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思想者的诗情
——论《郭因文存》诗词曲赋部分的创作特色
十二卷《郭因文存》煌煌五百万余言，系统展现了美学家郭因先生在美学理论、美术史论等领域的深厚造诣。但完整的郭因，绝不只是理论家、史论家的郭因。卷十一专辟一卷，集中收录作者的诗词曲、楹联、赋等作品，与卷十的散文、杂文一起构成了他学术著述之外的“另一面”。这些作品往往被归入“闲笔”之列，然而，对于一个精研美学六十余年的学者而言，笔墨所至本无闲与不闲之分。恰恰是这些看似率意的诗词曲赋，为理解郭因的思想深度、心性底色和艺术全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津梁。
本文以《郭因文存》卷十一及散见于其他篇章的诗词曲赋作品为基本材料，以“思想者的诗情”为核心视角，尝试评析这一部分创作的整体风貌、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
一、“闲笔”不闲：理论视域下的诗性呈现
郭因的诗词曲赋创作，首先须置于其学术理论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他毕生倡导的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以追求“三大和谐”为核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身心的和谐。这一思想体系前后酝酿数十年，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哲思萌芽，到八十年代的系统化表述，最终凝聚为“三和两美”的完整理论形态。在郭因看来，“优化与美化人类主客观世界”不仅是理论命题，更是需要付诸实践与传播的生命事业。而诗词曲赋，恰恰是他将这套大美学思想以更亲和、更普及的方式传达给社会大众的重要渠道。
卷十一所收诗词曲赋，题材极为丰富。有对故乡山水的深情咏叹，如百岁高龄所作的自度散曲《难忘霞水雲山》，追忆绩溪县霞水村的四季生活——“陽春，掘筍挖兰，衣沾露，鞋沾泥。酷夏，摸鱼捉鳖，淋瀑布，飲泉水”；有对人间真情的深挚怀想，散见于“怀念亲人与师友”的诸多篇什；亦有对社会理想的热切期许，如作为安徽省绿色文化绿色美学学会会歌的《绿色之歌》（后改名《愿》），以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五洲到处绿油油，江河万古涌清流”的美好愿景。这些作品看似信手拈来，实则与他的理论观念形成双向映照：理论为创作提供了思想的“骨架”，创作则让理论拥有了情感的“血肉”——这便是“闲笔不闲”的第一层含义。
更耐人寻味的是，郭因的诗性表达并非仅存于这一卷之中。他早年出版的《艺廊思絮》，以其“幽美、诙谐、浪漫且诗般的语言”，早已在美学论述中打通了理论与文学的边界。评论家王永敬指出，《艺廊思絮》“曾风靡中国学术界与大学校园，引领了哲学理论的诗性表达”。美术史论家陈传席也评价郭因“诗词歌赋（新诗、旧诗）都写得很好，修养高，基础好，认识能力强”，尤其强调其艺术“尤以文化内涵丰富见著”。由此可见，诗性——既是郭因文学创作的品质，也是其学术话语的风格。两相合观，方见其治学与为文的统一。
二、文体自觉：融汇新旧，自度自写
郭因的诗词曲赋创作，在文体上呈现出一种“有容乃大”的风貌。新诗、旧体诗、词、曲、联、赋等各类体式，在他的笔下各得其所，呈现出从容驾驭多种文体的深厚功底。
这种文体上的兼收并蓄，与他的成长道路密切相关。郭因出身绩溪县霞水村的普通农家，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极为有限，主要靠自学扎下了厚实的国学根底。他从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入手，继而博览中国古代文史哲典籍，晚年更以开放姿态拥抱人工智能等新事物。这种特殊的学养结构，使他既深谙古典诗词格律的韵味，又不为传统体例所囿，得以在新旧之间从容转换。卷十一所收旧体诗词，格律精严而不失灵动，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传统；而新诗如《绿色之歌》，则语言晓畅、意境开阔，更便于在社会大众中传播他的绿色理念。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散曲一体。散曲兴起于民间，本以活泼自然见长。郭因所写的散曲，恰能体现出这种文体自由抒写、不拘一格的特质。《难忘霞水雲山》通篇以素朴的语言铺展开来：“那里的山，满山青翠。那里的水，水清见底。那里的人，半耕半读，传承诗礼。”没有瑰丽的辞藻堆叠，也无需频繁的典故镶嵌，只是以汉语最简练的句式，将山、水、人三者并举，便让一幅完整的徽州村落画卷跃然纸上。陈传席赞其书画“虽简洁几笔”“皆不同一般，超然绝俗”，移来评其散曲，亦颇为贴切——二者共同根植于同一种美学理念：简约不是单薄，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从容。
至于楹联与赋，虽在此处不易详论，但其工整的格律与铺陈的手法，同样体现了郭因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汉语声韵节奏的精准把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词家之境，有“不隔”与“隔”之分。郭因的诗词曲赋创作，尤其在语言层面，追求的就是一种“不隔”的境界——他的语言不故作高深，不掩藏真挚的情感，这让他理论中的“三大和谐”不再是空洞的学术口号，而是可以被人真切感受到的、有温度的生命实践。
三、诗心·画意·美学：三位一体的文人精神
纵观郭因的一生，他既是严谨精深的美学理论家，也是挥洒自如的书画家，又是率性自然的诗词作者——这三重身份在他身上并非彼此割裂，而是有机统一于一个传统文人“道艺合一”的精神气象之中。
郭因的少年时代在徽州的青山绿水间度过。绩溪山水“秀丽明媚，触目皆绿”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他最初对美的敏感与追求；而古徽州深厚的耕读传统，又在无形中培养了他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志趣。这种“诗心”，归根结底是对天地万物和人间真情的深沉眷恋。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概括为终生“寻美”的过程，而这颗“寻美”之心，在诗词中流露得最为坦率。
更值得玩味的是诗词与书画在郭因创作中的共生关系。他擅长的山水画作，以简约的笔触追求“中和”之美；而他的书画作品，本人即以“抒写在宣纸上的抒情诗”自况。艺术评论家杜小荃也敏锐地指出，郭因的画作“笔底之山，多为胸中之山”，技法上不拘泥于某家某派，而是“独出胸臆，一意孤行”。这样的画境，与他诗词中那种洗尽铅华的真切叙事与抒情，无疑出于同一精神源泉。诗与画在郭因的创作中相互滋养、彼此成全——文存卷十一的诗词曲赋，与散见于各卷的学术论著中那种洗练简约的譬喻与思辨，共同构成了郭因这位百岁美学家完整的精神图景。无论哪一种表达，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之间如何走向和谐。
近二十年前，有评论者已注意到郭因其人其学“谜一般”的特质，以为其非科班出身而能成就如此博大之学，本身即为学界奇观。若将此“谜面”置于诗词曲赋的创作中来审视，部分谜底便清晰可寻：百岁高龄仍能写下“我总难忘霞水的甘甜，雲山的美丽”这样的诗句——这不是技巧可以成就的，而是一颗历经沧桑后依然向真、向善、向美的诗心使然。诗词曲赋之于郭因，绝不只是学术之外的“余事”或点缀，而是他“人民的美学家”定位中最为温暖、最为朴素的那一面。如果说理论著作是郭因用思辨写就的“美学”，那么卷十一的诗词曲赋，便是他用心血写就的“心灵史”。两者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本文系豆包对清凉峰提出的“述评郭因的诗词曲赋创作”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