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获取答案详见文末
概念的理解与判定
（2026·广东广州·模拟）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既与大众读者的文学接受有关，也与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文学生产有关。从生产环节而言，红色诗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群众和大众读者的精神需求为生产目标；而从接受环节而言，人民群众和大众读者最终会选择具有人民性的红色诗歌文本作为经典作品反复品鉴和传诵。事实上，从经典化效果来看，真正具有人民性的红色诗歌经典的形式具有口传性，内容具有确定性。
口传性是红色诗歌经典在艺术形式美学上的根本取向。现代派诗歌因为追求语言和形式上的陌生化，更适合书面阅读，而红色诗歌追求口语化的语言和节奏，更适合口头传播，比如朗诵和歌唱。许多红色诗歌就是在口口相传中成为经典绝唱，如毛泽东的多首红色诗词就被谱曲传唱，以夏明翰的《就义诗》、陈毅的《梅岭三章》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旧体诗词经典作品，语言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往往带有口占色彩。至于红色新诗，其语言和节奏上的口传性同样十分明显。“我们的祖国呵，我是属于你的，一个紫黑色的年轻的战士。”（《为祖国而歌》）这是才华横溢的晋察冀诗人陈辉写下的著名诗句，既有陌生化的颜色意象，又不失人民的泥土芬芳。这类红色诗歌朗读起来“上口”，而不是“拗口”或“不顺口”，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大大推进了红色新诗的人民性进程。
从内容层面来说，红色诗歌经典的人民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确定性。一般而言，现代派诗歌普遍追求内容的含混性，而红色诗歌则往往具有确定性。虽然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但这两类诗歌所创建的“真理”有明显差异。现代派诗歌创建的“真理”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超验性、非理性色彩，而红色诗歌创建的“真理”则带有更强烈的普遍性、社会性、革命理性色彩。所以与现代派诗歌评论中常见的多义性解读相比，红色诗歌的语义阐释具有鲜明的确定性。借用瑙曼的术语，红色诗歌文本中的“接受指令”具有明确的指引性，它引导“收件人”从作品中直接掌握红色真理，而不像现代派诗歌那样刻意制造文本空白点，引导读者神秘地体验形而上学的哲理玄思。
需要指出的是，红色诗歌经典中对“真理”的抒写并非“指向一个相同概念的重复”，而是具有“内在差异的重复”，这种重复具有动态性和进化性，绝非那种静态的同义反复可比。红色诗歌经典中对太阳、土地、江河、火把、春天等自然意象，对祖国、人民、劳动、军营、母亲等精神意象的反复抒写，于总体性中见同一性，但也有丰富的差异性。正是差异性的重复抒写，实现了红色诗歌经典的意义增加。以“血”意象为例，鲁迅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抒写了革命烈士的碧血长虹；赵一曼的“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抒写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血；而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则将革命者的鲜血幻化为残阳，达到了虚实相生、语义叠加的效果。如此多的有关“血”的诗性表达，有力地促成了红色诗歌的意义增加，从而最终汇聚成了中国诗歌的红色精神资源。
（摘编自李遇春《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下列选项不符合材料中红色诗歌经典的“真理”的一项是（）
A．可爱的中国，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我自豪你的悠久，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方志敏）
B．易水萧萧啊，壮士吞仇敌；燕山巍巍啊，吓退匈奴夷；回思往古不少轰烈事，中华民族原有反抗力。（蒋光慈）
C．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徐志摩）
D．向前走去，冲去，喷着愤怒的火气……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霞，旖旎！（殷夫）
（2026·山东聊城·三模）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众文艺主要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传统民间文艺形态、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新大众文艺形态。
传统民间文艺是大众自发创造、自我享有的生活文化。神话、传说、谚语、歌谣、小戏、泥塑、面花、剪纸、年画等各类传统民间文艺形态，无不出自大众之口、大众之手、大众之心，既装点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丰富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形态有两种情形，即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二者都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伴随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兴起、形成的现代大众文艺形态，都与传统民间文艺的自发创作、口耳相传的原生形态有明显区别。文化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大众文艺以机械复制、量化生产为基本特征，在该生产体系之中，大众往往只是文艺的消费者和被动接受者，其生产与传播主要遵循商品化、市场化逻辑，更侧重于消费性、标准化与娱乐性，文艺作品的审美独立性与精神价值被相对弱化了。“为人民的”大众文艺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的。“为人民的”大众文艺强调以人民的文艺需求为中心，重视文艺作品的精神启迪与价值引领作用。
新大众文艺是现代大众文艺的最新形态，既继承了传统民间文艺与“为人民的”大众文艺的优良传统，又因数字媒介技术的深度介入而发展出诸多新质。2024年《延河》编辑部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强调“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
现代大众文艺早期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如今现代新技术、新媒介的突破性变革扭转了这个局面，让大众获得了便捷的、多元的参与文艺创作的机会与渠道。先是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不再受传统报刊文艺生产机制限制的网络写手，读者“跟帖”互动的模式造就了写手与读者共创的文艺新形态，这类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式文本”，使得大众自主的意义生产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之后，微信、抖音等自媒体传播技术普及，民众自编自创的短视频海量增长，其中不乏音乐表演、手工艺类非遗展演等文艺作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大大降低了大众文艺的创作门槛，普通人仅需要通过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工具交互，就能生成小说、画作、音乐视频、漫剧等。
可以说，新技术、新媒介极大地拓展了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的渠道，让现代大众拥有了充分表达、传播自我的广阔空间，这已然彰显了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艺创作主体性潜能的完全实现。基于流量经济的运行逻辑，平台及其算法凭借分发机制形成潜在的内容倾向与传播偏好，从选题方向、内容风格到表达方式，都对大众文艺创作发挥着强力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创作者并非以纯粹的直觉、灵感、个性化表达为核心遵循，反而需要主动适配用户偏好、热点趋势以及点击率、完播率等平台标准。实际上，大众创作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大众建立自觉的批判意识，进而获得改造现有文艺生产机制的能力。只有主导文艺创作主动权、掌握技术规则，而非无意识地屈从于算法规则的裹挟，才有可能在创作中实现真正的自主表达，确立真正的文艺创作主体性。
下列选项中不能体现材料“新大众文艺”特征的一项是（）
A．海量用户自编自创了音乐、舞蹈等作品，并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
B．读者在连载小说平台通过“跟帖”与写手互动，影响了作品的剧情走向。
C．美术爱好者使用AI绘画工具生成画作，并上传至社交平台与网友分享。
D．某制片公司招募专业编剧改编网红小说，并拍成短剧，在视频平台上播放。
（2026·河北衡水·三模）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尽管神经网络在学习和适应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难以解决智能体与物理世界交互的复杂性问题。由此，“具身智能”应运而生，作为新的人工智能方向开始发展。2020年代，具身智能已成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的重要研究方向。2023年，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在半导体大会上指出，具身智能是能够理解、推理并与物理世界互动的智能系统，预示着其将成为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同时“具身智能”入选2025年两会上的新词矩阵，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作为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
人工智能，特别是多模态大模型技术的飞跃，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催生了“具身智能”。具身人工智能指的是拥有物理实体（如人形身体）的智能体，通过感知—推理—行动的逻辑循环，在与环境的持续交互中学习和进化。具身智能模仿一个人的经验积累过程，通过摸爬滚打来学习，通过交互来构建对世界的内在模型，其智能源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与传统人工智能强调“脑”对于智识的重要性不同，具身智能强调身体对于智识的必要性，智能机器人开始具备更强的环境理解、情感互动、自主决策和任务泛化能力。
具身智能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最前沿、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未来智能机器人发展的主要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空间智能的突破是关键。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数字世界融入现实世界的载体。通过增加智能体大脑，将传统的机器人升级为能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进行主动感知和学习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给日常工作中的脑力劳动带来大变革，同时，空间智能的加持给日常生活应用中的智能机器人赋能了一对飞翔的翅膀。
2025年11月12日，由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联合创办的World Labs宣布，其首款由多模态世界模型驱动的产品Marble正式向公众开放，标志着智能机器人从抽象的语言文本理解，向模拟和交互物理世界的空间智能领域拓展。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的“致命缺陷”：它们只是“黑暗中的文字匠”，只懂语言，不懂世界。它们掌握了海量的抽象知识，但对于“物体是什么形状？”“多大力气会把杯子推倒？”“转个弯会不会撞墙？”这类物理世界的常识和空间规律，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缺陷，直接卡死了智能机器人升级的“大动脉”，这也是为什么自主机器人仍然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为什么我们渴望的沉浸式元宇宙体验还遥遥无期。智能机器人的真正突破，不再是堆砌文字的聊天机器，而是要解锁“空间智能”，这是连接感知、想象和行动的终极能力。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正不断替代大多数体力劳动、常规性脑力劳动和部分情感劳动，不仅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便利，更为人机共生的未来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林升梁、叶立《智能机器人发展传播史研究》）
下列各项智能应用实例中，最符合材料中“具身人工智能”定义的一项是（）
A．一款能够深度分析海量法律文献，可以自动对案件进行分类，并自动生成案件摘要和法律文书草稿的AI软件。
B．一个部署在电商平台的智能客服系统，能够理解和解答用户用语音或文字描述的商品问题，并提供退换货流程指导。
C．一台能够根据厨师的口头指令（如“切土豆丝”），在厨房环境中自主识别土豆、拿取菜刀，并完成切配工作的机器人。
D．一款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能通过车身传感器感知周围路况，然后自主控制车辆进行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和自动泊车。
（2026·江苏苏州·三模）
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江南地区为长江泥沙淤积所形成的低海拔平原。一方面东临大海，受海洋气候影响，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河流广布，湖泊众多，是著名的“水乡泽国”；另一方面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海面时常有波动，当温度升高或降水增多时，海面升高，内侵沿海，低洼地区被淹，反之，海面下降，陆地面积扩大，平原增多。江水、降水和海水不断塑造和改变着古江南的地形地貌，深刻影响着江南的地理环境和早期江南文明的兴衰。
在更新世末期，气候寒冷，海平面较低，古长江在大陆架外缘入海，上海地区的海岸线位于现今海平面－137米的东海大陆架外，陆地面积较大。在距今1.1万至1万年前，发生了“新仙女木事件”，全球性气候回暖、冰川消退，开始进入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在全新世早期，海面已达到－40米，海水沿谷底侵入，海岸线逐步内退。从距今8500年到7500年前，温度与降水持续升高，在8000年前达到最高值。可见，这个时期江南地区是高海面、高降水的气候条件，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并不多。在距今7500年前时，气温和降水量有所下降，海平面上升速率趋于缓慢。古长江流至长江下游时，地势变缓，河道渐宽，河水挟持的泥沙逐渐沉积，并淤积至近海。在潮汐的作用下，重新分配，形成了土地肥沃的三角洲，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条件。
距今7000年前，气候温暖湿润，海平面基本稳定，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先民活动的遗迹，先后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器、稻谷、榫卯、家畜等，还有制作难度较大的企口板，反映了江南灿烂的早期文明。距今7000～6000年前，年均温与降水量增高，比现今水平还要高，朱诚等根据长江下游地区古贝壳堤海拔高程和其区域分布状况研究得出：距今7000～6500年前依旧为高海面期。到了晚期，海平面不断升高，长江入海口到达扬州、镇江附近。海水入侵杭嘉湖平原形成大片潟湖，除一些高岗外，绝大部分被水淹没，先民多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丘陵地带上生活，后来一部分迁至苏锡一带的高原上。
距今6000～5000年前，江南出现了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早期为高海平面稳定阶段，气候温暖湿润，王开发、张玉兰通过对太湖地区第四纪沉积的孢粉组合分析，认为此时江南为湿热的中亚热带气候。中期，气候转为干凉，湖泊面积缩小，从遗址发掘中，首次在本地区发现了水井，这也反映了崧泽文化时期，有段时间气温下降，降水量减少，先民不得不挖井饮水。此时先民仍然遵循择高而居的生存方式，崧泽文化开始逐渐发展繁荣，但到晚期后，气温开始回升，降水增多，水域面积开始扩大，先民的生存活动空间减少，文化发展受阻。
距今5000～3800年前为良渚文化时期，气温与降水量虽然有小幅波动，但总趋势是年均温和年降水量都大幅度降低，平均值低于现今水平，海水退去，上海滨海平原西部和杭嘉湖平原南部发育成岸外砂咀，属于低海面时期。江南此时进入了先民最适宜生存的时期，水域面积缩小，平原面积增大，气候宜人，人类采集与狩猎范围也逐渐增大，成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最辉煌的时期。距今4000年以后，气温开始上升，降水增多，海面又开始上升，江水回灌，水域面积扩大，差不多恢复到了6000年之前的状况。江南很多区域被淹没，人类的许多居住地被淹，尤其是生活在低洼或小盆地地区的良渚先民，遭到重创。在阳澄湖湖底考古过程中，就发现了大量良渚文化遗址，从遗存方面来看，属于良渚文化后期，这也说明了海水或洪水的侵袭，是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距今3800年前，进入马桥文化时期，早期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海面较高，太湖平原环境较为恶劣，湖泊和沼泽广布，先民生存空间狭小，遗址主要分布在太湖东部与上海西部之间狭长的区域范围内，文化发展缓慢，因此目前发现的马桥文化早期遗址数量较少。到了晚期，气温开始下降，降水量减少，湖泊面积减小，海面降低。在马桥文化时期起到防洪和阻止海水内侵作用的沙堤两侧都发现了先民生活的遗迹，尤其是东侧发现的许多遗存，正反映了马桥文化晚期，海平面下降，海岸线东移，先民生活范围扩大的事实。
总之，从考古学、沉积学和地理学等角度的研究，反映了江南地区在全新世时期，气候的冷暖变化与降水多少，影响到本地区水域面积的大小，尤其是在7000年前，江南文明开始兴起，先民的生存状况与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气候的波动直接作用于海水的进退，降水的多少深深影响着本地的旱涝情况。自7000年前以来，江南地区不但海面有几次较大升降，还至少出现过9次特大水灾，迫使江南先民不断迁移。当高海面和洪涝期时，就择高而居；当海水退去或降水减少，则逐渐向海岸带推进。可以说，海水的进退与湖泊水域大小的变化迫使先民不断迁徙和改变生存方式，深刻影响着本地区文明的兴衰。
由于海侵不断，海水沿河道或地势低处侵入与退回，使本地区的地形受强烈切割，形成了深切的河槽和相对崎岖的丘陵。这些纵横的河槽和高低不一的丘陵相组合，与众多的湖泊水域共同组成了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随着先民们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海陆变化也受到人们活动的影响，先民们的开荒拓土、围湖造田等生存活动，加快了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三角洲河口的泥沙沉积量增加，三角洲面积增大。先民们在发展中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多水的环境，多水的自然环境也影响和滋润着江南地区的早期文明。
（选自姜晓云《江南学术文化发展史》）
下列关于地理环境的描述，最符合江南地区地理环境特点的一项是（）
A．盆地与高山相间，沙漠、戈壁广布，内流河与绿洲沿山麓延伸。气候干燥，降水稀少。
B．三面环山，中部平原，黑土广袤连片，森林资源丰富。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暖短促。
C．地形起伏剧烈，多高原、山地、峡谷，地质活动较为活跃。气候类型复杂、差异显著。
D．地势低平开阔，以平原、丘陵为主，植被繁茂，河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
（2026·山西晋城·三模）
5．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在当前后真相与错误信息泛滥的格局下，社交媒体加速了未经核实的信息的传播，营造出另类事实“蓬勃”发展的环境，并使这一环境受到“回声室效应”的保护。这种薄弱的认知基础降低了专家的可信度，也使得在伪科学等争议性话题上的说服性传播变得复杂。科学传播因为坚持事实与真理，在面对那些心理吸引力强但缺乏事实依据的信息时，往往处于劣势。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的流动速度空前加快。然而，这种加速并未必然带来认知质量的提升，反而催生了一种被称为“后真相”的时代症候：情感和信念凌驾于事实之上，情绪化叙事取代理性论证，未经核实甚至刻意伪造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如野火般蔓延。曾经有学者指出，“随着社交媒体快速迭代，越来越多的娱乐平台和生活服务类平台成为舆情策源地。但人们越来越察觉到，在网络上，公共讨论正在失焦”。在这样的语境下，科学传播这一本应以事实为根基、以真理为目标的公共实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然，后真相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相”，而是指在公共话语中，客观事实对舆论的影响力远小于情感诉求与群体认同对舆论的影响力。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天然偏好高互动内容，而耸人听闻、情绪激烈、立场鲜明的信息往往更容易获得转发、点赞与评论。有研究发现，当真相传播给1000人时，最常见的虚假新闻却能扩散至10万人；真相传播给1500人所需要的时间是谎言传播给1500人所需要的时间的6倍；当虚假消息传播深度至10个层级时，真相抵达耗费的时间是虚假消息传播的时间的20倍以上。这种传播动力学体现了所谓的“真相衰退”现象——公众对事实和数据的信任度日益下降，而对个人经验和情感共鸣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即便迅速辟谣，谣言初始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仍远超澄清信息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惯性，使得辟谣常常陷入“越辟越信”的怪圈。
与此同时，“回声室效应”与“信息茧房”有可能加剧这个问题。算法根据用户偏好推送与其既有观点一致的内容，这种推送模式久而久之会导致用户形成认知闭环，使他们难以接触到挑战自己世界观的信息。在这样的环境中，伪科学言论不仅得以存活，还能获得社群的认同与情感支持。同时，一旦虚假信息被大量注入网络语料库，主流大模型也可能将其误判为“可信知识”，进而通过AI问答、推荐系统等渠道二次扩散，形成“递归污染”。
伪科学通常提供简单、线性的因果解释，将复杂问题归于单一原因，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伪科学叙事还常常融入反抗权威、揭露“真相”的“英雄主义”主题，这在机构信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具有强大吸引力。相比之下，科学结论往往是概率性的、条件性的，并伴随着不确定性表述——这种谦逊在注意力经济中处于竞争劣势。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因为科学家、医生等专业人士受过专业训练，有官方背书，其言论被视为知识的权威来源。但在后真相时代，这种权威正被系统性削弱。“人人皆可发声”的网络平权表象下，实则是“人人皆可质疑专家”的认知平权幻觉。如果公众不再选择“谁说得对”，而是选择“谁说得让我舒服”，一些伪科学的传播力可能远超科学家数十年的研究成果的传播力。
科学传播的核心困境在于：它必须坚守事实与逻辑，但人类天生更易被故事、图像与情感打动。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情绪唤醒能显著增强记忆编码与信息传播意愿。而科学语言往往抽象，谨慎，充满限定条件——这恰恰削弱了其传播力。此外，科学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与自我修正性，这在公众眼中常被误解为“不可靠”或“自相矛盾”。
面对上述挑战，科学传播不能固守旧有模式，而需主动适应新媒体生态，在坚守事实底线的前提下，提升叙事能力与共情水平。
首先，科学传播需“人格化”与“场景化”。会说话的不是数据，而是故事，因而科学传播不能单纯地发布数据图表，而要讲述科学家的真实故事——他们在实验室里遇到的挫折、在田野中的坚守。科学传播必须超越“事实轰炸”，发展情感共鸣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准确性，而是学习将证据融入有吸引力的叙事中。如《典籍里的中国》将古籍知识融入戏剧表演，成功激发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科学传播亦可借鉴此类“沉浸式叙事”。
其次，善用视觉与交互技术。短视频、信息图、互动模拟等媒介形式能有效降低理解门槛。例如，用动画演示病毒传播机制，比用文字描述更具直观性；用AR（增强现实）技术展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展示全球平均气温曲线更触动人心。
再次，建立“可信信源白名单”与AI治理机制。对大模型的训练，应优先从政府机构、学术期刊、权威媒体等可信数据源中抓取数据，并引入交叉验证机制过滤虚假内容。同时，平台应强制标注AI生成内容，防止“机器幻觉”被误认为事实。
最后，培育公众的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教育系统应从小培养学生的信息甄别能力，教会学生如何查证信息源、识别逻辑谬误、理解统计陷阱。在社会层面，则需鼓励“慢思考”文化——在转发前多思考：“这是真的吗？来源可靠吗？”要注重培育和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让公众不再局限于“识别假新闻”，告诉公众算法会如何塑造信息环境、认知偏见会如何影响判断，培养公众的“元认知”能力。
后真相时代并非理性的终结，而是对理性传播方式的一次深刻拷问。科学不会因谣言盛行而失效，但若科学的声音无法抵达人心，其社会价值便大打折扣。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放弃理性，而在于让理性穿上更具吸引力的外衣；不在于压制情绪，而在于理解情绪背后的需求，并以事实予以回应。
（摘编自王大鹏《后真相时代的科学传播困境与突围路径》）
下列选项中，不能用来说明“真相衰退”现象的一项是（ ）
A．某知名营养学家发布视频称“断食能逆转衰老”，该视频获千万次播放，尽管学界多次指出其结论缺乏大样本数据支持，仍有大量网友坚信不疑。
B．某科研团队发表论文称“某中药可治愈某疾病”，后续研究发现其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结论被撤销，但该错误结论已被众多科普文章广泛引用。
C．某博主通过直播揭露“某产品含致癌物”，随后官方检测机构发布辟谣信息，证明该产品安全，但博主已获大量打赏，辟谣信息无人问津。
D．某短视频平台流传“吃大蒜可防流感病毒”的谣言，相关视频播放量过亿，疾控中心发布的科学辟谣内容却鲜有人关注，大量民众仍对谣言深信不疑。
（2026·山东滨州·二模）
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主创人员基本上都会认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上充分尊重历史原貌，在小事上则适度增加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而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不管选择何种创作类型，面对“小事”，主创人员在细节上主动加强严谨意识，有着如同考古学家一般的严谨。2026年的现象级电视剧《太平年》，该剧的服装道具，人物的妆容动作，明显参考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使得很多镜头中的人物姿态，恍惚间好似博物馆玻璃展柜中的陶俑复活一般。观众在观看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时，仿佛真的触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杯盏丝绢。在细节上钻牛角尖带来逼真效果，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前观众口碑极佳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相比，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引入微观史学的叙事视角。近年历史题材作品放弃了对庙堂之上权力斗争的关注和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转而聚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进程中，普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日常生活和命运遭际，呈现出典型的微观史学特色。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电视剧《梦华录》。它将叙事视角从帝王将相、鸿儒硕学身上移开，落到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等出身底层的女性身上，通过表现她们共同经营茶坊的故事，呈现出北宋京师汴梁城中的市井生活。微观史学强调以小见大，通过聚焦小人物，深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显影出时代精神和切实可感的历史。那些表现小人物的电视剧，让观众发现，哪怕在千载之上，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要面对由柴米油盐构成的日常琐事，感受平凡生活中不断泛起的微末悲欣，并承受着时代巨变带给他们的冲击。
另外，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大众在创作全流程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伴随着电脑特效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剧制作领域的广泛应用，制作具有逼真效果的视觉形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正是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主创人员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和成本，在细节上下功夫，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设计服化道和动作姿态，制作出具有历史质感的作品。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众在当代社会不再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全方位渗透到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大众的情感认同与现实关切，大众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的偏好，都促使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更关注观众的情感共鸣。以小人物视角讲述普通人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命运，对观众来说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很容易将他们的现实关切带入观剧体验中，这也是这类作品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太平年》对乱世民众渴望太平的重点刻画，设置钱弘俶纳土归宋、和平统一的主题，都不断让观众联想起当代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自然会产生心有戚戚之感。
（摘编自李松睿《从“大事不虚”到“小事较真”，新传播格局下如何写好历史题材剧》）
下列影视剧创作不符合材料中“微观史学叙事视角”的一项是（）
A．《琅琊榜》通过讲述麒麟才子梅长苏智斗奸佞、洗雪赤焰军冤情的故事，展现朝堂争斗、世态炎凉。
B．《清明上河图密码》以普通家庭为中心，借古画展开剧情，还原宋代市井、民俗、民生等社会图景。
C．《长安的荔枝》以上林署小官李善德被任命为荔枝使运送荔枝的经历，展现繁华盛世下的危机。
D．《显微镜下的大明》以底层小吏帅家默切入，通过一纸诉状揭开基层税收真相，展现明代官场百态。
（2026·云南昆明·二模）
7．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张俊艳：冯先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非遗学学科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性？建设好非遗学的关键事项是什么？
冯骥才：由于非遗学和民俗学面对的是同一对象——民间文化，人们容易将非遗学和民俗学混淆，甚至将非遗学纳入民俗学的范畴。但是，一些敏锐的学者发现，非遗学的学术立场是遗产，是历史传承至今并依然活着的文化生命。有了这个立场，非遗学就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全新的立场，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有待探索与构建的学术。非遗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很容易变异和丢失，要分外呵护好、传承好，因此非遗学的使命尤为重要，非遗学要为非遗服务、要为非遗所用。建设好非遗学学科，我认为需要把握好四个关键事项，即非遗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教材建设、教研方法论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建设。除此之外，理想的非遗学教研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博物馆，博物馆是完整收藏与展示非遗的地方。
张俊艳：您非常重视非遗学的元理论，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理解非遗学的元理论呢？
冯骥才：元理论是非遗学的精神主体，要对学科本身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开展研究。例如，前面说的非遗学的立场，再如非遗学的核心内容和关注点，非遗学的学术使命及学科特征等，这些构成了非遗学独有的学科编码。非遗学的教育教学方式也与其他学科不同，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认知，在田野中发现，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生效。非遗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交叉性，非遗学与民俗学、艺术学、美学、民族学、管理学、法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广泛交叉融合，同时非遗学也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理工科快速融合，非遗学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混融交叉的学科。
张俊艳：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进行人才培养，教材作为传道授业的重要载体十分重要，可否介绍下非遗学学科教材建设应当遵循的标准和重点？
冯骥才：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使非遗学的教材形成系列，为非遗学的人才培养奠定学术基础。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非遗概论性的著作，也有不少学理的思考。这些探索对非遗学教材的建设都是有益的。首批教材《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民间文艺学教程》《传承人口述史教程》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希望它们能够尽快为非遗学的教学研究所用。
张俊艳：您曾多次强调，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只有把书桌搬到田野，才能真正培养出满足非遗保护工作需要的人才。这种教育教学方式具有很强的突破性和创新性，可否为我们深入介绍一下？
冯骥才：目前我们的国家级非遗有1557项，还有省级、市级、县级，总计超过10万项。这些非遗不在书本里，而都活生生地散落在祖国的大地上，要认识这些非遗，理解它们、保护它们，就一定要和它们在一起。所以我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把书桌搬到田野”。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在田野中进行教学能够培养学生们对文化的热爱和使命感。学生们下到田野去做一年多的调查，去记录和撰写口述史，通过反复、多次跟传承人密切接触，不断确认、补充、完善自己的文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逐渐就会产生对于非遗命运的关切，会对非遗产生一种责任，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把书桌搬到田野”是一种教学实践和知识积累的理想方式，田野教育就是大地的教育，就是人民的文化教育。这就是非遗教育独特的方法论，它具有独特性，也显示出非遗学的独特性。
张俊艳：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师资队伍都是至关重要的，非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面临的师资队伍建设的挑战是什么，？
冯骥才：全国的非遗学师资队伍都十分紧缺。从事非遗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教师必须真正理解非遗，也必须热爱文化，既需要有真挚的家国情怀、深厚的学术造诣、国际化的视野、多学科交叉融合汇聚的能力，又需要他们有脚踏实地的干劲，问道田野的虚心，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这样高水平的非遗学师资是稀缺资源。非遗学领域师资的育引是一个难题，一方面需要教育界加大培养力度，如有条件的高校设立非遗学的博士点，设立非遗学博士后流动站，培养非遗领域高端的理论创新人才；另一方面着眼经验的传递，一些在非遗保护领域长时间深耕的学者、文化管理者，可以通过兼职、联合培养、合作导师等多种方式加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来，丰富非遗学的人才队伍构成。也应该放眼世界，吸纳国际化的非遗研究人才，形成多元的非遗学师资体系。
张俊艳：当前社会上建立了很多的非遗博物馆，他们有什么不同？非遗学博物馆如何发挥好支持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
冯骥才：非遗博物馆是开展非遗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也是理想的非遗学硬件设施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现在各地都建设了一些“非遗博物馆”，但实际上更多是非遗的展示馆或陈列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遗博物馆。我们在天津大学将按照非遗学和非遗规律建起两个真正意义的非遗博物馆，分别是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和南通蓝印花布，这二者都是国家级非遗。博物馆将遵循非遗博物馆的学术理念，对这两项非遗进行完整、系统、充分地呈现。未来很多人可以来博物馆上课学习，真正在体验中传承、传播和弘扬非遗。
（摘编自冯骥才、张俊艳《非遗学的缘起与前瞻[访谈录]》）
请结合材料内容，给非遗学下一个简要定义。
（2026·陕西·二模）
8．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满足两个前置条件，一是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构建，二是大一统的思想意识的凝聚。长城带的形成，使各民族不仅在此地理通道实现了共居，各民族的政治制度、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艺术形式以及血缘都实现了共融。生活在长城带的人群很难将其定义为某个已知族属，这个难以界定的族群身份就是农牧民族融合后的中华民族的雏形，至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第一个条件得到满足。中华民族所共享的民族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意识，自唐朝时就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中华民族为统一多民族的意识萌芽，清朝康熙皇帝指出“边墙以外，无异腹里”“众志成城”，统治者已经意识到长城之外的民族不是敌人，而是同胞，对待同胞不需要军事打击，只需通过“修德”的意识建设，这种意识就是中华民族同为一家。王朝国家时期，长城带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以及大一统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已经出现，但还处于自在发展的雏形或萌芽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并没有被明确的定义出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在隐性的不自觉的发展阶段。
在近代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意识得以觉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在长城地带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誓与长城共存亡”的誓词，《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些表达赋予了长城等同于中华民族的象征含义，表达出中华民族希望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长城作为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在自觉应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中得以彰显。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边禁”放开，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长城内外的商贸往来、技术交流，全国性的经济交流市场得以建立，改善了长城内外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此外，清末以来大批汉人出关与少数民族的入关使中华民族的互嵌格局进一步扩大，各民族的文化风俗得以在更宽广的层面传播和交融，长城的文化象征意义也随之实现。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入到“自觉”阶段。
作为线的长城、作为带的长城和作为象征符号的长城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能和作用。在意识维度，长城的隔离功能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国家意识得以觉醒，“他我”的分异得以实现，但长城所带来的和平也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意识到大家同属于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同属于中华民族。在空间维度，长城的修筑为长城地带构建了社会秩序，也为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标志性地理空间，在长城地带的长期互动中，农牧民族之间的政治游戏规则得到构建和认可，长城内外的经济文化实现交流，交错杂居的民族格局形成，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诞生。在时间维度，从春秋战国到近代社会再到新时代，从军事防御建筑到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符号，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摘自周俊华、张锐豪《论长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的功能》）
材料二：自战国秦汉以后，各个政权修筑的长城主要位于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产品的单一性和不易保存性使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农耕地区的粮食、手工业品及酒曲、茶叶等产品。同样，从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牛、马等大牲畜和畜产品，也有利于中原政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军事实力。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这种强烈的相互依存性与互补性，使长城内外各民族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并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存在着众多的混合经济部落，这些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为了防止对草场的争夺造成部落间的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权来划分草场资源和确定不同部落的迁徙转移路线。同时，长城的修筑阻隔了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游牧民族为了突破长城的防线，也需要凝聚成集体的力量，统一广大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长城南北的各自统一，又为全国范围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仰慕中原文化、主动学习中原文化，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共同追求。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跨越长城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不约而同地学习中原文化，将儒家文化视为正统。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借鉴从来不是单向的。历史上也有不少农耕民族学习借鉴游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例子。
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不乏长城内外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记载。匈奴是夏人的后裔，鲜卑是黄帝的子孙。南北朝之后，黄帝几乎被塑造成北方各族的共同祖先。各个民族通过祖先认同，意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强化彼此间的认同。
近代以来，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削弱，其精神价值则进一步凸显。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特质融入其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自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更加深入人心。
（摘自王绍东《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
下列诗句不能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是（）
A．“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其二））
B．“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昌龄《凉州词》（其一））
C．“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D．“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2026·湖南怀化·二模）
9．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脑腐”被评为2024年牛津年度热词，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议。其实，早在19世纪，“脑腐”一词就被美国作家梭罗使用。梭罗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中问道：“英国努力防治土豆腐烂，难道就不努力医治脑子腐烂？而后者实在是更普遍、更危险的呢！”梭罗所说的“脑腐”与如今的“脑腐”既存在深刻关联，又有着重大区别。
在梭罗生活的19世纪，美国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剧烈转型，重商主义与拜金主义泛滥。“脑腐”主要表现为对物质的无度追求与精神的贫瘠。人们深陷于虚幻的生存焦虑，终日奔波劳碌，将积累财富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难以品尝生命的美果。梭罗感叹人们正“静静地过着绝望的生活”。1845年7月4日，梭罗来到家乡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住进自己亲手搭建的小屋，开启了为期两年零两个月的生命实验。
在这场生命实验中，梭罗给出了他治疗“脑腐”的方案。其一，俭朴生活。将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保持在低水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更有意义的事情中，比如阅读、写作、散步、社交、沉思等活动。其二，生产方式的独立。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必需品，努力摆脱对外界的依赖，从而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其三，人际关系的独立。与人保持适当距离，摆脱世俗纷扰，营造孤独自适的氛围，在独处中寻回本真自我，获得精神的丰盈。其四，回归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中劳作、漫步，感受万物的灵性，与自然建立深刻的连接，并从中领悟宇宙真谛，疗愈身心。
现如今，“脑腐”有了不同的时代病症。智媒时代，信息的内容和流动的速度都呈爆发式增长。人们的日常生活已与社交媒体深度绑定。多任务处理和信息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正在侵蚀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人们误以为电子屏幕填补了生活的空隙，这种表面上高效的时间利用却无形中将生活切割成碎片。
如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许多人深感现实的无力，于是他们选择逃避，转向网络寻求慰藉。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人们倾向于通过展示自我、争取关注来获得价值认同，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算法根据用户的兴趣与习惯进行精准推送，将人们包裹于“信息茧房”之中，导致思想和认知逐渐狭隘。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下，平台遵循流量至上的逻辑，持续推送迎合受众偏好的内容，其中不乏低质量甚至虚假信息，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网络平台还巧妙利用大脑奖励机制，通过不断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唤起用户的愉悦感，让用户逐渐形成对虚拟内容的心理依赖，进一步加剧沉迷。
人们沉溺于虚拟世界提供的即时性满足，在短视频、网络直播、游戏中获得刺激与快感。这种享乐方式看似丰富了闲暇时光，提供了便捷的快乐，实际上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多巴胺快速释放制造短暂愉悦后，往往会带来更强烈的空虚感，空虚驱使人们重复之前的刷屏行为来寻求慰藉。
（摘编自王焱《从梭罗到短视频：人类正在经历一场“脑腐”危机？》）
材料二：
随着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短视频等新兴的娱乐和信息传播方式，正迅速占领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据最新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截至2024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4亿人，也就是说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7个人在刷短视频。此外，中国短视频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2.6小时。有网友自嘲：视频刷太多，感觉脑子都刷“烂了”。而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脑腐”。但是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对认知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的，它有可能帮助人们学习新知识、增强社交能力等。
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1145名参与者，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浏览的网页中负面情绪越多，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差，包括焦虑、抑郁、社交退缩和强迫行为等。同时，浏览负面信息会导致参与者情绪变差，而较差的情绪又会促使他们浏览更多负面信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此外，浏览负面信息不仅反映了个体的情绪状态，还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共情能力较强的人，过多浏览负面新闻可能会使他们承受更多的焦虑、抑郁等情绪。
那么，使用社交媒体和观看短视频，是否有积极影响呢？
2024年6月6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包含392名受试者。为了评估受试者的心理状态，研究人员使用了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和心理痛苦温度计。结果表明，经常使用短视频平台的患者在焦虑、抑郁和心理痛苦方面的得分都有所下降。具体而言，与不经常使用短视频平台的患者相比，经常使用的患者的焦虑得分平均降低了0.32分，抑郁得分平均降低了0.73分，心理痛苦得分平均降低了0.21分。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月后，研究人员对同一批患者进行了再次评估，并使用相同的心理量表。结果表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均显著下降，焦虑得分平均降低了0.94分，抑郁得分平均降低了1.16分。总的说来，该研究强调了社交短视频平台可以有效地分散癌症患者的注意力，并帮助他们摆脱负面情绪。
（摘编自明晓《刷手机会让大脑腐化吗？》）
请根据材料，给如今的“脑腐”一词下定义。
（2026·广东深圳·模拟）
10．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中国价值。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因而极具文明的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习主席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指出：“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通过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融而形成共识，借助文明样态的对话而达成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融合传统文化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观指导，扬弃西方“霸权”和“均势”的外交策略，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国文化智慧，反映的是人类追求世界大同、和谐安宁的价值取向。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与价值的支撑。
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新型文明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辩证思想。在《周易》里面就产生了事物一分为二、相互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提出万物相生相克，对“天道”的认识体现了对自然客观规律的初步认识，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吸收借鉴古代“天下”观的基础上，从全人类的高度出发来促进各国间合作共赢，争取国家间利益的正和博弈，追求合作共赢，在文化交融中“美美与共”的社会理想和多元文化认同下的“共同价值”，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新型的文明观。
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建构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多元种族共生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指导推进中国“一带一路”，设立“亚投行”，确立周边外交的“亲、诚、惠、容”原则，建立“丝路基金”，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节选自吴晓斐《逆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南方论刊·2018年第5期，有删减）
材料二：
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从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延续40余年的冷战，教训惨痛而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先辈建立了联合国，为世界赢得70余年相对和平。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损人不利己。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节选自《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删减）
结合材料给“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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