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2025年，美国联邦与州法官一共授权了1735次传统窃听。
最贵的一次花掉280.6万美元，最长的一次延续330天，甚至连多少次遇到加密、多少次没能解密，都被列进公开表格。可当监控工具从“截听通信”升级为能钻进手机、读取照片与位置的商业间谍软件，公众反而找不到一张同样清楚的使用总表。
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每年依据18 U.S.C. §2519向国会提交Wiretap Report。2025年报告显示，授权数量比上一年下降24%，其中873次由联邦法官授权，862次由州法官授权。
它还会追踪调查罪名、监听持续时间、延期次数、成本、逮捕和定罪。毒品案件占当年申请的51%，安装的窃听平均运行47天。
旧式监听并不透明，但至少有一把公开的尺。间谍软件的能力更深，公开计数却更模糊。
原因之一，是两类技术并不自动落入同一统计制度。Wiretap Report覆盖依据特定法律获得命令、拦截有线、口头或电子通信的案件；官方页面明确说，它不包括《外国情报监视法》监管的截听。
商业间谍软件则可能利用手机漏洞，获取设备中已经存储的数据、麦克风、摄像头或位置。它在什么法律授权下使用、由哪家机构采购、是否涉及情报活动，会改变它是否出现在传统窃听表格里。
换句话说，Wiretap Report里没有一栏写“本次使用Pegasus或其他商业间谍软件”，不能据此计算美国政府到底用了多少次。
政府先管“危险产品”，却没有给出完整数字
2023年，美国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联邦部门在认定某款商业间谍软件对国家安全、反情报、人权或公民自由构成重大风险时，将其投入业务使用。
这道命令不是全面禁止政府购买或使用所有商业间谍软件。它针对的是被机构判定具备特定风险的产品与情形。白宫预算影响说明还点名，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可能受到影响。
政策设计关注的是“哪些工具不该用”，而不是建立一张面向公众、逐年披露所有政府使用次数的清单。
2024年，美国与另外22个国家共同更新联合声明，承诺建立使用护栏、加强出口控制、分享滥用与扩散信息，并与企业和民间组织合作。
23国共同承认，商业间谍软件曾被用于压制异议、恐吓记者和活动人士，也可能危及政府人员与信息系统。声明很重，计数依然很轻：它是一份政策承诺，不是政府使用明细。
这正是监督的难处。公众知道哪些风险被官方承认，知道部分高风险产品可能被禁止，却很难从一张统一公开报表里知道：采购了多少、部署了多少、针对了多少设备、在哪种授权下使用。
必须把边界说清楚：目前没有找到“美国已正式新增间谍软件统计字段，并统一延迟三年公开”的一手规则原文。因此，本文不采用这一说法，也不推断政府实际使用规模。
能够被一手材料证明的，是传统Wiretap Report统计范围、行政命令的风险禁用框架，以及多国联合声明的政策承诺。三者放在一起，呈现的是制度拼图，而不是完整总账。
技术升级往往先扩大看见你的能力，再慢慢补上让你看见它的制度。传统窃听花了几十年形成年度报告；商业间谍软件已经能把一部手机变成随身传感器，公共统计却仍散在不同法律和机构边界之后。
真正有用的下一步，不只是公布被禁厂商名单。政府还需要用不暴露具体行动的方法，至少披露采购机构数量、部署规模区间、授权类型、合规审查与违规处置。否则，“设置护栏”很难被外界验证到底拦住了什么。
这类统计当然不能公开目标姓名和行动细节，但保密与完全不计数并不是同一件事。传统报告已经证明，政府可以用汇总数字交代规模、成本和结果，同时保护具体案件。商业间谍软件缺少的是同等级别、可持续比较的公共刻度。
最低限度的公开也不需要暴露办案方法。政府可以只披露发起机构的数量区间、涉及设备的数量区间、年度合规审查数与中止使用数。这些信息不能还原单次行动，却能让外界看出工具是在扩张还是收缩。
对监督者而言，比一次公开某个厂商名字更重要的，是让同一套定义连续使用多年。否则，今年说采购、明年说部署、后年只说风险评估，每个数字都似乎存在，却无法连成趋势。
参考：美国联邦法院《Wiretap Report 2025》；白宫商业间谍软件行政命令预算影响说明；美国国务院23国反商业间谍软件滥用联合声明。
最锋利的监控工具，不该只让使用者看得更清楚，也该让监督者看见它留下的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