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著应该保护的是软件整体还是代码?——兼论AI辅助生成代码的著作权适格性与登记实务困境

自我国确立以《著作权法》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为核心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来，传统的软件保护路径始终建立在人类程序员手工编写代码的基础之上。在这一传统模式中，开发者个体或具体到开发团体中的程序员，通过键盘敲击写下的每一行源代码，被视为类似于文学作品中的文字，顺理成章地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然而，信息技术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与社会结构，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成为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目前在软件开发领域，人机协同的开发方式已逐渐成为行业主流，其中以 GitHub Copilot、Claude Code、Codex、Cursor、TRAE 等为代表的新型 AI 编程工具，已经能够根据开发者的自然语言指令，通过思维链条与行为观察交互（“思考-行动-观察”）的拟人化逻辑方式，直接智能生成数百行乃至数千行的功能代码，极大地提高了研发效率。

这一技术革命在极大提升软件工程生产力的同时，对既有的知识产权确权实务造成了巨大冲击。在目前的行政实务中，软件开发者在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申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格审查。审查机关明确要求申请人作出绝对承诺，保证其提交的软件完全没有使用人工智能生成任何代码。一旦申请人如实披露其中包含算法生成的代码片段，便会被直接拒绝登记。

这种零容忍的行政实务做法实际已经触及了软件著作权制度底层的核心问题。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究竟是微观物理意义上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本身，还是由这些代码构建起来的软件整体结构与业务逻辑。倘若保护重心完全落在代码字符上，由机器生成的代码显然无法满足法定作者的适格性要求。倘若保护重心转移至软件整体的非字面表达，人类开发者在架构设计、功能定义、提示词编写以及后期系统调试中的巨量智力投入，理应足以为这套包含机器代码的软件系统赋予著作权。本文拟从法理辨析与司法行政实务的双重维度，对该议题展开系统性论证。

要探讨智能生成代码的适格性问题，首先必须从源头上厘清软件著作权究竟在保护何种智力成果。长期以来，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主要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代码中心主义”与“软件整体论”。

现行法律框架最初倾向于将计算机软件类同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采取一种高度依赖物理载体的代码中心主义保护路径。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而该条例第三条第（一）项则明确将计算机程序定义为“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这种立法表述直接将“代码”置于软件定义的绝对核心。故此，在此前软著登记的实践操作中，提交前后各连续30页的源代码成为审查的核心材料。这种操作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将源代码视为与文学作品的文字表达等同的客体，认为其直接体现了创作者的智力选择与编排，形成了所谓的“代码中心主义”保护观。

实际在软件开发的早期阶段，这种观点颇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当时，编程语言相对底层，开发工具较为原始，程序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智力劳动来逐行编写代码，针对类似的软件功能需求，不同程序员会基于不同的个人理解，撰写出千差万别的具体代码文本，其个人编码风格、逻辑巧思甚至极限算法优化等技巧都能清晰地体现在代码文本中。此时，对字面代码的保护几乎等同于对软件核心价值的保护。

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Inc. v. Altai, Inc.”案[2]。在该案之前的司法实践已表明，在美国程序代码的字面成分会受到版权保护。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版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保护程序代码的非字面成分，即程序的结构、顺序和组织 （Structure, sequence and organization，SSO）。

本案中，原告CA 公司在1988年发现被告 Altai 公司使用了其 CA ADAPTER 软件的代码，并以侵犯版权和盗用商业秘密为由对 Altai 公司提起诉讼。作为回应，Altai 公司要求由八名对之前的 OSCAR 代码一无所知或未参与其中的程序员，在完全保密的环境下对被复制的代码部分进行重写（即用完全不同的代码来实现同样功能），并以 OSCAR 3.5 的名义发布这个新程序。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剔除所有功能性元素和公共领域元素后，对两者的代码进行对比，认为Altai 公司“在将 OSCAR 3.4 重写为 OSCAR 3.5 之后，几乎没有与 ADAPTER 相同的代码行了”，仅有少数列表和宏与 ADAPTER 相似，且其对程序的影响不足以构成版权侵权。此外，法院还认为，操作系统所需服务的相似性源于操作系统本身的特性，因此不受版权保护；同样，流程图也被认定为受作品性质所决定的外部因素影响，同样不受版权法保护。基于以上分析，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关于 OSCAR 3.5 未构成版权侵权的裁决，印证了早期司法对底层代码字面表达的侧重外，同时该案也创立了著名的“抽象—过滤—比较”三步测试法（Abstraction-Filtration-Comparison test），计算机程序的版权保护绝不局限于字面代码，同样及于程序的非字面要素，包括程序的总体架构、模块划分逻辑以及数据结构的组织方式。

随着编程技术的不断迭代，高级编程语言的普及与现代软件工程呈现出高度模块化、框架化和开源化的特征，特别是前述AI编程工具的应用，使得“代码中心主义”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代码层面的“独创性表达”空间被大幅压缩。著作权法中存在经典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著作权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而当某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极为有限，或者某一种表达成为了实现该思想的唯一或最优途径时，该表达将与思想发生混同，从而丧失著作权法的保护资格，这种现象在著作权法上被称为“思想与表达合并原则”。[1]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和程序员们对底层技术的不断穷尽优化，对于许多标准化功能函数，开始存在有限的“最优写法”。面对诸如通用数据排序、常规接口调用等基础功能，各项目的代码极易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已然从独创性表达退化为公共领域的通用工具。而人工智能编程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的公开开源代码库，并通过大量的“人类偏好微调”，其生成的代码往往正是针对特定功能需求的最优解或标准化表达。此时，若依然固守于代码的字面相似性比对，将彻底偏离著作权法鼓励创新而非垄断公共常识的立法初衷。

第二，该观点无法涵盖现代软件开发的核心智力活动。 现代软件工程随着开发门槛的降低，其商业价值已从早期的“确保程序可运行”转移至前期的需求分析、系统架构设计、模块划分、数据结构定义以及软件用户界面的易用度设计（即UX，User Experience，用户体验）上。这些高层次的智力活动不仅决定了软件的功能与性能，甚至还有助于软件真正能推出市场、被用户所接受和认可，但其价值却无法在具体的微观代码片段中完整体现。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最终写成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文本之上，可能违背了现代软件开发的客观发展规律。

面对微观代码独创性的客观衰减以及相同功能代码的高度可复制性，我国法院在诸多软件侵权纠纷中也明确认可了软件非字面表达的法律价值，认定软件著作权的保护范畴理应向软件整体结构延伸。

例如“太极熊猫VS花千骨游戏侵害著作权纠纷案”[3]中，法院认为《花千骨》游戏实施了对《太极熊猫》游戏的“换皮”抄袭，以及利用了《太极熊猫》游戏中玩法规则的特定表达内容，构成著作权侵权。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太极熊猫》）该部分的界面布局和界面内容可以看作是对游戏具体玩法规则的特定呈现方式，构成著作权法中的‘表达’”。虽然本案是将整个游戏画面视为“视听作品”（“类电作品”）进行著作权侵权认定，但同样足以证明，一款商业软件并非只有底层代码所构成，其他软件元素如美术资源、交互规则等，同样会受到著作权法所保护。

而具体到本案中的“具体玩法规则”，在实际商业开发中，往往是由游戏策划人员通过文档或表格等方式撰写而成，代码的职能仅仅是将这些规则予以数字化呈现。缺乏底层代码，规则文本固然无法在终端呈现；同样，脱离了这些规则文本，代码亦失去任何执行逻辑，两者在工程系统内绝无高下之分。

此外，在“重庆某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长沙某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4]中，法院的审查路径进一步印证了非字面表达的独立法律地位。该案中，法院经比对确认涉案两款软件的源代码语言与编译语言均完全不同。在底层字面代码毫无关联的前提下，法院依然启动了对两款软件在交互界面与功能设计层面的实质性相似度审查。尽管法院最终认定涉案的相似界面与功能属于该类服务行业软件的惯常设计，因缺乏独创性从而未构成侵权，但这一裁判逻辑清晰地表明，司法审判早已突破了单一的代码比对局限，具备将软件的业务架构与功能逻辑作为独立客体进行实质考量的司法共识。

当开发者借助智能工具辅助编程时，尽管底层微观代码由人工智能直接生成，但整个软件的目录层级、模块交互流转、核心业务逻辑等本质仍是由人类开发者全程主导构建。开发者通过极其详细的提示词设计、多轮语境提示与强力人工干预等方式完成架构设计，以及在开发过程中针对人工智能生成代码产生的错误、漏洞（Bug）进行修复，对系统进行迭代、优化，通过该研发过程生产出的软件，本质上依然是充满人类智慧的结晶。著作权法亟待保护的对象，应当是作为一个完整逻辑系统与工程成果的软件整体，决不能降格为对单纯单一代码片段物理来源的孤立评判。

确立了保护客体向软件整体倾斜的法理基础后，有必要进一步剖析智能生成内容本身的著作权法属性。我国近年的多起标志性司法判决，为界定此类内容的独创性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裁判指引。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23年审理的全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案[5]中，司法机关明确认可了人类开发者在使用智能工具时的实质性智力投入。该案的裁判逻辑中，法院认为，当用户在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以及画面元素的迭代筛选过程中付出了持续且具体的智力劳动时，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机械指令操作，构成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原创性表达。

把上述裁判思路延展到编程领域，情况其实高度相似。程序员或开发者在操作大语言模型写代码时，为了约束并引导模型输出准确结果，必然要在业务拆解和深度提示词编制上耗费大量心力。随后还要对生成的各个代码模块进行拼装、测试、修复、优化以及系统性的逻辑重构，这些连贯的动作同样属于高度个性化的智力创作。由此可见，这种将大量人类智慧融合在一起的软件整体，在独创性要件的审查上是完全契合著作权所需的作品独创性核心要件的。

与上述肯定性裁判形成鲜明对比，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审理的首例人工智能提示词著作权权属案，则是划定了另一道清晰的法律边界。该案中，原告主张其输入的涵盖艺术风格、主体元素与材质细节的六组提示词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文字作品。法院经严格审理认定，涉案提示词各元素之间仅为简单罗列，缺乏基本的语法逻辑关联与场景化叙事顺序。从法律定性分析，此类关键词组属于思想范畴的抽象构思，并未体现出作者在表达层面的个性化智力投入。基于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要求确认著作权的全部诉讼请求。[6]

这一判决清晰地传递出另一种司法审慎态度：如果将简单的关键词组合轻易认定为作品，极有可能限制社会公众对语言词汇的自由使用，进而阻碍整个智能创新生态的健康发展。这也反向印证了，缺乏复杂逻辑串联的简单指令产物，无法获得著作权法的保障。

与前述案例均由人类参与、且由人类著名不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认定由腾讯机器人Dreamwriter自动撰写的财经文章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法院的裁判逻辑并未因直接生成文本的是算法系统而全盘否定其著作权，反为深入探究了人类在背后的主导作用。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涉案文章是否构成文字作品的关键在于判断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该判断步骤应当分步进行。核心标准在于从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来分析是否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及技巧等因素。在具体认定相关人员的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行为时，必须考量该行为是否属于一种智力活动，以及该行为与作品的特定表现形式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联系。该案中，主创团队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设定、模板设计与逻辑编排上付出了实质性的智力劳动，智能程序仅仅是执行这些既定逻辑的工具。[7]

而在相关案评中，时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扬也曾公开表示：“人工智能是人的大脑和身体的延伸，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只不过减轻了人的智力和体力劳动，这和传统从事自动化工业生产的机器发挥的作用并无本质区别。既然传统自动化机器生产的产品属于人的劳动成果，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人的智力成果，即思想或者情感的表达，亦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8]

映射至软件开发领域，开发者在使用智能编程助手时，同样扮演着算法规则制定者、业务逻辑规划者与最终代码审定者的角色。如果人类开发者的参与程度仅仅停留在输入一句抽象构想，自然无法主张权利；但若人类开发者深度介入了模块拆分、提示词约束设计、系统异常处理逻辑设定以及代码的整合测试环节，其创作参与程度已然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门槛。此时，将包含AI辅助代码的软件整体认定为受保护的作品，恰是对人类智力劳动的尊重与法律确认。

上述三起典型案例共同说明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司法现状。单纯由算法依据简单指令生成的微观代码段，例如开发者仅通过一句“请生成一个贪吃蛇游戏”作为提示词让人工智能自动输出的独立程序，都如同缺乏逻辑关联的简单提示词罗列，因缺乏人类的个性化安排，必然落入不受保护的公有领域。但由人类主导规划并融入复杂提示词设计、最终形成具备特定商业功能的软件整体，则因凝结了实质性的人类智力成果而具备整体独创性。

关于智能生成代码是否值得保护这一命题，法律界与行政管理机构都需要坚持“结构、顺序和组织”逻辑，允许对一个软件进行合理分割判断。由算法直接输出的单一函数或常规代码片段可能不享有专属著作权，但在人类开发者统筹下形成的有特定功能的软件整体结构，理应获得著作权的全面庇护。

面对AI辅助编程的技术浪潮，版权中心采取的“无AI承诺”登记政策，反映了行政管理机关在法律规定尚不明确时的极度审慎态度。然而，这看似“稳妥”的措施，在实践中却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与对产业发展的潜在阻碍。

如要探讨版权保护中心的行政决策，首先必须厘清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制度的法律性质。不同于专利法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发明创造的新颖性、创造性与实用性进行严格的实质审查，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本质上实行的是自愿登记与形式审查制度。依据《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行政审查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鉴别材料与证明文件进行形式上的完备性核验。著作权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自动产生，行政登记证书仅构成享有权利的初步证明。

在目前的行政实务操作中，版权中心对于包含人工智能代码的软件申请实施了极其严苛的零容忍审查标准。申请人必须在提交文件时出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承诺，明确保证涉案软件绝未使用任何智能系统生成哪怕一行代码。一旦审查员发现或申请人主动披露存在算法生成的代码片段，申请事项将面临无限期搁置乃至直接被拒绝登记的行政干预，甚至会将申请人的失信行为记录在其征信记录中。

从行政机关的审查视角审视，这种全面拒登政策具有其特定的风险防范考量。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尚未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权利归属作出体系化的明文规定，行政审查部门对非人类直接创作的字面代码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顺应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原则。而全面放开此类代码登记，极易导致部分逐利主体利用大模型批量生成标准代码并海量申请证书，进而恶意垄断公共技术资源，甚至产生大量恶意诉讼，以此获取不正当利益。

但版权中心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将判断软件是否具备独创性这一属于司法机关行使的实质审查权，强行前置到了行政登记环节。行政机关仅仅因为软件的物理构成中包含了机器生成的微观代码字符，便直接剥夺了整个软件系统的登记资格，这种做法在行政授权与法理逻辑上均缺乏坚实的支撑。

尽管防范权利滥用的行政初衷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要求申请人承诺绝对零生成代码的强制性规定，已严重背离了当前全球软件产业的客观技术演进趋势。

在各类智能编程助手全面普及的今天，人类开发者与智能算法的交互已经深入到按键级别的实时代码补全。人类开发者仅需输入一段函数名称和部分代码逻辑，人工智能即可精准预测并补全后续代码。开发者只需要按下换页键（Tab键），即可实时采纳这些智能生成的代码段落。在真实的系统开发进程中，人类代码和人工智能代码两者的界限变得极为模糊，往往呈现出一半人工一半人工智能的高度融合态势。强迫开发者在动辄数十万行、数百万行的庞杂代码库中精准剥离出机器生成的每一行字符，在软件工程技术层面毫无可行性可言。

如前文所述，现代软件工程体现了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同时涵盖了丰富的架构智慧。拒绝为包含了机器代码的软件系统颁发著作权登记证书，无异于因为一栋优秀建筑的部分墙体是借助机器3D打印技术取代人工浇筑完成的，就彻底剥夺建筑设计师对整栋大楼享有的设计版权。这种类比直观反映了零容忍政策在法理与情理上的双重失当。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这种苛刻的绝对禁止政策极易在实务界催生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秉持诚信原则如实申报技术辅助细节的开发者被拒之门外，选择刻意隐瞒使用事实的申请人却能顺利通过形式审查获取法定证书。这严重削弱了国家软著登记制度的公信力，导致版权管理部门根本无法准确掌握国内软件产业应用新技术辅助开发的真实数据与行业底数。

当真正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系统架构创新与复杂提示词设计的软件企业遭遇市场侵权时，由于无法按常规途径获得基础的确权登记证书，其在后续的司法维权与商业转化过程中必将陷入举步维艰的被动境地，合法权益面临被肆意践踏的巨大风险。

一款现代商业软件的构成要素极为丰富，除底层执行代码外，同样离不开海量的美术界面素材、交互动画以及各类内嵌的文本文案。但现阶段版权中心采取的“无AI承诺”登记政策仅仅针对“代码”这一单一维度，这意味着一个具备纯粹编程能力但不具备任何美术功底的程序员，完全可以利用AI绘画工具批量生成游戏或软件的所有美术素材与界面UI，只要其底层代码是手敲的，该软件依然能够顺利获批软件著作权；反观一个具备极高美术审美、业务统筹与提示词逻辑规划能力的非编程开发者，其尝试利用AI编程助手辅助生成底层代码，辅以自己原创的精美美术素材与业务逻辑来构建一款创新软件时，却因其包含了AI生成的代码片段而被版权中心严厉拒之门外。

目前，国内数字经济正在大力推动“一人公司”或超级个体模式的发展。究其根本驱动力，正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质变终于能够跨越编程门槛，让大量不具备传统代码编写能力但极具商业洞察力与设计天赋的人员，也能顺利让自己的创新想法落地为可运行的软件产品。

软件的核心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与满足用户需求，如果行政机关在确权审查中坚持“唯代码论”，赋予懂代码的开发者使用AI美术的特权，却剥夺懂设计的开发者使用AI代码的权利，这实质上是确立了“代码霸权”，完全背离了著作权法保护多元智力成果的立法本意。这种政策导向不仅否定了产品经理、UI设计师、剧情策划等其他研发参与人员的智慧与努力，更对我国软件产业的跨界创新形成了人为的技术壁垒。

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革新浪潮，固守传统的字面代码比对审查模式已显现出明显的时代滞后性。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制度必须进行现代化的体系重构，将保护重心从单纯的代码字符比对，全面转向评估人类对软件整体逻辑与系统架构的智力贡献。

我国版权审查机关应当转变固有的行政管理思维，摒弃要求申请人出具绝对不使用智能工具承诺的僵化政策。基于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制度的形式审查本质，要求审查员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软著申请进行宏观架构与接口独创性的实质评估是不具可行性的，但可全面引入申报环节的强制披露义务。

美国版权局在应对包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的登记确权时，就探索出了一套极具借鉴意义的规制路径。在涉人工智能图像小说《Zarya of the Dawn》一案的审查中，美国版权局先是取消了该小说作者的著作权登记，后再次审查时，明确确立了“剥离登记原则”：人类作者对作品的整体编排与文字部分享有著作权，但必须在申请中如实披露并明确排除由算法生成的独立图像元素。[9]

我国版权登记机关可考虑借鉴该经验，在软件著作权登记的确权环节，出台明文规范，要求申请人在提交软件著作权登记表时，负有如实披露是否使用以及在何种范畴内使用智能代码生成工具的义务，强制申请人在登记申报时如实说明使用相关智能工具的具体名称、应用环节与大致覆盖范畴。

在落实强制披露义务的基础上，版权保护中心应当在现有的登记证书体系中进行制度微调，增设包含“辅助生成内容”的软件这一专属法定分类，并同步在证书显要位置附载规范的权属除外声明。

对于如实披露包含算法生成代码的软件申请，只要申请人同时提交了能够证明其对软件整体进行了系统架构设计与宏观编排的鉴别材料，行政机关即应当准予登记。在最终核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显要位置，必须依法附载规范的除外声明，明确载明该软件证书的著作权保护范围严格受限，专属保护效力不及于由算法自动生成的基础代码字符本身，仅涵盖由人类独立原创的系统架构、特定的数据组织形式及人类编排特有代码的部分。

通过这种“确权+声明”的复合行政规制手段，既保障了诚实开发者获取整体软件确权证书的正当需求，为后续商业维权提供了合法背书，同时还有效地消解了行政机关对于部分主体可能滥用登记制度去垄断公共底层代码库的法理顾虑。

面对微观代码层面著作权保护力度客观弱化的宏观趋势，实务界应当积极引导软件企业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对于企业借助高度复杂的提示词工程所实现的核心商业算法逻辑，由于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面临相关部门可能不承认底层代码著作权的现实风险，企业可果断转变维权思路。

企业可依托企业内部严格的技术加密措施与保密协议制度，将这些核心算法与提示词序列全面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针对人类利用智能工具开发出的具备突出现实应用价值的新颖技术方案与运行方法，相关部门应当大力鼓励开发者积极寻求发明专利的保护。专利权保护的核心始终在于技术方案本身，完全不受具体代码字符是由谁敲击生成这一表象问题的束缚，能够为智能时代的底层软件技术创新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法律屏障。

随着各类辅助编程工具的快速演进，靠人力单打独斗去写基础代码的时代正在远去，机器直接输出标准可运行代码的边际成本正加速趋向于零。倘若相关管理机构依然固守过去的审查惯例，硬要把微观层面的字符来源当成不可逾越的红线，整个软件著作权制度的适用面必将面临严重萎缩。大语言模型等工具在开发环境中的普及，恰恰倒逼整个法律行业重新深刻思考软件工程的技术本质。一款有商业价值的软件，本来就不等同于代码字符的简单堆砌。其真正的竞争力，早就转移到了开发者的业务拆解能力以及系统架构设计之中。

综合来看，当前实务中针对软件确权推行的零容忍承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管理手段。一味要求申请人自证清白甚至将先进生产力拒之门外，对于解决公共资源垄断乱象或者保护真正创新其实都缺乏长远益处。从产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审查部门与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去倒查代码的物理产生路径，不如顺应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确权审查的目光重新聚焦到软件整体的架构设计与业务表达上来。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完全可以通过增设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规则，配合带有除外声明的分类登记程序，来从容化解眼下的实务僵局。如确立了按实质贡献度来分配权利的基本逻辑，管理机关将可能有效甄别恶意圈占代码的行为，同时切实保障不同技术背景开发群体的正当合法权益，最终促使软件知识产权体系回归到鼓励创新的正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