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电脑陈远舟正在食堂吃午饭，手机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母亲发来的消息，随手点开，然后整个人僵住了。他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好几秒，以为自己看错了。五千。不是五百，不是一千，是五千。他把手机屏幕擦了擦，又看了一遍。数字没有变。他放下筷子，走出食堂，站在门口的花坛边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在那头的声音带着一种“早就等你打过来”的轻快：“你爸我俩商量了一下。你爸打听了，说现在大学生用的电脑，好一点的要四五千。你买一千多的，用两年就卡了，到时候还得换，更花钱。还不如一次买个好的，用到毕业。”“你别可是了。你爸说，学习的东西不能省。你好好学，别辜负了这台电脑。”陈远舟张了张嘴，想说“五千块太多了”，想说“你们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想说“我爸的摩托车刹车还没修”——但这些话全堵在嗓子眼里，最后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电话挂了。他攥着手机，站在食堂门口的花坛边。十一月中旬的北京，风已经有了冬天的意思，吹得他耳朵发红。他没有立刻回去吃饭，而是在花坛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主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有人骑着自行车，车筐里放着课本；有人戴着耳机跑步，呼出的白气在风中散开；有人三三两两走着，说笑着，声音被风吹散。他想起父亲。他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打听到”大学生用的电脑要四五千的。也许是问了学校里年轻一点的老师，也许是上网查了——但父亲不会上网。也许是打了什么电话，拐了几个弯，找到了某个亲戚的亲戚，那个人的孩子也在上大学，顺嘴说了一句“现在电脑少说也得四五千吧”。一句顺嘴的话，被父亲当成了圣旨，然后两口子在家里商量了几个晚上，决定把能挤出来的钱全部挤出来。五千块里，有三千是父亲跟学校预支的工资。另外两千是母亲从“药钱”里挪出来的。她的胃病药本来该换了，但她跟父亲说“再吃一个月原来的也行，不碍事”。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行”。两个人谁都没有再提那台刹车不灵的摩托车。这些事陈远舟当时不知道。他是后来才知道的。后来他回想这个电话，回想母亲声音里那故作轻松的轻快，才听出了底下压着的东西——不是不心疼，是心疼也不能说。鼎好大厦比他想象的要嘈杂得多。不是电视里那种安静的研究所、白大褂和显微镜，而是震耳欲聋的叫卖声、举着牌子的导购、和从音响里轰出来的流行歌曲。门口站着一排穿羽绒服的男人，嘴里喊着“笔记本、台式机、组装机，楼上请”，声音一个盖过一个，像菜市场，又像火车站。周浩领着他穿过人群，进了一家朋友推荐的电脑店。店面不大，玻璃柜里摆着几排新笔记本，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配置单。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黑色夹克，手里夹着一根烟，看到他们进来，把烟掐了。陈远舟没纠正他。他们确实是北大的——北京××大学，简称也是“北大”，但此北大非彼北大。周浩故意这么说的，大概是想让老板客气点。陈远舟心里清楚，但也领这份情。“四千到五千。”陈远舟说。他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还是疼了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一次性花过的最多的钱，比学费还多——学费可以贷款，电脑不能。老板从柜子里拿出三台机器，摆在柜台上。一台联想，一台华硕，一台戴尔。都是全新的，银灰色的外壳在灯下反着光。陈远舟不懂配置，但他知道一个标准：能跑C语言和CAD，能用四年不卡。“这台联想的，i5处理器，4G内存，500G硬盘，独立显卡，装好了Win7。四千六。”老板指着中间那台。老板看了他一眼，似乎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好笑，但还是忍住了：“随便写。CAD也能跑，独立显卡的，画图不卡。”周浩打开电脑看了看屏幕，又试了试键盘手感，点了点头：“这个可以。”陈远舟犹豫了一下。四千六，比预算低四百块。他不确定i5和i3的区别，也不确定独立显卡到底有什么用。他只知道，这是父母两个月的工资，是母亲三个月的药钱，是那台永远修不好刹车的摩托车。“能便宜点吗？”他问。这句还价的话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时候，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小。老板看了他一眼，大概在他身上看出了什么，语气软了一点：“四千五，最低了。”陈远舟看了一眼周浩，周浩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这是母亲特意去镇上的信用社办的，她说“用卡方便，不用带那么多现金”。他在POS机上刷了卡，输密码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四千四百五十。十八年来最大的一笔支出。老板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新电脑包，黑色的，拉链上挂着一个小纸牌。他把电脑装进去，拉好拉链，递过来。陈远舟把电脑包背在肩上，走出鼎好大厦的那一刻，风迎面扑来。十一月中旬的中关村，风很硬，吹得他刘海翻起来。他抬起头，看到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光，整栋楼像着了火。路边有人在发传单，有人在等的士，有人举着手机拍照——背景是那些高大建筑的剪影，和“中关村”三个字的红色标志。他把电脑包往上提了提，感觉肩膀上有了一种新的重量。那重量既是那台四斤半的电脑本身，也是别的什么说不清的东西。回到宿舍，他把电脑拿出来，放在桌上，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开机速度比他预想的快得多。大概十几秒，蓝色的Windows旗帜还没转完，桌面就出现了。Win7的默认桌面，蓝色的背景，那几个熟悉的图标——“计算机”“回收站”“IE浏览器”。屏幕很亮，颜色很正，键盘按下去有一种干净的脆响。他打开“计算机”，看到C盘和D盘。C盘还剩三百多个G，D盘还有一百多个G。这个数字比他之前用过的任何一台电脑都大得多。那台联想是新的，但也是旧的——旧的是那种“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在全是ThinkPad、MacBook和戴尔XPS的图书馆四楼，一台银灰色塑料外壳的联想家庭机，像穿着一身过时西装的陌生人走进了晚宴。陈远舟知道这一点，但他不在乎。或者说，他在乎，但他决定不让这种“在乎”占用自己的脑子。脑子已经够满了，装不下更多的不安。他盯着屏幕上那个“计算机”图标，忽然想起了父亲。他不知道父亲有没有用自己的工资预支过任何东西。教了二十多年书，父亲大概从来没有向学校开口借过钱。但这次他开口了。为了儿子的一台电脑。那天晚上，他没有去图书馆。他坐在宿舍的桌前，打开电脑，安装了Dev-C++。安装程序跳出下一步、下一步、完成的向导，每一步都简单得不像真的。他在高中的电脑课上安装过软件，那时候每一步都要等半天，最后还经常出错。这台新电脑安装一切顺利，快得像没发生过什么。安装完成后，他新建了一个源文件，把第一章的Hello World重新打了一遍。这次他打得很慢。不是因为不熟练，而是他正在确认一件事——这台电脑，是他的。他可以随时打开它，随时关掉它，不用排队，不用抢座位，不用在机房关门的时候被保安赶出来。他可以在凌晨两点睡不着的时候爬起来写代码，可以在周末的整个下午坐在桌前死磕一道题，可以把代码改了又改、删了又写、写了又删，不打扰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打扰。黑色的窗口弹出来，白字蓝底。和他第一次在机房看到的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他感到的不是挫败。是一种安静的、确定的喜悦，和一点说不清的酸涩。酸涩来自那五千块，来自那个他在食堂花坛边站着的下午，来自母亲电话里那种太过轻快的声音。他把代码保存为“first.c”。保存之前他在文件的第一行用注释打了一行字——“2012.11.17，爸妈，谢谢。”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把它删了。不是不想说，是说在这里，没人会看到。他想给母亲打个电话，告诉她电脑买好了，四千四百五十块，比预算省了五百五十块。但他想了想，还是没有打。他知道母亲会说“好用就行，好好学习”，而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他发了条短信：“妈，电脑买好了。很好用。钱还剩五百多，我存着。”他把手机扣在桌上，翻开笔记本，写了一行字：“2012年11月17日，买了第一台电脑。联想的，四千四百五十块。爸妈，我会好好学的。”他写了一个程序——从键盘输入一个整数n，输出从1到n的所有偶数。这在C语言的世界里大约是最简单的一类题目，循环加判断，几分钟的事。但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是因为写不出来，而是他在这一个小时里反复地、刻意地、甚至有些偏执地做着各种尝试：换了三种循环结构，改了四次判断条件，在控制台上输出了从2到100之间的所有偶数，又输出了1到50之间的所有奇数。他不是在“做题”，他是在“试”——试这台电脑的键盘手感，试编译器的反应速度，试自己在那种可以无限次犯错、无限次重来的环境里，能走多远。他把双手从键盘上抬起来，盯着屏幕上那行输出。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写出了一个能正确运行的程序。虽然简单，虽然别人可能只需要五分钟而他用了一个小时，但他做出来了。用的是自己的电脑，在自己的桌上，在自己的时间里。他靠进椅背，仰起头，看到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一端有些发黑，大概是快坏了。他没在意。他在意的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他和这五千块之间，完成了一次交接。后来很多个夜晚，那台联想都亮着。它发光的样子很普通，没有MacBook那种发光的logo，没有游戏本那种五颜六色的键盘灯。它只有一个最普通的LED电源指示灯，小小的，绿色的，在不通风的宿舍桌上，在堆成小山的教材旁边，在凌晨一点熄灯后的黑暗里，固执地亮着。陈远舟有时候会盯着那颗绿灯发呆。他不信神，但那时候他觉得，那盏灯下面坐着的那个笨拙的、拼命追赶的自己，应该在某个地方被看到。不一定被人看到，被一盏绿灯看到也行。接下来的两周，那台联想成了他宿舍桌上最固定的居民。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一套流程——书包放下，电脑打开，Dev-C++启动。他把白天上课没听懂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过一遍。C语言教材的电子版躺在D盘，书签从第一章慢慢挪到了第六章，又从第六章挪到了第八章。他在网上找到了一套浙大的C语言公开课，每一讲四十分钟，他拆成三段看——看一段，动手写一段代码，再接着看。有时候代码死活过不去，他会关掉电脑，去水房洗把脸，对着镜子看自己几秒，然后回来重新打开，重新调试。陈远舟就抱着电脑跟上去。苏晚晴如果也在，三个人就坐在三楼靠窗的那排长桌。周浩和陈远舟面对面，苏晚晴坐在陈远舟斜对面，挨着窗户。她的MacBook上贴了一张贴纸，是一只胖胖的猫头鹰，戴着圆框眼镜。陈远舟每次看到那只猫头鹰都会多看一秒。不是出于好奇或者其他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在那台看起来价格不菲的银色电脑上贴一个这么孩子气的贴纸，有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反差感。好像是在说：别看我贵，我也可以是很可爱的。有一天晚上，他在写一个冒泡排序的程序。他在纸上画了五六遍流程图，觉得自己已经把逻辑理清楚了，才动手写代码。写完之后运行，发现排序结果不对——最大的数没有沉到底，反而漂到了中间。他又检查了一遍循环条件，把“<”改成“<=”，顺序变得更乱了。“你的内层循环边界多了1。数组下标从0开始，n个元素的最大下标是n-1。你写的是到n-1，越界了。”她伸手拿过他的便签纸，画了一个简单的二维表，把每一轮比较的数组变化列了出来。陈远舟对照着看，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一直把“n个元素”和“下标”当成两个东西来记，而不是把“下标”理解成“从0开始的位置”。差的那个“1”不是粗心，是思维方式的错位。“冒泡排序不难，但边界最容易错。”苏晚晴说，“你去网上找几道排序题练练手感。”陈远舟点了点头。他注意到她说“不难”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她就是知道，而且她知道他最终也能知道。那种信任不需要说出来，就藏在那句“你去练练”里面。这让他觉得安全。周浩在旁边翻手机，忽然抬起头说：“对了，下周高数期中考试，你们复习了吗？”陈远舟的手指停了一下。他把这件事差不多忘了。最近一直在跟C语言死磕，高数虽然上课能听懂，但课后习题做得不多，公式推导也不够熟练，泰勒展开那几节还欠着一堆练习。“我也没怎么复习，”周浩说，“要不咱们三个周末一起复习？晚晴你不是也修了高数吗？”“行。”陈远舟说。他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一些。以前遇到这种事，他会紧张——和别人一起复习意味着暴露自己的进度，暴露自己哪里不会，暴露自己可能比别人慢。但此刻，他没有那种紧张了。也许是因为周浩说过“我也没怎么复习”，也许是因为苏晚晴那副“不会就问”的态度太过自然，让他觉得“不会”这件事本身，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苏晚晴带了一沓手写的笔记，A4纸对折裁开，用长尾夹夹着。每一页的字迹都工工整整，极限的定义、导数公式、微分中值定理——每一个知识点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适用范围和易错点。红色是定义，蓝色是公式，绿色是例题，黑色是注释。像一本手写的教科书。陈远舟翻开自己的笔记本，黑压压的一片，没有颜色，没有分区，内容有时候重复，有时候跳跃。他在高中时也曾是笔记做得最好的那一类学生——工整、详细、滴水不漏。但那些笔记本留在老家了，而眼前这本，是来北京之后新写的。它记录的不是他所擅长的知识，而是他正在挣扎着学习的一切。字迹潦草，留白太多，边角卷起，封面上还有一滴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的酱油渍。周浩看苏晚晴的笔记看得眼睛都直了：“晚晴，你这笔记能复印一份给我吗？”陈远舟接过来翻了翻。每一页都像是在告诉他一个事实——在这个校园里，任何一个方向都有比你做得更好的人，而且他们看起来毫不费力。三个月前，这件事会让他焦虑得睡不着。现在它仍然会让他焦虑，但焦虑的时间短了一些。他看到苏晚晴的笔记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为什么做不到”，而是“我能不能也做成这样”。这大概是某种进步。下午三点，三个人从图书馆出来，去学五食堂吃了顿饭。周浩打了两个荤菜一个素菜，米饭在盘子里堆得冒尖。苏晚晴打了一份西红柿鸡蛋面和一碗紫菜汤，面用筷子挑起来的时候热气糊了她的眼镜片。陈远舟打了一份土豆丝和一份蒸蛋，米饭只要了二两。“你最近瘦了不少。”苏晚晴摘下手套放在桌上，“是不是胃不舒服？”“没有。就是学习压力大，胃口不太好。”他说的是实话，但只说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是：他不想再花父母太多钱，每顿饭都在盘算着怎么吃得最少又不至于饿晕在课堂上；还有就是他真的经常觉得胃里堵着什么，不是疼，是闷，像有一个很小的拳头从里面顶着胃壁，不让你舒舒服服地吃下一顿饭。他大口吃了几口蒸蛋。学五食堂的蒸蛋比学一的嫩，加了虾皮和葱花，入口滑溜溜的，带着一股淡淡的咸香。他嚼了几下，咽下去，感觉到食道里温热的一路往下。吃完饭回宿舍的路上，梧桐叶还在落。北京的秋天很长，长得让人觉得冬天永远不会来。但风已经开始变了——不再是那种干燥的、贴着皮肤跑的凉，而是一种湿冷的、钻进骨头缝里的寒。他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顶端，缩了缩脖子。“远舟，”周浩忽然放慢了脚步，用鞋尖踢着路上的落叶，“你觉得你现在状态好点了没？”“难就对了。”周浩把一个被踩扁的易拉罐踢进了垃圾桶，“我高一物理也崩过，后来慢慢爬起来的，爬了大半个学期。大学就是让你摔跤的地方，摔多了就习惯了。”苏晚晴走在前面，听到这句话回过头来。她看了陈远舟一眼，没有说什么，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不大，但被路灯照得很清楚。那天晚上，陈远舟回到宿舍已经快十点了。室友们都在——刘洋在床上看手机，林逸飞在写作业，另外两个人一个在打电话，一个在卫生间洗漱。宿舍里弥漫着牙膏、洗发水和方便面的混合气味。他坐到桌前，打开电脑，没有急着写代码。他盯着桌面那张默认的蓝色背景看了一会儿。右边是“计算机”，左边是“回收站”，下面是任务栏，一切都和他下午离开时一模一样。电脑没有因为他不在就停止工作，也没有因为他回来就格外热情。它只是在那里，绿色的电源灯亮着。空白的白色画面上，光标一闪一闪的。他盯着它看了十几秒，然后打了几个字。“今天：高数复习了前三章，做了二十道导数题。C语言冒泡排序终于自己写出来了。周浩说大学就是摔跤的地方。我觉得他说得对。”他盯着这几行字看了一会儿。绿底白字，记事本的默认配色，和他第一次在机房看到的那个“Hello, world!”一模一样。他又加了一句：“给爸妈打电话了吗？没有。明天打。”他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也许是怕被人看到，也许是怕自己以后回顾这些文字时会觉得矫情。也许只是因为，十八岁的男生不该写日记，那是女生做的事情。这个念头不知道从哪里来，但它很坚固，坚固到他宁愿把所有的情绪都咽下去，用胃来储存，也不愿把它们写在硬盘里。他把手按在胃上，顺时针揉了几下。那种闷闷的感觉又来了，像一个拳头从里面抵着胃壁，不疼，但一直在。苏晚晴的微信：“你明天的C语言作业写了吗？有一个循环的题我想和你对对答案。”窗外的风更大了，吹得窗户框框地响。宿舍里的暖气片发出咝咝的水声，像有一条蛇在墙里爬。北京真正的冬天还没来，但它已经在路上了，不管你想不想迎接它，它都会来。陈远舟把双手放在那颗绿色的灯前，影子投在键盘上，看起来像某种鸟类收拢了翅膀。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