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与写作】文学创作可以用AI吗(七•1)拒绝AI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是一种倒退——“禁掉”守不住文学 文/程占全

程占全，医巫闾山文学社社长，梦圆医巫闾平台主编；《北镇文旅》专栏主笔。医巫闾山五A级景区文史资料编撰，“闾山研学奖”获得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新时代“百姓学习之星”、 辽宁新时代”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修业于北京语言文学大学。《飞羽》文学社创始人、杂志主编，《北镇报》创始人、社会主编。现任北镇职教中心社区老年大学功能性党支部委员、北镇作家协会副主席、锦州音乐文学协会理事。1980年至今，已有数千件作品被各级媒体刊发，并数次获奖。其精品分别收录《锦州红诗三百首》、《闾山散文选》、《闾山》等书。主编梦圆医巫闾丛书四卷，多媒体文艺《梦圆医巫闾》策划、编导、制片人。

文/程占全

梦圆医巫闾

最近，多家文学期刊要求作者签署承诺书。有的连AI润色也明令禁止，有的还要求作者保留写作全过程的草稿，以备核查。消息传开，文坛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是学术诚信的底线；另一派认为，这是对技术浪潮的螳臂当车。

两派都有道理。强调诚信底线的，担心口子越开越大，最后连“作者”两个字都保不住；说螳臂挡车的，看的是两百年的技术史——哪一次禁令真正赢过？但两边都漏掉了同一个问题：一边说“不许用”，一边说“随便用”，真正该讨论的，其实是中间那句：“怎么用”。

承诺书能不能拦住AI，值得讨论；但“要不要把AI一禁了之”，答案其实早就写在历史里了。把AI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一笔抹杀，不是守住了文学，而是一种倒退。

第一章　禁令拦不住什么

一、一张承诺书，拦不住AI，也定义不了文学

先说结论：承诺书拦不住AI。

这东西防君子不防小人，防老实人不防作弊者。它真正的作用不在事前拦截，而在事后追责，将来发现你用了AI，期刊可以撤稿、追责、把你写进黑名单。可期刊自己大概也清楚：真要作弊的人，不会因为一张纸就停手。

那为什么还要签？因为姿态得摆出来。这个姿态是给读者看的，给作者看的，更是给文学史看的。期刊在说：我们仍然坚持，文学必须由人来写。

问题紧跟着就来了：什么叫“由人来写”？

从前，作者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写了这篇作品的人”。承诺书却想把它改成：“这篇作品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我的肉身经验与语言直觉。”真按这个定义算，用AI改过两个病句的朋友，算不算违反承诺？改一个标点是辅助，改十个病句也是辅助，那整段重写一遍算什么？界线画在哪里，承诺书没说，也说不了。

其实工具史早就把答案给出来了：“由人来写”，从来不等于“不借助任何工具地写”。笔是工具，打字机是工具，电脑是工具，语音输入也是工具。没有人要求作家保证“每一个字都出自我的肉身”，也没有人因为作家用了电脑，就宣布他的小说不算文学。工具在换，“人”始终是那个拿主意的人。AI不过是又一件工具，只是它比过去的工具更聪明一点。聪明到让一部分人误以为，它会自己拿主意。

说到底，“由人来写”要守的不是“不用工具”，而是“人在其中”：人定立意，人选素材，人做取舍，人负全责。工具再聪明，也只是替人跑腿。这个底线和一百年前没有两样。打字机没让作家失业，因为打字机不会替作家决定写什么。AI也一样。决定写什么的那只手，从来只能长在人身上。

承诺书最说不清的地方，正是“辅助”和“代笔”的界线。查一段史料，算辅助；校对错别字，算辅助；让AI把一段话换个说法，算不算？让AI出个大纲、人再重写，算不算？让AI生成初稿、人改三遍，算不算？每一档都有人说是辅助，也有人说是代笔。这条线不是一张承诺书能画出来的，得靠行业反复讨论、逐案认定。

学术期刊那边已经往前走了一步：设定AI生成内容占比的上限，要求提交工具使用声明，写明工具名称、应用环节与生成占比，还保留申诉渠道。文学刊物可以不认同这个方案，但方向是对的，用规则替代口号。

事实上，越细的禁令，越说明这条线是活的、要靠人不断重画。2026年10月，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已要求成员单位在刊发前由作者签署《原创承诺书》，禁的是“实质性内容”“实质性代笔”，并不排斥AI辅助；2026年8月，24家基层内刊发表联合声明，点名续写、扩写、改写、润色四个环节，一律不收AI生成或实质性辅助创作的稿件。禁令越细，越说明“哪里算辅助、哪里算代笔”这道界线，得由人反复画。

还有人想，禁令严一点，总能挡住点什么。可连白纸黑字的实体书都挡不住痕迹，有本小说的实体书正文里，就赫然印着一句AI的交互残留：“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作者大概是忘了删。承诺书写得再严，也严不过这行字。防线真正的漏洞从来不在工具，在人。

所以，承诺书是姿态。姿态有价值，它提醒所有人，文学最终要对人负责。但姿态不等于标准。标准若只靠一张纸立起来，它立不住。

二、两百年前，英国工人砸过机器，结局已经写好

文学期刊现在做的事，和两百多年前英国工人砸织布机，本质上是一回事。

1811年到1816年，英国爆发卢德运动。工人冲进工厂，砸毁织布机，认定机器抢走了他们的手艺和饭碗。1812年，英国议会通过《破坏机器法》（Frame Breaking Act），把破坏机器定为死罪；1813年1月，约克郡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判处17名卢德分子绞刑，另有大批人被流放澳大利亚。诗人拜伦在1812年2月27日于上议院发言为卢德派辩护，专门反对这项法案。当局先后调集上万名士兵，进驻诺丁汉郡、约克郡、兰开夏郡等地镇压，还成立“侦缉协会”悬赏告密。

结果呢？机器没被砸没。

这里有两组数字要分开说，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一组是手工织工的：全英手工织工在1810至1834年间达到约25万人的峰值，此后急剧锐减，到1860年前后基本消失。英国手工织布这一行当，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另一组是动力织机的：英国动力织机的数量，从1820年的约1.4万台，涨到1832年的10万台、1850年的约25万台，1860年达到约40万台。棉纺织业整体规模随之膨胀：棉布在19世纪中叶已占英国工业产出的相当比重，出口占比从1774年的2%，涨到1820年的60%以上；到1914年，英国拥有世界纱锭总数的约五分之三，棉纱出口平均份额约七至八成。

这两组数字合起来，说的正是那个常被引用的判断：旧的那门手艺死了，整个行业却活了，而且活得大得多。拒绝机器的工匠被历史淘汰，学会操作机器的工匠成了新一代技术工人。砸机器的人，没有赢过一次。

这里要补一句公道话。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卢德派的毁机行为称作“经由暴动的集体谈判”，认为它是一种策略性的政治抗争。他们反对的并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使用机器的那套制度：压低工资、延长工时、雇佣童工、剥夺工匠的自主权。经济史学者考克斯也有类似判断：卢德派反对的从来是那些“为生产廉价出口商品而恶化工作条件、压低工资的机器”。

这句补充很重要，因为它恰好点出了今天AI争论的实质：两边争的其实都不是工具，是分配。工人怕的是机器把“手艺”从劳动里抽走，让他们从一个“会织布的人”，变成一个“看机器的人”——手艺没了，身份就没了。可历史偏不给这个面子：机器赢了，因为社会要的是更多更好的布，不是更多的手工情怀。

更吊诡的是那笔代价。为了守住机器前的旧手艺，工人挨过军队的镇压，挨过绞刑架；可这些代价，一分钱也没能拦住机器。禁令越重，越说明它拦不住。今天为AI设下的黑名单，明天回头看，多半也是同一类东西：费了很大力气，画了一条很快就被绕过的线。

这种恐慌从来不新鲜。电话刚进中国时，有人担心电报线会惊扰祖先的魂魄；留声机出现时，有人担心活人的声音被机器偷走。每一次新技术初来，都有人断言它在毁灭某种神圣的东西。断言了无数次，神圣的东西一样没少，反倒是新技术最终都长进了文明本身。文学不必担心自己被AI“毁掉”，倒是该担心自己被“吓退”。

同样的剧本反复上演。抄经的修士说印刷书“没有灵魂”，结果印刷术引爆了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学院派说摄影“不是艺术”，结果摄影自成一门艺术，绘画反而被解放，走向印象派、表现主义、抽象——去画相机拍不出来的东西；学界包括它自己都曾一度禁用维基百科当引文来源，说“人人可编辑等于不可信”，结果维基成了所有研究的起点，教学转向“溯源与批判”。

摄影那一段值得多说两句，因为它留下的教训最清楚。1846年，安格尔率学院画家向法国政府请愿，要求禁止摄影，理由是“不正当竞争”，绘画既要求准确也要求美，这才是艺术的正宗。1859年，波德莱尔在《现代公众与摄影术》里写得更狠：摄影和艺术相遇了，但“其中一个必须让路”。这两位的立场放到今天，一字不改，就是期刊对AI的姿态。

有人会说，印刷术、摄影和AI不一样：前两者只是复制与记录，AI是创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AI现在的能力，确实还到不了“创造”的深处，可它已经够到了“像创造”。而历史反复证明：一样东西一旦“像得够好”，社会就会先接纳它，再去分高低。当年摄影“像画”，今天AI“像人写”，走的是同一条路。

共同规律是什么？旧工具没有被消灭，而是被吸收进新体系；旧标准的守护者被迫让渡一部分权力，但整个系统的上限被抬高了。

每一次禁令失败，都不是因为禁令不够严，而是因为新工具的生产力优势是结构性的。你不可能靠“禁止”让社会退回旧效率，只能靠“重新定义”让旧体系容纳新工具。文学期刊的AI禁令，正在重复这条老路。

三、期刊真正的权力：一张由它发放的“入场券”

表面上看，文学期刊怕的是原创性被稀释、真实性被破坏。再往深挖一层：期刊怕的是自己从“文学的把关人”降格为“文学的志愿者”。失去发放入场券的权力之后，只能靠情怀和自愿维持存在感。

文学期刊的权力，从来不只是发稿。它是一套由期刊、编辑、评论家、学院、评奖、作协共同组成的认证网络。一个写作者要进入文坛，通常得经过这条链：投稿、编辑发现、期刊发表、评论跟进、选刊转载、评奖、进入文学史叙事。期刊站在这条链的入口。它不生产文学，但它定义谁有资格被称为文学。

这套“入场券发放权”，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权，可以拆成四根支柱。

第一，准入权。谁能被看见，谁不能。期刊版面有限，“发表”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授予。文学青年需要发表，评奖需要发表，职称需要发表，作协需要发表。期刊不是读者最多的媒体，却是文学场里最关键的入场券发放处。

第二，裁决权。什么叫好小说，什么叫坏小说。编辑的品味、评论家的阐释、期刊的选稿趣味，共同构成一套审美标准。这套标准未必客观，但它有权威，因为它被体制和同行承认。

第三，认证权。“作者”不是天生的人，而是被文学制度授予的身份。你写了字，不等于你是作家；被期刊发表、被评论讨论、被奖项承认，你才进入“作者”序列。期刊选稿，表面选文本，实际在选人：选你的经历、你的痛感、你的语言指纹。

第四，叙事权。期刊不只发当下的稿，还参与“为时代立传”。它把某些文本抬进文学史，把某些人写成“代表性作家”。这个权力比发表权更大：它决定后人怎么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

这四根支柱有一个共同点：都建立在“人”可辨认之上。读者记住的，从来不是文本，是文本后面那个人：他的口吻、他的脾气、他改不掉的小毛病。AI的文本没有这些，因为AI没有可被记住的一生。

END

【顾问】汪玉铎 刘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