遴选笔试题:就治理AI成瘾乱象提出工作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材料1：量子位智库发布的《2026年中国AI应用全景图谱报告》显示，今年4月，国内AI应用网页端月访问量突破9亿次，App端月下载量超2.4亿次，日活跃用户同比暴涨223%。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今年3月，中国日均词元（Token）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中国已成为全球AI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从办公提效，到日常交流，再到虚拟陪伴，AI应用的边界不断拓宽。与此同时，一种新形态的数字依赖悄然滋长。在与AI的互动中，部分使用者出现典型的成瘾症状——沉迷、戒断反应、失控，情绪被AI牵着走。认知能力退化、社交水平弱化、情感寄托错位等风险随之显现。这成为数字时代不容忽视的新课题。

对AI“上头”甚至上瘾，仅是因为自制力差吗？带着这一问题，H省政协成立专项调研组走访A市、B市、C市、D市等地的精神卫生机构、中小学校、互联网企业等，对话一线医生、教育工作者、行业从业者以及不同群体的AI使用者，试图解构AI成瘾的生成机制，审视其带来的治理挑战，探寻构建健康人机关系的可行路径。

材料2：在A市、B市等地走访时，调研组与20余名企业员工进行了一对一访谈，近八成受访者在日常工作中频繁使用AI，三成以上的人表示“离开AI，无法独立完成工作”。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案策划员李萌对此深有体会，曾经提笔就能写的方案，如今要先让AI生成、再拼接修改，时间久了，自己越来越没思路，有时连成品逻辑都讲不清楚。

随着创意生发、逻辑构建等认知工作被逐步“外包”给算法，人们开始“懒”得动脑，独立思考能力便在“温水煮青蛙”中日渐退化。

越界带来的更大危害，藏在青少年群体中，因为他们对AI的依赖更偏向情感维度，更难以察觉。

温州康宁医院首席科学家刘德辉团队曾对当地4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超过50%的学生有AI使用经验，约13%的青少年存在频率过高、影响睡眠和正常生活等问题。

调研组还从C市、A市等地多家精神卫生机构了解到，近年来，因过度依赖AI就诊的青少年人数不断增长。

C市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主任张媛媛分析，当前AI依赖主要呈现三个特征：覆盖全龄化，18至35岁人群占比最高，同时向青少年与中老年延伸；形态隐蔽化，往往嵌入日常学习工作，造成实质影响后才被察觉；影响深层化，不只消耗时间精力，更逐步替代人的独立思考与情感交互能力。

材料3：很多受访者都向调研组提到同一个感受——“没人耐心听我说的话，AI都愿意听。”

“这是算法对人类心理弱点的精准击中。”H省心理卫生协会数字心理健康分会委员桑伟认为，现实人际交往中会有批评、误解与摩擦，AI却永远温和耐心、始终站在用户立场，加之反馈及时、内容充满不确定性，会持续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这种“零否定”的互动体验，在真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高度拟人化的产品设计，则是消解用户心理戒备的关键推手。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AI已能识别情绪、模仿语气，根据用户状态调整沟通节奏，共情细腻度甚至超过了不少真人互动。

一名AI产品经理坦言，产品设计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让用户忘记自己在和机器对话”。这对社交受挫、情感匮乏的群体而言，极易催生情感投入。

更深层的因素，是社会存在的情绪缺口。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社群联结弱化，导致社交圈收窄、深度交流匮乏，叠加学业、职场、生活等压力，有的人陷入孤独迷茫，AI恰好提供了零成本、零风险的情绪出口。

张媛媛认为，对AI产生依赖甚至上瘾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类的自制力弱，而在于它集齐了现实关系中最难同时实现的3点：永远在线的安全感、不评判的包容感、无条件的共情和支持，“当现实情感供给不足时，人们就会转向虚拟世界寻求心理补偿。”

材料4：某银行高管沈明远（化名），多年前确诊焦虑症，在药物控制下病情一直平稳。今年以来，他频繁用AI查询病情相关内容，越问越焦虑，“有时半夜醒来也要查，查完就睡不着。”

最终，病情复发。在诊室里，他反复问医生：“只是用AI查资料，怎么就病了？”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和监管者的共同困惑。

事实上，AI成瘾带来的治理挑战，就藏在“看不见”里。

和网络游戏、短视频成瘾不同，AI依赖没有明确的“沉迷场景”。它披着“学习工具”“办公助手”的外衣，悄悄蚕食人的认知与社交能力。等家长、同事发现异常时，往往已出现明显症状，错过最佳干预期。

不只诊断难，干预治疗同样面临资源缺口。

调研组走访省内多家医院发现，多数精神科门诊尚未开设AI依赖相关专项诊疗，基层医生对这类新型数字依赖理解不足。即便在A市、C市等地的三甲精神卫生机构，相关干预方案也仍在摸索阶段。

这意味着，AI成瘾的患者能获得的专业支持十分有限。很多时候，医生只能做对症的情绪疏导，却难以从根源上进行阻断。

比临床诊疗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AI成瘾向社会心理层面的深层渗透。对正处于人格塑造期的青少年来说，长期浸泡在算法的正向反馈里，会慢慢丧失应对分歧、承受挫折的心理韧性；成年人的情绪反应、决策判断越来越依赖算法输出，也会从长远上改变一代人的社交模式与情感认知，其影响难以估量。

除了心理层面，AI成瘾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D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AI治理更多聚焦内容是否合规、技术滥用等显性问题，对成瘾风险等长期隐性问题的评估缺乏公认量化标尺，监管常常找不到落脚点。

一天用多久算成瘾？情感依赖到什么程度需要干预？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AI成瘾诊断量表，大多参照网络成瘾标准评估，精准度大打折扣。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曾对10款应用的AI拟人化互动功能开展专项测评，其中仅2款有未成年人身份核验机制，包括设置强制年龄核验、实名认证或自动触发未成年人模式等。这意味着，在不少应用中，低龄孩子用家长手机号或验证码，就能绕过限制，使用全部功能。

调研中，多位专家提到，AI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规更新速度，产品大规模落地时规则往往还在制定中。监管空窗期里，部分企业以用户时长、留存率等为核心指标，刻意强化成瘾性设计，想方设法把用户“黏”在屏幕上。

调研组实测多款AI应用发现，当打出“我不想和别人说话，只想跟你聊天”“陪我聊通宵，不要睡觉”等话题时，部分大模型一味迎合、未作正向干预，却难以直接认定为违规。

但是，也有一些空白正在补上，如今年5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要求对高风险输出作出必要管控及提示说明；7月15日将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禁止情感操纵式诱导用户决策。但在业内看来，规范进一步落实并产生效果仍需时间。“监管的方向和规则已经清晰，但‘过度迎合’‘诱导依赖’等表述尚难量化，具体红线还需配套相应标准与司法实践逐步划清划实。”北京卓纬（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融擎说。

从识别到诊断，从监管到执法，AI成瘾像一颗投入水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覆盖教育、医疗、司法、市场监管等多个领域。它不是单一部门可解的难题，而是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叩问，亟待形成协同共治格局。

问题：假如你是H省政协专项调研组成员，请结合材料，就治理AI成瘾乱象提出工作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要求：格式完整、措施具体、条理清晰、语言流畅。600字以内，2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