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2026戛纳电影节开幕式，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导演公开发言称要抵制AI，强调“捍卫人类纯粹创造力”。他认为AI的介入是对电影这种神圣艺术灵魂的机械剥夺。
结合2026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入围的，还是各类聚焦于人类情感和现实伦理的影片，一度让外界以为电影工业与AI，依旧处于对立中。
但事实是，AI在本届戛纳电影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届戛纳电影市场期间，大大小小的官方与非官方论坛、闭门路演、技术发布会接近百场，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主题，都深度绑定了AI。
这其中，不仅是好莱坞以及欧洲的老牌制片公司在积极参与，同时还有OpenAI、英伟达（NVIDIA）、谷歌（Google）、迪士尼加速器（Disney Accelerator）等硅谷与好莱坞巨头，以及可灵AI这样的视频生成大模型赛道头部玩家。
参与过多部影片国际版权交易、电影创作者、制片人的董瑷珲，已经连续数年来到戛纳。在很多参会者的记忆里，近些年来戛纳，焦点几乎永远是那几件事：主竞赛单元谁更应该得金棕榈、红毯上的明星、欧洲艺术片和好莱坞流媒体之间微妙的话语权博弈，以及电影宫地下一层那个全世界最忙碌的版权交易市场。
技术议题当然也一直都有，但常年被安置在边角，或是某场只有几十人的闭门研讨。即便是2017年Netflix引发的"流媒体之争"，争论的也只是发行渠道，没人真正动摇过"电影是怎么被拍出来的"这个根基。
但这一次，气氛是不一样的。
多个参会者向东西文娱透露，无论在电影宫（Palais des Festivals）地下一层的电影市场，还是经过各个国家馆，整个电影节都有一种强烈的、不可逆的产业重构氛围。
这种感觉很难用数据精确描述。过去在电影宫走一圈，听到的是版权报价、选片偏好、合拍结构；今年耳边飘过的几乎都是"工作流""管线""一致性""4K交付"。几年前在戛纳，谈AI还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大多数欧洲电影人会礼貌地皱一下眉，表示关注，很快转移话题。今年，连最坚守作者论传统的法国制片公司，也开始大谈AI创新。
在听完了包括可灵AI在内的多个AI相关的论坛及活动后，董瑷珲告诉东西文娱：历经了2023年好莱坞大罢工，2024到2025年AI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狂飙后，AI已经彻底从“技术极客玩具”的边缘议题，跃升为全球电影工业的绝对核心。
AI在电影工业的应用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魔法按钮”或“盲盒生成器”，而是正在被精细拆解、重塑，并深深嵌入到好莱坞及全球影视创作者的工业管线、权利经济与商业闭环之中。
“如果要总结的话，就是好莱坞已经探讨混合管线，欧洲在强调版权伦理与教育主权，而来自中国的视频生成大模型与创作者生态，比如可灵AI，无论是在议题，还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上，甚至在先锋性的尝试上，已经和好莱坞同步。”
同步在哪里？在哪些议题、观点和细节同步？整个AI产业在电影工业应用全景如何？哪些正在发生变化，哪些又没有改变？
东西文娱和董瑷珲进行了一次详谈，并整理出了部分重要的观点和现场回顾。
Screen Daily 戛纳场刊封面
关注AI协助电影制作的工业化进程
全球一线创作者的共识
与AI共同创造取代对立，叙事主权仍在创作者手中
和很多人一样，我提前报名了多个制片公司还有可灵AI的活动，但在这些活动之前，戛纳闭门“AI人才高峰论坛”是我最先去的。
AI for Talent Summit
从这场活动开始到后面的多场活动，普遍的感受就是，很多一线创作者自身态度的转变。
在这场官方重磅的论坛上，著名好莱坞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曾执导电影《黑天鹅》）直接公开了他创立的AI制片厂牌Primordial Soup。
达伦说，AI并没有剥夺导演的控制权，而是解决了过去因预算、技术或执行难度而无法落地的视觉表达。
以他的短片《Ancestress》为例，AI技术帮助团队将女演员手中拿着的绿色道具，在后期转化为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细腻微表情的婴儿。这直接绕开了传统新生儿拍摄中极其棘手的伦理限制、工作时间规定和制片难题。
达伦将其总结为“共同创造（Co-creation）”。
达伦在戛纳电影节AI for Talent Summit（右）
共同创造这样的概念，在之后可灵AI的论坛中，也有提及。
作为全球头部AI视频大模型公司，可灵AI在今年的戛纳电影市场（Marché du film）官方活动中主办分享会，主题是“从创意构想到制作现实”。这个主题，表明了这不是一次粗暴的技术产品展示，更关注实操层面的探索和应用。
这其中，中国资深动画导演李炜的分享，很能反映国内一线创作者认知的变化过程。
他深度参与的一些作品，比如《宝莲灯》、《大鱼海棠》，以及导演作品《姜子牙》，都是中国动画的代表精品。所以当他开场提到九十年代初自己趴在透写台上，一帧一帧手搓，那种画面感，大家很能共鸣。
在手搓时代，“极致”被认为是职业的尊严和骄傲。“极致”体现在个人，也会体现在庞大的手搓群体。但面对动辄四五年的CG大制作周期，要管理庞大的创作团队，李炜说自己连续多年陷入自我怀疑。
核心压力来自大型 CG 工业体系中的试错成本：如果导演有一个地方没有想清楚，可能意味着让上千人陪同试错，甚至让团队重做20~30个镜头。
他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用别人的生命帮自己试错”，因此产生强烈的自我拷问。对很多创作者和制片人来说，这其实也是心理层面真实的写照，而对整个行业来说，代表了不可控的效率和创投风险。但将AI深度引入工作流后，李炜说他参与的部分项目已经缩减到二三十人的规模。试错成本断崖式下降后，整个团队也更敢想敢试。
而因为支持4K输出功能的可灵AI最新的版本，恰好在团队制作故事板之前发布了，所以在他的新作中，他和团队针对新版本进行测试。
李炜的分享，提到了新版本具体的优点，包括：美术颜色更可控了，AI 生成结果在色彩服从度上给团队带来更强的控制感；特效和大场面表现更充分，让水、火、爆炸以及宏大场景可以向观众呈现更多内容；灯光更贴合剧情需要：光线调度能够更服务于叙事氛围；质感细节增强：例如雨滴和火光在湿木地板上的倒影等质感，得以非常细腻地呈现。
至于可灵新版本最具看点的4K输出，根据李炜的说法，可灵4K输出改变了镜头设计。这个总结，让现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兴奋。这显然带来了工作流程根本性的改变。
“过去团队担心镜头太宽会导致面部太小或模糊；有了 4K 之后，团队终于敢把摄影机拉远，敢于让镜头更多服务于艺术表达，并设计更宏大的场面。”
一定程度上，李炜的经历，是对达伦“共同创造”理念的东方呼应。而除了共同创造，两个人也都提到了叙事主权或者说是创作者主权的问题。
此前，达伦提到，AI改变的是生产函数，未来创作者的真正价值，并不是沦为被算法牵引的“提示词技术员，而是在于利用AI这一强大的基础工具，讲出更好的故事。李炜的观点是，无论工具进化到何种地步，导演依然必须是那个紧紧握着缰绳的人。
这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围绕AI讨论的不休的地方，就是AI与创作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看到，对李炜和达伦这样的有过充分实践的创作者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AI最终的使用取决于创作者自身的创造力。无论AI渗透电影工业流程的到什么程度，具备原创能力的创作者，以及稀缺的创意能力，这个核心位置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技术以及其所对应的工具真的好用，能够真的匹配一流创作者的需求。从李炜使用可灵、达伦合作谷歌来看，他们已经摆脱了对AI应用基础性的困惑了，转向对更多应用可能性的思考，这本身就反映了其所选择和采用的技术的水平。
工业化管线的硬核重塑
集体告别“单点炫技”，走向“混合制作系统”
随着我参加的相关活动越来越多，对于AI的视角也会变得更加全面和多元，也会渐渐感知到，在戛纳，创作者层面的态度转变只是表层，更深的变化发生在工业体系内部。
如果说导演关注的是叙事边界、文化主权与人文关怀，那么制片厂和技术供应商在戛纳密集讨论的，是极其硬核的“工业级交付”。
在Luma、Narrative coders、Promise Studios等前沿AI制片公司的闭门分享中，AI影视制作正在经历一场从“单点工具”到“混合制作（Hybrid Production）系统”的范式转移。
简单的说，就是好莱坞和全球顶级制作公司根本不买单那些只能生成几秒钟随机漂亮画面的“盲盒AI”。他们需要的是工业级的确定性、可控性与兼容性。
Luma的专家在分享的时候给出的方向很具体，他觉得未来的AI视频模型必须在ACEScg色彩空间下训练，支持16位EXR多层输出，能够无缝导入Nuke、Maya或Unreal Engine，直接贴近影视后期和视觉特效的传统管线。
Promise团队展示了如何将生成式AI融入虚拟制作（Virtual Production）：在一部真实犯罪纪录片中，他们用AI精准重建了20世纪60年代已经消失的犯罪现场，并将其投射在16K的LED环形墙上，让主持人在其中走动讲述。
在可灵AI的论坛上，来自美国的好莱坞导演Jon Erwin也给出了他主创的剧集《大卫王朝》（House of David）作为参考。
《大卫王朝》在Amazon Prime Video上拿下了美国区榜单第一，吸引了超4400万观众。这是好莱坞大型商业制作中，较早公开且深度拥抱生成式AI的代表案例。
Jon Erwin现场先直接挑战了影视制片圈那条牢不可破的铁律——“好、快、便宜，你只能选两个（Good, Fast, Cheap - pick two）”。
“在成熟的AI管线介入后，现在三者可以同时拥有。”但他强调，省钱省时只是最浅层的副产品，AI真正解锁的是一种更直观、更即时的协作方式。
Jon Erwin提到，《House of David》系列能够持续高效制作与可灵AI的能力有关。第一季和第二季中的许多镜头都归功于可灵AI的基础模型，而可灵 AI是第一个能够帮助审查演员表演的工具。
现场他分享和可灵AI合作后，“混合电影制作”的流程：过去需要10到12周由庞大美术团队搭建的虚拟资产，现在在拍摄当天就能通过AI生成并调整；剪辑师可以在一个复杂镜头拍完30秒后，就利用AI辅助完成初剪并呈现给导演。拍摄当天就能实时生成广角、扩展场景，演员、视效总监、美术指导可以在片场看着监视器实时协作决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对着绿幕凭空想象。
在我看来，Jon Erwin“混合电影制作”流程，和英伟达（NVIDIA）在另一场论坛上提出的“底层轨道”概念是不谋而合的。
英伟达（NVIDIA）在论坛上提到，正在把传统的线性制片流程（剧本-前期-拍摄-后期）彻底改造成并行实验系统：剧本、纹理、视觉风格等资产可以同时迭代，分布式劳动力能够全球协同。算力、数据集和定制化模型正在成为工作室新的“运营账单”。
总结来说，就是大家的共识很明确，在这个阶段，真正的行业护城河不是谁的模型生成速度快，而是谁能把演员表演、导演判断、各部门经验和模型能力，整合成一套不崩溃、可修改、可交付的生产管线。
Jon Erwin和可灵AI应该合作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深度的合作，从案例层面还是挺可贵的。所以，也不意外，Jon Erwin很直白地表示了对可灵AI的欣赏，他的原话是，觉得可灵对产品质量非常执着，产品质量高、迭代频率高。而且，原生4K本来他长期要求的功能之一，而可灵AI是第一个提供该功能的工具。
Jon Erwin透露，通过可灵AI，《大卫王朝》已经建立了4K HDR的工作流程。
不过，整场发言中，Jon Erwin给包括我以及在场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算的一笔账：“因为AI拿掉了等光线、等设备布置、等绿幕调试的瓶颈，我们留给演员纯粹表演的时间，增加了大约三倍。”
在戛纳这个视电影艺术和表演为神圣的语境里，这句话极具说服力：AI不是用来替代人类电影人的，它是用来消除传统制片中最耗时的摩擦力，从而把宝贵的时间还给艺术本身。
我甚至觉得这句话是所有电影人都想听到的。
生态博弈与中国角色
谁在构建下一个时代的“基础设施”？
必须要承认像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导演那样的带有一定对立性的观点还是存在的，而且不出意外，在后面还会持续存在。这是每轮新技术应用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但是如果因为对立性的观点，而误以为竞争节奏会放缓，那我觉得是大错特错。
尤其是这次在戛纳，当大家看到好莱坞的实操者们已经不再纠结于“AI会不会取代人”这种宏大却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低头解决EXR多层交付、跨镜头角色一致性、API嵌入工作流以及工会合规等极其具体的工业痛点。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明确的提醒：全球电影工业的AI化已经跨过了“要不要用”的启蒙期，而是全面进入了“如何建立系统、如何分配权利、如何重塑美学、如何输出作品”的生长期。
而对科技公司来说，这其实也是一场围绕电影堪称工业革命的机遇。谁能率先提供一套可融资、可版权、可交付的AI原生制片系统，谁就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数字制片厂”。好莱坞的六大极其可能再次改写和洗牌，替代者很可能是技术公司。
Jon Erwin在可灵AI论坛上说，很多人在岸上等待工具变得完美再出手，但工具如果不在真实项目、真实Deadline的极度压力下被使用，就永远无法成熟。
“在最前沿，你会流血，但你也会最先看到未来。”
Jon还有一个观点是，“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我们用AI只是为了让电影更便宜。对我而言，AI的真正意义和当年的数码相机革命一样。我就是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南方腹地、没有显赫背景、从未拍过一格胶片的电影人，是数码相机的民主化让我有了今天。没有声音技术的突破就没有米老鼠，没有彩色胶片就没有《绿野仙踪》。如今，AI让那些没有庞大资源、没有好莱坞人脉的新晋创作者，第一次有机会以极低的门槛进入这个行业，把他们脑海中的奇观变成现实。”
所以，就算存在争议，但全球的电影人、科技巨头、独立工作室和资本，都在这张新的牌桌上，或高调或低调抢占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而作为全球第一大票仓，难免也会被问到，中国的力量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创作者，我当然乐于看到可灵AI已经通过和国际创作者合作，积极进行更加前沿的尝试。
在可灵AI主题分享的现场，韩国导演Eekjun Yang展示了他的先锋项目《拉斐尔》（Raphael）。
根据Eekjun Yang介绍，《拉斐尔》是100%由AI生成的电影，使用可灵AI的工具完成所有图像、视频和声音的创作，目标是 2026年韩国院线上映。
由于《拉斐尔》是一部科幻类型电影，如果采用现实拍摄方式，可能至少需要 150人，最多 300人，预算可能高达 200万美元。而《拉斐尔》当前制作团队平均只有 7名工作人员，预算尚不便完整透露，但Eekjun Yang表示主要支出集中在月度订阅费上。与实际拍摄相比，这类成本被认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Eekjun Yang也透露了使用可灵AI的部分过程，他提到《拉斐尔》非常重视角色细腻情感表达，而可灵在情感表达方面非常出色，因此成为他们创作叙事型电影的重要选择。团队从可灵1.0 模型便开始使用。
说Eekjun Yang的尝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都还太早，但对很多人来说，《拉斐尔》的价值更多的还是在，有来自中国的AI大厂愿意支持这样的先锋创作。
在论坛现场以及结束后的场外，不少人都对可灵面向全球的Next Gen计划表示关注。
按照可灵AI的官方口径，这一计划会向全球电影制作人提供实质性的激励措施、现金投资和深度的产品技术支持，以孵化真正具有院线级品质的AI原生影视作品。
结 语
技术属性使然，提AI的话题必然会有很多看起来很硬核，很技术的视角，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这届戛纳电影节中，AI的话题密度前所未有地高，但戛纳或者说整个电影工业骨子里的那个东西，并没有变。
也可以说，伴随AI应用程度越深，使用程度越高，创作者始终还是站在核心这一事实，就会作为常识被更多人认识到。
红毯、主竞赛、金棕榈、午夜展映，这些仪式年年如此，本质上都在做一件事：把创作者请到舞台中央。哪怕今年AI的声量盖过了一切，你会发现达伦·阿伦诺夫斯基谈AI的角度，依然是导演的视角，他谈的不是模型参数，而是"我终于能拍出那个画面了"；李炜导演谈可灵的方式，也依然是动画人的方式，他谈的是"我终于敢把镜头拉远了"；连Jon Erwin算的那笔最让我震动的账"留给演员表演的时间增加了三倍"，本质上也是一个导演的账，不是一个工程师的账。
包括德尔·托罗那番"抵制AI"的发言，我后来反复想，与其说是对AI的拒绝，不如说是对一种古老立场的重申：电影最终是关于人的。
这一点，戛纳从1946年办到今天，从未让步，电影本身也是一样的。
目前来看，以戛纳为代表，整个电影工业已经逐渐可以容纳这两种姿态，并且允许它们都显得理直气壮：变的是工具、是管线、是成本结构、是入场门槛；不变的，是这个行业对"谁在讲故事"这件事的执拗。
我们或许将见证一场无声的权力交接。
但在这场交接中，我还兴奋的是，当中国的AI力量第一次以"基础设施构建者"的身份，带着资金、技术与对创作者的敬畏，坐上这张全球最高规格的产业牌桌时，我们或许还将见证的，不只是一场无声的权力交接，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进跃与扩张。
我们在为更加闭环、更加高效的服务模式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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