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Daniela Amodei在斯坦福商学院做了场 50 分钟的演讲。

与很多 AI 大佬不同的是,她并非 CS 出身 ,而是一名英国文学专业的文科生。
在分享中,她指出,在硬核技术的尽头,最稀缺的要素还是那些最古老的人文智慧。
文科通才比 CS 专业更有竞争力
Daniela 2009 年毕业时正值金融危机。她自嘲履历看起来像是一部“断代史”:从国际发展到国会山的政治助理,再到 Stripe 的早期成员。
她认为“职业计划”往往是成功后的叙事,当时的她只有三个过滤器:我擅长什么、我对什么感兴趣、什么能产生大的影响?
而这种通才背景在 AI 领域竟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面对神经网络和 Scaling Law,她的方法极其简单:不停提问,直到懂为止。
她深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在于写代码,而在于理解“车道”——知道技术专家在哪条路上冲锋,而自己在哪条路上修桥。
她说,如果人生重来,她依然会选择文学。
在演讲中,Daniela 极力推荐历史著作《八月炮火》。在她看来,这本书研究的是个体性格如何层层叠加,最终酿成全局性的悲剧后果。
这与她每天在 AI 领域面对的博弈如出一辙——个体的算法决策,如何一步步放大成改变文明的后果。
据她介绍,Anthropic招人时格外看重的也不是 CS 专,而是一些人文特质,如好沟通、高情商、善良、好奇、愿意帮助别人。
Daniela还分享称,她自己经常被CEO们问,我女儿在斯坦福读大二,她本来要读计算机,还应该读吗?
她的回答是,软件开发者仍然会存在,但不会写那么多代码。
因为开发者工作中与产品经理沟通、与客户协作的部分会扩大,而可以被AI更容易完成的部分会收缩。
一起创业前,先去度个假并共享一个房间
关于如何挑选合伙人,Daniela 给出了一个极具烟火气的建议,“在一起创业前,先去度个假并共享一个房间”。
她说,如果度完假你还想和对方待在一起,那才是对的关系。
这与阿里巴巴董事长蔡崇信的标准有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应该找下班后可以一起去“喝一杯”的人为合伙人。
阿里蔡崇信最新演讲:找合伙人首要标准是下班后愿不愿一起喝一杯
2020 年底,Daniela 与哥哥 Dario 带着五位核心成员离开 OpenAI 创办 Anthropic,这被外人常解读为“叛逃”。
对这段经历,她定义为“跑向(Run towards)”,跑向一个从基因里就重视安全与责任的组织愿景。
据她介绍, Anthropic 的七位联创之间拥有深厚的信任网络:她是 Dario 的亲妹妹,两人吵了 40 年架,这种随时可以揭掉面具、说出最难听真话的坦诚,是公司在动荡的 AI 浪潮中不翻船的定海神针。
她还提出了个反证方式,“房间作画”实验。
如果联创分别在两个房间画出公司愿景,一个是独角兽,一个是鸭嘴兽,那这种“对齐”的缺失将是毁灭性的。

AI 对工作更多是补充而非替代
Daniela介绍称, Anthropic经济指显示,当前AI在工作中主要扮演“complementary skills”角色,也就是帮助人把工作做得更好,而非直接取代。
完全被替代的案例极少,主要集中在客户服务领域。
她在台上开了个玩笑:如果你要给Comcast发邮件,大概永远不会是真人回复了。不过五年前可能也已经不是了。
截至今年 3月,已有49%的职业至少有 1/4的任务在使用Claude完成,且高经验用户不仅尝试更高价值的任务,成功率也明显更高。
但目前大规模替代尚未发生。
她认为,就业替代还只是表层。更根本的问题是,当AI能完成大量日常生产性工作后,工作、意义和社交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重新理解。
“这三样东西在过去几十年里是捆绑在一起的,未来它们可能会松绑”。但Daniela也没有给出答案,但认为社会需要开始练习适应这种变化。
学习还是作弊? AI 在让人放弃思考
演讲中最令人警醒的部分,源于一项覆盖 8 万名用户的调研。
Daniela 发现了一个悖论:人们最依赖 AI 的地方,往往也是他们最害怕的地方。
调研揭示了一种尚未被命名、却普遍存在的焦虑:“大脑不需要启动了。”
这种感受不同于刷短视频的被动消耗,而是一种主动的退化——因为 AI 太方便,人类开始选择放弃寻找自己的想法。
Daniela 坦率地承认,“Claude 也会出错,但人们开始习惯直接相信它。”
为此,Anthropic 坚持开发“苏格拉底式提问”的学习模式,试图激活而非关闭用户的大脑。
一个尖锐的对比是,把作业丢给ChatGPT让它直接回答,那个行为有一个现成的词,叫作弊。
而用Claude的学习模式,是像拥有一位了解你、理解你为什么选这门课的私人导师。
前者关闭大脑,后者激活大脑。
她认为,AI 时代,“作弊”与“学习”仅有一线之隔,值得注意。
“床边态度”
当 AI 在诊断、编程、管理辅导上全面超越人类时,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
Daniela 给出了一个极其温暖的答案:“床边态度(Bedside Manner)”。
她用医生的职业做类比:未来 AI 的诊断能力必然优于人类,但它给不了患者那份“被医生关怀”带来的临床奇迹。
有医学文献表明,与医生关系好的患者,临床结果确实优于与医生关系不好的患者。这很难解释,但可能的原因是,医生更努力去理解患者的状况,也许会多做一些出乎意料的检查。
这种理解感受、让人感觉好一些的能力,在 AI 接管智力活后,价值将提升 5 倍。
即便是在管理岗位,她也发现 Claude 能通过分析往年的绩效评审,敏锐地指出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管理盲点,甚至建议她“你需要找个教练”。
她还举了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
她有两个孩子(将近5岁和将近1岁)。她说Claude帮她做过的最好的事情是,指导她度过了孩子的如厕训练:有同理心、可操作、甚至还有图示。
每次用Google搜索"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答案永远是"是";而Claude更平衡、更互动,对不堪重负的父母来说价值巨大。
她说,在她自己的经历中,Claude在复杂病例上给出正确答案的次数,比她的医生还多。
但即便如此,她也绝不会不经过持证医生就采取行动。
做好人做好事就能做好生意
面对 2026 年的 AI 泡沫论与资本支出的风险,Daniela 用一个词形容这种身处风暴中心的感受:Harrowing(胆战心惊)。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她给下一代创业者留下了两条建议。
第一,做你真正在意的事情。
她说这听起来老套到差点不想说出口,但这条建议在事情不顺利、不好玩、很痛苦的时候,才显示出真正的价值。
“你必须能回到原点,回忆起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第二,做生意和做好事不矛盾。
她认为这是过去五到十年才真正出现的新观念。“只有那些冷酷的、让人不舒服的人才能做成生意”这种想法,她认为不成立。
“做好事的愿望和做好生意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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