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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学者称之为“诠释的共同体”。向上追溯，干宝与他效法的对象司马迁等人也属
于这 一共同体。正因如此，干宝微言大义的言说方式、沟通天人的主旨以及神异的叙事
才得以被 理解，阅读群体才能够以作者期待的方式阅读，并能够遵从共同的诠释方式探
索文本意义。 到了宋代以降，新的阅读群体不再与干宝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知识趣味的
差异、阅读方式的 变形、阐释路径的隔膜必然走向理解的殊途。
由于社会性质的差异以及书籍生产方式的不同，知识的生产与接受在中古时期局限在
少 数精英层，到了宋代才下移到市民阶层。这一变化无疑提高了整个宋代社会的阅读水
平，刺 激了书籍的印刷出版，但与此同时中古时代精英阅读的严肃性被宋代市民阶层的趣
味性替代， 中古时代思想主题的神圣性褪去，知识的浓度被稀释。相较于中古知识精英
对天道人事的庄 严思索，宋代市民更关注日常主题与奇诡谐趣，在此背景之下，干宝《
搜神记》通过“记异” 寄寓的深刻思考不再成为宋人关心的问题，反而干宝作为表达手
段的神异之事吸引了新的阅 读群体。
《搜神记》的书籍史流动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它提示我们中国古代书籍的丰富
与复 杂，也展示了书籍史研究富有的魅力与无限的可能。
(摘编自王勇《<搜神记>是如何从史著“变成”小说的》)
材料二：
中国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可以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思路，
建构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体系。书籍史的研究，可以从各种专题史的角度展开，将书籍研
究与 各种史学、文化学相结合，开展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史、书籍史料学、书籍阅读
史、书籍 艺术史、比较书籍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书与人的个案研究。书的个案研究，多
集中在经典、 名著、大书，也可以集中于某些有个性的小书；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
在名家的阅读，书 籍阅读对名家成长的影响，是“进”与“出”的关系。宋代以后的书
史，能够提供名家在阅 读中成长的足够史料。此外，对于书籍的各种形式的消费与利用，
也有必要展开个案研究。 应该有超越书籍史的胸襟和视野，换句话说，书籍史可以作为
文献文化史的一部分，从书籍 史角度，对传统文献学史中的各种史料作新的梳理，对各种
论述作新的阐释，尝试理论提升， 那么,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必将与时俱进，“其命
维新”。
(摘编自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材料三：
尽管书籍史存在全球转向趋势，但仍需看到不足。书籍史逐渐重视非西方国家的研究，
却仍然受制于西方语言霸权。换言之，不论学者出身何处，研究中使用多少非西方语言史料，
文章和论著最终还是由英文写就。另外，民族国家框架并非全然可抛。不可否认，全球
转向 将书籍史研究带出国别史与区域史研究的框架，但许多新兴叙事仍建立在对国家与
区域的了 解基础之上。只有从国家出发，才能更好理解书籍史的产生与发展，全球转向
需要两者有机 结合。书籍史研究存在复杂性与多样性，新兴研究需考虑各国书籍史固有
特色，走出独特的 发展之路。因此，对书籍史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是考察史学全球化的一
个有效角度。
2026 届大湾区联考(一)高三语文 第 2 页共 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