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战略部署。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产业体系支撑、畅通金融赋能渠道,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在此背景下,《清华金融评论》推出《科创AI+》主题专栏,旨在深入阐释国家战略部署、汇聚权威观点、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为政策完善与行业实践提供智力支持。
科技成果转化是中国硬科技产业化进程中最核心也最困难的结构性命题。高校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应用技术成果,但真正走向规模化量产的比例长期偏低——从实验室到产线,横亘着概念验证、工程放大、产业对接、资本接力等多重鸿沟,单个企业几乎无法独立跨越。本期专栏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性堵点、硬科技孵化的专业化逻辑、产业融通的协同机制、资本结构的匹配问题及光电显示与具身智能的行业研判五大议题,专访启迪控股孵化业务总监、启迪之星常务副总经理刘雪良。
一
科技成果转化:为什么
“最后一公里”始终是结构性难题
Q: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根源在哪里?
刘雪良: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与技术转移路径的双重缺失。上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每年产出大量应用技术成果,但真正转化为产业产品的比例很低。王大中校长当时做过系统分析,问题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政策层面,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等激励机制不完善,科研人员缺乏转化动力;二是路径层面,高校运行逻辑围绕实验室展开,而成果转化只是链条的很小一环,更长的是市场端——产品定义、工程验证、供应链对接、渠道建设,这些既不在高校的能力范围内,也不是高校的职责。正是在这一判断下,清华成立了科技园发展中心,专门承接市场端的工作。这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安排:让专业机构做专业的事,把实验室和产业之间的断层补上。
Q:从“实验室到产线”,中间到底差什么?
刘雪良:差的是一个完整的中间态支撑体系。实验室做出原理验证,距离规模化量产还有概念验证、工程打样、中试放大三个关键阶段。以光电显示领域的芯片设计为例,初创企业早期只需要少量样品做验证,但大型代工厂不接这种小单,一个产品改版就要重新流片,每次成本几十万起步。这个“中间地带”恰恰是硬科技创业死亡率最高的区间——技术有了,走不到产品;样品有了,做不出量产。这不是某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产业基础设施的缺失。概念验证平台、中试车间、共享实验资源,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如果不到位,硬科技转化就始终卡在“最后一公里”。
二
产业深耕:硬科技孵化
为什么必须走专业化路线
Q:综合型孵化与垂直深耕,产业效果差异在哪?
刘雪良:差异在于资源密度和认知深度。综合型园区可以服务各类企业,但很难在每个行业形成足够深的专业能力。硬科技行业技术门槛高、周期长、专业性强,光电显示和生物医药的孵化逻辑完全不同——需要懂行业的工艺路线、供应链结构、客户决策链、政策窗口期,才能给企业真正有效的支持。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高校有学科优势的领域做垂直深耕。学科优势意味着持续的人才供给、活跃的科研产出、成熟的校友产业网络,三者叠加才能形成有效的产业孵化生态。做光电显示,一是因为清华在这个方向有学科积淀,二是因为大量校友创业者在光电显示领域深耕,产业资源和科研资源能够形成闭环。
Q:光电显示赛道的孵化逻辑有什么特殊性?
刘雪良:光电显示是典型的高门槛、重资产、长周期赛道。特殊性在于三点:一是技术验证成本极高,一条中试线的设备投入动辄数百万元,初创企业无力自建;二是产业资源高度集中,上游面板和下游应用场景掌握在少数大企业手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对接机会;三是技术迭代快,方向判断失误的代价极大。针对这些特征,核心工作是三件事:对接科研资源,帮助创业者突破技术瓶颈;对接产业资源,推动大小企业融通,让初创企业获得供应链和应用场景入口;对接金融资源,组织早期基金、校友基金和市场基金,帮助企业在长周期中获得持续融资。
三
产业融通:大小企业协同的本质逻辑是什么
Q:“大手拉小手”模式的产业经济学逻辑是什么?
刘雪良:本质是降低创新交易成本。大企业有应用场景、供应链能力和市场渠道,但内部研发体系偏重渐进式创新,对颠覆性技术的响应速度不够。小企业有技术敏捷性和创新活力,但缺乏场景验证和渠道资源。两者协同,大企业开放研发需求和场景,小企业承接细分技术难题,形成上游研发与下游验证的闭环。这不是简单的采购关系,而是结构性的创新互补——大企业缩短了前沿技术的验证周期,小企业获得了从技术到产品的关键跃迁通道。以央企为例,每年有大量研发计划,初创企业如果能在某个环节解决问题,既缩短了央企研发周期,也形成了上下游关系——可能是采购,也可能是股权投资甚至并购。
Q:产业融通在实践中面临哪些结构性障碍?
刘雪良:最大的障碍是信任缺失和信息不对称。大企业不了解初创企业的技术实力,初创企业也不理解大企业的采购流程和合规要求。另一个障碍是体制机制的刚性——央企和上市公司的研发计划往往按年度审批,而初创企业的技术迭代节奏更快,两者存在时间尺度上的错配。要突破这些障碍,需要一个有公信力的中间平台来降低对接成本,同时推动大企业建立面向初创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机制。这不是一两家机构能解决的问题,需要行业层面的制度创新。
四
资本闭环:硬科技长周期如何匹配合理的融资结构
Q:硬科技孵化的资本逻辑是什么?
刘雪良:硬科技创业本质是长周期、高风险,这与市场化资本追求短期回报的诉求天然错配。“孵化+投资”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孵化阶段以公益属性为主,开放科研、政策、产业、金融等维度的服务,以低成本方式降低创业门槛;投资阶段以价值投资为主,聚焦硬科技赛道长期陪伴企业成长;成熟阶段推动成长企业反哺生态,形成“孵化—成长—反哺—再孵化”的正向循环。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不依赖单次投资回报,而在于生态本身的网络效应——孵化企业越多,产业协同越密,后续项目的成功率越高,资本回报的确定性也越强。
Q:概念验证阶段为什么是最需要“耐心资本”的环节?
刘雪良:概念验证是硬科技转化的第一步,也是风险最高、最难获得商业资本支持的阶段。技术上失败率最高,商业上没有产品、没有收入、甚至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市场化资本很难进入。但恰恰是这个阶段,决定了大量科研成果是走向产业化还是停留在论文阶段。当前国内概念验证平台和基金的建设刚刚起步,需要政府出资建设概念验证平台或设立概念验证基金,为硬科技转化提供第一笔“点火资金”。这本质上是对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缺口的填补。
五
行业研判:光电显示与
具身智能的产业走向
Q:光电显示产业的升级方向在哪里?
刘雪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形成了一大批粗放型加工制造企业,现在面临转型升级的刚性压力。光电显示技术在工业检测、探伤等领域的应用正在快速扩展,恰恰是制造业升级的核心需求。从产业格局看,中国在新型显示领域具备全产业链优势,上游材料、中游制造、下游应用基本在国内完成闭环,这在历次显示技术代际中是第一次。产业升级的刚需叠加全产业链的本土化优势,使光电显示成为确定性较高的赛道。此外,量子技术在显示领域的应用也值得关注,中国与美国在这一方向的差距不大,是一个值得重点布局的前沿交叉领域。
Q:具身智能离真正的商业化还有多远?
刘雪良:当前社会对具身智能的期望值过高,导致落差感明显。但从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3到5年内实现商业化突破完全有可能。关键在于找到真实有效的应用场景,而非追求“万能机器人”。目前已验证的场景包括工业巡检、教育编程、商业导览等,这些场景看似“小”,但恰恰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必要过渡。技术商业化从来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沿场景梯度逐步渗透。至于高难度的家庭服务场景,需要技术进一步迭代。推动行业发展,才能逐步实现更复杂的需求。科技成果转化是中国硬科技产业化进程中最核心也最困难的结构性命题。从高校实验室的原理验证,到概念验证、工程打样、中试放大,再到规模化量产,每一个阶段都面临技术、资源与制度的多重约束。如何在实验室与产线之间构建完整的中间态支撑体系,如何通过产业融通降低创新交易成本,如何以“耐心资本”填补概念验证阶段的资金缺口——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在被实践者一步步探索。硬科技产业化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生态协同的结果,这是三十年科创实践最核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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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人访谈
编辑 | 兰银帆
审核丨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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