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走进现实世界，技术必须重新回到人

                                                从奥特曼住所遇袭、哈萨比斯的反思到 Waymo 修补坑洞，重新理解技术、社会与文明的边界

文 / 张礼立｜礼立观察

导语

这两天有三条新闻，看似彼此无关：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住所遭袭，谷歌 DeepMind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反思 AI 被更快推入商业竞速，而 Waymo 则把自动驾驶能力用于帮助城市发现坑洞、改善道路维护。一个关乎冲突，一个关乎路径，一个关乎落地。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真正浮现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技术究竟是在撕裂社会，还是在服务人类；是在放大焦虑，还是在修补生活；是在证明能力，还是在重建文明。奥特曼住所遭燃烧装置袭击、嫌疑人随后被捕，Waymo 与 Waze 也已正式宣布相关坑洞识别试点；而哈萨比斯近期在接受科技内容创作者、科普主持人 Cleo Abram 访谈时，再次谈到自己更希望 AI 能在实验室里多做一些 AlphaFold 式的科学突破，而不是过早被卷入高压商业竞赛。

表面上看，这三件事分别属于治安、产业和城市治理，似乎并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但如果认真去想，它们共同触碰到的，是 AI 时代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当人工智能真正走进现实世界，它究竟要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它是作为一种不断制造焦虑、替代、分裂和失控感的力量存在，还是作为一种帮助人类修补制度、改善生活、扩展能力与公共福祉的力量存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文明问题。

也因此，如果要给这种立场一个名字，我更愿意称之为人本技术现实主义。我不想只停留在“科技向善”这样过于宽泛、也过于轻盈的表达上。今天国际上关于 AI 的严肃讨论，其实早已形成了两条非常清晰的思想线索：一条是 Human-Centered AI，也就是“人本人工智能”，强调 AI 应当增强人的能力、回应社会需要；另一条是 Trustworthy AI，也就是“可信赖 AI”，强调 AI 必须有效可靠、安全、韧性、透明、可解释、重视隐私与公平。斯坦福 HAI 与 NIST 对这两条线索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但我之所以还要在前面加上“现实主义”三个字，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并不允许我们用一种过于天真的方式谈论技术。AI 已经不是实验室里孤立演进的科学项目，它裹挟着资本、国家竞争、产业重构、就业焦虑和社会治理的多重张力。我们既不能假装技术可以停下来，等待世界完全准备好；也不能假装只要技术足够先进，社会就会自动接受它。真正成熟的立场，既不是反技术，也不是拜技术，而是在承认竞争、承认速度、承认商业压力的前提下，坚持技术最终必须回到人，回到制度边界，回到社会合法性，回到公共利益。

先说奥特曼这件事。无论一个人多么不满 Chatbot 对工作、就业、教育乃至知识秩序带来的冲击，无论怎样批评一家 AI 公司在治理、定价、版权、军事合作或社会影响上的选择，暴力都绝不能成为回应技术争议的方式。因为一旦社会开始用火焰来回应算法，用恐吓来回应分歧，真正被伤害的就不只是某一个企业家，而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讨论规则。

从目前公开报道来看，这起事件是一次针对奥特曼住所的燃烧装置袭击，嫌疑人随后还在 OpenAI 总部附近发出纵火威胁，之后被警方拘捕；奥特曼本人则公开呼吁围绕 AI 的言论与行动降温。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技术越强大，公共讨论越需要边界；争议越激烈，越不能滑向现实中的报复。 人类不能因为害怕技术失控，而先让自己失去文明。  

这不是为任何一家企业辩护，而是在捍卫一个更高层的底线。一个社会当然可以质疑技术、批评资本、追问平台责任，甚至强烈反对某些技术路径；但一个社会一旦用暴力来处理这些分歧，它实际上已经从“治理技术”滑向了“被情绪治理”。那不是成熟，而是退化。

再看哈萨比斯的反思。这条新闻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那些二次传播中带情绪色彩的标题，而是他所指出的路径偏移。在近期访谈中，哈萨比斯再次谈到，自己最初投身 AI 的核心动机，是把 AI 作为推动科学与医学进步的“终极工具”；而在回看过去两三年的变化时，他也承认，当前行业被锁进了一场“激烈的商业压力竞赛”，多重压力都在推动大家更快前进。  

这里真正值得咀嚼的，不是他在“反对”ChatGPT，而是他在提醒整个行业：聊天式产品的爆红，迅速重塑了资本市场、公众预期与企业路线，使很多原本更慢、更深、也更接近人类长期福祉的科学方向，被更快商业化的竞争逻辑挤压。

这并不意味着奥特曼错了，哈萨比斯对了。恰恰相反，这里面真正的张力在于，两个人分别代表了 AI 时代不可回避的两种力量。一种力量相信，技术必须尽快进入社会，在真实反馈中完成校准；另一种力量则提醒，不能让商业赛跑过早替技术文明定义方向。前者带来普及、速度与基础设施化的可能，后者守护耐心、深度与科学理想的火种。一个健康的时代，不该只剩下一种声音。 因为一个只追求速度的 AI 时代，最终很可能把科学的耐心、制度的节制和人的承受力，一起甩在身后。

而 Waymo 这条消息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给出了第三种答案。它不再只是告诉世界“自动驾驶很先进”，也不只是展示一项令人惊叹的工程能力，而是把这项能力转化成一种具体而微的公共价值：帮助城市更早发现坑洞、更快维护道路、更直接改善行人与司机的安全体验。Waymo 的官方说明写得很清楚，这一试点就是要把车辆的感知系统和物理反馈系统用于检测路面坑洞，并通过 Waze for Cities 让城市和交通部门获得更及时的信息。 

上个月我在旧金山也亲身体验了 Waymo。那种感受并不只是“新奇”，而更像是在近距离观察一种技术如何真正进入城市日常、进入公共秩序、进入人的现实生活。它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也不是舞台上的演示，而是已经开始以一种安静而具体的方式，参与现实世界的运行。

坑洞听起来是件很小的事，但它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转向：技术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只会制造惊叹，而是能够静下来，进入那些日常、琐碎、却真正影响公共生活质量的场景。 它不只是证明自己能替代谁，而是在证明自己能修补什么。一个能够帮助城市补路的 AI，往往比一个只会制造情绪波动的 AI，更容易赢得社会许可，也更接近技术文明真正应有的样子。

也正是在这里，我越来越觉得，今天讨论 AI，最不够的不是激情，而是尺度。我们对“更强模型”的激情已经足够，对“更快替代”的想象已经足够，对“谁将成为下一家伟大公司”的追逐也已经足够。真正稀缺的，是一种能够同时容纳创新、竞争、制度、伦理与公共利益的尺度感。

没有这种尺度，技术很容易从工具变成情绪对象，从产业能力变成社会撕裂的焦点；而有了这种尺度，AI 才可能从一场资本风暴，慢慢长成一套新的公共基础设施，一种新的社会协作能力，甚至一种新的文明工具。真正长期的技术领导力，绝不会只建立在模型参数、融资规模或短期市占率之上，它最终一定建立在能否为人类提供真实而持久的价值，能否在制度和治理上经得起检验，能否在社会情绪高度敏感的时代，依然保持被公众理解、被城市接受、被产业托付的能力。

也因此，我越来越觉得，人本技术现实主义不应只是一种观察立场，更应成为一种值得更多人共同守护的社会方向。今天真正需要关注这条逻辑的，不只是技术公司，也不只是投资人，而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媒体，以及所有真正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因为 AI 不是某一个行业的内部议题，它正在重塑就业、教育、医疗、城市治理与公共秩序。它的方向感，如果只交给市场热度与技术冲动，终究是不够的。

一个成熟社会的责任，不只是鼓励创新，更是为创新设定面向人的坐标，为技术建立可信、可控、可持续的公共边界。政府需要提供更清晰的规则与更稳健的治理框架，企业需要在效率之外重新理解责任与长期主义，学界与媒体也需要帮助社会形成更理性的技术认知，而不是在喧哗中把一切都推向更极端的情绪。如果说 AI 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那么真正决定这个时代高度的，不只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让技术与人的尊严、社会的稳定、公共的善意和文明的边界重新对齐。

说到底，AI 的未来并不只取决于它有多聪明，更取决于它是否知道自己应当服务谁。一个成熟的社会，也不应只关心技术跑得多快，而更应关心它将把人类带向何处。我们当然支持创新，支持突破，支持技术进入现实世界，也支持企业在激烈竞争中持续前行；但我们同样必须坚持，技术进入现实世界以后，不能只会制造替代与震荡，更要承担修补、增益与建设的责任。真正先进的 AI，不是让世界更紧张的 AI，而是让人类社会更有秩序、更有尊严、更有创造力的 AI。

这也正是我愿意反复强调的那句话：技术可以向前奔跑，但价值必须把它带回人。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人本技术现实主义，并不是要给 AI 降速，而是要给它定向；不是要削弱创新，而是要让创新有文明的坐标；不是反对技术改变世界，而是坚持世界不能在技术狂奔中失去人。

张礼立

周末记一笔。与其追问 AI 还能走多远，我更想追问，我们是否还能在它奔跑的方向里，看见人、守住人、成全人。

·全文完·

《稳定币： RWA- RDA 未来金融的50个关键问题》  张礼立 著

 

      张礼立

     信息化专家、数字经济学者 

张礼立｜数字经济与产业变革领域的跨界实践者与长期观察者，长期活跃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资源协同一线。其职业经历横跨硅谷、世界500强企业与中国本土产业场景，兼具国际技术视野、战略判断能力与复杂项目落地经验。围绕产业数字化、绿色转型、供应链协同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等议题，逐步形成了以“系统架构—场景落地—治理与信任机制”为核心的方法框架，持续服务于政府、企业与产业平台的转型实践。现任侨贸国际创始人兼董事长、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首席科学家、东方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东方品牌文化发展中心品牌出海服务专委会主任、上海市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会长等职。作为《国际数字之都》等项目的核心编撰者与体系构建者，出版《数字中国》《零碳中国》《新质生产力》《稳定币：RWA RDA 未来金融的50个关键问题》等多部著作，致力于将复杂趋势转化为战略共识、合作语言与可执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