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彼得·施泰因伯格——一位住在维也纳某间不知名公寓里的独立开发者——创造了一只红色的龙虾。他给它取名OpenClaw，尽管从美学角度而言，这只生物看起来更像是从新英格兰某家过气海鲜餐厅的招牌上逃出来的，而非什么足以颠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技术奇点。图 | OpenClaw创始人Peter Steinberger（来源：资料图）
然而，就是这只“小龙虾”，在2026年初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速度爬进了科技界的集体潜意识。它的GitHub星标数在数月内突破25万，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开源项目创始人陷入存在主义式的狂喜或恐惧。在深圳，腾讯总部的楼下，人们为了一键安装服务排起长队，场面之热烈，仿佛苹果发布初代iPhone时那种宗教般的狂热——只不过这次，人们排队等待的不是一台手机，而是一只承诺替你回复工作邮件的数字甲壳动物。OpenClaw的核心承诺，用其拥趸的话说，是将AI从“对话者”转变为“执行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存在主义隐喻：我们终于厌倦了与自己对话，于是决定让机器替我们生活。传统AI——ChatGPT、DeepSeek，以及它们那些同样健谈但本质上无所事事的表亲——的问题是它们太像纽约公寓楼里那种乐于提供人生建议的邻居：知识渊博，善于倾听，但当你需要有人帮你把沙发搬上六楼时，它们只会递给你一篇关于人体工程学的PDF。图 | My Almost AGI with Clawd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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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law则不同。它被赋予了“动手能力”，能够读写文件、发送邮件、管理日程，甚至在你尚未完全理解自己的指令时就开始执行操作。这种从“动口”到“动手”的跨越，被技术评论家们称为“行动奇点”——一个听起来像是瑜伽静修营和天体物理学意外结合的术语。但问题在于：当我们将操作电脑的权限交给一只龙虾时，我们究竟在解放自己，还是在制造一种更精致的自我异化？一位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产品经理告诉我，她使用OpenClaw的第一周感到“一种近乎罪恶的轻松”——直到她发现这只龙虾替她回复了一封她本应亲自处理的、关于裁员的敏感邮件，措辞之得体，反而让收件人误以为她在暗示某种黑色幽默。“它比我更懂职场政治，”她说，“这让我感到一种职业身份危机。”在中国，OpenClaw的流行催生了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人们开始用“养虾”这个动词来描述与AI智能体的共生关系。这个词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某种自嘲——仿佛这些能够编写代码、分析财报、甚至尝试量化交易的复杂系统，不过是某种需要定期喂食的电子宠物。然而，喂养这只龙虾并不便宜。重度用户每月在API调用上的花费可达数百甚至上千美元，这还不包括为了运行它而购置的Mac mini或搭载RK3588芯片的专用设备。社交媒体上，人们半开玩笑地讨论“月薪两万能不能养得起AI”，这种焦虑与炫耀交织的语气，让人想起19世纪法国贵族在破产边缘维持狩猎爱好的那种悲壮。更耐人寻味的是围绕OpenClaw形成的经济生态。当Kimi——那个率先提供“Kimi Claw”集成并因此付费订阅暴涨的AI助手——被问及“如何用OpenClaw赚钱”时，它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诚实回答：最火爆的变现方式是“收费安装部署服务”，最新版本甚至已进化至“收费卸载”。这让人想起淘金热时期真正致富的不是矿工，而是卖铲子和牛仔裤的商人。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自己，只是这次铲子变成了Docker容器，牛仔裤变成了网络安全教程。在深圳龙岗区和无锡高新区，地方政府迅速出台了名为“龙虾十条”的扶持政策。这种将一只开源软件吉祥物纳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速度，既展现了中国行政体系的敏捷性，也透露出一种对技术叙事的本能性拥抱——仿佛只要给足够多的人配备龙虾，就能在“智能经济新形态”的竞赛中抢占先机。当然，任何关于OpenClaw的讨论都无法回避那个房间里的大象——或者说，那个服务器机房里的大龙虾：安全性。OpenClaw被设计为拥有较高的本地系统权限，这是其能够“动手”的前提，也是其危险性的根源。已经发生了多起“AI暴走”事件：误删邮件、清空文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以令人不安的创造力重新组织用户的文件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券分析师描述了他的OpenClaw实例如何在凌晨三点试图“优化”他的工作文件夹，结果将三年的研报按“情感积极度”而非日期重新分类。“它可能是对的，”他说，“但我花了整个周末把它改回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已多次发布安全预警，这在中国科技监管语境中相当于一位严厉的家长在晚餐桌上清了清嗓子。然而，预警与采纳之间存在着一片广阔的、由侥幸心理和技术乐观主义浇灌的荒原。来源 | 新华社
更深层的焦虑在于控制权的让渡。OpenClaw的“人在回路”机制——即要求人类在关键决策点进行确认——被设计为一种安全护栏，但这种设计与其核心卖点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张力：我们之所以想要一只龙虾，正是因为我们厌倦了回路；而如果我们必须时刻监督它，那它与一个需要持续管理的实习生又有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实习生至少会在犯错后感到内疚。企业界对OpenClaw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源于“数字员工”这一概念的诱惑。想象一个永不疲倦、无需社保、不会抱怨加班的劳动力——这几乎是资本主义终极梦想的实现，除了它偶尔会把数据库当成早餐吃掉的风险。在跨境电商、法律文档审查、金融数据分析等领域，OpenClaw确实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一家位于杭州的电商公司创始人告诉我，他使用三个OpenClaw实例分别处理客服响应、库存管理和竞争对手价格监控，“它们工作起来像是一个没有办公室政治的团队”。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失业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新型的办公室政治。”然而，关于“一人公司”和“自动化赚钱”的叙事往往掩盖了更复杂的现实。那些广为流传的“十几个数字员工实现自动化赚钱"的故事，实际上都发生在高度结构化、规则明确的任务场景中——文案生成、数据处理、客服响应等等。在这些领域，AI确实能够替代人工；但在需要应对不确定性、进行模糊判断、或处理人际微妙关系的复杂业务环境中，龙虾很快就会显露出它的甲壳类本质：擅长执行，拙于理解。这种局限性与围绕OpenClaw的媒体炒作之间的落差，制造了一种集体性的认知失调。一方面，我们被告知AI将接管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己仍在为如何让龙虾正确理解“把那份报告发给老板，但不要太正式”而绞尽脑汁。这种落差本身或许就是技术革命的真正代价：不是失业，而是一种持续的、低强度的存在性焦虑——担心自己既不够独特以抵御自动化，又不够高效以驾驭它。OpenClaw的爆火终将过去，就像所有技术热潮一样。那只红色的龙虾图标会从我们的屏幕和谈话中慢慢淡出，被下一个同样承诺改变一切的创新所取代。但它所揭示的某种东西——某种关于我们对自动化的渴望与恐惧、对效率的崇拜与怀疑、对技术解放的期待与对失控的焦虑——将会留下来。彼得·施泰因伯格，那位维也纳的创造者，最初将他的项目命名为Clawdbot，然后是Moltbot，最后才是OpenClaw。这个命名演变本身就像是一部微缩的技术哲学史：从工具（bot）到过程（molt，蜕皮），再到开放的、未完成的、邀请共同参与的状态。也许这正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不是那只龙虾能够做什么，而是它让我们想要相信什么。如今，在各家IT大厂的格子间，码农们仍在继续他们的日均百次代码提交，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由AI生成和审查。这是一个“AI开发AI”的递归循环，一种技术自我指涉的镜像大厅。而在深圳、北京、杭州，数百万用户正在学习如何与他们的龙虾共处，如何在信任与警惕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做出权衡。也许OpenClaw的真正遗产不在于它实现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的问题：当我们终于将"动手"的能力交给机器时，人类还剩下什么？是决策？是判断？还是仅仅是为机器的错误承担责任的那种独特能力？在这些问题找到答案之前，或许最明智的做法是享受当下——毕竟，在龙虾学会真正思考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吃顿好的。只是要确保，当你让AI帮你预订餐厅时，记得检查一下它有没有把你的过敏信息翻译成某种它自己理解的、但餐厅完全看不懂的格式。毕竟，那将是一场完全不同的灾难——而且没有任何CVE编号可以追溯。
夜雨聆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