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追忆似火年华》封面、封底确定版式
编者推荐语：
以真挚书写流年，以赤诚追忆芳华，不事雕琢，却直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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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想的种子
1963年9月，我最要好的两个同龄邻居小伙伴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因为我的生日在10月，只能等到第二年才能入学。一下子落单的我，整天在家哭着闹着也要去上学。无奈之下，爸爸找到教育局说明情况，希望能让我插班跟读。
顺利通过“面试”后，比同班同学晚了整整两个月的我，终于在同年11月走进青岛临邑路小学，开启了美好的读书生涯。班主任梅老师安排我和眉清目秀的大班长姜宏同桌，可因为“男女有别”，姜同学除了“工作”需要，从不搭理我，还在桌子中间用铅笔划了一条“分界线”。
两年后，姜宏转学了，班主任提拔我当了班长。新同桌是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她在小男生面前，趾高气扬、目不斜视，课桌的“分界线”也依旧延续着……
2024年10月，小学同学孙玉利帮我联系上了这两位同桌。虽然几十年未曾谋面，但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很深。回想当年，男女同学之间总爱“划清界限”，现在想来，大概是受了些“封建意识”的影响吧，哈哈！
三年级时，学校在少年宫组织文艺演出，庆祝儿童节。我参加了表演唱《我有一个理想》。参演的同学分别装扮成工人、农民、教师、科学家等，唯独我穿着一套小军装，头上还戴着妈妈特意赶做的小空军帽。
演出时的场面和我领唱的歌词至今记忆犹新：“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空军当，要把空军当……”当兵的梦想从此深深根植在我心里。
小学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去青岛卷烟厂参观，带队老师和工厂领导一边带我们参观，一边反复强调“劳动光荣，工人伟大”。有些同学羡慕工人师傅娴熟的动作，纷纷表示将来要进工厂当工人，可我心里仍固执地坚持：我一定要当兵，当不了空军当海军，当不了海军当陆军……
我的姑父是海军军官，他很支持我的想法，还鼓励我说，部队条件艰苦，想当兵就得有好体魄，还要多读书、有文化知识才行。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打磨自己，提升体魄与学识。因为两岁时得过肺结核，加上小时候营养不良，我长着难看的“鸡胸”。妈妈便在胶东路波罗油子附近帮我找了武术教练，我每天一早起来习武，放学后还去操场“跑圈”。
为了提高文化水平，晚上除了完成作业，我还在吊铺上5瓦的灯泡下看书，常常被父亲半夜呵斥“浪费电”，没办法时就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看……
每当我疲倦或想偷懒时，都会想象“我是一个兵”的样子，以此激励自己奋发努力，为将来做准备。
四、“偷吃”月饼
当年，很多人家连花几毛钱都要仔细“记账”，小孩子想吃“枇杷梗”“蜜三刀”，钱都得从买盐买酱油的钱里“克扣”出来。把玉米饼子切成块放进碗里，倒点酱油，再添上一小勺“猪大油”，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便饭。偶尔趁“大人”不在家，偷偷用油炸“面块”吃，那感觉简直像过年一样。
这是笔者小时候回老家跟长辈“磕头”得的“压岁钱”
这是笔者保留至今，当年积攒的钱币、粮票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终于逮到机会，好好过了一次“馋瘾”。
那天，我和姐姐在家正为谁刷碗谁扫地打得不可开交，跟我妈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姨来到我家。瞧见大姨手里提着两包裹着大红纸的月饼，我立马破涕为笑，亲热地把大姨拉进里屋，又是搬凳子又是倒水，眼睛还时不时往桌上的月饼瞟。大姨见我贼贼的眼神，临走时特意嘱咐：等“大人”回来你们再吃……
从我记事起，每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爸妈都要分别给平度老家的爷爷奶奶，还有远在新疆的姥姥邮寄月饼。每每老爸用自制的木头方盒装月饼，我都会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个个散发着香味的月饼。为了能多装一些，老爸会把几个月饼掰开塞到空隙处。我在家是老小，老爸一般都会顺手把掰碎了的递给我几小块让我过过嘴瘾（哥哥姐姐没这待遇），而且每次装盒后包装纸里“残留”的酥皮月饼“渣渣”也统统归我享用……
大姨走后，我们姐弟先是四目相视，然后不约而同地各自打开一包，希望会有酥皮月饼，那样的话可以在“大人”来家之前把“渣渣”处理处理。
遗憾的是两包月饼都是“实皮”。可我抵不住馋虫的百般勾引，实在是熬不到爸妈回家啦！看到两包分别是五个一斤的包装，便跟姐姐商量：我们一人吃一个吧，爸妈会认为大姨给的月饼是四个一斤的（当年确实有四个一斤装）。这个建议正中姐姐下怀，她巴不得我先张口呢，万一“出事”也好推卸责任，于是立马答应。
各自手中的月饼转瞬吃完。没过瘾啊，咋办？！ 我们两个小馋鬼凑在一起紧急“磋商”，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再分吃三个，等“大人”回来就说人家送的是一斤五个的！
那月饼下肚的瞬间，那种美妙的滋味，是如今的孩子吃再好的东西都体味不出的！
刚把“作案现场”处理完毕，妈妈来家了。我淡定自若地汇报了大姨来访的前后经过，特意渲染了跟月饼无关的一些情节以转移妈妈的视线。当我突然发现包装有点皱皱巴巴，怕妈妈生疑，还“主动出击”说“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是黑芝麻和五仁的，不是酥皮的……”
在妈妈眼里我一向很乖巧、很诚实。一切天衣无缝、相安无事。
全家吃晚饭时我谎称不饿，实则是肚子里早已被月饼填得满满当当！象征性地喝了半碗粥，就上阁楼拿出一摞小人书。《鸡毛信》正看得津津有味，冷不丁打了一个嗝，开始还得意地“回味”香甜的月饼，不想打嗝的频率越来越高，嗓子开始“上油”，想吐吐不出，刚咽回肚里，又反上来。如此上上下下、折腾不休，我有点招架不住了。想跟爸妈求助，又担心“东窗事发”招致皮肉之苦……
挺着，就这样咬牙挺着。直到夜半钟声响起，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几天后爸妈给爷爷奶奶姥姥邮寄月饼时，我主动放弃了提前过嘴瘾的“待遇”，跑到院子里跟小朋友“摔泥巴”“玩打仗”去了。爸爸妈妈很纳闷，可能还以为儿子在学校读书懂事了，学孔融让梨呢！
从那之后，我几乎没再吃过月饼！
及至前几年，我才在年过九旬的母亲面前“坦白”了此事。
“可该打了，可该打了！”老娘对“乖巧”“诚实”的儿子居然做出这等事很是惊讶，不住地嗔怪道：“人情都叫你们这不懂事的小东西给耽搁了……”
五、 “杠铃车”与“堆雪人”
20世纪70年代前后，大街小巷上跑着的钢铃车和那一场接一场的大雪，“过来人”都记忆犹新。
每到冬季来临之际，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钢铃车队”便不约而同地开赴各粮店、菜店、煤店。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过冬的地瓜、白菜和煤炭，虽然寒气袭人，却人声鼎沸，处处充满欢声笑语。
像有约似的，各家兄弟姊妹中的老大、老二负责付款、搬运之大事，如我这些“小字辈”，则承担“挨个儿号、领个票、吆喝旁人让让道”之类的“低级劳动”。那时候马路上的机动车很少，大大小小的钢铃车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车行道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场面很是壮观。
钢铃车径直“开”进居民大院后，楼上楼下、邻舍百家便张罗着手搬肩扛、你传我递，如同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夜幕降临，窗外呵气成霜，屋内温暖如春。各家各户炉火通红，大人小孩在不甚明亮的白炽灯下，吃着香喷喷的地瓜、白菜炖粉条，各自叙说着一天的所见所闻……
当各家过冬的“物资”储备完毕，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就到了，鹅毛般的大雪也随之飘落下来。于是，小伙伴儿一起欢天喜地地跑向户外，手捧雪花任想象乘着寒风张开翅膀……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冬天就等同于雪天，雪天完完全全就是我们孩童的专属世界。
通常地面上的第一场雪还没融化，第二场雪又如约而至，人行道上便积起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冰凌。男孩子或直立在木板上，或盘腿坐着，从高坡上一滑而下。有时撞倒在一起，也没人在意，爬起来接着滑。女孩子则喜好“堆雪人”。兴趣正浓时，冷不丁会有爱搞恶作剧的坏小子上前捣乱，要么把“雪哥哥”鼻子踢歪，要么把“雪弟弟”的耳朵踹掉。可怜兮兮的小姑娘会哭喊着“俺要告你妈……”，可当另外的男孩主动上前相助时，她们又立刻破涕为笑……
这是冬天里小女孩的“最爱”
如今的孩子大都生活在蜜罐里，不要说买煤买粮买菜不曾体验，就连刷碗扫地这些微不足道的家务也都懒得伸手。暖气更替了火炉，海鲜、麦当劳取代了地瓜和大白菜。吃喝无忧却时常“郁闷”，生活富足反倒营养不良。邻居阿姨近在咫尺，见面竟形同陌路。偶尔下场雪，也鲜见他们欢呼雀跃的身影……
“世道”在变，变得让人恍若隔世；大自然也在变，变得让人怅然若失。由此我对冬季孩提时的记忆分外珍惜，对满街跑的“钢铃车”和让人清心爽心的那一场场大雪留恋不已……
六、“拉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拉崖”都不陌生。
“我十一二岁时经常在放学后或周日在青岛热河路与大连路交界（煤店）处跟同龄的伙伴“抢活”：用一根带钩的绳子，挂到地排车上，帮车主把满满一车货从热河路下端的煤店一直拉到上海路口，为的是能挣五分钱！
有一次，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拉了重重的一车废铁，有个大男孩抢先一步将钩子挂到车上。眼看能挣“大钱”的活让别人抢去了，我只好到车后帮着推车。这样虽然只能得三分钱，倒也满心欢喜……”
几百米的路，陡陡的坡，炎炎的烈日……刚到无棣路口，我已经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可想到坚持下来，又能租到几本“小人书”，或者买一根可口的冰棍，在车主不断地“使劲”的吆喝声中，我还是拼命咬着牙往前推。
还有不过二十几米的路程，“工钱”马上就要到手的时候，一个“聪明”的念头闪入我脑际：出这么大的力才得三分钱，我何不拿它几块废铁，少说也能卖个三毛五毛。说时迟，那时快，我抽出几块铁，撒腿就跑。
没想到，我这一松手，这车立马就大大降低了前进的速度。车主回头一看，立马停车疾步追过来。那个年代十几岁的男孩有几个不是体轻如燕？我虽然负重，但还是很灵巧地翻了几座墙，便远远甩掉了车主。
正当我自鸣得意，若无其事地拿着战利品哼着《打靶归来》进入楼道的时候，母亲突然从身后闪出，揪着我的耳朵就往家走。坏了，原来车主没抓住我把我告发了！
唉，不就几根铁棍吗，我一个小孩子家，出了多大的力，你好意思找上家门！正在琢磨呢，家中量衣服的木尺已经打将过来。母亲边打边骂：你给我丢老了人了，咱家几辈子就不兴随便要人家的东西，更不用说偷。我叫你偷，我叫你偷……
我连连告饶：“别打了，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
母亲打骂完了还不算，非要让我把铁棍送还车主。
第二天，还是那个时候，我又等到了拉大车的人，把那几根铁棍递了上去，诉说了挨打的经过。车主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说，“不要了，算我送你的，拿去卖了吃冰棍吧。”
“不，”我说，“我妈说，家里老一辈就不兴拿人家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也挺有意思，我四岁那年“偷拿”表姐的大花生，大人们一笑了之；和姐姐“偷吃月饼”时，因为耍了点小心眼，没被大人发现……这次“偷铁”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让我尝到了苦果。
慢慢长大了，家庭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这代人曾因无奈而做的“偷嘴吃”之类的事，现在的孩子根本理解不了，更不可能经历，只能成为笑谈，成为历史。
七、“洗海澡”
生活在青岛的“过来人”都记忆犹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洗海澡”几乎牵涉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
我是读小学五六年级时跟随邻家大哥哥到浴场，从“漂浮”“狗刨”开始，“稀里糊涂”地就学会了游泳。从那之后，游泳成为我最喜爱的运动形式之一，直至现在我仍然坚持下海游泳，不论酷暑严寒，不分春夏秋冬……
当年第一海水浴场，盛夏时节几乎每天是如此这般“下饺子”
每到中午时分，成千上万的大人小孩从四面八方或徒步或骑车，或由单位组织坐着大巴、“解放”卡车汇集到第一海水浴场。那时候，外地游客很少，浴场基本上都是青岛本地人。每个单位、每所大中学几乎都有自己的更衣室。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一般都在室外旁若无人地匆匆换上自制的、一侧系带的那种简易三角裤衩，然后扑向大海的怀抱。
当年的“更衣证”
随着游泳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天趟“防鲨网”成为常态。在满潮的情况下我会潜入海底抓出一把沙给同伴看，以此显示自己的“能耐”。那种感觉啊，不是一个“爽”字所能形容的，更不是如今陶醉于手机游戏中的孩子们所能体会到的。
上岸后，小伙伴们跟所有入浴人一样，或躺或坐在沙滩上，任由海风拂面，随意谈天说地，尽情地享受日光浴和空气浴。那时候人们没有现在这么讲究，没有涂抹防晒霜一说，包括大姑娘小媳妇都没把紫外线当回事。“黑是健康的美”更容易被接受。
玩够了，晒透了，我们会第二次、第三次下海，直至筋疲力尽，才意犹未尽地走向更衣室。
冲淋时，青松肥皂都舍不得多用
泳后回家途中，感觉饿了，便用给家里打酱油、买盐赚出的零钱买一两“枇杷梗”或“蜜三刀”垫垫肚子。有时尽管不情愿，也还是要分点给小伙伴，目的是“封口”，别让他们告诉“大人”。然后带着黑里透红的面庞急匆匆回到学校，走进教室打着瞌睡听老师讲课。
“洗海澡”的回忆不全是甜蜜，也有不快，甚至伴有痛苦。
我十三岁那年，刚入夏日，妈妈花了三元钱给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有一天中午我如常跟小伙伴去游泳。换上泳裤后，因为大汗淋漓，先去更衣室用凉水冲了冲身体。出来要去存衣服时，突然发现一只鞋不见了，找遍所有地方也没有踪迹。
当年能穿上这款凉鞋已经算是高档次了
那年月，别说丢了双鞋，就是丢了条旧毛巾、丢了一小块“青松”肥皂，回家也得挨顿揍，还要罚到后院提几桶水回家！
哪里还有心思游泳啊，赶紧回家找揍挨呗！
烈日当空，闷热难耐。因为柏油路烫脚，我不得已赤着一只脚从海水浴场开始往热河路的家中快跑。
心里惦记着那昂贵的新鞋，还考虑着回家怎样跟大人交代，踩在一些被骄阳晒化的柏油路段，我居然没有任何感觉。
终于，我失魂落魄般地回到家中。正在床边绣花的母亲看到我赤着一只脚不声不响地进了家门，很纳闷地问我：“孩子，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妈，我，我不小心把您刚给我买的新凉鞋丢了一只……”
没想到，妈妈若无其事地说了句：“丢了就丢了吧，我再给你买一双。”
早知道妈妈如此态度，我何不从容地游完泳，悠闲自得地回家啊！
直到此时，我才把沾满“臭油”的脚底抬起来看，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感觉到疼痛，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第二节 初中时光
1969年9月，我小学毕业后被“划拨”到青岛新华中学（现青岛第六中学）就读初中。那时，学校位于闹市区的热河路上段，地方不大，足球队却声名远扬。足球专业出身的许义德老师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校足球队多次夺得青岛市初中组冠军，培养出不少足球人才。其中，曾入选山东省足球队的戴仁庆和刘增民便是典型代表——戴仁庆是我的校友，刘增民则是我的同桌。
那时，笔者（左）几乎每天放学后都要去观象山小操场跟同学踢球
一、武作育老师
我初一的班主任是武作育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当年四十六七岁，在我们学生眼里，虽然他是个“干巴老头”，但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性格开朗幽默。不论带班还是教课都让我们心悦诚服。
记得上初中后的第一次校会上，学校号召大家捐铜献铁，我很听老师的话，在自家居民大院把一块深埋在地里的生铁挖出来送到学校。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引起了武老师的注意。武老师了解到我小学担任过班长，很快便“提拔”我当了初中班长。
武作育老师当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学术水平在青岛市小有名气。听武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他能把一篇艰深的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深讲透。
他备课很认真，可授课过程中，他都是把教案和课本往桌子上随便一放，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唐诗宋词、名家百篇……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武老师善于启发诱导，当堂消化。
为了鼓励学生写好作文，武老师经常邀请一些同学到他家，拿出已经泛黄的剪报，让我们看他发表过的文章，激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成名成家”……
要知道，他的观点在当时是极其“反动”的。可就是他的“反动”让我在崇拜老师的同时把老师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兴趣、动力，加上武老师高超的授课艺术，使得我们这个班同学的语文水平普遍很高。曲江川同学后来成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我本人1979年参加高考，语文下的功夫最少，成绩却最好。
读初一时，笔者（中间）跟同学在鲁迅公园合影留念
从初一上学的第一周起，武老师每天带我们跑步。他先花5分钱到饭店喝一碗豆浆，然后赶到学校跟我们一起沿着江苏路跑到太平路，再经东方饭店绕到青医附近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有一次，刚到“折返处”，突然下起大雨，武老师完全可以顺道回家，可他大步跑到队伍的前面。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中，男女同学在一种神奇且神圣的力量支配下，跟着老师“勇往直前”，最后“胜利”返回。
我们几个好运动的同学，每天队伍解散后感觉“不过瘾”，喜欢在江苏路“大上坡”（山大医院处）等公交车经过时，跟公交车“一争高下”。
那时的公交车“档次”比较低，加之载客量大，行驶速度非常缓慢。虽然开始时司机加大油门瞬间把我们几个中学生甩得很远，但到了半坡，公交车逐渐减速，跑得越来越慢，司机不得已将挡位一减再减……最后几十米其速度跟人行走差不多，这时候我们会“乘虚而上”，最后关头会“逼近”甚至超越公交车……
有付出就有收获。我们班在校运会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很多同学在身体素质得到提高的同时，都养成了爱运动的好习惯。
武老师只给我们当了一年的班主任，但他的人格魅力、教学能力和风格让我受益终身。
武作育老师87岁高龄时，我们几个同学请他吃饭，庆祝教师节
上面两张照片是笔者2013年教师节给武作育老师留下的“最后影像”
三、 车轮下跑出的亚军
1972年12月31日，学校组织庆元旦越野跑。
一大早，同学们兴高采烈、三五成群地来到第一体育场（天泰）集合。简单地做下准备活动，脱掉外衣，伴着一声枪响，数百人的队伍便浩浩荡荡沿武昌路、南海路经韶关路、湛流干路（香港西路）向设在中山公园附近的终点奔跑……为了能取得名次，我一开始就紧紧跟在校足球队几个人高马大的同学后面。
进入韶关路，我们“第一军团”已经把“大部队”远远甩在了身后。“只要能咬住牙坚持到底，挂名是没问题的……”我心里这样想。几个足球队的同学此时似乎加快了脚步，估计他们是在考虑如何拼掉对手，进入“前三”甚至夺冠。
跟足球队员们比，我体力明显不支，速度逐渐减慢。从韶关路拐向湛流干路时，我感觉呼吸变得急促。尽管路边的执勤老师一再高喊：靠近左侧人行道跑，注意车辆！我心里虽然清楚，但腿脚已经不听使唤，迷迷瞪瞪地突然就偏向了车行道。此时一辆解放牌卡车刚巧驶来。司机见状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我被撞倒了！
倒地时我大脑没有像小说中所描述的会出现“一片空白”。恰恰相反，被撞时我就地打了一个滚，在那不过千分之一秒的瞬间，我脑海中居然同时出现了六个画面：（1）一个巨大的车轮十分清晰地径直朝我渺小的身躯压过来，而我没有丝毫的恐惧，甚至有一种要解脱的轻松感；（2）我知道我在翻滚，但两个画面交替出现：一是跟车轮同方向翻滚，二是逆向将自己滚进了车轮；（3）没有参赛的男女同学在终点朝我微笑并招手，祝贺我取得了好名次；（4）我跟老师和同学道歉：身为班长，比赛前曾反复跟同学强调要注意安全，结果自己却成为“反面典型”，给学校添乱了；（5）老爸让我到煤店跟哥哥一起排队买煤，却突然发现找不到我了；（6）卢同学借给我看的那本《苦菜花》说好这几天要还……
人，缘何在极其短暂的时刻脑海会出现多个画面，同时交叉想到那么多问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教授，曾于1987年与同事刘建勋教授一道，随机选取唐山大地震的100位幸存者开展濒死体验调查。相关研究成果于1992年发表在《中国神经科杂志》，后又在世界权威期刊《濒死研究杂志》发布，引发全球科学界关注。
当我若干年后从媒体上看到这一消息时，才突然意识到，我读初中时的那次被撞经历，其实就是特定情形下的一种濒死体验。
言归正传。得亏那大卡车司机将车稳稳停住，也得亏我比较灵活，倒地后没有“滚”错方向，得亏…… 我跟死神照了面后自己又爬了起来。
司机见我没大碍，连车都没下，径直加油开溜。
骑自行车随队前行的体育组郑老师不干了，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拼命砸向“解放”，然后骑车猛追了一段路……
执勤的老师赶紧过来探望，但见我已经抖完身上的尘土，拍马跑去。
说来也怪，前后不到一分钟的生死经历对我来说居然像打了鸡血一般，所有的疲惫困乏都烟消云散，奔跑的速度明显加快。
被车撞倒时，又有几个同学从旁边跑了过去，我的名次落至七八名之后。此时距离终点只有不到两百米的距离，领先的同学多数已经摇摇晃晃举步维艰了，而我却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将一个又一个同学追了过去，最终夺得全校第二名……
当天晚上几位老师专程去我家里看望了我。父母听老师讲了事情的经过，很是后怕。大家一起对我反复“查验”，结果除了被车轮碾破的裤脚和解放鞋上留下的印痕外，身体安然无恙！
这是笔者“冒着生命危险”冲刺后得到的“奖赏”——小笔记本
四、 老实孩子闯大祸
在学校里，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谁也没料到，我这个“老实孩子”竟也常常“闯祸”。
读初二时的一天下午，我闲来无事，拿起一根木棍瞄准日光灯下的拉线开关头打去，不想开关绳头不偏不倚正砸向灯管，只听“砰”的一声，日光灯管应声碎裂。我害怕极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赶紧凑钱去中山路买了新灯管。刚在教室装好，班主任老师就进来了，他板着脸一言不发，只是临出门时，我感觉他特意瞪了我一眼。坏了，肯定是哪个同学告了密，老师一定会“叫家长”……越想越怕，最后我忍不住趴在桌上号啕大哭。
“事发”三天后，一个和老师关系不错的女同学把这事告诉了班主任，结果老师一脸诧异：“有这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第二次“闯祸”动静更大，差点闹出“人命”。那天，郑老师在观象山的篮球场给我们班上体育课。准备活动结束后，我们分成两组踢足球。踢到下半场时，我带球突破，和对方后卫孙岗撞在一起，双双倒地。我的右膝盖重重压在他肚子上，疼得他直咧嘴，而且迟迟不见好转。见势不妙，老师和同学赶紧把他就近送到市立医院，检查结果是肾挫伤，尿蛋白“4个+”。
我吓坏了，立刻告诉家长，老爸第一时间就带着水果和钱赶到医院。
这事要是搁在现在可麻烦了，家长肯定不依不饶，“肇事方”和学校恐怕都要耗费大量精力、时间，还得给经济补偿。可孙岗的父母虽然心疼孩子，面对校领导、老师和我爸爸，却表现得十分大度宽容——他们坚决拒收钱物，还淡淡地说：“小孩子踢球，碰碰撞撞很正常……”
笔者（左）当年在观象山篮球场与同学踢球后拍摄的照片
我第一次“闯祸”是“损坏公物”，第二次是撞伤同学，第三次的“大祸”竟撞到了老师身上。
初三上半学期的一天课间，我帮忙给办公室的老师打开水。心里想着回教室和同学玩，走得有些急。刚从前院拐进通往中院的胡同，“砰”的一声，我手里的竹皮暖瓶撞在孙秀华老师的膝盖上。滚烫的开水从爆裂的暖瓶里洒在老师腿上，疼得这位年轻女老师眼圈泛红。几位路过的老师赶紧把她扶去卫生室。
孙老师在教导处工作，今年二十五六岁，皮肤白皙，端庄美丽。她的爱人是一位帅气的海军军官，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十分尊敬她。
孙秀华老师刚参加工作时的照片
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手里暖瓶胆的碎片还在往下滴着水珠，脑子里一片空白，知道自己又闯下了弥天大祸，内心满是自责。
我来到卫生室，看着孙老师腿上烫起的一片红水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老师忍着痛安慰我：“没关系，过几天就好了。”“老师，我……我……”见我仍惊恐不安，她又强作笑颜摆摆手：“快去上课吧，别往心里去，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那时真是不懂事，很快就把这事抛到了脑后，甚至没去办公室向老师道歉或问候。而孙老师呢，直到我毕业，见到我都和往常一样，总是满面春风、和蔼可亲，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当我自己也成为一名教师后，每每想起这件事，都感慨万千。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宽大为怀，什么是为人师表，什么是人格魅力，什么是以学生为本——这种无形的道德力量，让我永远感动，受益终生。
2006年，我在青岛新闻网社区论坛写下这段经历，希望能找到孙秀华老师。几经周折，终于有了消息：孙老师刚退休不久，受聘于一家私立学校教生物课。没想到三十多年没见，她依然风姿绰约、美丽依旧。见面时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吃饭时还能具体描述出当年我在校医务室尴尬窘迫的样子。
照片中大都是当年当年各方面的佼佼者，中间是著名诗人门秀山老师，笔者后排右二（红袖章与非常时期的标识毫无关联）
注：文中人物照片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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