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1929:华尔街旧事,照见AI新时代 | 《财经》书评

文 | 周可乐

编辑 | 许瑶

2026年，华尔街正在上演一场似曾相识的狂热。标普500指数席勒市盈率突破40倍关口，第三次站上历史高位，前两次分别是1929年大崩盘前夜的32.6倍和1999年互联网泡沫顶峰的44倍。英伟达市值冲破4万亿美元，AI（人工智能）概念股的“市梦率”令人瞠目；OpenAI、Anthropic尚未上市，估值已被哄抬至数千亿美元；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2026年AI相关资本开支预计达到6500亿美元。

当社会各界都在热烈讨论AI大模型和算力股票时，不禁让人发出疑问，这场AI浪潮会演变为一次新的金融危机吗？毕竟，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也在多个场合直言，当前资本市场像极了1929年，而正是那年，由股票市场崩盘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

恰逢此时，美国资深财经记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耗时八年写就的《1929》中文版面世，并迅速登上各大财经图书畅销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镜鉴。索尔金这个名字，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是《纽约时报》DealBook专栏创始人。可以说，他是把金融危机写得最精彩的作者之一，那本记录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而不倒》早已成为理解现代金融危机的经典书籍，HBO改编的同名电影斩获11项艾美奖提名。同时，他也是高分美剧《亿万》的联合创作者，深谙如何把华尔街的权力游戏讲得扣人心弦。

谈及讲述1929年大萧条的著作，绝对绕不开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54年出版的《1929年大崩盘》。作为哈佛大学一代经济学宗师、美国经济协会前主席，加尔布雷思站在崩盘25年后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学家冷峻而犀利的笔触，系统梳理了投机狂热、杠杆交易、收入分配失衡、银行体系脆弱以及美联储政策失误如何共同酿成了那场世纪悲剧。全书篇幅精练、内容全面深刻，被《财富》杂志列为必读商业图书，每逢金融危机便会重登畅销榜。

如果说加尔布雷思是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整个金融体系的神祇，那么索尔金就是潜入会议室、私宅和交易大厅的侦探。

《1929》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它侧重描写的是具体的人和场景。索尔金历时八年，梳理了数千份一手资料，包括私人信件、日记、法庭笔录、未公开回忆录，甚至首次公开了纽约联储1929年的机密会议记录。他不是带着理论模型去检验历史，而是把读者带回一个个具体的历史现场，美国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办公室里的焦灼争论，JP摩根合伙人书房里的秘密磋商，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声嘶力竭的喊单，国会听证会上银行家们汗流浃背的质询。这种写作手法继承了《大而不倒》的叙事基因，把复杂晦涩的金融事件，写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呼吸有温度的纪实作品，甚至具备商业小说般的阅读张力。

这两本书相隔多年，却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加尔布雷思更像一位病理学家，解剖制度的痼疾与政策的失误；索尔金则像一位心理画师，描摹身处历史漩涡中每一个具体人物的贪婪、恐惧、侥幸与悔恨。前者让你理解危机发生的结构性必然，后者让你切身感受到，那些站在权力之巅的人，并非全知全能的神，他们同样会被时代情绪裹挟，会在信息迷雾中做出次优选择，会在自我欺骗中一步步滑向深渊。

可以说，读懂了加尔布雷思，你会知道1929年股市为什么会崩盘；读懂了索尔金，你才明白那些聪明人为什么没能阻止这场危机。

索尔金以令人惊叹的细节还原力，带读者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个被称为“咆哮的2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技术革命与消费革命齐头并进的黄金时代。电力在短短数年内普及全美，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中产家庭标配，收音机把全国连接成一个同步的信息市场，洗衣机、冰箱、电话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公开向国民保证：“股市的繁荣景象将一直持续下去。”当时主流的经济学观点甚至认为，经济周期已经被彻底驯服，人类已经找到了永久繁荣的秘诀。

但繁荣的表象下，系统性风险早已暗流涌动。制造业工人时薪九年间增长缓慢，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5%的顶层人群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贫富差距达到历史峰值。更致命的是金融体系的脱缰。保证金交易全面泛滥，普通人只需支付少量本金，就能从券商那里借到巨量资金买入股票。银行向证券商提供的贷款高达数十亿美元，大量居民储蓄变相流入股市。投资信托公司层层嵌套，用发行债券、优先股筹措的资金再加杠杆炒股，构建起倒置的资本金字塔。当擦鞋童都在向客人推荐股票，当电梯工和接线员拿着月薪在交易大厅下注，当全美四分之一的企业贷款都被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查尔斯·米切尔这样的“牛市推销员”导入投机渠道时，整个国家已经坐在了一个越烧越旺的火药桶上。

《1929》最让人读之不忍释卷的，是索尔金笔下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他没有把任何人物简单脸谱化，没有纯粹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恶棍，只有一个个被时代浪潮裹挟、在贪婪与恐惧之间挣扎的普通人。

全书叙事的切入点是被称为“阳光查理”的查尔斯·米切尔。这位美国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是20世纪20年代最耀眼的华尔街明星之一。他精力充沛、能言善辩，坚信股票应该成为每一个美国家庭的资产配置，领导着全美最大的证券分销网络，像卖肥皂一样向普通工薪阶层兜售股票和债券。当市场初现疲态时，他高调宣布投入自有资金托市，一度被视为稳定军心的英雄。但随着崩盘加剧，他动用银行资金托举自家股票的操作东窗事发，在著名的佩科拉调查中成为头号证人，虽未身陷囹圄，却因逃税指控身败名裂。

JP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代表了老派华尔街贵族的形象。他温文尔雅、人脉通天，在“黑色星期四”当天牵头组织几家大银行紧急筹资托市，一度稳住了市场信心，被媒体称为“华尔街的救世主”。但他终究只是人，不是神。摩根财团的救市资金在排山倒海的抛压面前不过是九牛一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大通国民银行董事长阿尔伯特·威金一边在公开场合呼吁信心，一边通过加拿大壳公司做空自己任职银行的股票，用公家的信息赚取个人的免税暴利；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后来东窗事发，人们才发现他长期挪用互助基金为个人债务买单。

相比之下，“做空大师”杰西·利弗莫尔是那个时代最具传奇色彩也最令人唏嘘的孤狼。他凭借对市场情绪的精准嗅觉，在崩盘期间大举做空，单日狂赚1亿美元，被无数散户奉为“股神”。但谁能想到，这位精准逃顶的投机天才，最终依然没能战胜人性，他在随后的抄底中一再加杠杆，数年后破产自杀，留下的遗书写着“我的人生是一场失败”。

站在风暴中心的政客同样难逃历史的审视。

赫伯特·胡佛总统在崩盘后反复向民众重申美国商业基础良好，坚信市场会自动修复，却在政策应对上优柔寡断。美联储官员在加息问题上争论不休，先是过度宽松纵容泡沫，后又在危机最需要流动性时紧缩信贷。国会议员们在事后的佩科拉听证会上义正词严地追责银行家，却对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视而不见。

索尔金冷静地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重大历史拐点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决策者并非总能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同样受限于信息不完备、认知偏差和政治算计，常常只能做出事后看来错误的选择。市场崩溃的核心机制也因此被清晰地呈现出来，恐慌触发抛售，抛售压低资产价格，价格下跌进一步放大恐慌，形成自我强化的死亡螺旋。

崩盘之后的故事比崩盘本身更加惨烈。道琼斯指数整整25年后才重新回到1929年的高点。也就是说，任何在1929年高点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要耗掉大半个人生才能回本。城市边缘出现了成片的棚户区，被讥讽为“胡佛村”；农民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城市里的孩子却因营养不良缺钙抽搐；一边是生产过剩、商品销毁，一边是饥肠辘辘、饿殍遍野。这种荒诞而残酷的图景，成为那个时代最刺目的伤疤。

读完全书，再回望2026年的全球资本市场，《1929》中那些似曾相识的细节让人不禁深思。100年前，人们相信电力、汽车、收音机会永久改写经济规则，相信“新经济”已经抹平了周期；今天我们相信人工智能、算力、大模型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产率革命，相信“这次不一样”。

诚然，技术革命本身是真实的，电力确实改变了世界，互联网确实重塑了生活，AI也确实会深刻改造生产方式。但技术的光明前景，从来不能自动等同于资产价格的合理性。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不少科技股的股价暴跌50%以上，但互联网最终还是改变了世界，只是那些在最高点接盘的投资者，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本。

《1929》不是一本教我们如何逃顶抄底的操作手册，而是一面照向人性的镜子。索尔金用近500页的篇幅告诉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制度如何完善、监管如何严密，只要市场依然由人构成，贪婪与恐惧的轮回就永远不会停止。历史从不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而聪明的投资者，懂得在韵脚响起时，提前系好安全带。

（作者为资深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