这个条件啊，以前货币没有明朝后期这么充足，虽然有铜钱，但是铜钱的价值不如白银，同等价值的铜钱要比白银重很多，也不方便运输的。 至于徭役，我们也说过好几次直接征派力役的危害，所以古代的政治家们也是早就希望能够省点事儿，最终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张居正这个时代有了这些机会，最终实现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对于中国的赋税制度，可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他标志着中国的赋税制度由实物税转向了货币税。 一条鞭法也使得税制得到了简化，因为以往引发社会矛盾的很多都是苛捐杂税，各种隐形的税收是最折磨人的，就好比你去饭店吃饭，你以为吃饭只要付那些菜钱就行，结果饭店一会儿告诉你座位要单独收费，一会儿告诉你筷子要单独收费，一会儿又告诉你服务员的小费也要单独给一下。 遇到这种情况真就是想刀人的心都有了，所以一条鞭法简化税制之后，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额外收费，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 白银的地位借助赋税制度得到了提升，百姓最终要交的就是白银，所以不一定非要把所有心思都放在种粮食上，再加上力役取消了，农民就不一定要被捆绑在土地上面。 去种一些经济作物利润更高，可以换来更多的白银，要是有机会做生意的话那就更好了，没有机会创业的话，也可以进厂打螺丝，所以一条鞭法的施行，也有利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条鞭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最关键了，没有这一条的话，张居正就不是死后被鞭尸了，估计生前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不过一条鞭法只是把所有的赋役都编制到了一起去征收，但是传统的人头税、田赋以及徭役其实都是还存在的。所以虽然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民众的负担却没有减轻。 清朝康乾盛世能够出现，就是因为从制度上消灭了人头税和傜役，只保留了田赋，所以民众的负担减轻，为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项转变主要就是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时期完成的。 康熙时期先完成的不增加丁银，就是以后不管国家人口增加了多少，都不再增加人头税了。1712年，康熙规定以前一年的丁银作为定额，不再增加，这就是“滋生人丁，用不加赋”。 雍正时期则是将丁银分摊到了田赋之中，称之为“摊丁入亩”。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年的人头税和傜役彻底废除，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束缚减弱，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因为不再收人头税，所以百姓也不需要再东躲西藏了，阶级矛盾缓和，困扰历朝历代的隐匿户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到1790年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就超过了3个亿。 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不过话说回来，历史已经到了乾隆年间了，如果乾隆当时和来访的马嘎尔尼使团认真交流下，能够和西方学学怎么搞工业革命，那么其实靠农业收上来的那些税，乾隆肯定都看不上眼了。 关税与个人所得税制的起源与演变 清朝没有主动走向现代化的财政，而是以屈辱的方式被别人打开国门，被动地向现代化的税收制度转型。 一提到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那就是屈辱和腐朽这些词，但是有这样一个疑问，清末那么的腐朽，为什么还能再撑好几十年呢？究竟是谁给清朝续的命？ 有一个历史事实可能让很多人都想不到：清末虽然腐朽，但是他有钱啊。在结束统治的前一年，清廷还有3个亿的财政收入，总是被骂的晚清，财政收入却是号称“康乾盛世”的十倍。而这高达十倍的税收，还是建立在频繁战争，太平天国以及后期的东南互保出现，清廷失去了最重要税源的江南地区基础上实现的。 除了百姓负担的加重之外，一个不可小视的力量就是关税。关税是什么意思，就是海关依据国家的关税政策、税法及进出口税则，代表国家对进出边境的物品征收的税。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在超市里买的进口商品，它的价格里就包含了关税。 实际上关税在中国早就存在了，在西周时期货物通过各国的边境“关卡”就要被征税，这其实就是国内关税。所以关税就是包含了国内关税和国境关税两部分，不过国内关税其实是妨碍了一个国家内部经济一体化的，所以最终在世界各国都被逐步废止，我们国家也在1931年的时候废除了国内关税，只收国境关税。 关税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税，在中国古代商业税没有什么地位，毕竟一直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晚清被打开国门之后，统治者终于见识到了商业税的价值。 晚清最重要的一笔财政收入，就是关税，因为这个时候开始融入世界市场，大量的洋货涌入，哪怕加了关税，他们还是要比国内手工生产的商品要便宜，所以洋货大行其道，洋货在中国卖得越多，政府的关税收入就越高。 当时中国海关的关税从400多万量白银，增长到了1910年的4000多万量白银。总的关税收入，从占财政收入不到10%，飙升至占财政收入30%，成为了晚清第一大税种。而到了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关税收入占比甚至已经超过了40%。 但是晚清中国政府海关的政策，都是被列强所把控，什么商品定什么税率，这些我们都说不算的，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开始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而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也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咱们之前第6课学过西方文官制度这一节课，赫德其实就是通过文官考试考过来的。他在1854年就来到了中国，一直到1908年辞职离开，一直都在负责中国海关任职。我们现在一整套的海关管理制度和现代邮政系统，都是赫德在任期间创建的，可以说赫德为海关的制度建设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虽然我们经常说海关丧失自主权是一件屈辱的事情，但是赫德管理的清朝海关，却是当时清朝最有效率、贪污腐败情况最少的官僚机构。海关能够给国家贡献那么多的税收，可以说离不开赫德专业的管理。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时期管理海关的是一些贪污腐败的满清官员，可能很多海关的收入就进入到他们自己的腰包而不是国库。 尽管历史对赫德本人的评价非常高，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一点就是没有关税自主权始终是弊大于利的事情。因为这个关税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带来的财政收入，在当时关税可以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保护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了让洋货入侵中国市场，当时对于洋货的税率很低，所以洋货在当时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国货就没有了发展空间。如果关税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洋货税率提高，减少他们的市场占有率，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留有更多余地。 所以中国也一直努力地去收回关税自主权，他也成为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的主张。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1928年，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就是对于曾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要和列强重新谈判，关税自主就是两项主要内容之一。 现实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接着陆续和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1930年，和日本也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可以说国民政府在关税自主这条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也仅仅是进展，因为没有国家实力做后盾的条约，在具体执行上面还是免不了受到外国的干扰，尤其是当时国民政府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花钱了，不得不寻求这些强国的帮助，而人家帮助你又不可能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没有实现完全的关税自主。 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才真正收回关税自主权。不久之后，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专门海关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统一了全国关税制度。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新时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国务院于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强化了关税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国务院据此重新修订发布了关税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关税的基本制度，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现在关税收入也是我国财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毕竟现在中国是现在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在2023年海关的关税收入就达到了2.21万亿元。不过尽管如此，关税收入也没有像晚清那样占比得到恐怖的30%，主要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发展很快，经济的繁荣就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更多的来源。 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构成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关税、国企的收入、企业的税收以及针对个人的税收等等。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个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终于在当代中国实现了，而且当代中国也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保障了税收的公平性，稳定了社会秩序。 个人所得税同学们在政治课上都学过，包括它的起征点、税率以及累进制的计算等等，我们历史课主要聊的就是发展历程了。 个人所得税，是以纳税人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收对象的税种。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时期，就已经制定了所得税条例，但是当时政局混乱，这个税就没办法收下来。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暂行条例，随之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也没有持续下去，毕竟转过年就全面抗战了，很多制度没办法推行，再加上后面金圆券和银圆券带来的金融混乱，这个税的征收在当时就只是痴人说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是计划经济体制，大家都是吃大锅饭的，所以也没有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人大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才正式确立。 个税最早的起征点是每月800块，也就是说你只要每个月赚800块以上，那就要交这个税了，不满800不用交。后面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个税的起征点也在逐步修改，到今天前前后后修改了7次，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5000块。 为什么个税的起征点要逐步调高呢？就是因为个税有个很大的价值就是帮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国家发展到现在，如果还向低收入群体的人收个税，那是不公平的，假设我们现在的起征点还是800块钱，那些每个月就赚两千多块钱的人，他们本来日子就不是过得特别好，你还跟他们收税，那么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更糟糕，这也不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 所以说个税的不断调整，都是在贴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对于调节个人收入和实现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税收的不平等以及生产力的落后，随时会把最底层的人逼上绝路。但是古代的中国毕竟是个乡土社会，而且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乡亲，因为天灾或者人祸最终无法生活，他们也尝试建立各种慈善制度来对落难的人给予帮助。 而这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聊的内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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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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