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郡:人工智能只能是教育工具,学校教育慎用人工智能实在必行

话题一：传统教育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系统的制度载体

如果把“继承”理解为跨越朝代更迭而保持核心价值与制度框架的相对稳定，传统教育确实是中华文明中延续性最强的制度之一。从秦汉到晚清，教育的主线以儒家为宗，内容以儒经为重，制度上官学私学并立；隋唐以后，新王朝建立后必定表彰儒学、恢复科举。这种“承袭因革”的连续性，使教育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坚实文脉根基。

需要指出的是，千百年来，传统教育继承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一套以儒家价值为核心、以科举为制度杠杆、以教化和社会伦理为延伸的秩序框架。它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发生过理学兴起、科举内容从诗赋转向经义等重大调整。因此，更准确的判断是，教育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稳定、最具渗透力的继承机制，而不是某种静态的“最好的遗产”。

第一，构建文化认同与政治统一的心理基础。 科举制的文化功能之一，就是“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明代通过“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宗族社会”的治理体系，使儒学价值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各民族之间，形成思想一统和文化认同。元代同样以经学、理学、举业“三合一”的科举内容重建国家精神，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树立各民族的国家意识，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说明传统教育的统一功能，不仅在于传播知识，更在于以一套共享的价值语言，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整合进同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

第二，为民族复兴提供文化根基与精神动力。 中华优秀教育传统被视为当代中国教育事业的“根基”，丢掉这个根基，就“割断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命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被明确论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更具体地说，教育通过传承“修齐治平”“有教无类”等理想，在工业时代重新树立教育公平与德教的价值取向。

第三，必须同时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传统教育在维护统一的同时，也曾服务于专制政治文化，科举在后期成为“顺民工具”的一面同样存在。近代废除科举后整个仕途体系“轰然瓦解”，恰恰说明一种教育制度如果长期依附于单一的评价与选拔逻辑，一旦外部条件剧变，其脆弱性就会暴露。这一点对理解今天的问题至关重要。

话题二：AI取代传统教育，是否会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崩塌”？

冲击是真实的，但“崩塌”不是必然结局——关键在于冲击落在哪个层面。

AI真正动摇的，是传统教育中“知识传授与标准化评价”这一环节的垄断地位。当一个学生能在几分钟内生成结构严谨的论文、通过大部分标准化考试，“以知识传授为中心、以标准化考试为评价”的模式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大学曾经的核心优势在于知识的传授与认证，而AI让知识获取变得即时、免费且个性化，这直接动摇了传统模式的底层逻辑。

但这不等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崩塌。AI改变的是教学流程和评价方式，而不是教育的全部功能。品格塑造、价值引领、情感互动、批判性思维的养成，仍然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和校园生活的熏陶。AI可以批改作业、推送习题，却无法共情学生的情绪、纠正心态偏差，也无法完成价值引领的育人工作。

真正值得警惕的“崩塌风险”在于：如果教育体系长期把自身等同于“知识传递+考试筛选”，那么AI对这个环节的替代，就会引发类似“废科举”式的系统性震荡。家长中流传的“怕孩子成了科举被废后的秀才”的焦虑，指向的正是这种结构性风险：不是AI直接摧毁了教育，而是一种过度依附于单一评价逻辑的教育形态，在技术条件变化面前失去了合法性。反过来，如果教育把重心转向AI难以替代的能力——提出问题、批判性判断、复杂协作、共情与价值判断——那么AI带来的就不是崩塌，而是功能的重构与升级。

话题三：为什么有些国家禁止AI进校园，而AI教育课题仍然必须探讨？

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各国限制AI进校园的政策，限制的不是“研究AI与教育的关系”，而是“在条件不成熟时让低龄学生直接使用生成式AI”。挪威禁止6至13岁小学生在校使用AI，理由是避免学生借助技术跳过读写算等基础能力训练；阿联酋禁止13岁以下学生使用生成式AI，防范“认知外包”和思维惰性；纽约市对学前至八年级实施为期一年的暂缓令，本身也被评价为“政策暂缓措施”而非成熟立法。这些政策恰恰是基于对AI教育风险的审慎认知而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对探讨本身的否定。

与此同时，对“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被明确视为破解教育深层次矛盾、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之需。国家层面已将“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纳入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框架，基础教育阶段的AI教育普及规划也相继出台。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各国禁令所指向的那些风险：认知外包如何防范、算法偏见如何规制、数据隐私如何保护、师生情感互动如何不被削弱。不研究，才是最大的风险——要么在焦虑中盲目禁止，要么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放任技术重塑教育。

简言之，禁止低龄滥用与拒绝研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审慎的限制，本身就需要扎实的研究来划定边界；而研究的深化，恰恰是为了让限制有据、让应用有度，而不是让教育在技术冲击面前被动地等待“崩塌”或盲目地“拥抱”。

传统教育最值得继承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知识传递方式，而是它把教育当作文明延续和社会整合的核心机制这一根本自觉。AI冲击的，是这种机制中那些可以被标准化、外包化的环节；它无法替代的，是教育作为“人对人的价值传递”的那一部分。真正需要探讨的，不是“要不要用AI”，而是如何让教育在技术条件下重新确认自己不可替代的内核。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只能是教育工具，而不可能成为教育本身。这既是历史给出的教训，也是当下政策与研究的共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