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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竞赛的成绩说明做题家多,其他啥也说明不了
2026年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预赛(广东赛区)初评名单公布,前100名中华附33人,深中26人。自媒体们沸腾了,“华附力压深中”的标题铺天盖地。
但说实话,这些获奖只能说明你家做题家多,其他啥也说明不了。
一、我们到底在比较什么?
当我们说“华附33人,深中26人”的时候,我们在比较的是:谁把更多的尖子生集中到了一起,然后用竞赛这把尺子量了一遍。
这就像两个鱼塘,一个放了33条大鱼苗,一个放了26条大鱼苗,一年后捞出来称重,发现第一个鱼塘的大鱼更多。然后你说:第一个鱼塘的养鱼技术更好。
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你根本没有衡量“养鱼技术”,你衡量的只是“鱼苗投放量”。
数学竞赛的选拔机制,本质上是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完成了一次“尖子生筛选”。能够进入华附、深中这些学校竞赛班的学生,本身就是入口水平最高的那一批。他们在进入高中之前,就已经在数学能力上显著优于同龄人。竞赛成绩反映的是这批学生的初始禀赋,而不是学校的教学增值。
二、换个学校,结果会有本质不同吗?
有一个问题值得认真想一想:把这批尖子生换个学校,配备差不多的老师,竞赛成绩会有显著差异吗?
大概率不会。
数学竞赛的成绩高度依赖于两个因素:生源质量和训练强度。而生源质量是核心变量。一个在初中阶段就展现出数学天赋的学生,无论进入哪一所拥有竞赛培训能力的学校,经过系统训练,都有很大概率取得类似的成绩。学校之间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能不能招到这批人”,而不是“能不能把这批人教出来”。
这不是说华附、深中的教练不优秀。而是说,当生源差距足够大时,教学水平的差异会被稀释。一个天赋突出的学生,在A校和B校都可能拿一等奖;一个天赋普通的学生,在A校和B校都拿不到。
三、增值评价:一个被忽视的视角
真正能够衡量一所学校教学水平的指标,应该是 “增值”--即学生在入口水平和出口水平之间的进步幅度。
长沙市从2013年开始探索的增值评价体系,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思路。其核心理念是“从入口看出口、从起点看变化”,采集学生的起点数据(如入学成绩、初中基础)和出口数据(如高考成绩、竞赛成绩),通过比对来计算学校的净效应。
这套体系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效果。长沙市连续多年发布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报告,部分“低入口高增值”的学校在评价中脱颖而出,甚至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农村学校因为进步幅度显著而受到关注。
但遗憾的是,这种评价方式在国内的公众讨论中几乎不存在。人们更习惯用绝对数字--多少一等奖、多少省队、多少清北,来给学校排名。因为这些数字简单、直观、容易传播。
“入口看出口”的增值评价,需要采集起点数据、建立统计模型、控制生源差异,复杂且难以被自媒体做成爆款标题。
四、完整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竞赛
回到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评价中学教育,到底应该看什么?
竞赛成绩能说明的,至多是“这所学校招到了一批数学解题能力强的学生,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高强度的针对性训练”。它不能说明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多少完整的人。
一个完整的人,需要健康的身体、完善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坚韧的意志、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品质,没有一项能通过数学竞赛成绩来衡量。
2015年的一项PISA研究显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质量,与学生学业表现和学生幸福感同时存在强关联。在师生关系更好的学校,学生迟到、逃课的比例更低,而幸福感更高。这些指标,比竞赛金牌数更能反映一所学校的教育品质。但它们不会被写进喜报。
清华大学一位前院长曾评价竞赛生的表现“并没有多好”,指出部分竞赛出身的学生“只盯着GPA,选课只选能拿满分的,不愿意试错,不愿意尝试有挑战的课程”。这当然不是所有竞赛生的画像,但它提醒我们:在竞赛训练中获得的解题能力,与一个人长远的发展潜力,并不总是正相关。
北大清华笼络了国内最多的竞赛生,但他们的原创性贡献配不上他们拥有的这批学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北大清华的教育体制有问题!
王虹,一个在北大数学系排名靠后的学生,换了个环境,就从落后变成了菲尔兹奖的获得者,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五、谁出过增值评价?答案是有,但很少
用出口成绩来对比入口生源,这个评价指标谁出过?
笔者查了一下,好像,长沙出过。 从2013年至今,长沙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增值评价体系,连续多年发布市、区县、校三个层面的评价报告,并明确公布“低进高出、高进高出”的学校名单。
但这个声音太小了。 它没有被自媒体传播,没有成为家长择校时的主要参考,没有改变“竞赛金牌数=学校实力”的公众认知。因为增值评价不产生令人兴奋的数字,不制造“力压”“碾压”的叙事,不适合发朋友圈。
所以,当下一次看到“XX学校竞赛前100名占XX人”的喜报时,不妨多想一步:这33个学生,如果去了另一所学校,会怎样?
答案很可能是:差不多。
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那些没有进入竞赛班的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进步了多少?
这个问题,没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