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我国软件产业“异军突起”的主要表现
1.软件产业整体规模和效益增长迅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软件产业步入加速创新、快速迭代、群体突破的爆发期，业务收入高速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高，正加快向网络化、平台化、服务化、智能化、生态化演进。据工信部数据，2012年我国软件产业规模为2.5万亿元，而到2024年，这一数字增至13.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5.2%，位居国民经济各行业前列。分领域看，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大头（为9.2万亿元），软件产品、嵌入式系统软件、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分别为3.0万亿元、1.2万亿元和0.2万亿元。2024年，我国软件产业盈利能力和业务出口也十分可观，软件产业利润总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8.7%；软件业务出口569.5亿美元，同比增长3.5%。
2.软件企业由小到大、由专到全加速涌现
我国软件企业抓住政策红利，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应用，引领催生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算法经济等新业态。据统计，我国规模以上软件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2.3万家增长至2023年的3.8万家，增幅达65.2%。其中，以华为为代表的通信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并拓宽业务布局，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及开源生态建设方面发展迅速；以麒麟、达梦、用友为代表的高端软件企业，在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软件等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以奇安信、启明星辰为代表的网络安全企业通过多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有力保障了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此外，商汤科技、华云数据等一大批独角兽企业也崭露头角，在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智能语音等细分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3.软件技术不断实现“0到1”的突破
我国软件技术受互联网、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等因素驱动，爆发出了强劲的创新实力，凸显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韧性和潜力。譬如，操作系统实现生态突围。华为研发的鸿蒙移动操作系统，打破了安卓和苹果操作系统的垄断，迄今鸿蒙生态设备数已突破11.9亿台，并成功孕育“矿鸿”操作系统在工业领域商用落地。达梦面向中高端应用领域的共享存储集群，技术也已实现“零”的突破，填补了国产数据库高端产品的空白。值得提及的是，我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开源软件的主要使用者和核心贡献者。根据《2024中国开源发展现状》报告，在过去的19年间，参与Kernel.org社区的中国开发者的规模提升了40倍，中国开发者已成为Kernel.org社区最大贡献群体，对Kernel.org的贡献排名近五年来保持世界第一。
4.软件产业赋能“中国智造”作用凸显
我国软件产业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赋能为主线，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升级、转型和再造，已经成为中国智造的关键支撑。在研发设计方面，广联达等国内企业积极推进BIM理论研究、标准研制、系统研发，实现了三维设计模型一键导入等CAD图纸识别技术；在生产制造方面，传化化学大江东基地通过运行DCS软件，实现生产管理成本下降25%，万元产值能耗下降10%，劳动生产率提升25%；在企业管理方面，中铁工业通过浪潮通软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钢桥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产品交付周期缩短10%，综合成本下降5%。国家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资料显示，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9.6%，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2.2%。
我国软件产业“异军突起”的关键密码
1.“天时”：积极把握新科技革命重大机遇
我国软件产业积极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难得的重大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体方式有：
（1）积极采取国际化合作模式，“抱团出海”。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逐步落地，国内软件产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策略也从以往简单的“外包出海”转变为“抱团出海”。譬如，2024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实销收入185.57亿美元，同比增长13.39%，规模连续五年超千亿人民币。游戏企业拓展海外销售渠道的途径主要有：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商店等多个海外渠道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收购或自建平台的形式展开海外布局，与周边的生态伙伴一起抱团出海等。
（2）加强国内软件人才链建设，培养和引进“两手抓”。一方面，我国早在2001年就建设了第一批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2014年又进一步成立了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通过不断完善高校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软件产业快速发展供应了十分可观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我国大力推动软件外包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一大批具备国际战略眼光和熟悉国际规则的软件人才积累。此外，我国也十分重视对海外高层次软件人才的引进，比如武汉光谷软件园实施的“3551光谷人才计划”、“光谷人才11条”、外国人服务“单一窗口”等支持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
（3）培育“生态丛林”，争夺国产替代的新赛道。我国软件产业依托于全产业链环节的软件产品集群，积极培育“大平台+小应用+开放社区”的生态丛林，从而在我国部分关键软件领域的国产化替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用友软件通过集群化的云包服务，其YonBIP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提供商向平台生态厂商升级，其平台已累计发展入驻伙伴9000家，入驻产品及服务14000款。而用友软件所在的经营管理类工业软件，目前国产化替代率已超过70%，大部分国产厂商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接近。
2.“地利”：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过去这些年，软件产业的异军突起，跟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很大关系。
（1）重视细分领域切入，差异化竞争。在软件市场中，头部效应明显的通用软件领域主要被国际巨头占据，但软件市场还存在众多的垂直细分领域。我国软件企业极其重视从这些细分领域切入，进而实现差异化竞争。例如，芯华章填补了国内EDA软件在芯片验证环节的空白而备受资本热捧。华大九天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显示器面板（FPD）全流程设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其在面板仿真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2）建设软件产业集群，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如在中国软件名园名城创建试点工作的推动下，软件园区正成为推动软件产业特色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集聚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南京、成都、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武汉、苏州等地的软件园区均持续发力关键软件创新和应用推广，部分园区企业总产值增幅超20%，部分城市软件产业对城市GDP的贡献率超35%。
（3）实施企业并购重组，激发本土软件市场活力。软件企业的并购重组是本土软件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中望龙腾并购美国的VX公司。通过并购，VX的CAD/CAM全球知识产权归属中望所有，其全部研发团队集体加入中望公司，中望因此拥有三维CAD软件的混合建模内核Overdrive，随后推出了公司第一款三维CAD/CAM软件。
3.“人和”：持续释放产业政策红利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软件产业发展，20多年来，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2000年）、《进一步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11年）、《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2020年），从顶层设计层面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一大批软件龙头企业涌现。
（1）在税收政策方面，坚持以普惠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以重点性促进重点企业做强，如“软件产品增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软件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软件产业的异军突起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以中国软件为例，除2018年和2019年外，该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包括增值税退税、重大专项、其他科技项目、税务抵扣等）金额均超过1亿元，这使其得以在2012至2015年期间，扣非净利润连续四年亏损的情况下，净利润依然保持盈利。
（2）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研发支出可作资本化处理等。譬如，上海市安排了支持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发展，鼓励支持软件企业改制上市，充分利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等等。
（3）在研究开发政策方面，除实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外，还通过其他各类方式，引导企业把资金更多投向研发。比如，北京市实施了“产业筑基工程”，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支持一批关键软件产品研发，单个项目补助最高3000万元。武汉市对符合软件企业研发投入补助条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的1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100万元。
（4）在集群政策方面，大力推进软件产业集聚发展，支持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建设，支持软件产业园区特色化、高端化发展。比如，成都市高新区鼓励企业、专业机构建设软件共性技术或服务的平台，并在每年综合评定后，最高按照平台年度建设投资总额的80%，每年给予平台建设单位最高5000万元补贴；最高按照企业年度使用平台服务费用的80%，每年给予使用企业最高100万元补贴。
（5）在进出口政策方面，对关键原材料、消耗品、配套设备及零配件等免征进口关税，新设备6年分期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支持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和保险支持，等等。
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软件产业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异军突起背后的关键密码，对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第一，抓住产业技术变革趋势，围绕创新链进行前沿性布局。一是通过为科研经费管理、科技成果评价、科技成果分配、科技人才培育、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建章立制，从制度激励层面激发科研创新活力。二是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名城等。三是通过吸收国内外软件人才培育经验，建立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式人才培育机制。四是要通过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推进制度性开放，创造条件与技术发达国家基于创新链进行必要的交流合作。
第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生态。首先，新质生产力对制度依赖性极强，因而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仍需要花大力气。其次，在增加国内市场厚度的同时，也要拓展国内市场的深度，使得产业链可以在持续垂直细分下，各种应用场景不断被发掘，为关键技术的国产替代提供支撑。这就要求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生态。最后，要高度重视活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润泽科技在创业板上市后，受益于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三大资本工具，公司2023年度较上市前2021年度主要业务指标翻了一番以上，且其稳固了AIDC智能算力集群的领先优势。
第三，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打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合拳。首先，根据对部分省市、软件园区和各种类型的软件企业的调研发现，当前针对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仍需进一步优化。比如，在税收政策方面，可考虑实行更低税率优惠政策，研究增加软件产品增值税减免范围等；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可以适当放宽创业项目的补贴门槛，给创新企业更多支持优惠等。其次，建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产业政策要转向产业链政策，加强产业链的系统思维，提升收购兼并政策的地位，大力鼓励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的各类企业充当“链主”，健全“链主”治理机制。最后，要积极总结和推广软件产业政府引导基金的成功经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借鉴。例如，深圳市政府设立了工业软件基金，凭借“资本+平台+产业链”新模式，打造定制化产业基金模式，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先导，社会资本放大”作用，有利于吸引优秀的工业软件企业落户龙岗，加速培育龙头企业发展，带动产业变革和产业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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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软件产业“异军突起”的主要表现
1.软件产业整体规模和效益增长迅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软件产业步入加速创新、快速迭代、群体突破的爆发期，业务收入高速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高，正加快向网络化、平台化、服务化、智能化、生态化演进。据工信部数据，2012年我国软件产业规模为2.5万亿元，而到2024年，这一数字增至13.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5.2%，位居国民经济各行业前列。分领域看，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大头（为9.2万亿元），软件产品、嵌入式系统软件、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分别为3.0万亿元、1.2万亿元和0.2万亿元。2024年，我国软件产业盈利能力和业务出口也十分可观，软件产业利润总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8.7%；软件业务出口569.5亿美元，同比增长3.5%。
2.软件企业由小到大、由专到全加速涌现
我国软件企业抓住政策红利，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应用，引领催生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算法经济等新业态。据统计，我国规模以上软件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2.3万家增长至2023年的3.8万家，增幅达65.2%。其中，以华为为代表的通信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并拓宽业务布局，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及开源生态建设方面发展迅速；以麒麟、达梦、用友为代表的高端软件企业，在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软件等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以奇安信、启明星辰为代表的网络安全企业通过多方面的产品和服务，有力保障了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此外，商汤科技、华云数据等一大批独角兽企业也崭露头角，在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智能语音等细分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3.软件技术不断实现“0到1”的突破
我国软件技术受互联网、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等因素驱动，爆发出了强劲的创新实力，凸显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韧性和潜力。譬如，操作系统实现生态突围。华为研发的鸿蒙移动操作系统，打破了安卓和苹果操作系统的垄断，迄今鸿蒙生态设备数已突破11.9亿台，并成功孕育“矿鸿”操作系统在工业领域商用落地。达梦面向中高端应用领域的共享存储集群，技术也已实现“零”的突破，填补了国产数据库高端产品的空白。值得提及的是，我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开源软件的主要使用者和核心贡献者。根据《2024中国开源发展现状》报告，在过去的19年间，参与Kernel.org社区的中国开发者的规模提升了40倍，中国开发者已成为Kernel.org社区最大贡献群体，对Kernel.org的贡献排名近五年来保持世界第一。
4.软件产业赋能“中国智造”作用凸显
我国软件产业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赋能为主线，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升级、转型和再造，已经成为中国智造的关键支撑。在研发设计方面，广联达等国内企业积极推进BIM理论研究、标准研制、系统研发，实现了三维设计模型一键导入等CAD图纸识别技术；在生产制造方面，传化化学大江东基地通过运行DCS软件，实现生产管理成本下降25%，万元产值能耗下降10%，劳动生产率提升25%；在企业管理方面，中铁工业通过浪潮通软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钢桥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产品交付周期缩短10%，综合成本下降5%。国家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资料显示，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9.6%，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2.2%。
我国软件产业“异军突起”的关键密码
1.“天时”：积极把握新科技革命重大机遇
我国软件产业积极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难得的重大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体方式有：
（1）积极采取国际化合作模式，“抱团出海”。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逐步落地，国内软件产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策略也从以往简单的“外包出海”转变为“抱团出海”。譬如，2024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实销收入185.57亿美元，同比增长13.39%，规模连续五年超千亿人民币。游戏企业拓展海外销售渠道的途径主要有：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商店等多个海外渠道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收购或自建平台的形式展开海外布局，与周边的生态伙伴一起抱团出海等。
（2）加强国内软件人才链建设，培养和引进“两手抓”。一方面，我国早在2001年就建设了第一批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2014年又进一步成立了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通过不断完善高校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软件产业快速发展供应了十分可观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我国大力推动软件外包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一大批具备国际战略眼光和熟悉国际规则的软件人才积累。此外，我国也十分重视对海外高层次软件人才的引进，比如武汉光谷软件园实施的“3551光谷人才计划”、“光谷人才11条”、外国人服务“单一窗口”等支持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
（3）培育“生态丛林”，争夺国产替代的新赛道。我国软件产业依托于全产业链环节的软件产品集群，积极培育“大平台+小应用+开放社区”的生态丛林，从而在我国部分关键软件领域的国产化替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用友软件通过集群化的云包服务，其YonBIP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提供商向平台生态厂商升级，其平台已累计发展入驻伙伴9000家，入驻产品及服务14000款。而用友软件所在的经营管理类工业软件，目前国产化替代率已超过70%，大部分国产厂商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接近。
2.“地利”：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过去这些年，软件产业的异军突起，跟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很大关系。
（1）重视细分领域切入，差异化竞争。在软件市场中，头部效应明显的通用软件领域主要被国际巨头占据，但软件市场还存在众多的垂直细分领域。我国软件企业极其重视从这些细分领域切入，进而实现差异化竞争。例如，芯华章填补了国内EDA软件在芯片验证环节的空白而备受资本热捧。华大九天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显示器面板（FPD）全流程设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其在面板仿真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2）建设软件产业集群，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如在中国软件名园名城创建试点工作的推动下，软件园区正成为推动软件产业特色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集聚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南京、成都、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武汉、苏州等地的软件园区均持续发力关键软件创新和应用推广，部分园区企业总产值增幅超20%，部分城市软件产业对城市GDP的贡献率超35%。
（3）实施企业并购重组，激发本土软件市场活力。软件企业的并购重组是本土软件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中望龙腾并购美国的VX公司。通过并购，VX的CAD/CAM全球知识产权归属中望所有，其全部研发团队集体加入中望公司，中望因此拥有三维CAD软件的混合建模内核Overdrive，随后推出了公司第一款三维CAD/CAM软件。
3.“人和”：持续释放产业政策红利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软件产业发展，20多年来，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2000年）、《进一步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11年）、《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2020年），从顶层设计层面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一大批软件龙头企业涌现。
（1）在税收政策方面，坚持以普惠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以重点性促进重点企业做强，如“软件产品增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软件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软件产业的异军突起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以中国软件为例，除2018年和2019年外，该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包括增值税退税、重大专项、其他科技项目、税务抵扣等）金额均超过1亿元，这使其得以在2012至2015年期间，扣非净利润连续四年亏损的情况下，净利润依然保持盈利。
（2）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研发支出可作资本化处理等。譬如，上海市安排了支持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发展，鼓励支持软件企业改制上市，充分利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等等。
（3）在研究开发政策方面，除实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外，还通过其他各类方式，引导企业把资金更多投向研发。比如，北京市实施了“产业筑基工程”，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支持一批关键软件产品研发，单个项目补助最高3000万元。武汉市对符合软件企业研发投入补助条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的1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100万元。
（4）在集群政策方面，大力推进软件产业集聚发展，支持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建设，支持软件产业园区特色化、高端化发展。比如，成都市高新区鼓励企业、专业机构建设软件共性技术或服务的平台，并在每年综合评定后，最高按照平台年度建设投资总额的80%，每年给予平台建设单位最高5000万元补贴；最高按照企业年度使用平台服务费用的80%，每年给予使用企业最高100万元补贴。
（5）在进出口政策方面，对关键原材料、消耗品、配套设备及零配件等免征进口关税，新设备6年分期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支持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和保险支持，等等。
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软件产业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异军突起背后的关键密码，对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第一，抓住产业技术变革趋势，围绕创新链进行前沿性布局。一是通过为科研经费管理、科技成果评价、科技成果分配、科技人才培育、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建章立制，从制度激励层面激发科研创新活力。二是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名城等。三是通过吸收国内外软件人才培育经验，建立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式人才培育机制。四是要通过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推进制度性开放，创造条件与技术发达国家基于创新链进行必要的交流合作。
第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生态。首先，新质生产力对制度依赖性极强，因而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仍需要花大力气。其次，在增加国内市场厚度的同时，也要拓展国内市场的深度，使得产业链可以在持续垂直细分下，各种应用场景不断被发掘，为关键技术的国产替代提供支撑。这就要求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生态。最后，要高度重视活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润泽科技在创业板上市后，受益于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三大资本工具，公司2023年度较上市前2021年度主要业务指标翻了一番以上，且其稳固了AIDC智能算力集群的领先优势。
第三，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打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合拳。首先，根据对部分省市、软件园区和各种类型的软件企业的调研发现，当前针对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仍需进一步优化。比如，在税收政策方面，可考虑实行更低税率优惠政策，研究增加软件产品增值税减免范围等；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可以适当放宽创业项目的补贴门槛，给创新企业更多支持优惠等。其次，建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产业政策要转向产业链政策，加强产业链的系统思维，提升收购兼并政策的地位，大力鼓励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的各类企业充当“链主”，健全“链主”治理机制。最后，要积极总结和推广软件产业政府引导基金的成功经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借鉴。例如，深圳市政府设立了工业软件基金，凭借“资本+平台+产业链”新模式，打造定制化产业基金模式，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先导，社会资本放大”作用，有利于吸引优秀的工业软件企业落户龙岗，加速培育龙头企业发展，带动产业变革和产业重塑。
THE END 编辑：小 智 声明：文章转自长江产发智库，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作者所有。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若转载本号文章，请联系授权开白，并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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