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律所真正的护城河，从来不是“只有律师才能当合伙人”的身份壁垒，而是能不能把最顶级的跨界智慧，合规地装进自己的组织里。
2026年5月29日，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上海市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若干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并于5月29日至6月12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虽只有十五条，却把一个长期存在于律师行业内部、但过去不易被正式表达的问题推到了台前：当客户需求已经变成法律、财税、工程、专利、数据与人工智能交织的复合问题，律所还能不能只依靠传统律师合伙人体系完成高质量交付？[1]
由此，“特别合伙人制度”正式以制度的形式映入了行业的眼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非律师能不能成为合伙人”这一表层话题，而是上海试图用一个小切口回应律师行业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法律服务的生产方式已经跨专业，律所的组织入口却仍偏单一；客户购买的是综合解决方案，律所内部激励却仍多围绕律师个人创收展开；行业口号是高质量、国际化、数智化，但真正能够支撑这些目标的人才、流程和治理结构尚未完全成型。
律新社研究中心通过对“特别合伙人制度”演进的长期观察，认为该制度并不是给律所“开后门”，更不是绕开律师监管的公司化通道，而是上海律师行业组织形态升级的一次压力测试。它承认了行业现实，也暴露了制度难题；它打开了一道门，但这道门能不能通向更强的专业服务能力，取决于后续配套规则和律所内部治理是否跟得上。
“特别合伙人制度”在上海并不是突然出现。早在上海司法行政“十四五”时期律师行业发展规划中，上海已经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律所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并支持引导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专业人员担任律所特别合伙人。该表述当时还主要停留在政策规划层面，但已经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上海希望在律师制度框架内，为非法律专业服务能力进入律所治理层级预留空间。[2]
2023年底，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发挥城市功能优势 做强律师事务所品牌 加快推动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将“建立特别合伙人管理制度”纳入做强律所品牌、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的制度安排之中。从文件内容看，其政策逻辑并不只是为律所增加一种内部身份安排，而是服务于更大的行业能级提升目标：一方面，推动形成品牌综合型律所和品牌专精型律所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围绕涉外商事法律服务、ESG、知识产权、跨境投融资等重点业务领域，增强上海律师行业对高端、复合、国际化法律服务需求的承接能力。由此可见，“特别合伙人”并非孤立制度创新，而是上海试图提升法律服务能级、增强律所组织能力的一部分。[3]
2024年，上海市司法局在相关建议办理结果中进一步表示，正在推进制定律所特别合伙人管理规定，探索允许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人，以及党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等专业人才成为律所特别合伙人的具体办法。到2026年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适用对象最终收束为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师和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五类人员。这个变化很关键：政策设想曾经更宽，草案落地则更谨慎。[4]
如果把上海近年来的法律服务制度创新串联起来看，特别合伙人制度还应与港澳律所合伙联营、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试点、浦东新区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上海律协三年行动纲要等放在同一张地图中理解。上海要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仅靠增加律师人数并不够，还需要在机构形态、人才结构、专业协同和国际连接方面同步升级。[5]
“草案”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是把“特别合伙人”理解为律所公司制改革的替代方案，或者理解为资本、咨询公司、技术公司进入律所控制权结构的通道。事实上，“草案”采取的是相当审慎的有限开放模式：允许非律师专业人员进入合伙人序列，但在律所条件、人员资格、人数比例、财产份额、管理权限和执业边界上均设置了比较明确的防火墙。
从律所门槛看，“草案”要求吸收特别合伙人的律所应当设立满五年，采用特殊普通合伙形式，拥有三十名以上专职执业律师，且五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行业惩戒。这意味着，该制度并不是面向所有律所普遍放开，而是优先选择治理基础较好、风险隔离机制相对成熟、具备一定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律所先行试水。[6]
从人员范围看，“草案”限定五类非执业律师专业人员：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师和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并要求连续五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且无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记录。这五类人员基本对应上海高端法律服务中的五类关键场景：交易财务、税务合规与争议、建设工程与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与科创服务、人工智能与法律科技。[7]
从权利边界看，“草案”更是把“能参与”和“不能控制”予以区分：特别合伙人不得超过十名，且在合伙人总数中的比例不得超过10%，所持合伙财产总份额不得超过律所合伙财产的10%；可以参加合伙人会议、担任内部管理机构负责人、履行内部特定管理职责，但不得担任律所及其分所或者法律业务部门负责人，也不得通过出资、代持、协议控制等方式实际控制律所或者干涉律所正常运行。[8]
这套安排的制度意图很清楚：给特别合伙人“身份、激励和参与权”，但不给其“律师资格、业务控制权和律所实际控制权”。因此，“草案”不是要改变律所的法律属性，而是为跨专业能力进入律所内部提供合规入口。
1.客户需求已经跨界，律所交付仍容易“单兵作战”
当前，很多律所都在谈一站式服务，但真正的一站式服务不是把不同律师放进同一个项目群，也不是把财税、技术、工程问题外包给几个顾问。跨境并购需要同时处理交易结构、税务成本、外汇路径、反垄断审查、数据出境和目标公司财务质量；建设工程争议必须读懂工程量、造价鉴定、工期延误和索赔逻辑；知识产权服务从申请、诉讼延伸到技术识别、专利布局、海外维权和商业化运营；人工智能业务更是把算法治理、数据合规、模型评估、产品安全和合同责任放在同一张桌面上。
在这些场景中，客户要的不是“法律意见书加若干附件”，而是能够落地的综合解决方案。特别合伙人制度的价值，正在于把过去游离在外部合作、项目顾问或后台岗位中的专业能力，转化为律所内部可长期绑定、可持续考核、可共同承担组织责任的能力。
2.非律师专业人才有贡献，却长期缺少组织身份
律所并不缺非律师岗位。财务总监、运营总监、品牌人员、知识管理人员、技术团队、税务顾问、专利代理人员，在不少律所中早已存在。但现实问题是，这些岗位往往可以“做事”，却很难“入局”；可以参与项目，却难以进入战略决策；可以支撑创收，却不一定能分享平台成长收益。
这就是律所争夺复合型人才时的身份天花板。高端会计、税务、造价、专利和AI人才未必愿意长期停留在雇员或外部顾问位置。如果律所不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职业终点，就很难与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科技公司、专利代理机构竞争。草案至少给出了一个制度化答案：非律师专业能力可以被纳入合伙治理，但必须接受律师行业底线约束。
3.律所规模化：真正短板可能不是律师数量，而是治理能力
上海律师行业已经进入精细化治理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上海律师总人数已达48243人，上海律协发布的三年行动纲要提出八大任务、四十四项具体举措，并直面中小律所“吃不饱”、青年律师“起步难”、涉外业务“能级不足”等行业关注问题。[9]
这些问题看似分散，背后其实是同一条主线：律师行业不能只靠个人能力和自然增长。大所要解决一体化、数字化、风险控制和品牌管理问题；中小所要解决资源不足、产品不稳和客户来源问题；青年律师要解决训练体系、案源支持和职业安全感问题；涉外业务要解决语言之外的规则理解、项目经验和全球网络问题。特别合伙人制度无法包办这些问题，但它至少承认：律所需要的不只是律师人数，更是跨专业组织能力。
4.法律科技不能永远停留在“买工具”的层面
“草案”将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列入特别合伙人范围，是最具前瞻性、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安排。法律服务的数智化转型，已经不是购买检索系统、合同审查软件或生成式AI工具那么简单，而是涉及知识库建设、数据治理、模型使用边界、流程再造、质量控制、客户授权和责任追溯。
换言之，法律科技如果只是后台岗位，往往只能提高局部效率；如果进入治理层级，才可能参与业务产品设计、服务流程改造和质量标准建设。特别合伙人制度把AI人才放进名单，实际上是在承认一个现实：未来部分律所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不是谁更早购买了工具，而是谁真正把技术能力变成了组织能力。
总体而言，“草案”的方向值得肯定。它没有把律所改造成咨询公司，也没有简单照搬国际多学科合伙模式，而是在律师执业监管框架内进行有限试验。但如果从行业痛点出发，“草案”也留下了若干需要继续讨论的地方。
1.三十名律师门槛稳妥，
但可能让真正需要制度创新的精品所“望而却步”
设立满五年、特殊普通合伙、三十名以上专职执业律师、五年内无处罚惩戒，这组门槛能够过滤掉治理基础不足的机构，避免制度被过早、过宽地使用。但问题在于，上海不少专业精品所并不以人数规模见长。税务、海事海商、竞争法、数据合规、知识产权等领域，一些律所人数未必达到三十人，却恰恰最需要引入税务、专利、AI或行业技术专家来形成差异化竞争。
因此，若最终规则维持该门槛，建议未来在试点评估中留出“专精型律所例外机制”或“分阶段准入机制”。否则，制度可能首先便利综合型大所，却把最有创新冲动、也最需要跨专业支持的精品所挡在门外。
2.五类对象聚焦明确，
但仍不能覆盖全部复合型法律服务场景
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专利代理师和AI专业技术人员，确实对应当前高端商事、工程、知识产权和法律科技的高频需求。但复合型法律服务还包括数据安全、网络安全、ESG、企业合规、破产重整运营、境外投资风控、国际制裁与出口管制等领域。许多关键能力未必都有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
“草案”选择五类人员，是稳慎立法的合理结果；但从行业发展看，未来可以考虑建立“清单+评审”的扩展机制，在保持监管可控的前提下，为更多与高端法律服务紧密相关的专业人才预留制度空间。
3.AI专业技术人员最具想象力，
也最需要防止履历包装化
相比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和专利代理师，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的认定最复杂。什么是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依据学历、职称、项目经验、技术成果、从业年限，还是所在机构和产品案例？如果标准过低，容易出现“会用AI工具”即被包装成AI人才；如果标准过高，又可能排除真正懂法律场景、但未必拥有传统技术职称的人。
AI特别合伙人的制度价值，不在于给律所增加一个科技标签，而在于让真正懂数据、模型、流程和风险控制的人参与律所治理。后续配套规则至少应明确资格认定材料、典型从业经历、技术能力证明、项目案例要求、数据安全义务和持续考核指标。
4.10%限制守住底线，
但也可能限制激励强度
特别合伙人人数、合伙人比例和财产份额均设置10%上限，显然是为了防止外部资本、咨询机构、技术公司或者利益共同体通过代持、协议控制等方式影响律所独立性。这一底线必须守住。律所不是一般商业公司，律师执业独立、客户利益保护、保密义务和利益冲突规则不能被资本逻辑稀释。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高端复合型人才进入律所，需要的不只是头衔，也包括足够稳定的收益预期和治理参与感。如果特别合伙人在客户开发、产品建设、知识管理、技术系统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贡献重大，却始终只能获得有限份额，制度吸引力可能不足。未来实践中，律所需要在10%硬约束之内，设计更精细的项目分配、绩效奖励、长期激励和知识成果分享机制。
5.真正的风险不是“放进来”，
而是“管不好”
“草案”已经规定特别合伙人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或接受委托人财物，律所也应当建立决策执行、利益分配、履职监督、利益冲突披露、风险控制、退出清算等机制。违反规则的特别合伙人和律所，均可能面临相应行政处罚。[10]
但行政责任只是底线。行业真正关心的，是更细的治理问题：特别合伙人参与项目造成客户损失时，民事责任如何分担？其专业判断与律师法律判断冲突时，谁拥有最终决定权？特别合伙人掌握客户数据、模型、技术文档和知识成果后退出，如何防止客户资源和商业秘密流失？如果其本行业资质被暂停、注销或限制执业，是否自动触发退伙、暂停履职或重新备案？这些问题如果不细化，制度就可能从“能力入口”变成新的风险入口。
如果把视野放到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律所特别合伙人制度也有先例。过去二十多年，法律服务与会计、税务、咨询、技术、合规和项目管理之间的边界不断被重新划定。英国《2007年法律服务法》下的替代性商业结构（ABS），已经允许非律师拥有和管理获准执业的律师机构；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监管局在机构授权规则中，也将同时存在律师与非律师管理人或者权益持有人的机构称为可许可机构，经授权后即通常所称ABS。[11]
美国长期坚持对律师执业和律所所有权的严格限制，但亚利桑那州自2020年起放宽非律师持有律所经济权益的规则，并在近年吸引法律科技、替代法律服务提供商以及专业服务机构进入该试验场。路透社2025年报道称，KPMG计划通过亚利桑那州规则设立KPMG Law US，目标并非集中于高风险诉讼或“押上公司命运”的重大争议，而是面向大型、流程化、技术化的法律工作，如合同重整、法律运营和托管式法律服务。这个案例说明，跨专业法律服务竞争的焦点，越来越不是单点法律判断，而是法律、技术、流程和项目管理的集成能力。[12]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扩张，则提供了更典型的专业服务机构参照。哈佛法学院法律职业中心的研究指出，“四大”关联法律服务网络近年来在规模、范围和重要性上明显增长，服务领域也早已不局限于税务，而是进入合规、金融、并购、劳动法等成长性业务；其背后的逻辑是，企业客户越来越希望把法律嵌入更广义的商业解决方案，而不是把法律服务孤立理解为诉讼代理或法律意见书交付。[13]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次上海出台的“草案”具有行业穿透力。它不是简单吸收几名非律师专业人员，而是在回应同一个全球性变化：客户需求从“找律师”转向“找解决方案”，法律服务供给也从“律师个人经验”转向“跨专业组织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改革并不孤立，它与全球范围内多学科专业服务、替代法律服务提供商、法律运营和法律科技的发展趋势形成了同频。
1
国际经验的启示：跨专业能力正在成为法律服务竞争变量
国际先例对上海最直接的启示，并不是“应当放开非律师所有权”，而是法律服务竞争确实已经不再是传统律师群体内部的封闭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法律科技公司、法律运营平台和替代法律服务提供商，都在进入企业法务预算的不同环节。它们未必取代律师，却不断分流那些标准化、流程化、合规化、项目管理化的法律工作。
这对中国律师行业尤其具有提醒意义。许多律所仍然把竞争焦点放在合伙人个人案源、律师人数扩张和办公室布局上，但客户尤其是大型企业客户已经越来越关注交付效率、跨部门协同、成本可控、项目管理、数据安全和全球网络。特别合伙人制度把财税、造价、专利和AI人才纳入律所治理层级，实际上是在推动律所正面回应这些竞争变量。
2
国际经验的反向提醒：跨界整合越强，治理风险也越高
不过，国际经验也不能被浪漫化。澳大利亚议会关于咨询公司治理问题的报告即指出，大型多学科专业服务机构的结构会带来两类突出问题：一是大型合伙制组织本身的治理挑战，二是向同一客户提供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产生的利益冲突。换言之，规模、品牌和跨专业并不天然等于高质量，反而可能因为业务线复杂、客户关系交织、内部激励强烈而放大治理风险。[14]
亚利桑那的实践同样给出了提示，开放组织形态并不意味着所有创新都能成功。路透社2026年报道称，法律外包公司Axiom关闭其亚利桑那关联律所，该律所曾是利用当地宽松律所所有权规则的大型项目之一；截至报道时，亚利桑那自2021年以来许可了156家替代性商业结构，仍活跃150家。这个案例至少说明，新型法律服务组织需要接受市场检验，制度创新本身并不能保证商业模式稳定。[15]
因此，上海此次“草案”的审慎并非保守，而是一种制度选择。它没有直接引入英美式非律师所有权开放，也没有把律所改造成多学科专业服务集团，而是在律所内部设置“专业能力入口”。这种路径的好处是风险可控、监管清晰、制度阻力较小；不足则是激励强度可能有限，改革效果更依赖律所内部治理能力。
3
上海路径的关键：把国际趋势转化为中国律师行业可承受的制度增量
从合规表达上看，应当避免把“草案”简单称为“中国版ABS”或“中国版四大模式”。这两种说法虽然传播性强，但容易误导。上海“草案”并未允许非律师控制律所，也未突破律师执业准入，更没有改变律所作为律师执业机构的基本属性。它真正做的是在既有律师监管框架内，为高度相关的非律师专业人员提供有限合伙身份、有限治理参与和有限财产权益。
这一路径的价值在于，既回应了法律服务跨专业化趋势，又保留了律师制度底线。它可以帮助上海律所增强财税、工程、知识产权和AI治理能力，也可以倒逼律所完善合伙协议、利益冲突规则、客户信息保护、收益分配和退出机制。若能做到这一点，特别合伙人制度就不是对国际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中的本土化制度实验。
4
落地场景：最先变化的不是所有业务，而是四类高复合度业务
特别合伙人制度落地后，其影响并不会覆盖所有律师业务，而更可能率先作用于那些高度依赖跨专业能力、客户愿意为综合解决方案付费、律所内部也能够实现团队化交付的业务领域。
这意味着，特别合伙人制度的成效不能只用“吸收了多少人”来衡量。真正有意义的指标，应当是这些特别合伙人是否参与了客户方案设计，是否提升了项目质量，是否形成了可复用的产品或流程，是否降低了执业风险，是否帮助律所建立了更稳定的跨专业团队。
5
行业走向：法律服务竞争将从“律师个人”转向“组织能力”
特别合伙人制度不会让律所变成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或科技公司。律所的底层价值，仍然是律师执业、法律判断、程序代理、客户忠诚、保密义务和职业伦理。但制度一旦落地，律所的组织形态会更接近复合型专业服务组织：律师负责法律判断和法律责任边界，特别合伙人负责财税、造价、专利、技术和管理等专业模块，二者通过统一的风控、质量管理和客户交付标准形成合力。
过去几年，很多律所谈法律科技，重点是购买软件、上线系统、使用AI工具。未来真正的分水岭，可能是律所能否把技术嵌入业务流程和治理结构。AI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特别合伙人范围，意味着技术负责人有机会不再只是“后台支持”，而是参与服务产品、知识管理、数据安全和客户交付规则的设计。
这也会带来新的合规压力。模型输出能否直接进入法律意见？客户数据能否用于内部训练？AI辅助审查出现错误，责任如何追溯？不同律师团队的知识沉淀如何避免泄密和利益冲突？特别合伙人制度如果不能同步建立数据治理和AI应用规则，技术能力越强，潜在风险也越高。
由于“草案”设置了三十名以上专职律师等条件，中小律所未必能直接吸收特别合伙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只是大所议题。它释放的市场信号会外溢到整个行业：客户评价律所时，将越来越关注其是否具备财税、技术、专利、工程、数据等复合支持能力。中小律所如果不能通过特别合伙人制度获得这些能力，也需要通过外部联盟、共享专家库、区域协作、法律科技合作和专业服务网络补齐短板。
上海此次“草案”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给非律师专业人员增加一个头衔，而在于它以地方立法方式承认：法律服务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变化。过去，律所竞争更多体现为律师人数、合伙人阵容、办公室布局、案源资源和品牌声誉；未来，真正拉开差距的，可能是跨专业人才能否被组织起来、技术能力能否被制度化、专业经验能否被产品化、客户交付能否被流程化、风险控制能否贯穿项目全周期。草案的审慎，体现了监管对律师行业特殊性的把握；草案的开放，则体现了上海对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判断。它不是一场大拆大建式改革，而是一场在律师制度底线之内进行的组织能力试验。
因此，特别合伙人制度真正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非律师能不能入伙”，而是更直接也更尖锐的问题：面对客户需求越来越复杂、法律科技越来越深入、涉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律所还能不能只靠传统合伙结构继续前行？上海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守住律师制度底线，但不能拒绝组织能力升级。
参考资料
[1][6][7][8][10]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告｜〈上海市律师事务所特别合伙人若干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上观新闻转自“上海人大”，2026年5月29日，载https://www.jfdaily.com/sgh/detail?id=1757523。
[2] 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司法行政“十四五”时期律师行业发展规划》，2021年6月11日发布，载https://sfj.sh.gov.cn/zwyw_ggflfw/20210611/47579034255e4b77b69b7c7c16b9d053.html。
[3]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发挥城市功能优势 做强律师事务所品牌 加快推动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沪府办规〔2023〕32号，2023年12月29日印发，2024年1月4日发布，载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40104/ff6cf3b2b1324e1895bbea934d44cbd3.html。
[4] 上海市司法局相关建议办理结果，2024年5月15日公开，其中提及《若干措施》提出“建立特别合伙人管理制度”，并说明正推进制定特别合伙人管理规定，载https://sfj.sh.gov.cn/cmsres/38/38686922ee55426282b0e44299b23224/8fb37a46214e7394797816746c7e0103.pdf。
[5] 参见上海市司法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市开展合伙联营的实施办法》，2025年6月9日发布；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人才工作局：《关于上海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2025年8月4日发布；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浦东新区促进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2023年11月10日印发。
[9] 《上海律协发布首个行业规划未来三年要完成44项任务》，《解放日报》2026年5月14日；另参见《推动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市律协发布三年行动纲要》，劳动观察，2026年5月13日，载https://www.51ldb.com/shsldb/ms/content/019e20ad0dfcc001000066d533acd97d.htm。
[11] The Law Society, “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s”, 21 October 2025，说明《2007年法律服务法》允许非律师拥有和管理律所；另参见Solicitors Regulation Authority, “Firm authorisation”关于licensable body和ABS的说明，载https://www.lawsociety.org.uk/topics/business-management/alternative-business-structures、https://www.sra.org.uk/solicitors/guidance/firm-authorisation/。
[12] Reuters, “KPMG plan to launch US law firm opens new front for Big Four”, 14 January 2025，报道KPMG拟利用亚利桑那放宽律所所有权规则设立KPMG Law US，并聚焦大型流程化法律工作，载https://www.reuters.com/legal/legalindustry/kpmg-plan-launch-us-law-firm-opens-new-front-big-four-2025-01-14/。
[13] David B. Wilkins and Maria J. Esteban Ferrer, “The Reemergence of the Big Four in Law”, Harvard Law School Center on the Legal Profession，指出四大关联法律服务网络在规模、范围和重要性上增长，并进入合规、金融、并购、劳动法等领域，载https://clp.law.harvard.edu/article/the-reemergence-of-the-big-four-in-law/。
[14]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Chapter 3 - Structural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the Big Four firms”，指出大型多学科专业服务机构存在合伙治理和利益冲突问题，载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Joint/Corporations_and_Financial_Services/ConsultancyFirms/Report/Chapter_3_-_Structural_and_governance_challenges_in_the_Big_Four_firms。
[15] Reuters, “Lawyer outsourcing company Axiom shutters Arizona law firm”, 9 February 2026，报道Axiom关闭其亚利桑那关联律所，并说明亚利桑那自2021年以来许可156家替代性商业结构、仍活跃150家，载https://www.reuters.com/legal/legalindustry/lawyer-outsourcing-company-axiom-shutters-arizona-law-firm-2026-02-09/。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