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口述史》 (电子版)

编者：上海知识青年历史研究会成员马琳、林嗣丰、龚麟生主编的《上海知青口述史》由中国现代出版社于2026年5月出版了。该书讲述了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安徽、上海市郊农场、江西、贵州、云南及投亲靠友的上海知青的上山下乡及返城经历。先把该书的电子版推荐给知青朋友们。

前 言

本书是一本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口述历史的汇编，按照当年上海知青 上山下乡时分布的主要地理区域，选取了103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以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为主要采写内容，通过访谈、录音、文字转换以及整理、修改、校对后形诸于文字。其中黑龙江14篇、内蒙古8篇、吉林10篇、 新疆9篇、安徽9篇、上海市郊农场13篇、江西12篇、贵州10篇、云南9篇、投亲靠友7篇，总计102篇。

上山下乡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已经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终止，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见诸于当代，而且必将流传于久远，历史不会忘记留下那些浓墨重彩的记录。

知青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农村的那段生活对于他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的那样：“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知青在农村从最初的被动的受教育者，逐步演变成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一支生力军，我们从本文所收集的口述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 条条生命的轨迹。

每一个知青来到农村首先都要过好生活关、劳动关。对此，插队淮北的高小峻深有体会地说： “城市里做饭，往往从大米或面粉开始，更不要说还有加工好的面条、馄饨皮或饺子皮，在农村则要从麦粒、玉米、高粱、荞麦、山芋干等原生态起步，先磨成粉，再加工做成食物。而且所有的农活都要从头学起。”

在顺利地闯过了生活关、劳动关后，知青开始显现了他们特有的优势，他们开始为改变农村面貌努力奋斗。插队黑龙江爱辉县的韩自力，曾经当过四年生产队长，他记录了知青插队农村8年中集体经济的变化：知青来时，集体固定资产只有2万多元；知青走时，集体固定资产增长 为19.5万元知青来时，生产队无机动动力和像样的农机具；知青走时，生产队全部动力达到117匹马力以上，有了几十种农机具。知青来时，生产队粮食最高年产量27万斤；知青走时，最高年产量82万斤，年上交肥猪60余头及经济作物近2000斤。知青来时，队里人均年最高收入87元；知青走时，队里人均年最高收入230元。

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知青来到农村也为改变这种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故知青姜万富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从17岁到60岁，姜万富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光阴都留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他生前曾经深情地说：“尽管新疆很苦，在昆仑山区更艰难，但是这里的病人需要我。那些淳朴善良的百姓们待我像亲人一样。虽然我的本事不大，但是尽我所能地为病人解除一点痛苦，能多挽救一条生命那该多好啊!”

知青来到农村，也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文艺生活。到内蒙古插队的宁志超说：“当年自己并未学过演艺专业，居然还当了几回导演。有两个戏让我印象特别深： 一个是宣传计划生育的独幕话剧《幸福花》。当年，我还是没找对象的小伙子，领着一群差不多年龄的青年男女，排演这个生儿育女的节目，还真不知道有多“难为情”。

知青在农村，和农民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插队云南少数民族寨子的朱克家，回忆当年寨子里的那些老乡道：“我真敬佩哈尼这个民族，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农业机械化的渴望，他们忠厚、善良、不怕苦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无力改变他们的面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知青下乡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教育面貌。在江西插队的葛天琳，长期担任乡村教师，在回城后，她四次回去参加义务支教助学活动。在她和其他知青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新校舍和教师宿舍建起来了，先进教学设备仪器送去了，孩子们有了新校服和大型游乐玩具设施。她们还邀请当地的年轻教师到上海学习进修交流，受到当地人的高度评价。

知青对当年下乡地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贵州凯里苗寨插队13年、现定居澳洲的许昭辉曾经见义勇为下河救人，也曾经因为发生事故险遭不测，但那段生活的磨练奠定了他日后的人生基础。许昭辉回忆道：“过去是穷山恶水的地方，现在是山美水美人美，我们平塘县建有世界第一 的望远镜‘天眼’,村村通公路，家家有电视，新房一排排，农民现在是彻底翻身了。”

在市郊农场的李亚飞，是1975年1月毕业的小知青，她讲述了自己如何从刚出校门的学生到知青、再到生产队长、团委副书记、科技教育卫生科副科长的成长历程。她说：“下乡一年后，我被大队任命为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在大队里我是唯一年龄最小的女生产队长。在我们农场干部当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干农活过硬才能当，所以每次出工干活我都抢在别人前面。”

知青下乡后还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插队延吉县细鳞河公社的寿林娣，下乡后吃苦耐劳，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赢得了当地老乡的赞誉。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世俗偏见，坚持扎根乡村，并和朝鲜族农村青年结婚。

几十年来她孝敬公婆，团结妯娌，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民族团结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

知青在农村也是富有艰苦创业精神的。回乡知青成根荣，插队在江苏省启东县。当年他们五个人“破天荒”地要在一块3000多亩的海滩上创办盐场，面对没有房子、没有资金、没有材料、没有规划，没有技术、没有工人的困难情况，硬是办起了规模不小的东元盐场。如今东元盐场已经建设成“全球海岸线，滨海新天地”的居住旅游休闲胜地。

正是由于知青一代具有吃苦耐劳，坚毅刚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因而无论在当年还是在日后，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并涌现了许多精英之材。

以上种种仅是摘录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知青生活片断。

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当年下乡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经历的知青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下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并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其全貌，希望在读者面前展示的是一幅上山下乡的历史长卷。

口述历史的书写，是一种新的历史书写形式，它是一种纯个人的历史叙述，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生动、真实、准确地了解历史的途径，因而近年来颇受学界和大众的重视。相对于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口述史具有其它书写形式不具备的优点和特点。

首先是它的不可替代性，传统的历史书写都是由当代人或后来人，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对于历史的追溯和阐述，而口述史却是由亲历者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作的叙述，并经过认真核实整理修改的文字资料。本书中的口述者都是当年“上山下乡”的亲历者，对于那段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而他们的口述史就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这也是我们选择口述史作为保存和完善知青史料的首要因素。

其次是它具有较强的真实性。传统的历史书写动辄数十、数百年，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众多，错综复杂，且多出于旁人或前人的回忆和记录，其中难免有疏漏或谬误。而上山下乡的历史距离现在的时间跨度仅五十年左右，当年一起上山下乡的那些人绝大部分都还在，那些历史事件和过程经过岁月的反复淘洗、沉淀和不断的补充、完善早已定格。据此，可以认为我们所编撰的这本《上海知青口述史》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同时，知青口述史对于知青历史档案资料的补充和完善能够起到拾 遗补阙的作用。知青口述史本质上属于一种民间叙事，它给许多知青提供了表达个体意见、感受的有意义的叙事空间，弥补了官方和学界修史的不足。

当然本书中的知青口述史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憾，其中会有因为时 间过滤后当事人记不清楚或有选择性的记忆等情况发生，对自己有利的多说，对自己不利的不说，但这一缺憾并不仅见诸于口述史，其它的历史书写也都避免不了类似的情况发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采取包容的态度。

我们还要感谢上海市历史学会前会长熊月之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书写的精彩序言，也是他最早向我们提出了做知青口述史的建议，并陆续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

当然，100多位知青口述者，以及参与采访、录音、整理、修改、校对等工作的知青志愿者更是奠定本书的基石，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密切配合和无私奉献，这本书也不可能获得成功。

最后，书中如有不当之处，尚希见谅并指正。

                                            《上海知青口述史》编辑部

                                                      202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