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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范式、认知觉醒与卓越人生——基于华夏上古文明的底层逻辑建构
摘要
本文以华夏九千年至商代原生文明为核心研究样本,通过对比周代以降三千年文化范式的演变差异,揭示文明基因、思维习惯与个体命运、民族兴衰的深层耦合关系。研究发现,华夏上古文明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客观认知天地规律、主动塑造成功思维、坚守价值交换本质的底层逻辑,形成了“习惯卓越则永续兴盛”的文明运行法则。周代后儒释道文化体系的传播,重塑了民族思维范式,催生了消极避世、内耗内卷、归因外求的认知误区,成为近三千年民族发展困顿的核心文化根源。同时,本文从天地玄德认知、人性情感规律、财富价值逻辑三个维度,构建个体卓越人生的理论体系,论证了认知觉醒、习惯重塑、价值共生是个体突破人生困境、民族实现永续强盛的核心路径,为当代个体成长、文化复兴与社会发展提供原生文明理论支撑。
关键词: 华夏原生文明;认知觉醒;卓越人生;思维习惯;价值交换;文明范式
一、引言
文明的核心竞争力本质是思维范式的竞争力,个体人生的终极差距本质是认知习惯的差距。华夏文明作为全球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九千年至商代形成了独有的、战无不胜的文明基因,塑造了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开拓进取、顺应规律、永续成功的发展态势。然而自周代始,华夏文明核心范式发生根本性转折,儒释道文化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认知体系,彻底改变了民族原始思维逻辑,形成了近三千年“习惯失败、内耗自保、归因外求”的消极文化惯性,也造就了封建王朝兴衰循环、民族屡遭困顿的历史周期律。
近现代以来,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新、1949年后民族思维的彻底重塑,让华夏上古卓越文明基因得以重启,推动民族实现从积贫积弱到战无不胜的历史性跨越。基于此,本文立足华夏岩石文、甲骨文承载的原生文明内核,跳出后世传统文化的认知桎梏,系统性拆解上古文明的底层运行逻辑,厘清古今文明范式的核心差异,构建“文明基因——认知习惯——人生成败——民族兴衰”的完整理论模型,同时结合人性规律、财富逻辑与社会运行法则,阐释当代个体实现卓越人生、民族实现永续发展的核心路径。
二、华夏文明的范式分野:九千年原生文明与后世文化的核心差异
2.1 上古原生文明:顺应客观、主动进取的卓越范式
华夏九千年至商代的原生文明,核心是敬畏客观、掌控规律、主动破局、习惯成功的思维范式,这也是该历史阶段华夏民族长期战无不胜的核心根源。上古文明以“天地人”三元思维模型为核心认知框架,确立了最本质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天地不生无用之物,宇宙间不存在绝对的负能量与无价值的事物,所有自然现象、人生困境、社会坎坷均为客观存在,其利弊属性源于人类对规律的认知程度与运用能力,而非事物本身的属性。
在这一认知体系下,上古先民形成了极致的务实思维与进取精神。面对洪水、天灾、猛兽等自然挑战,先民不逃避、不抱怨、不归因于天地,而是主动探索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以治水兴业、驯服自然、开拓疆土的实践,将天地坎坷转化为民族发展的根基。这种思维模式彻底摒弃了消极宿命论,形成了“遇困破困、遇强更强、习惯胜利”的文明惯性,构建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卓越文明基因。
同时,上古文明确立了清晰的价值准则与崇拜体系,核心是“法祖兴业、效仿成功”。先民以历代建功立业、开拓文明的祖先为标杆,崇拜强者、效仿卓越、传承胜利经验,形成了“以成功为常态、以卓越为准则”的集体思维。在社会治理层面,上古文明坚守“天聪自我民聪,天视自我民视”的核心原则,以民众需求为发展导向,以集体意志为决策依据,摒弃虚无的玄学臆想,形成了务实、落地、长效的治理逻辑。
2.2 周代以降后世文化:消极内耗、归因外求的弱势范式
自周代灭商后,华夏文明范式发生根本性颠覆,儒释道文化逐步成为社会主流,彻底割裂了上古九千年的卓越文明基因,形成了“反祖先、反传统、反真理、反真相”的弱势文化体系,构建了近三千年消极化、虚无化、内耗化的思维范式。
从认知逻辑来看,后世儒释道文化颠覆了“天地无负能量”的客观真理,构建了宿命论、虚无论的认知体系,引导个体与民族向外归因,将人生困顿、社会苦难归咎于天命、运气与外界环境,彻底摒弃了上古文明“向内求索、主动破局”的核心思维。在价值导向层面,儒释道推崇消极避世、安贫乐道、隐忍退让的人生态度,弱化进取精神、消解竞争意识、否定卓越追求,让民族逐步形成“习惯失败、习惯贫穷、习惯内耗、习惯退让”的思维惯性。
在崇拜体系与学习逻辑上,后世文化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未建立现实功业的思想者奉为至高标杆,脱离了上古“效仿成功、法祖兴业”的务实逻辑。这种认知导向让个体与民族丧失了成功的参照体系,不再以开拓进取、建功立业为价值追求,反而以隐忍、无为、清贫为道德标杆,最终形成“为失败找理由、为平庸找借口”的集体认知误区。
这种文化范式的颠覆,直接造就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困境:中原大地半数时间遭外族占领,人口频繁出现非自然锐减,封建王朝陷入“兴盛——衰败——覆灭”的无限周期律。本质而言,后世三千年的民族困顿,并非天地环境的改变,而是思维范式的退化、认知逻辑的扭曲、习惯体系的错位。
2.3 近现代文明复兴:原生卓越基因的回归与重塑
1949年以来,中国实现了民族思维的根本性重塑,完成了对后世三千年弱势文化的清零与革新,重启了上古华夏卓越文明的核心基因,形成了“习惯成功、不畏挑战、越挫越勇”的全新民族范式。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新,本质是对三千年文化负能量的系统性清除,打破了儒释道的认知桎梏,为民族思维回归上古卓越逻辑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民族的快速崛起,核心并非地理、资源等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是思想认知的彻底革新。从抗美援朝击败多国联军,到扶贫攻坚、科技突破、产业升级,当代中国始终践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发展逻辑,面对外部封锁、技术卡脖子、国际博弈等各类挑战,始终以主动突破、迎难而上的姿态破解困境,延续了上古华夏“战无不胜”的文明惯性。这充分印证了核心理论:人类与民族的命运,本质由思想认知与思维习惯决定,客观环境从未定义成败,唯有认知与习惯决定最终结果。

三、核心理论内核:认知、习惯与卓越的底层逻辑
3.1 核心公理:人生与民族的成败本质是习惯的产物
本文基于华夏原生文明的文字溯源与历史规律,提出核心公理:人生的状态是习惯的产物,民族的兴衰是集体思维习惯的产物。不存在天生的成功与天生的失败,所有人生的贫穷、不幸、平庸、困顿,本质是长期习惯失败、习惯消极、习惯内耗的结果;所有个体的富贵、幸福、卓越、强大,本质是长期习惯成功、习惯进取、习惯突破的结果。
从甲骨文“卓”字的原生释义来看,卓越的本质并非天赋出众、境遇优越,而是个体能够清晰认知天地客观坎坷、人性复杂险恶的双重真相,在困境与挑战中坚守方向、主动破局、持续突破,将磨难转化为成长阶梯。上古先民之所以能够永续强盛,核心是养成了“直面困境、掌控规律、解决问题”的卓越习惯;后世民族之所以陷入周期衰败,核心是养成了“逃避困境、归因外求、消极内耗”的失败习惯。
这一公理彻底颠覆了传统宿命论、天赋论的认知误区,构建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卓越逻辑:成功与卓越并非稀缺天赋,而是可通过认知觉醒、刻意训练养成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个体与民族均可通过重塑习惯,实现从平庸到卓越、从失败到成功的根本性跨越。
3.2 认知觉醒:天地玄德的客观规律与人性真相
认知觉醒是实现卓越的核心前提,其本质是读懂“天地玄德”的客观规律与“人性为本”的人间真相,构建完整、真实、正向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华夏上古文明提出的“玄德”,是区别于后世玄学虚无概念的大科学体系,核心内涵是天地万物的客观运行规律,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正能量性与实用性。
天地运行的核心真相是不造无用、不生负能量,风雨雷电、四季更迭、山川险阻、洪水猛兽,均为天地能量交换的客观形态,本身无好坏、无善恶、无利弊。人类认知中的“灾害、困境、苦难”,并非天地的惩罚,而是人类未掌握客观规律、未适配自然法则的能力短板。这一认知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觉醒密码:所有苦难与困顿,根源不在外界,而在人的认知局限与能力缺失。
与此同时,人类是宇宙中唯一能够创造负能量的主体,所有贫穷、内耗、冲突、不幸,均源于人类扭曲的思想认知与错误的行为选择。后世儒释道文化的最大弊端,是构建了虚假的认知体系,引导人类向外归因、逃避问题、弱化能力,持续制造思想负能量,最终形成群体性的平庸与失败。而真正的认知觉醒,是彻底摒弃虚假认知,直面天地客观规律、直面人性真实状态、直面自身能力短板,向内求索、主动破局、持续精进。
3.3 人性底层:七情运转与人生三苦的破解逻辑
基于华夏原生文明与人性规律,人生所有困境均可归结为穷苦、痛苦、孤苦三类核心苦难,三类苦难对应不同的认知误区与破解路径,其本质均为七情六欲的失衡与认知的错位。
穷苦即求财不得,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核心困境,源于缺乏财富认知与价值创造能力,本质是习惯性平庸、习惯性匮乏的思维导致。穷苦的核心破解之道,是摒弃安贫乐道的消极认知,建立价值创造、价值交换的财富思维,通过提升自身能力、创造社会价值,突破物质匮乏的困境。
痛苦即求道不得,多见于物质富足但精神迷茫的群体,核心是缺乏人生方向、价值信仰与终极认知,陷入生命意义的迷茫与绝望。痛苦的破解核心是认知觉醒,读懂天地人运行的底层规律,确立正向的人生价值与精神信仰,突破认知迷茫的桎梏。
孤苦即求爱不得,是人类最深层的灵魂困境,核心是情感虚假、执念错位、利己失度,导致人际关系疏离、情感无依、内心孤独。儒释道文化对七情六欲的压制,是当代人情感匮乏、人际冷漠、孤苦缠身的核心根源,其彻底斩断了人类情感的真实流动,让个体陷入虚伪、内耗、孤立的状态。孤苦的破解核心是坚守真情、摒弃虚假,以真诚的情感链接他人、链接社会,实现情感共生与灵魂归属。
人性如黄连,本质自带苦涩,但苦涩并非人生的绝境,而是成就卓越的良药。苦难是人生的必备要素,是打磨认知、锤炼心性、提升能力的核心载体,无苦难则无成长,无磨砺则无卓越。真正的卓越人生,不是规避苦难、远离坎坷,而是接纳苦难、读懂苦难、利用苦难,在破局脱困中重塑自我、成就自我。

四、财富与社会运行的底层价值逻辑
4.1 财富的核心本质:价值交换与情感赋能
华夏原生文明的财富逻辑,彻底区别于后世功利化、投机化的财富认知,其核心是价值交换为根基、情感喜悦为内核、共生赋能为终极。财富从来不是单纯的货币积累,而是个体价值、情感能量、社会口碑的综合体现,财富的永续性,取决于价值交换的真实性与情感赋能的广泛性。
价值交换是财富的底层种子,也是“德”的核心内涵。上古文明定义的“德”,并非后世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平等的价值往来、能量交换。单纯的捐赠施舍只能解决短期物质困境,无法激活对方的生命能量与价值创造力,属于一次性的帮扶;而平等的价值交换,能够让双方实现互利共赢,激活弱势群体的创造能力,播种财富永续的种子,这是财富积累的核心天道法则。
情感喜悦是财富的超级能量,核心遵循“喜不过望”的运行规律。当个体能够为他人创造超出预期的喜悦价值,且不索取回报、不执念感恩,就能形成极强的情感链接与口碑势能,获得他人的正向祝福与社会的广泛认可。财富的终极形态不是货币,而是人心的祝福、社会的口碑、群体的认可,当正向势能足够强大,所有的市场机遇、财富资源、发展机遇都会自然汇聚。
4.2 财富气场与卓越管理的共生逻辑
卓越的财富积累与事业管理,核心是气场优先、能力次之、财富最后。真正的富贵并非持续盈利、永不亏损,而是长期养成的富贵气场与卓越心态。优秀的企业家与成功者,即便遭遇事业低谷、资金亏损,依然能保持从容进取、利他赋能的气场,这种气场源于长期成功习惯的塑造,源于正向认知的支撑,是凝聚团队、链接资源、突破困境的核心力量。
当代企业管理与事业发展的核心误区,是重利益、轻道义、重结果、轻口碑。华夏原生文明明确,财富分为“利”与“益”两个维度,账面营收、短期盈利、货币积累的是利,是事业发展的基础物质支撑;惠及他人、赋能社会、创造长效公共价值、收获群体正向认可的是益,是财富永续发展的核心内核。仅有利益而无增益的财富,只有短期物质体量却无正向社会势能,缺乏稳固的人心与口碑支撑,格局狭隘、根基浅薄,极易因舆论危机、人心离散、行业波动与外部冲击快速崩塌;而兼顾利与益、坚持以利筑基、以益赋能,始终践行利他赋能、深耕社会价值创造的事业,既能保障阶段性发展收益,又能积累长效社会口碑与正向能量势能,实现基业长青、永续发展。
同时,民族财富的永续强盛,遵循“自强扶弱、共生共荣”的天道法则。强者帮扶弱者、发达地区赋能欠发达地区,并非单纯的慈善行为,而是财富能量放大的核心逻辑。当代共同富裕、区域均衡发展的底层逻辑,正是华夏上古财富天道的延续,通过赋能弱势群体、激活薄弱区域,实现整个民族财富能量的整体升级,达成民族永续强盛的终极目标。

五、卓越人生与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
5.1 个体层面:认知觉醒与习惯重塑
个体实现卓越人生的核心路径,是完成认知清零、思维重塑、习惯养成、情感归真四大步骤。首先,彻底摒弃儒释道消极避世、安贫乐道、宿命归因的扭曲认知,回归华夏原生文明的客观认知,接纳天地规律、直面人性真相、正视自身苦难,建立向内求索、主动破局的核心思维。其次,刻意培养卓越习惯,摒弃平庸、匮乏、消极、内耗的惯性,养成进取、突破、利他、务实的行为习惯,让成功与卓越成为本能。
再次,精准破解人生三苦,针对性解决自身困境:普通人优先突破穷苦困境,深耕价值创造、掌握财富逻辑,实现物质独立;物质富足者突破痛苦困境,探索人生价值、建立精神信仰,实现认知觉醒;情感匮乏者突破孤苦困境,坚守真情、摒弃虚假,构建真诚的人际链接。最后,完整释放七情六欲,不压抑情绪、不扭曲人性,接纳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完整情感,以真实的人性、鲜活的生命力,支撑人生的持续成长。
5.2 民族层面:文明回归与文化革新
民族实现永续强盛、完成伟大复兴的核心,是回归上古卓越文明基因、清零三千年文化负能量、构建当代正向文化体系。首先,重构文明认知体系,厘清九千年华夏原生文明与后世儒释道文化的本质差异,摒弃消极文化糟粕,传承务实进取、顺势而为、自强不息、利他共生的原生文明内核。其次,重塑民族思维范式,延续当代中国“不畏挑战、越挫越勇、习惯成功、为民而立”的思维惯性,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桎梏。
最后,构建适配当代社会的文化与价值体系,以上古“道可道、有标准”的务实逻辑,替代后世虚无模糊的道德说教,确立“利己不损人、进取不内耗、成功不偏执、共生不独赢”的社会价值准则,让卓越进取、价值创造、利他共生成为全民共识与民族惯性,为民族复兴提供持久的文化动力与思维支撑。
六、结论
华夏文明九千年的兴衰迭代、个体人生的成败得失,印证了一条亘古不变的底层规律:认知决定思维,思维养成习惯,习惯塑造人生,集体习惯铸就文明。九千年至商代的华夏原生文明,以客观求真、自强不息、价值共生、顺势而为的核心逻辑,塑造了民族战无不胜的卓越基因;周代以降三千年的弱势文化范式,以消极虚无、内耗归因、平庸避世的扭曲认知,导致民族陷入长期困顿与周期衰败。
认知觉醒是个体突破、民族崛起的唯一核心路径。对个体而言,摒弃消极文化桎梏、读懂天地人性真相、重塑卓越思维习惯、坚守真情价值交换,即可破解穷苦、痛苦、孤苦三大人生困境,实现从平庸到卓越的人生跨越;对民族而言,回归上古原生文明内核、清零后世文化负能量、构建正向思维与价值体系,即可彻底打破历史周期律,实现永续强盛与文明复兴。
未来,个体的卓越成长、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是华夏上古卓越文明基因的全面回归与当代重塑。唯有坚守客观求真的认知、自强不息的习惯、利他共生的价值,才能让个人永续精进、民族永续强盛,延续华夏文明九千年的卓越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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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堪舆玄学的学者都不陌生,三元九运是中国划分大时间的方法,自古便记载于黄历上,并结合干支历使用,由于其以宇宙星辰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因此多用于预卜国运、测算全球态势等大事件中。三元九运不仅适用于中国,放之全球,均可发现其谙合的轨迹。
中国古代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经过漫长时期的观测,发现太阳系各大行星的运转规律与地球上的自然和人事现象的运动变化规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规律性联系!
这种天体运行规律循环往复,永不改变。古人洞悉这一天机,创立了划分时间的“三元九运”体系:以一百八十年作为一个正元,每运为二十年,即上元是一运、二运、三运,中元是四运、五运、六运,下元是七运、八运、九运。
此外,北斗七星(实际为九星,包括左辅星和右弼星)的运行规律与地球上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之间也存在某种相应的暗合关系。在三元九运的不同时间,都有其中一颗星起着主导作用,并且,每颗星对地球发挥作用的时间正好为二十年。以此为基础,通过三元九运与洛书九宫、北斗九星、以及九气间的有机结合,建立和发展了一套“时”与“空”统一的堪舆理论、可以精准的推算阳宅运气和人的吉凶祸福,甚至说是国运态势等。


三元九运论吉凶
从上图不难发现,由公元2004年起,我们进入了下元八运。既然进入了下元八运。那么,这个八运就是当运,就是当旺。也就是说,八运之前的七、六、五、四、三、二、一都已经逐渐失其气,风水学上也称做“退气”,其气运已经衰退了。这个时候,做任何与以上7运相关的行业,都会力不从心。
但“时来运到”的时候,人们就要去抢八运的旺气。如果能够抢得八运的旺气就必然旺丁旺财。旺丁者人强马壮,个人健康愉快,队伍不断壮大;旺财者经济发达,兴旺富裕。旺山旺向的原理就在洛书九宫图。图中各个宫位都有一个数字,该元运的数字落在那一宫(那方位),那就是当元的旺位。下元八运的八字是在东北。故此,八运最旺是坐东北。那么,下一个元运,九运又如何呢?下元九运最旺是南方,坐南向北就是旺山旺向,因为洛书九宫图的九是在南一宫。

到了2018年,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房价开始徘徊,调控手段层出不穷,已经成了所有人(也包括我们道人)最关心的问题。
接下来,便站在时运大势和堪舆风水的角度和大家谈一谈,我们对这两个世纪大问题的看法。
【元运时间表】
其实能看大格局的堪舆家在看一个大时代的特点和吉凶,还有该时代当旺行业,全是靠古人总结留下来的这套运程规律变化的时间表。

每一个运程的平均时间为20年,不同运程所掌管的时代,都会呈现出特有的时代特点和影响整个时代的标杆行业。
而在当代,我们所经历过的和未来将要经历的时代,便是上图红圈中的三大运程:七运、八运和未来的九运。
七赤运:破军(大凶星) 1975~2003年
在这个大时代中,它主导的时代特点是动乱不安的。而这个时代的第一标杆行业便是黑社会主导的黄赌毒行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七赤运的中间阶段,我们中国各大省份基本都有一个黑帮的"土皇帝",当时每个城市最知名的不是首富,而是某某老大。香港拍摄了多部上世纪黑帮时代的电影,正是七赤运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相传,潞水境内的露岭是炎帝神农氏榆罔的封地。潞水及其周围地区因此又被称为“神农故地。”《潞水乡志》(1990年12月出版)引《史略循蜚记》说:黄帝杀蚩尤,封榆罔于露。又引《湖广通志》云:黄帝次子少昊金天氏葬茶陵露水。“潞水”一名即由这些记载而来,中间经由了由“露水”演变为“潞水”的过程。
露岭,潞水人称之为“露里坳”,与杨柳仙、天堂山(一说叫天子山)相连为一体。山脉西侧为攸县凉江乡,南段与虎踞茶涧相连,东侧即潞水镇,是大元村的主要林地所在地(但其中大部分属国营云阳林场)。露岭在颜氏族谱中记为“鹭岭”,如果单指一座山,露岭就是“露里坳”;如果指一个小山系就是包括露岭、杨柳仙、天台山等山脉在内的山系。通常情况下,指的是一个叫“露岭”的小山系,它是武功山的一个支系。潞水河的五大支流有四大支流发源于这个小山系,其中又以发源于露岭山麓公彦龙的洋田江、发源于天台山茅叶龙深涧中的潞溪为两大主要支流。在谱牒记载中,潞水河多记为“潞溪”、“潞水溪”。潞水河是潞水方言区内唯一的河流,它发源于露岭这个小山系故而称为“潞水”。潞水河流经潞水地区,故而人们把这个流域称为“潞水”。一句话,“潞水”之名是因河而得的。所以,几乎是所有的谱牒都把潞水这个地方称为“潞溪”(如颜氏族谱称其先祖“徙居潞溪”)。
《酃县志》载:“茶陵睦乡有潞水溪,相传炎帝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酃县即现在的炎陵县。酃县因“邑有圣陵”,于1994年改名为炎陵县。这个记载与潞水的一个民间传说完全一致。民间传说,炎帝神农氏死后,决定安葬在封地附近的天子山,坑挖好后,发现坑下有溶洞,坑底是空的。风水先生阳丙吉认为这样就“破气”了,炎帝神农氏安葬在这里会走了“龙脉”。于是,大家决定把炎帝神农氏的灵柩南迁,安葬在另一个风水宝地鹿原坡。这就是现在的炎帝陵。这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的地方即天堂山。天堂山是潞水镇最大的山,也是农元村的主要林地。因为这个传说,潞水民间又把它叫做 “天子山”。民间称炎帝神农氏为“神农皇帝”、“神农天子”,“天子山”,意思就是安葬神农天子的山。一部分老人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神农氏的古坑位置。
说到这里,似乎有太多的问题必须一问了,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要说清楚:炎帝神农氏和榆罔是什么关系?榆罔为什么会来到潞水这个地方?
先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以一个人生平的功业来给人命名,这大概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轩辕”的原意是指车辕。王逸在注释《楚辞·远游》时说:“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为‘轩辕氏’也。”又,《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据此,王子今先生推测,这样的称谓“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中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神农氏”一名也是这样而来的。《白虎通·号》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段话告诉我们:神农之所以称为“神农”,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过重大的发明创造,使人民深受其益。至于“炎帝”这个称号,则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古人把这个学说与南方地理上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于是,衍生了“炎帝”这个称号。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以后,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帝”,南方的“帝”。南方有炎热的特点,五行属火,所以,就称之为“炎帝”。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有许多纪念、敬仰炎帝的遗迹和传说,乃至民俗,对此,赵世超先生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一文中用五行学说作了解释:南方丙丁火,气候炎热,与火的特征相似,“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易》云:“炮牺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蔡邕《独断》云:“木生火。宓牺氏没,神农以火德继之。”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这是阴阳家将阴阳五行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以阴阳消息、五德终始理论解释远古时期的帝王及后世的王朝前后更替现象的结果。
那么,炎帝神农氏与榆罔是什么关系呢?还得先说一些“题外话”。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这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但在历史上,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似乎一直是个悬案。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并非一人。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明确表述这种看法,但是,对此是有所暗示的。《史记·封禅书》引管仲的话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管子是最早执这种理论的(语见《管子·封禅》,文字与《史记·封禅书〉相同。)后来,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则直言:“神农非炎帝。”但是,似乎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种主流意见认为神农氏和炎帝是同一个人。许多文献资料对此作了解释,比如,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说:“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基于这种认识,部分文献资料还特意记载炎帝神农氏所传的世系。但是,文献资料在叙述炎帝神农氏所传世系时,有“八世”与“十七世”、“一百二十年”与“五百二十岁”之异。《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八世即《帝王世纪》所说的:“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听谈(又作听祓)。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及轩辕氏。”《吕氏春秋·慎势览》说:“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七世就是五百一十年,与前面所说的“五百二十岁”相符。但是,这样的记载难以磨合之处也很明显:到底是“八世”还是 “十七世”?是“一百二十年”还是 “五百二十岁”?神农真的“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吗?“八世”怎么可能“合五百二十岁”呢?对此,何光岳先生解释说,可能,《帝王世纪》所说的这八代只是神农氏也即炎帝氏族部落系统中较杰出的八代首领,他们的功业被自己的部落后裔传诵着,所以,他们的名字才流传下来,而其余的几代,他们的名字则可能不为人所传记了。至于这八个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他们在农耕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而来的。比方说,帝榆罔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他发明了在农田周围广植榆树以防风灾和动物践踏庄稼这种耕作技术而来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祖先崇拜情结的传统:祖先的后代是不会轻易忘记祖先的名字的。至于“一百二十年”这种说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可能,这至少是两代神农的在位时间或年龄。
还得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称号呢?文献资料似乎对此已作了解释。王符说:“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世本·帝系篇》云:“炎帝身号,神农代号。”《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始教农耕,故号神农氏。”《易》云:“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些解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似乎仍然是“语焉不详”,缺少具体可感的信息。比较而言,何光岳先生的解释应该是最为具体的,因而也较为合理。他解释说:神农和炎帝是同一个氏族的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首领名称。神农氏这个名称在前,氏族首领叫神农氏,氏族以首领的名称命名,也叫神农氏。后来,这个部落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叫炎帝,或者说,南迁以后,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改称炎帝,同样,人们也以他的名字来作为氏族部落的名字,这个氏族改名为炎帝部落。这样两个时代的其他首领都沿用神农、炎帝这样的称号,所以,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和氏族部落世代也就流传延续了八代或十七代,达一百二十年或五百二十年之久。但是,这种解释至少与《逸周书·尝麦》等古籍的记载不一致。看来,对这样的问题还是存疑为好。
我们现在不妨以何光岳先生的解释为据来说炎帝神农氏与榆罔的关系:榆罔是炎帝神农氏这个氏族部落系统中的第八代首领,一个杰出的首领。因为他在农耕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在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系统中的众多首领谱牒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个叫榆罔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为什么来到潞水呢?
先来看一看文献资料。《史记·五帝本纪》对此透露了一定的信息。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些记述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其一,黄帝轩辕氏部落崛起的时候,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开始走向衰落。这时,这个氏族部落已无能力控制其它氏族部落,最终因为一系列的内忧外患而逊于黄帝轩辕氏部落。从此,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
其二,在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的过程中,内政方面,黄帝轩辕氏经过了“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的励精图治;外交方面,黄帝轩辕氏有过“抚万民,度四方”的努力,还有“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这样的重大战事。
其三,阪泉之战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反黄帝轩辕氏取代天下共主地位的反击战。这场战争之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与黄帝轩辕氏氏族部落之间是什么关系?黄帝轩辕氏征蚩尤的涿鹿之战时,有过“征师诸侯”的外交、军事活动,这项活动中的诸侯是否包括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还有,蚩尤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信息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一般的历史书籍认为,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中的成员。他趁自己的氏族部落在阪泉之战中大败,大伤元气的时候,发动内乱并打败自己的首领,一度取得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可能,蚩尤是个鹰派人物,不甘于被黄帝轩辕氏打败的命运,有过整兵再战黄帝的举动,这就是涿鹿之战。所以,黄帝轩辕氏部落乘机与既吃了败仗又大权旁落的炎帝神农氏联合,在涿鹿大败蚩尤。对此,《逸周书·尝麦》做了明确的记载,原文是这样的:“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帝”,应该是黄帝,后面所说的“赤帝”应该是炎帝。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解释上述疑难问题。还有一些记载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合作打败蚩尤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就是榆罔。清代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尹继善主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轩辕氏》载:“蚩尤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于天下,兼并诸侯,攻炎帝榆罔,榆罔逊居涿鹿。”《吕氏春秋·慎势览》载:“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至榆罔失。”这些记载明确的告诉我们:与黄帝轩辕氏进行阪泉之战的,以及后来与黄帝轩辕氏联合,在涿鹿之战打败蚩尤的都是炎帝神农氏榆罔。这说明炎帝神农氏到榆罔时代,至少在北方地区,已是彻底衰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榆罔可能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北方地区的末代首领。
衰落的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到哪里去了?《史略循蜚记》载:“榆罔名参卢,居空桑。尤居之,乃封榆罔于路。路,露也。”就是说,榆罔被蚩尤打败,原来的居地被蚩尤占了,流落到“路”这个地方,黄帝轩辕氏便卖了顺水个人情,“乃封榆罔于路”,“路”也叫做“露”。《路史》也有类似的记载:黄帝轩辕氏封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
我们假定这个“路”或“露”指的就是以露岭为中心的潞水镇,这些记载也就暗示着衰落了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榆罔的领导下,已经南迁到湖南茶陵这个地方了。至于说黄帝轩辕氏封榆罔于潞水的露岭,似乎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顺水人情。
《帝王世纪》载:(神农氏)“有圣德,继无怀氏之后,以火承木,住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一曰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看来,炎帝神农氏南迁途中,还有过勤修内政的努力,并取得了招抚夙沙氏这个氏族部落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向南迁徙的路线,则是由北方的姜水流域(今陕西宝鸡市附近)迁至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即“陈”这个地方),向东迁徙的方向则是由河南开封附近迁至今山东省的曲阜(即“营都于鲁曲阜”)。
这样的迁徙并不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终结。《水经·漻水注》说:漻水西经历乡,“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书》所谓:‘神农即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历乡即湖北省随县的历乡,这个记载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河南省南迁到了湖北省。《管子·轻重》云:“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这个“淇田”据说就是今湖南省宜章县的骑田岭。又王应章在《嘉禾县学记》中解释嘉禾县得名的原因时说:“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又《衡湘传闻》中说: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来山”。《明一统志》说:“耒水出郴州之来山”。这些记载又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湖北省继续南迁到了湖南省。今湖南的宜章、郴州、嘉禾、耒阳、安仁、茶陵、炎陵诸县多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和传说,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这大概也是榆罔氏之所以到潞水的原因。
据文献资料记载,湖南境内似乎应该是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最后一站。其原因,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大概是这样的:南迁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历经唐、尧、夏、商数代,都处于南方江汉流域之间。到周初,黄帝轩辕氏部落的姬姓周朝势力向南方渗透扩张到了江汉流域,并将其亲族随、唐、蓼、蒋、聃、曾等侯国分封到这里。这样,原来迁徙到这里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生存便受到了周朝威胁,因此,不得不继续南迁到湖南境内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也就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原因和路线的问题。但与此有关的其它几个问题仍然有交代的必要。
第一、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过程中,有过什么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呢?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成就就是农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因此,可以肯定,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广到南方,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南迁过程中的重大或主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上活动之一。其它如医药文化的创制、商业文化的创制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无须赘述。
第二、方国的建立问题。这本来应该归之于前一个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历来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有必要单独立为一项来讨论。其实,前面所引《帝王世纪》中的记载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在山东曲阜“营都”了,自然也就有了方国。何光岳先生从姓氏源流的角度考证,考察了我国一百来个姓氏的来源,认为历史上这一百来个姓氏都是由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及其后裔演变而来的。这些姓氏,至少在商周时期分建了很多国家,即方国,比方说,吕氏之后的吕尚,即姜子牙建立了齐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应该是诸侯国了,或者说,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在周朝受封的诸侯国,而不是宽泛意义的方国了。杨向奎先生的《论“以方以国”》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考证,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申、吕、齐、许诸国。“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后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这四个方国中的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只有齐在今山东省,处在北方地区。这个问题的厘证给我们的暗示是:方国的建立,有可能扩大到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的范围,即这些方国也可能对外打着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这个旗号,他们的首领也以炎帝神农氏自称。
第三、南迁的部族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的本系还是支系?这实际上牵涉到了榆罔和湖南、潞水的关系这个细节问题了。文献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联系某些资料及炎帝神农氏在南方的遗迹、民间传说来作一些推测。《水经·漻水注》记载的这个遗址和传说与陕西歧山姜城堡神农庙和九圣泉的遗址和传说相同。这说明湖北省随县历乡的神农诞生地,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之后一个袭称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的诞生地,因为同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地方诞生。有专家考证后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途中,炎帝神农氏的臣属重黎(即祝融氏)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今湖南炎帝陵(即炎帝县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这就是说,这个部族南迁的,既有部族的本系,又有部族的支系,乃至于臣属的方国部众。
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历时悠久,部众庞大,工程繁浩,当他们最终迁徙到湖南境内的时候,要问它的领导人是谁,特别是作为这个庞大、复杂的部族的唯一共主的首领是谁,这实在是不可能可以得知的事情。《史略循蜚记》所载及民间传说记载说是一个叫榆罔的人到了潞水,这个具体到了某一个人的说法,应该可以断定是不确切的。榆罔这个名称,似乎以笼统的“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及其部众”来代替更为准确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南迁,不可能确切说是由哪一个人领导的,由哪一支哪一派参与的部族迁徙。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以炎帝神农氏为载体、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南北文化交融史。
现在应该“言归正传”,说一说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了。但还得说两句题外话,算作一份“申明”,这实际上还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个问题: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应该首先置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即古茶陵地区,包括现在的炎陵县在内)的关系这个大背景中来谈。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的关系,在文献资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都是有据可依的事情。
罗泌的《路史﹒后记》云:“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明一统志》云:“古炎帝陵在县西三十里。”《茶陵州志》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至于前面所引的《酃县志》的记载,更是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合而为一了,并且,它还把《明一统志》的记载具体化了:现在的潞水镇的确“在县西三十里”这个位置(应该是讲潞水镇通往县城的古道)。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罗泌的记载告诉我们,茶陵因炎帝陵而得名。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两个问题:“茶乡之尾”在哪里?“茶乡之尾”的炎帝陵与炎陵县的炎帝陵是不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的陵墓?
茶水是今茶陵县境内洣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发源于今秩堂乡景阳山,即《茶陵州志》(清嘉庆版)所说的“茶山”。茶水流经高陇纳岩水、芝水、白水,经火田合芙水、贝水,经腰陂汇潞水、尧水,由此向南经洣江到旧县城北门归入洣水。地理区域上的茶乡因茶水而得名,指的是茶水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秩堂(含小田)、高陇(含湘东)、八团、火田、腰陂、潞水、思聪、洣江等乡镇。这是广义的茶乡。早在五代时期,今秩堂乡毗塘村龙头境内的茶水左岸就建有龙王庙,当地人称之为茶江里庙。据此,茶江里庙周边地区的今高陇镇龙集、光泉两村及秩堂(含小田)乡,又合称茶乡。这是狭义的茶乡。因此,直到现在,像潞水镇这些地方的许多老人还称八团、火田、高陇(含湘东)、秩堂(含小田)为“茶乡”,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三八区”。在今秩堂(含小田)乡的合户村中和堂还能看到岳飞的题词石碑(文字为“墨庄”),碑文后的跋中有“茶乡”之名。另外,在狭义的茶乡地区,自古至民国期间,道士刊布的文书和口头文词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茶江乡”的文字。这些都可以说是狭义的茶乡存在的证据。明洪武二年,今茶陵县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四个乡,其中的茶陵乡又简称茶乡。这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茶乡,这个“茶乡”大抵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八区(火田镇芙江以下属睦亲乡。睦亲乡又写作“睦乡”)一致。
在汉语词典中,“尾”原本指动物的尾巴,比喻事物的末端,或者主要部分以外的部分。现在的潞水镇(潞水方言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于睦亲乡之永居里,至清代顺治十二年,改里为都,潞水镇(潞水方言区)又属睦亲乡的上十一都。道、佛两教的冥司文书以及民间安梁文书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睦乡”这样的文字,“睦乡”即睦亲乡。在地理位置上,它属于广义的茶乡,而又与狭义的茶乡有一定的距离之隔:中间有腰陂、火田这两个地区,属于茶乡这个地区的边远地区,或者说,不是茶乡的主要部分,称之为“茶乡之尾”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说法也与《明一统志》的记载一致。这就是说,在文献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茶乡之尾”指的完全有可能是潞水。
《湖南通志》载:“古迹曰陵墓,茶乡之墟,苍梧之野,古帝弓剑之所藏也。国家有大典,遣官祭告。”如果这个记载所说的“古帝弓剑之所藏也”的陵墓就是《明一统志》所载的古炎帝陵的话,这就暗示潞水的炎帝陵可能只是一处象征意义上的陵墓,就如同后世所说的衣冠冢。把这个推定与《酃县志》记载的资料联系起来看,这就有可能是:潞水和炎陵县两个炎帝陵安葬的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前者是一座衣冠冢,后者是一座实质意义上的陵墓。正因为前者是一座衣冠冢,所以它逐渐被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人忽略,乃至遗忘了,祭祀渐少,乃至于无。因此,后世也就只祭炎帝陵而不礼祀这个衣冠冢了。
《茶陵州志》又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这个记载似乎又否定了上述推定,即所谓炎帝陵指的是鹿原坡的炎帝陵墓。罗苹注《路史》时更是言之凿凿的说:“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在焉。”如果排除前面的推定,这样的记载就更使人难得其详了。
《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定年间,茶陵县隶属湖南制置使衡州衡阳郡,境内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康乐、霞阳、常平七个乡和永安、茶陵、霞阳、船厂四个镇。清代《衡州府志》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平定“黑风峒寇”罗世传之后,湖南安抚使曹彦约认为茶陵军辖区过大,地里辽远,难于管辖,建议增置郡邑,以便于控制。于是,这一年,析出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设置酃县,但酃县仍属茶陵军管辖。最早的《茶陵州志》修于明代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记载的是 “现时意义”上的炎帝陵而不是传说中的炎帝陵,即潞水的古炎帝陵,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这就是说,两种县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并不矛盾,前面这个推定仍然是有可能成立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地方的炎帝陵安葬的并非同一个人,两者可能同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湖南境内的后裔,他们都沿袭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而为各自分支的首领。
那么,断言潞水境内有炎帝陵及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有何其它证据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问炎帝神农氏这些后裔的去向一样,实在是无从稽考的事情。远古杳杳,古迹湮灭,叩苍天无语,问大地无声,实在是一个不可能找出确凿证据的事情。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习惯中捕捉历史的踪迹,以期获知映证的信息及现在与过去相遇的吻合点。
据《湖南通志》记载,今潞水镇的农元村有个叫“神堂湾”的地方,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徙居在这里,并常常翻越露岭尝草采药。农元村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村庄就是“神背”,在这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神农殿。这座神农殿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据当地老人解释,神背一名的由来有两说:一是从前村庄的主体部分在壇官庙之后,二是村庄的主体部分在神农殿之后。处于某一人一物后面,在潞水方言中就是“在某人某物的后背”。这种解释大约是可信的。尽管这个解释没有直接涉及到炎帝神农氏,但还是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内容后面再说),《湖南通志》记载的似乎是言之有信的。另外,与神背比邻的大台村有一个叫“神堂”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一口水塘,据一些人解释,这口水塘大而且深,经年不竭,如有神助。按这个解释,神堂这个地方似乎与神堂湾及炎帝神农氏无关了。
今农元村的大陇组(即所谓“大陇坳上”)与神背比邻。相传炎帝神农氏经常在这里采药,也在这里传授农耕技术,还在这里发明了米筛这种粮食加工工具。当地百姓感恩不尽,便把炎帝神农氏发明米筛的事迹刻在潞溪岸边一个深潭的岩壁上。这个潭就叫米筛潭。至今,米筛形象依然清晰可见。又有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授农耕技术的地方就在现在的神背,百姓们为感谢炎帝神农氏的这份恩情,就把这里叫做“神背”。
事实上,神堂、神背、大陇这三个地方彼此紧邻,是一个相连一体的区域。《湖南通志》所说的神堂湾,大概是指这个区域。
在潞水清水方言区的龙溪村有一个叫“药塘”的地方。药塘指的是一口水塘,相传炎帝神农氏常在这里洗药,因此就叫“药塘”。这个地名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明末清初的一个儒生以方言中的同音字“郁”代替“药”字,将它改名为“郁塘”,但是,在方言中,这个地方地名的读音仍然与“药塘”一致。
潞水镇的狮子岩,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晚年休养的地方。至于天子山(即天堂山)上的天子坑遗址,则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遗址遗迹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氏曾经在潞水活动乃至生活过的痕迹。
与潞水的腰陂镇,有一个地方叫太子坑,潞水方言称之为“坛子坑”。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安葬处。另外,露岭南侧的虎锯镇茶涧兔子冲,还有一个叫太子坟的土堆。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炎居在这里打猎,无意之中,从兔子受伤自救的举动中发现了一种金创药。为了找到这种金创药,炎居冻饿而死。死后,蚂蚁衔土为坟,所以称之为“太子坟”,又叫“蚂蚁坟”、“天子坟”。这些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在露岭周边地区活动的遗迹。如果把视线再放宽一点的话,在古茶陵(包括今炎陵县)的其它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遗址遗迹以及传说。
下面要讲述的可能是古茶陵这个大背景下,为古茶陵地区所共有的现象。
一是境内的药农,虽然师承关系不同,执有的仪轨和禁忌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相同的:近乎咒语而颇有神秘意味的封山、禁山或藏山的默念口诀中提到的历代本草祖师中,必有“神农”的名讳;采药时讳称镰刀、锄头这两种工具,而把前者称为“鹰”,后者称为“鹿”(或“雷公”),并且特别忌讳有亵渎它们的言行。这似乎与传说中作为医药文化开山鼻祖的炎帝神农氏有鹰、鹿两位母亲有关联。
二是境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盛行一种叫“踩田”的古老耕作技术,即在禾苗下田扎稳了根将要长出侧根的时候,人一手拄棍,一手配合身体协调摆动,双脚交替在禾苗根部附近来回划动,目的是划断侧根,好让主根深入泥土吸收养分(也有改为弯腰,用双手划动的,潞水方言称之为“抓田”)。据说,这种耕作技术最初是迁葬炎帝神农氏时无意“发明”的:抬灵柩的人被允许直接从禾田间路过,踩塌过的禾苗不仅没有死去,相反,长势良好,结实较多。后来,人们受到启示,就发明了“踩田”、“抓田”技术。还有一种叫做“薰草皮”的农耕技术,就是将草连同泥土挖来,经火薰烧后作为肥料入田。这被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引导原始先民烧畲垦荒的遗留。三是境内有“吃新”的习俗。茶陵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敬神灵,以感谢神灵赐予五谷种子。这样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炎陵县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盛给狗吃。传说,最初的几粒水稻种子是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无意从天宫带来的。这个仪式有不忘狮毛犬给人间带来稻谷种子的感恩意义。四是境内迄止民国时期为止,民间为禳灾祛疫而举办的“做盂兰”,衣匠的众多纸扎中必有炎帝神农氏的纸扎神像,形象是头顶双角,手执禾蕙,名字就叫“神农皇帝制米谷”。
上述仪轨和农耕技术,以及民间习俗,都可以认为是古茶陵地区为纪念作为医药文化、农耕文化祖先的炎帝神农氏而保留下来的遗俗。我们还可以找到反映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曾经在古茶陵地区生产劳动和繁衍生活的文化意义上的遗存。
考察炎陵县和潞水镇的民间传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地方都流传着一个“井水变酒卖”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不同,主人公却都是先穷后富再穷的酒家,并且都有贪心的特点,他们的姓名、性别不同,但炎帝神农氏这个主角相同,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但又有彼此移接的痕迹。这个传说似乎也可以映证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轨迹。
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遗存就是古茶陵地区和安仁地区的壇官和壇官庙。茶陵人称它们为“石公老爷”、“石公老爷庙”。在民间,壇官是一种凶恶而且好作祟的神灵。一般的,田间地头,或者山间溪头,有一棵高大的樟树,树下有一块大而且有点恐怖的石头,前面有焚香的痕迹,或者还有矮小的房子,这就是壇官庙。关于壇官使恶作祟害人的传闻,从古到今,在潞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多得无法统计。古茶陵和安仁地区多壇官庙,这在湖南乃至我国南方地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据传说,壇官就是安葬炎帝神农氏时守灵护丧的大小护坛人员。当初,安葬炎帝神农氏后,天帝把护丧有功的人员一一分封为各路神仙,惟独忘了封赏大小护坛人员。问题反映出来以后,天帝没办法再给他们什么封赏了,只好无可奈何的叫他们“随遇而安”,自己随意找个地方去当快活神仙。但这些人听错了:有人以为是到安仁去安身,有人以为是到有树的地方去安身。于是,在安仁和古茶陵地区的田间、地头、村庄、山间,有大樟树和大石头的地方,往往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壇官庙。这个颇有人性化的传说和神灵的存在,与炎帝神农氏首葬潞水不吉而改葬鹿原坡的传说,可以互为映证,更有近乎“信史”的意义。
赵世超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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